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曾：胡同里面的故事
童年的记忆系列之四
李庆曾：胡同里面的故事
(一)
1950年代，北京胡同的门牌号并不是像现在那样按照单双数来排列的。
而是以胡同尽头的第一家为一号，以下就按照顺序排下来，然后再转到胡同的另一边。
我家住的大兴县胡同36号的对面是7号。
7号是一个非常大的院子。
高大的门楼，二三米宽的大门和门道，高高的院墙，一看就是为大户人家所有。
这是一个三进式四合院，分为前院、中院和后院。
宽阔的庭院，仿古的建筑，非是我们住的那个小小四合院所能比拟。
三进式四合院。这个院子的外形、门楼及格局和7号院非常相像。图片源自网络
这个院子经常是大门紧闭，只是偶尔才有人居住。
平时只有一个老大爷看门。
这位大爷姓张，叫张国兴。他经常是一个人住在那里。
时间长了就和我爸爸成了棋友，没事儿就会摆上象棋杀上一盘。
老哥俩边博弈边斗嘴，偶尔也会争得面红耳赤。
这样一来二去，张大爷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张大爷虽然是看门的，但是抽的烟全部是中华和牡丹，最次的也是大前门。
而且一进门就给我爸妈递烟。
原来爸妈都是不吸烟的，但在那个年代能有这么高级的香烟抽，不动心那是瞎话。
张大爷一来，妈妈也总是拿一个大玻璃杯子，沏一杯非常浓酽的茉莉花茶给张大爷喝。
张大爷是上海人，年轻时混迹于青帮和红帮，为人豪爽大方。
当年掩护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包括后来的中调部部长孔原。
听张大爷说，孔原和许明夫妇俩对他非常照顾。
解放后便被机关派到这个招待所做看门人。
7号院的院落非常宽阔，张大爷在中院摆放了十几个大号的鱼盆饲养各种金鱼。
狮子头，望天，珍珠，龙睛可以说比较好的金鱼品种应有尽有。
在院子里养鱼，不免会招来一些野猫惦记。
鱼缸上尽管盖上了铁丝网，但猫的爪子还是会从网眼的空隙处伤害金鱼。
为了对付这些野猫，张大爷不知从哪弄来了猫笼子来抓野猫。
抓到的野猫就会成为张大爷的桌上餐。
张大爷成为我家的常客以后，我就成了7号院儿的贵宾。
有事儿没事儿，我都可以按大门上的门铃，让张大爷给我开门，我到他们院里去玩。
张大爷做饭的手艺非常高，我在他那里吃过几次饭，也吃过他做的猫肉。
2010年5月，我收养了小区的一只六个月大的流浪猫，名叫妞子，现在10岁多了。
我一直在为吃过她同类的肉而羞愧。
我家的小妞
时间长了才知道，这个7号院是中直机关的招待所。
在我的印象中，那里很少有客人居住。
即使有也就是一两个人，而且住不了几天就又走了。
但在文革前后，有一对老夫妇在那里定居下来，一住就是好几年。
时间长了，那家的女主人和我妈妈也成了朋友。
男的姓陈，我们都叫他陈叔叔。
他是中等个子，偏瘦，为人非常谦和。
见到我们大人孩子总是亲切地打招呼。
女的姓胡，我们叫她胡阿姨。
胡阿姨高高瘦瘦的，操着一口的广东普通话，能说也爱聊，那段时间她是我们家的常客。
从聊天中我们知道，他们夫妇俩刚从香港回来。
胡阿姨告诉我们，她在香港的身份是舞女。
现在看来，应当是以此身份来做掩护吧。
他们一家刚搬来时，文化革命还没有开始。
胡阿姨听说我爸爸在工厂做会计，工资是120元。她非常感叹地说: “啊，那不是会计师吗？”
文革刚开始，我爸爸就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遣返回东北老家劳动改造去了。
这时胡阿姨还会时不时地到我家看一看，和妈妈聊聊天。
并不像有些邻居那样，对我们另眼看待，拒之于千里之外。
一次她对我妈说，这些人瞎胡整，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
那可是一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她的话一旦传出去就会引来杀身之祸的。
可见她作为一位老革命干部的家属有着非常高的政治嗅觉。
(二)
我们院子的斜对面就是6号院。
6号院的大门虽然没有7号院的宽，但是有自家的车库。
我没有进过6号院，但从外表看，其建筑的质量一点不亚于7号院。
昔日的卢汉。图片来自网络
时间长了我们知道那里的主人是卢汉。
当时我们只知道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号称云南王。
1949年率领部下起义，是位著名的民主人士。
刚在百度上搜寻了一下，卢汉是60军的军长。
他在血战台儿庄等著名的抗日战役中立过大功，也是一位著名的抗日英雄。
在我们这些孩童的眼中，卢汉个头高高大大，有些微胖，为人亲切和善。
看见他坐小汽车回来，我们这些孩子会围上去。
他有时会让司机高叔叔给我们一些糖果。
记得有一次，高叔叔在门口擦拭他所开的吉姆轿车。
我非常有礼貌地走上前，向高叔叔问好。
高叔叔笑着拍拍我的头，从车座底下，拿出一支带有十分精美的皮套的手枪展示给我看。
我十分惊讶地说: “啊，这是枪！”
高叔叔笑着回答说:“这是武器。”
我当时还小，不懂得武器的含义。
但自从那以后，在我小小的脑海里就把枪和武器联系了起来。
(三)
我们另一边的斜对面是8号，就是东城公安分局的所在地。
分局的两边各有一条小胡同，被叫做东胡同和西胡同。
分局的大门朝南，一进大门就是一个挺大的操场，四面大多都是平房。
操场里边好像有一栋深灰色的二三层的小楼。
那时进进出出分局的车辆很少。
我们时常能看到，一两名干警，押着用绳子被捆绑的犯人进来。
可能在那时还有许多管理上的漏洞吧，有两次犯人逃出来是我亲眼所见。
一次就发生在我们院子里。
今日的东城公安分局。图片来自网络
记得那天好像是个上午，院子里没有人，大家都在家里忙些什么。
突然听到院子里急促而沉重的跑步声。
好像什么人从门外冲进来，从我们住的前院跑到了里院。
后面马上又传来了更多人的叫喊声。
当我从屋里出来，只见前院站了好几个警察，问我们看到什么人进去了吗？
院里的大人和孩子都面面相觑，大家都是刚从屋里听到吵闹声才走出来，只听到嘈杂声，但是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
正在这时，一个掏粪工人背着粪桶，从后院的茅厕走到前院。
他看到一群人都警觉地站在那里。
警察问他看到什么人往后跑了吗？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通过前院儿时，把一只胳膊放到背后，伸出两个指头向后面指了指。
警察根据他的暗示冲到了后院，我们也跟着跑了进去。
民警踢开了后院公厕的门儿，我看一个人穿着十分破旧的蓝衣服，面色苍白靠墙站着。
两位民警冲进去各拧着他的一只胳膊把他押走了。
另一次犯人逃跑过程就发生在我的眼前。
当时我和几个孩子在分局的大门口玩耍，突然看到一个人从操场的东边快步地冲向操场西边。
后面马上就传来了警察的叫喊声。
操场的西面有一个进出车辆的侧门。
这个门平时是关着的，并没有人把守，只是进出车辆时才会被打开。
这两扇大门上面并没有门楼。
只见这个人身手敏捷。
他冲到这个大门前，一脚踏了上去，然后身子一翻，就从大门上面翻越了出去。
当几位警察从我们玩耍的正门冲出去时，那个人已经从分局旁边的西胡同跑得无影无踪了。
(四)
我们住36号。
37号是我们一边的邻居。
这个院子也有门道，但大门和门道都没有我们这个院子的宽。
这个院子不分层次，方型的院子四周都有房子。
这大概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一进式四合院吧。
图片源自网络
在我作为孩子的眼里，这个院子住的都是大人，所以不常去。
只记得这个院子有一个姓崔的男子，被警察抓走了，说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逃兵。
我们另一边的邻居是35号。
这个院子没有门道，大门也是用破旧的木板做的。
院内四周的房子也非常简陋。
紧挨着院门住着一个姓马的人家。
男的拉平板车，女的神经有些不正常，她常会把火柴头咬到嘴里吃下去。
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比我大，另一个比我小。
妈妈通常不让我到院外去玩儿，我家的大门通常总是关着。
但小孩子总有好奇心。
我有时就会用脚蹬在大门的门框上，从大门的投递信报的孔往外看。
记得一次我正趴在门上的这个长方形的孔洞往外看的时候，只见邻居那个大些的孩子走过来，用手一扬，顿时我在孔洞上往外看的一只眼睛就被什么东西糊住了。
原来是被那个大些的孩子往我的眼里扬了一把炉灰。
我揉着眼睛哭着回家了。
记得妈妈是用硼酸水给我冲洗了眼睛。
并没有找那家的家长告状。
再一次，我在他们大门口，看见那个小些的孩子把炉子的通条插进炉子里，烧红后在木板上钻洞。
不知怎么，他玩着玩着一屁股就坐在刚用来钻洞的通条上了，把屁股给烫伤了。
他一边哇哇大哭，一边告诉他妈妈，是我把他的屁股给烫了。
他妈妈找到我家来告状。
尽管我多次说我并没有进他们院子，只是站在他家门口。
但妈妈依旧带人家去医院看病，换药，支付了全部的医药费，直到那个孩子的伤好了为止。
现在回想起这些，我仍旧无言以对。
这两个孩子现在如果在世的话，也是70岁左右的人了。
在童年时期就欺负弱小，满嘴瞎话嫁祸于人。
（五）
我原来始终认为，他们从小就撒谎做坏事，根源在于那个愚昧的家庭。
但我最近刚刚看到了一篇文章，完全颠覆了我的上述认知。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记述了自己儿时在清华园的生活片段。
一个大些的孩子捅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后，把年龄尚小的作者引入了蜂群。
这一恶作剧的后果可想而知。
而这位年龄尚小的作者伺机报复。
一次他失足落水。
大人把他救起之后，他一口咬定，是那个把他引入蜂群的孩子，故意把他推下水的。
这给那个大些的孩子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
据说，二者的家庭都有着深厚的清华书香背景。
如果说那个大些的孩子只是在恶作剧。
但是那个小些的孩子(也就是那篇文章作者)，则完全是小谋深算，编造瞎话，嫁祸于人。
我邻居的那两个孩子的父亲是拉平板车的，母亲精神又不太正常。
而清华园的这两个孩子好像都是书香门第。
这就完全颠覆了我原来的认知。
家庭的愚昧确实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但从精英家庭中走出的一些孩子也会坏得出奇。
而他们所做的那些坏事儿，或多或少地会带有他们家庭的“知识”色彩。
也就是说由于他们有“知识”，所以更会算计、更狡诈、更恶毒。
文革时期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乏其人，姚文元即是其中的极品。
可悲的是那个作者还把儿时的这一“作品”当作自己的得意之作，并没有任何的悔意。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他们在长大后会不会做更多的坏事？我不得而知。
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但愿他们不会走入“坏人变老了”的行列。
呜呼哀哉，可悲可叹。
2020-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