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名冠天下的虎丘茶
殷虹刚
草长莺飞二月天，春暖花开又一年，碧螺春明前茶即将上市，嗜好品茗者正翘首以待。如今碧螺春位列中国十大名茶，已经获得原产地域产品保护，是苏州的一张名片。不过，在明清时期，说起苏州的茶，世人首推的可不是碧螺春，而是虎丘茶。
虎丘茶的缘起，可追溯至唐代曾任苏州刺史的韦应物。据清初陈鉴《虎丘茶经注补》，韦应物在《喜武丘园中茶生》诗写道：“聊因理郡余，率尔植山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是韦应物最早在虎丘正式种植茶树。唐代苏州洞庭山也产茶，不过在陆羽《茶经》中仅列下品。陆羽曾寓居虎丘，品评天下第三泉，陈鉴对《茶经》只说洞庭山茶、不言虎丘茶表示不解：“岂羽来时，虎丘未有名耶？”其实，陆羽的《茶经》付梓于唐建中元年（780），而唐贞元四年（788）韦应物才出任苏州刺史，《茶经》中自然不会有相关记录。
虎丘茶发展至宋代，已稍具声名，北宋大画家李公麟曾绘有《虎丘采茶图》。据清初顾湄《虎丘山志》记载，虎丘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宋人呼为白云茶”。至明代，虎丘茶已名扬天下。文震亨《长物志》卷一二“香茗”中说：“虎丘，最号精绝，为天下冠。”明清之际的史学家谈迁在《枣林杂俎》“茶”条中也说：“自贡茶外，产茶之地各处不一，颇多名品，如吴县之虎丘、钱唐之龙井最著。”文震亨是苏州人，夸耀虎丘茶为天下第一，难免有“月是故乡明”的心理，而谈迁作为浙江人，把虎丘茶排在龙井之前，说明虎丘茶确实品质超群。
虎丘茶虽好，无奈虎丘弹丸之地，茶园只亩许，茶树仅百株，故年产量极少，只有几十斤，完全供不应求。因此当时常有人用天池茶冒充虎丘茶，以次充好卖高价。明朱隗《虎丘采茶竹枝词》说：“茶园掌地产希奇，好事求真贵不辞。辨色嗔香空赏鉴，哪知一样是天池。”清李楷《试虎丘茶》也说：“茶以丘得名，清绝泉无垢。他时饮其赝，吾亦欺吾口。至今始见真，用之安敢苟。”物以稀为贵，当时人以能喝到正宗的虎丘茶为荣。清初辛升《虎丘纪游》写道：“顷之，烹茶来供，啜之真如玉液琼浆，袭袭有清风生意。盖篱外便为茶树，僧家实主之，所以有虎丘真品供予辈耳。”言辞中不无夸耀之意。
虎丘茶品质好，名气大，却产量稀少，这一方面令其越发金贵，另一方面却也为后来的灭绝埋下祸根。茶园属于虎丘寺的寺产，本应由僧人经营，可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僧人竟因此受到官吏的盘剥。明万历年间，有高官向苏州地方官员索要虎丘茶，动辄上百斤。吴县、长洲二邑县令争相献媚，为防止原本极少的虎丘茶外流，初春即命令胥吏蛮横地封锁茶园。然而在茶树刚抽芽后，常有某一县的胥吏偷偷抢先采摘，使其县令能快人一步将虎丘茶献给高官以邀宠。落后的另一县令于是迁怒，“锒铛其僧，痛箠之”，而胥吏也趁机敲诈僧人。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十多年，虎丘寺僧人苦不堪言，又无计可施。有一次，文震孟对寄寓虎丘读书的朋友戏言：“设有僧具勇猛力者，拔去根株，无留纤寸，具此手段便许之成佛作祖。”
明天启四年（1624），一位京城大员巡察苏州时，因虎丘茶对僧人督责尤苦，有一位僧人实在不堪其扰，一怒之下，竟然真把山上的茶树连根刨起，薙除干净。事后文震孟特撰《薙茶说》记录此事。当时苏州的另一位文人冯梦龙在其所编《智囊》中也忍不住感慨：“呜呼！……为人牧而至使民伐树以避害，此情可不念欤！”不过，虎丘茶并未就此绝迹，据《同治苏州府志》记载“后植如故，采馈同前”，可见地方官吏并未体恤民情，而是继续肆意掠夺虎丘茶。清康熙年间，虎丘寺僧人将此事呈报给时任的江苏巡抚汤斌。汤斌特意颁布了一则题为《名山苦累未除等事》的公告，规定“嗣后各衙门不许……封锁茶园，恣行采取”。但很显然禁令并未得到长期有效的执行，据乾隆年间顾诒禄《虎丘山志》记载，禁令之后，“寺僧亦疲于艺植，茶遂萎”。看来为免受其害，僧人最终还是忍痛割爱，以一种低调的方式“薙除”了虎丘茶树。
历史上虎丘茶之所以享有盛誉，除虎丘山水清嘉，自然环境适合茶树生长外，其独到的制作工艺至关重要。明王士性《广志绎》评论虎丘茶说：“余观茶品固佳，然以人事胜，其采揉焙封法度，锱两不爽……苏人又谓纸收茶气，咸盛以磁罐，其贵重之如此。”可见虎丘茶制作及储存都非常讲究。明末徐树丕在《识小录》中也说：“苏州茶，饮遍天下，专以采造胜耳。”“以人事胜”“以采造胜”，这充分说明是苏州人技高一筹的制茶工艺成就了虎丘茶的传奇。虽然今天虎丘茶已经湮没无闻，但苏州人制茶时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仍然一脉相传，或许这也是碧螺春蜚声中外的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