朱枫：潜入宝岛，传回攻台绝密情报，遇害60年后八宝山迎回烈士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这是毛主席1950年1月上旬写的一首诗，当天他接到军委作战部送来的一批绝密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等等，对岸一切军事部署均在这批情报内。
主席看完问作战部长：“这样机密的情报，你们是怎么搞来的？”作战部长答道：“是华东局情报部派人送来的，他们安排了一位女同志去对岸，情报是她送出来的。”主席高兴地说：“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随后又拿出纸笔写下了开头那首诗。
华东局派出去的那位女同志就是本文要讲的主角朱枫。组织为何会派一位女同志潜入宝岛，她是如何获得如此重要的情报，她潜入对岸又有怎样的经历？今天这篇文章就来分享一下朱枫的一生。
朱枫，原名朱贻荫、朱谌之，1905年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舟山、镇海一带著名的大渔商，资产颇丰，娶了好几房太太，膝下儿女成行。母亲在她就读宁波竹洲女子师范学校时去世。
按照封建习俗，女大当嫁，没有了母亲的庇护，父亲做主替她答应了镇海人陈绶卿的提亲。陈绶卿在奉天兵工厂担任技师，也懂国学、书法、绘画，在文化上与朱枫有共同语言。唯一的缺点是他已经结过一次婚，妻子病故，留下四个儿女。遵循父亲的意愿，朱枫接受了这门婚事，于1927年远嫁沈阳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奉天兵工厂也被日本人占领。陈绶卿不愿给日本人造枪炮，带着妻儿回了故乡。在沈阳生活的四年，也许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每天有家人相伴，自己也生下了两个女儿，既是妻子又是母亲，完成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角色。
不幸的是，朱枫回乡的第二年，丈夫感染了霍乱，开始以为是小病只胡乱吃了几副中药。结果病情反而更严重，送到县里的西医院时，已经来不及救治，病故时年仅34岁。朱枫凭借母亲留下的遗产，一个人照顾着一大群孩子们。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当地成了抗日后援会，朱枫也参加了后援会的救护队，并结识了很多抗日进步人士。此后她改嫁了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朱晓光是一名党员，成了朱枫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夫妻两人举家离开镇海，到武汉投奔朱晓光二哥，并参加了新知书店的工作。这是三联书店的前身，由左翼文人创立，迁移到武汉后受中共长江局领导，是我党在思想战场的重要武器。当时书店经营非常困难，朱枫从变卖镇江家产的钱款中拿出500大洋捐给书店。
武汉沦陷，新知书店迁入桂林，由于大后方物资匮乏，无法供应印刷制版用的薄型纸张。为了控制舆论，日本人将这种特殊纸张列为“战略位置”，日伪商人抬高了几倍价格。
朱枫外祖母传下来一枚3克拉钻戒，由母亲再传给她，朱枫非常喜欢。但为了让书店继续开下去，她用这枚钻戒兑换了三千元“储备票”，购买了一批日本产的薄型纸，解决了书店的燃眉之急。
1944年，因工作需要，朱枫调到上海新知书店工作。由于日伪的高压统治，书店已经转入地下，发展“副业”作为掩护，并建立了一个叫“同丰行”的贸易机构。朱枫才到上海数月，由于一名叫王补生的内部人员投敌，日伪特务对新知书店所有机构工作人员进行了搜捕。
朱枫正好外出办事而幸免，她了解到暗藏在办公室内的材料仍没有被敌人发现，叫来一位同事放哨，自己爬窗潜入“同丰行”办公室，取出了暗藏的支票和账本。这笔钱为日后营救新知书店工作人员和安排他们转移发挥了巨大作用。
日伪未抓到朱枫威胁要抓房东，为了避免无辜人员遭殃，她主动投案。在敌人的监狱里她遭受了严刑拷打，一个富家子女哪吃过这种苦，但朱枫却咬紧牙根一个字也没吐。远在苏北根据地的新知书店创始人徐雪寒得知消息后，赶到上海通过关系找到大汉奸陈彬说情，加上日伪最终也没查出来任何东西，便将工作人员放走了。
朱枫出狱以后在医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健康，经历了这次事件她的信念更加坚定，在徐雪寒的介绍下入了党。
1948年秋，朱枫奉调到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全面反攻阶段。越来越多的进步人士躲入香港，并向中共靠拢。国民党特务频繁在此活动，香港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朱枫秘密从事财经和情报工作。
40年代照片
由于参与革命事业，朱枫一家人聚少离多，女儿长大后送去学校，两个幼子已经托付给亲戚照顾。儿子甚至不知道朱枫是亲生母亲，偶尔见面时只叫姆妈。丈夫朱晓光为了书店经营，常年往返各地，此时正随解放军南下，在上海组织创建新华书店工作。
两人中断了3年的联系得以恢复。即便天各一方，却丝毫没有影响感情。她曾在一张寄给丈夫的照片背面写一几句诗：
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革命年代的爱情包含着共同的信仰和同志的情谊，字里行间流露着舍小我顾大局的思想。朱晓光常年奔走各地，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病。朱枫很想回上海与家人团聚，但工作也离不开她。
上级了解到她的实际情况后，决定把她调回上海。1949年八九月间，朱枫将手上的工作全部完成后，才写信给丈夫：“现在随时可以走了！”
情况很快有了变化。在解放金门的战役中，由于不熟悉敌情等众多原因，解放军遭遇重大失利。华东局决定派人潜入台湾与当地组织建立联系，收集军事情报，为下一步作战做好准备。经过慎重考虑，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决定派朱枫担负任务。
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何会交给一个女同志？组织当时考虑到，朱枫办事稳妥、为人机敏值得信任，并且她已经到港工作几年，由港入台身份不会太敏感。此外，朱枫在台有亲属，便于掩护开展工作。虽然非常思念亲人，但朱枫仍然以大局为重，接受了这个任务。
朱枫前夫陈绶卿留下一个继女小名阿菊，自小由朱枫抚养，两人关系密切。阿菊长大后朱枫通过关系送她去上海学习无线电，后来加入了国民党电台系统，当时她的丈夫王朴已担任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
朱枫曾与阿菊通信，阿菊在信中说年初已经生了男孩，欢迎妈妈来台小住，并让丈夫帮她办理了入台证件。在赴台前，朱枫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兄去菊处小住，尚须两个月方与妹聚首，请勿为兄操虑。”这里的“兄”是朱枫自称，“妹”则是指丈夫朱晓光。
朱枫到台后不久便与当地组织负责人蔡孝乾碰面，蔡在党内资历非常老，是唯一一位参加长征的台籍人士。两人交换了情报，蔡孝乾表示目前岛内形势非常严峻，已有高层被捕，行动愈加困难。他有一位大陆籍内亲在台居住非常不便，希望朱枫帮忙找女婿或吴石为她办一张出境证。
朱枫爽快地答应了，并在钞票上写上了女儿家的电话，约定下次见面时间。
吴石将军
此后，她又见到了另外一位重要联系人——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吴石将军，当时他已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解放战争中，吴石曾为组织提供过大量情报。上海解放前夕，受组织安排他随国军入台继续获取情报，代号“密使1号”。
国民党退台后两岸联系基本断绝。见面后，他将自己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整理好的绝密情报交给了朱枫，并对她说：“这些情报，比你我的生命都重要，希望你尽快送回内陆。”
按照预定计划，华东局情报部在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货轮上安排了一名特别交通员，朱枫将情报转交给他，最终送到毛主席手上。如果一切顺利，这批情报将为解放台湾提供极大帮助。
完成任务后，朱枫也收到上级“速回”的指令，她让女儿订了船票，并托人给上海家人带了一张便条，表示月内即可回家。在上海苦苦等候朱枫消息的家人，无比高兴。
正当朱枫即将离台之际，蔡孝乾被捕，不久之后就叛变供出了大部分地下人员名单。吴石得知消息后，立刻派副官通知朱枫让她先躲到酒店再想办法送她出台。
由于事态严重，通往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全被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可以飞往舟山定海机场。舟山当时还未解放，但那里离朱枫的老家镇海非常近，她计划去投靠当地一名亲属然后找渔船渡海。
吴石动用个人关系为朱枫签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她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1950年2月4日搭乘军机飞往舟山。台“保密局”人员在蔡孝乾身上搜出那张留有朱枫继女家电话的钞票，但去抓捕朱枫时却扑了空。
随后，蔡孝乾又供出了曾给他提供过情报的吴石，“保密局”人员立即找到吴石，并在他办公室找到了他签署《特别通行证》的材料，并得知朱枫下落。朱枫到舟山后，亲戚却不在家，她只能通过朋友的关系，躲入当地存济医院中，但还是于2月18日被捕。
这次被捕，朱枫深知凶多吉少。她又害怕“保密局”会利用继女阿菊一家人威胁自己，也害怕自己在酷刑之下坚持不住，泄露了组织的情报。她想到了自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对组织的绝对忠诚，维护自己的信仰。
她拆出藏在贴身衣物里的一对金手镯和项链，掰成小截，就着温水，忍着剧痛吞到胃里。次日，看守人员发现时，她已经处于昏迷状态。随后，她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几件金首饰被医生以泻药排出。朱枫纪念馆中，仍然保存着当年她在医院拍下的X光照片。
出院以后，朱枫果然被安排在“优待室”，“保密局”人员想“感化”她，让阿菊来探监劝说。称只要朱枫肯签悔过书，就可以保全性命。朱枫忍痛告诉她：“妈妈是爱你们的，但做人要有原则，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妈妈。”
1950年6月10日下午，朱枫被押到台北一个叫“马场町”的地方。从后来公布的照片上看，她毫无畏惧，一脸冷峻，似乎还带着一丝怒气。在行刑前，她仍然高喊：“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
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前夕，她曾在写给丈夫的信中描述对首都的向往：“多么有趣的地方啊！我也遥想着，只是不能去——想想而已。”只可惜，她再也没有机会看一眼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徐徐升起。
刽子手向她连开6枪，朱枫的生命永远停留在宝岛上，年仅44岁。消息传回内陆，朱枫亲人悲痛欲绝，同事们也无不惋惜。昔日老领导徐雪寒致信朱晓光安慰，并提到：
有关同志认为台湾未解放前公开纪念她是不相宜的。我也这样意见。组织方面愿意负责照顾她的孩子……有何具体意见，请提出来。
1950年7月，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签署文件，批准朱枫同志为革命烈士。
朱家亲属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可以找回朱枫烈士遗骸。由于两岸长期隔绝，这个愿望一直无法实现。直到2000年，台湾作家徐宗懋在内陆杂志上刊发了一篇关于吴石、朱枫案经过的文章。朱枫女儿朱晓枫与他会面，希望他能帮忙寻找母亲遗骸。
徐宗懋是一位热心人士，回台后动用了自己所有资源。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档案已经消逝，当事人也大多不在，加上那个年代许多人都用化名。徐宗懋历经曲折才找到朱枫在台的继女阿菊，当时她已经85岁。
由于经历过那个残酷的年代，加之怕影响女儿工作，尽管徐宗懋多次登门拜访，并带来她小时候的照片，老人仍然不愿多说。后来在徐的努力上，当地有关部门提供了当年的部分档案。
档案显示，阿菊曾申请领回朱枫遗骸，“军法局”已经同意，但不知何故同案遭杀害的其他人，遗体和遗物均有亲属签领，唯独朱枫的没有。朱枫火化后被埋在台北某处。由于当事人闭口不言，谁也弄不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突然改变主意。一切线索就此中断，徐宗懋也无奈地写道：
越到后来，我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枫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海峡的风、海峡的雨让它更显沉重，但这个问题绝不只是关于这道海峡，而是所有愿意付出自己生命让下一代获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
直到2009年冬，一位同样在寻找在台遇难父亲遗骸的潘先生，说他去台参加活动时看到一份《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上面编号77的无主骨灰罐标明朱谌文，疑似朱枫曾用名朱谌之的笔误。徐宗懋再次托人寻找，经查验，77号骨灰罐确是烈士朱枫。
由于两岸联系管道共同推动，很快就办妥了手续。2010年，有关部门包机将朱枫烈士的骨灰迎回北京，暂存于八宝山殡仪馆，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此时距离朱枫遇害已经60年。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朱枫这样作出过特殊贡献的烈士，可以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是国家给予烈士最高的肯定。
但朱家亲属决定将朱枫的骨灰归葬家乡镇海，让她的精神在家乡一代代地传下去。
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有一句台词：“我们的故事需要有人听，然后他们再讲给他们的孩子听。”许多无名英雄，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最终建立了新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名字并不为大众所知。当英雄归来后，我们应该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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