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是蒙古大汗忽必烈在燕京东北郊所建的国际化大都市。由忽必烈的谋士刘秉忠、茶迭儿局达鲁花赤波斯人也黑迭儿丁规划设计，大都采石提举杨琼、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都水监少监郭守敬、行工部尚书段天佑、河北东西路都元帅张柔、张弘略父子协作施工。1267年，元大内皇宫落成，忽必烈召见赵孟頫，命这位大书法家为宫门题门联。他将陈叔宝《入隋侍宴应诏诗》略加修改，题在大明殿宫门上。1419年，明成祖重建北京城。皇城正门称“承天门”（今天安门），门前建千步廊，南端建大明门。成祖命大学士解缙题门联，他将赵孟頫为元大内宫门所书门联写在大明门之上。两门皆在北京城中轴线上，本文借以为题，讨论元大都中轴线古迹。容有不当之处，还望海内外研究者不吝赐教。元大都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重城。蒙古大汗忽必烈好巫术，刘秉忠投其所好，将大都外郭城设计成三头六臂两足的“哪吒城”，故辟十一门。正如张昱《辇下曲》所言，“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谶言若以砖石里，长似天王衣甲兵”。三头即南城垣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两足为北城垣健德门和安贞门；六臂则为东城垣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以及西城垣肃清门、和义门、平则门。元大都遗址范围：北至健德门元大都土城，南至长安街，东西两城垣在二环路。今北京建国门立交桥西南的古观象台，就建于大都东南角楼之上。1292年，大都新城落成，忽必烈诏令旧城及周边地区40万~50万居民迁入新城。目前海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元大都别称“汗八里”。殊不知，蒙古人和元代来华的西域人只将旧城（金中都）称作“汗八里”，而新城则称“茶迭儿八里”。造成误读的原因可能源于《马可波罗游记》的几种不同抄本。在原始抄本中，旧城名为Cambalech，意为“帝都”；新城名为Carimbalu，亦称Daidu（大都）。据法国学者艾琳·雷吉纳托考证，这是两个不同的突厥语名称，但被现代学者混淆。其中，Cambalech源于突厥语Khanbaliq（帝都），Carimbalu源于波斯—突厥语Catirbaliq（帐殿之城）。前者音译为“汗八里”，后者音译为“茶迭儿八里”。在冯承钧汉译本中，旧城、新城均音译为“汗八里”。在陈开俊等人汉译本中，旧城音译为“汗八里”，新城名未作音译，只称“新都”。在穆勒-伯希和的英译本中，旧城、新城均写作Khanbaliq（汗八里）。直到颜典（AdrienDupuis）根据古法文原本所作汉译本，并参考艾琳·雷吉纳托的考证，才首次正确地将二者区别开来：旧城音译为“汗八里”，而新城则音译作“茶迭儿八里”。北京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有三条河流从丽正门前流过。这三条河自北而南，沿元大都中轴线架有三座桥梁。第一桥为丽正门前护城河之桥，名曰龙津桥；第二桥为金口河之桥，名曰万安桥或周桥；第三桥为金闸河之桥，名称不详。北宋汴京（今开封）皇城中轴线上有两座桥：一为“龙津桥”，地处皇城正门朱雀门外；另一为“州桥”，位于宫城正门宣德门外。故元人将丽正门外第一桥称作“龙津桥”，第二桥则称“周桥”。后者与元大内金水河之桥同名，故二者常为现代研究者混淆。丽正门外周桥架于金口河之上，金口河于大定十一年（1171年）十二月由金世宗下令开凿。《金史·河渠志》记载：“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按：今通州区潮白河）……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金口河在石景山区麻峪村出水口引卢沟之水，亦称“浑河”。因落差太大，无法行舟，加上屡发水患，金朝只用了16年就将其封闭。在郭守敬建议下，元初重开金口河，以“漕西山木石”，结果再次引发水患。然而，蒙古大汗以兴建大都宫殿为第一要务，不顾百姓死活，大德五年（1301年）才将金口河彻底堵塞。祸不单行。至正二年（1342年），丞相脱脱重开金口河，名曰“金口新河”，导致大都许多民宅遭洪水冲毁。文献两次提及此事。浑河金口铜闸，在宛平县西南三十五里东麻峪，乃卢沟之东岸。金大定二十七年（按：“十一年”之误）始开之，名曰金口。卢沟以东流，其后水涨，恐为城患，乃堙之。至正元年因建言今上，敕太史院谘诹乡老利害，咸言累朝待开，于黎庶便益。以其文备申都堂宰执，以闻，可命太师脱脱仍以许右（按：“左”之误）丞许有壬董其事。决其水流，自丽正门第二桥下，通入运粮河。值水势建瓴，漫不可遏，居民遑遑，岸皆崩陷，奏旨，下铜闸塞之。运粮河即通州区北运河，北接潞水（今潮白河），源于温榆河。著将金口旧河深开挑，合聚水处做泺子，准备阙水使用。挑至旧城，又做两座闸，将此水挑至大都南五门前第二桥，东南至董村、高丽庄、李二寺，运粮河口。高丽庄即通州区张家湾村，村东南有一村落名“里二泗”，也即《元一统志》的“李二寺”。总之，丽正门外第二桥为金口河之桥，名曰“万安桥”，研究者均无异议。然而，史书罕见“万安桥”之名，往往称之为“周桥”。《析津志辑佚》提到周桥四周众多祠庙、民宅和街道。为便于讨论和今后的研究，我们将书中涉及周桥的元代地名标在《乾隆京城全图》上（图一），并将其地理位置、明清沿革和文献出处列表如下（表一）。
《析津志辑佚·属县》记载：“长春宫，南城故老云：此宫元（按：原）是女姑主之，后转为道宫，未知孰是。又云：长春宫水碾，自古金水河流入燕城，即御沟水也，入南葫芦套，盛襍（按：杂）莲花，复流转入周桥。”长春宫在北京西便门外白云观西侧，始建于唐代，初名天长观。金泰和三年（1203年）改名太极宫。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改名长春宫。1227年，丘处机去世，弟子尹志平在长春宫东侧建道场，取名白云观。元末长春宫毁于兵燹，唯白云观保存至今。在白云观西北流入旧城北城壕，实为“金口河”。金朝开凿，故别称“古金水河”。元末重开金口河，又称“金口新河”。20世纪70年代，在宣武门内大街路东嘎哩胡同开展民防工事时出土一段砖砌古河堤；1985年2月，在西城区绒线胡同东口紧靠人民大会堂西侧一处建筑工地南侧发现一处地下埋藏的古码头，侯仁之认为前者即金口河故道，后者为金口河漕运码头。在今西城区旧帘子胡同，明代称“莲子胡同”。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本注：“旧帘子胡同，帘或作莲。”由此推测，熊梦祥所说“盛杂莲花处”当在西城区旧帘子胡同。元大都有两座周桥：一为金水河周桥，在元大内崇天门（今紫禁城太和殿西侧）前；另一为金口河周桥，也即丽正门外第二桥。金口河从南葫芦套“复流转入周桥”，那么这座周桥当为丽正门外第二桥，故址在今人民英雄纪念碑西侧。在西城区旧帘子胡同东南洼地，今国家大剧院南侧至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明代称作“兵部洼”。《明正统实录》正统五年六月丙申条记载：“行在工部言：大明门（按：故址在今毛主席纪念堂）以西，地势卑下，雨潦所集，以是民皆徙居，留者无几。”高碑胡同，《乾隆京城全图》称“高坡儿胡同”。这条胡同发现过元代陶瓷窖藏，似为南葫芦套北岸店铺。明沈榜《宛署杂记》记载：“张老相公庙，嘉靖四十五年建。以上具在大时雍坊。”南葫芦套乃张老相公庄园，《析津志辑佚·古迹》称作“相君之苑”。不过，张老相公庙似非明代建筑。其文曰：“葫芦套，在城（按：大都城）南西。奉陪枢府相君祈雨南城（按：中都城），因过。所谓葫芦套者，乃相君之苑也。其内楼台掩映，清漪旋绕，水花馥郁，非人间景。”我们认为，张老相公即元初三朝元老张珪。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张珪主政枢密院，故称“枢府相君”。张珪之父即元朝开国将军张弘范，因崖山海战灭南宋而闻名天下。张珪祖父乃金朝降将、元初河北东西路都元帅张柔，当年曾为元大都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故张柔家族得以在元大都新旧两城之间兴建花园别墅。据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岳升阳调查，“在国家大剧院工地的北部，还曾有一条名叫花园大院的胡同，在这条胡同的中部，有一条形状不规则的无名胡同向东将花园大院胡同、法宪胡同和草帽胡同贯穿起来，此无名胡同与花园大院胡同南段、四眼井胡同和法宪胡同南段一起，构成一个不规则的图形，恰好与其下面的明代水塘形状相对应，应是环绕水塘形成的街道”（图二）。从其调查看，这个水塘在金口河故道南北都有，呈葫芦形。我们认为这个水塘即“葫芦套”，不过，明代只保留了故道之南水塘，称作“兵部洼”，而环绕水塘的花园大院即“相君之苑”。
《乾隆京城全图》称作“火祖庙”，位于西城区旧帘子胡同东口，庙北街道称“张相公庙街”。所谓“火祖”，乃道教真武大帝别称，亦名“火德真君”。元大都多木结构建筑，一旦失火，后果不堪设想。故火神崇拜颇为流行，大都城内外，到处兴建火德真君庙。1998年，西直门立交桥东南国二招宾馆出土了一尊元代真武大帝石坐像。像头部断缺，残高167、肩宽76、厚93厘米。身着道袍，右手仗剑拄地。山子座，座前浮雕海水江崖和龟蛇缠绕的玄武像。石像背腰处元代题铭曰：“大都通玄观住持提点李志真、提举弟子郑某某命工镶造，采石局副使常瑞、本局提领王秀。”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图三）。
今地安门外大街后门桥，元代称为“万宁桥”，俗称“海子桥”。万宁桥本为木桥。为便于祈雨，保佑木桥免于火灾，元人在万宁桥西北造火德真君庙（今什刹海火神庙），元人陈旅曾经撰文《大都海子桥火德庙疏》加以介绍。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御史魏初上奏忽必烈曰：“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大都大雨，流潦弥漫，居民室屋倾圮，溺压人口，流没财物粮粟甚众。通元门外金口黄浪如屋，新建桥庑及各门旧桥五、六座，一时摧败，如拉朽漂枯，长楣巨栋不知所之。里闾耆艾莫不惊异，以谓自居燕以来未省有此水也。”通元门即旧城（金中都）北城垣西北通玄门。据熊梦祥记载，至元九年洪水冲毁的旧城北护城壕木桥，包括“会城门西一，门外一，崇智门外一，光泰门外一，长春宫水门外一”，以及金口河周桥。元人在葫芦套北岸建火祖庙，其目的也是祈雨，保佑金口河诸多木桥免遭火灾。2003年，西城区旧帘子胡同出土了一批元代建筑石构件，包括许多石雕卷草纹须弥座，或为火祖庙主尊造像底座（图四），与之共同出土的还有一些黄琉璃龙纹建筑构件（图五），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绘汴京州桥本为木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院本根据其他版本改为石桥，桥孔装饰元代艺术特征的镇水石兽（图六）。我们怀疑，清院本《清明上河图》所绘石桥很可能是根据元大都周桥改绘的。在西城区旧帘子胡同出土元代建筑构件之中，还有一对石桥抵兽，用绿砂岩雕琢，高109、宽37、长101厘米（图七）。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品说明误作明代石雕。殊不知，明代桥头皆用抱鼓石，不用金元石桥特有的石抵兽。《析津志辑佚·风俗》记载：“都中桥梁、寺观，多用西山白石琢凿阑干、狻猊等兽。青石为砖，甃砌大方，样如江南。镜面砖，光可鉴人。凡桥梁、插门、坝堰，俱以生铁铸作锭子，陷定石缝。”值得注意的是，旧帘子胡同出土石桥抵兽与故宫永寿宫石屏风底座（图八）、断虹桥石抵兽（图九）相同，当为元代遗构。
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成祖重建北京城，将元大都南城墙向南拓展了800米，在丽正门外五门街建千步廊，南端建大明门。正统七年（1442年），明英宗“建宗人府、吏部、兵部、户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于大明门之东……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各衙门于大明门之西”。旧帘子胡同位于丽正门西南金口河南岸，今国家大剧院西侧。明洪武《顺天府志》将金口新河称作“新河水”。其文曰：“河在府城南丽正关外，此河系前元开浚，欲导金口水以通舟楫者，后竟莫能行而故道尚行，今时有潦泉通流焉。”由此推测，永乐十七年重建北京城时周桥被拆毁，规整石材用于明城墙，不成方圆的石抵兽则经金口河运至旧帘子胡同火祖庙丢弃。那么，这对元代石桥抵兽当为丽正门外周桥之物。2002年，国家大剧院建筑工地发现古河道，出土了不少木桩、金元瓦片、定窑系和磁州窑系白瓷片、元代红绿彩高足杯、元代钧窑瓷片、元代青白釉香炉瓷片。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岳升阳实地调查过该遗址，并对不同时期沉积层进行了分析，认为这里有金代早期金口河、元初金口河，以及元末金口新河故道。大剧院这段河道出有明英宗时期青花瓷片，说明英宗以后这条古河道才完全填平。其中，金代早期金口河故道宽度超过40米，北岸在西城区绒线胡同一线，南岸在高碑胡同一线。他还根据陈开俊译本，认为国家大剧院工地的金口河故道，就是马可波罗所言“汗八里大河”。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大都新城落成，约50万居民自旧城陆续迁入新城。据马可波罗记载，迁入大都新城的居民，不仅有旧城居民，还包括旧城周边方圆23里村民。危素《大都城隍庙碑》亦载：“至元四年（1267年），岁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庙社稷官府库庾，以居郊兆民，办方正位，井井有序，以为子孙万世帝王之业。”所谓“郊兆民”，指旧城市内和郊外居民。北京，唐代称“幽州”。《太平寰宇记》卷六九记载：幽州有三十四乡，其中“幽都十二乡，蓟县二十二乡”。据赵其昌考证，蓟县在东，有22乡，幽都县在西，只有12乡，说明幽州东部人口稠密，繁荣昌盛，而西部地区乡村较少，颇为荒凉。唐代墓志提到幽州24村落，四至为：城西30里有幽都县房仙乡庞村（今石景山区庞村）；城南20里有蓟城正礼乡胡垡村（今丰台区大葆台南1里）；城东7里有蓟县燕夏乡海王村（今东单御河桥），海王村东南邻燕夏乡甘棠村（今朝阳区广渠门）。金中都即在唐幽州城乡基础上发展起来。如果加上周边乡村，金中都比大都新城规模大，那么汗八里大河实乃横贯金中都城乡的一条大河。金世宗开凿金口河未能成功，但金帝从未放弃通州至燕京漕运工程。金章宗泰和年间，翰林院应奉韩玉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终获成功。漕船自通州航驶到中都城下。韩玉为此官升两级，授予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事。近侍局提点乌古论庆寿是这项工程的实施者。金闸河漕运之所以获得成功，归功于韩玉的两项措施：其一，放弃以浑河（今永定河）作为漕运水源，改用高梁河、积水潭清水。其二，在通州至中都间漕河设置数座河闸，解决了因落差过大造成河道存水不足的问题。1985年3月，北京市政四公司在西城区高碑胡同以南200米西交民巷东口挖电缆沟时，于地表下5米处发现金中都闸河古码头。在5米宽的壕沟中，发现六七百根直径约20厘米的木桩，木桩沿东西方向排列成行，共8行，每行间距20厘米，每两行间距70厘米。木桩的顶端都在同一平面上，腐朽层约1.5厘米，腐朽层下为黄色坚硬木材。1977年，在距此地20米处也发现过类似木桩。由于木桩顶端都在同一水平面上，显然是为了在上面铺设木板，这和河岸旁为护堤所夯下的木桩明显有别，故于德源认为该遗址确为一处古码头，并进一步判断其应为韩玉开凿的金闸河的码头，金闸河西端就在今北京西交民巷东口一带。今北京西交民巷和东交民巷与长安街平行，东起崇文门东北船板胡同，西至北新华街，中与羊毛胡同、前细瓦厂胡同、辇儿胡同、平安胡同、人民大会堂西路、兵部洼胡同相交，全长6.5公里，堪称北京最长的胡同。《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记载：“菜市，丽正门三桥、哈达门（按：文明门别称）丁字街（按：今东单）……太平楼，在丽正门外西巷街北，今钟楼街前亦有之。”西巷街即西交民巷，本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交民巷连在一起，《明英宗实录》称为“江米巷”。日本宫城县东北大学图书馆藏明代《北京城宫殿之图》，绘有东江米巷和西江米巷（图一○）。据孙果清考证，此图绘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至四十年（1561年），万历年间刊行。《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故知“江米巷”之名始于元代，意为“江南稻米之巷”。
金闸河源于燕京西郊高梁河。《金史·河渠志》记载：“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按：梁）河、白莲潭（按：今积水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金闸河从京西玉泉山引水，经紫竹院湖南岸金绳桥，注入高梁河。金绳桥是金代石桥，元代称之为“白玉石桥”，明代称“三虎桥”。熊梦祥还提到“和义门外石桥，金所建”。永乐十七年（1419年）重建北京城，将此桥拆毁，石材则用于明城墙地基。1965年，拆除西直门城墙时，发现一个金代龙纹石雕栏楯，当为和义门外金代石桥构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一一）。由此可证，金闸河必为金朝开凿无疑。元初郭守敬引昌平白浮神泉之水，入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挖长河至紫竹院湖北岸，东接高梁河，向东流入积水潭，作为元大都漕运用水，仍称“金闸河”。同时，郭守敬还在紫竹院湖南岸金闸河下游挖了一条新河道，与高梁河平行，东至西直门外金代石桥，作为元大都宫苑用水，改称“金水河”。《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记载：“（按：金）闸河水门在和义门北，金水河水门在和义门南。”同书又载：“马市桥，水（按：金闸河）自东流，入咸宜坊西，至曩八总管府桥，顺城（按：承）门石桥（按：今西单甘石桥）转东，隆福宫桥流入太液池（按：今中海），流出周桥（按：金口河周桥）右。水（按：金水河）自西北来，而转东至周桥（按：金水河周桥），出东二红门（按：今紫禁城东华门），与光禄寺桥下水相合流出城。”由此可见，金闸河、金水河各行其道，但研究者常将二者混淆。金水河是元大内皇家特供用水，在与其他河流相遇时，则采用“跨河跳槽”措施，以防水质污染。《元史·河渠志》记载：“金水河，其源出于宛平县玉泉山，流至和义门南水门入京城，故得金水之名。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中书右丞马速忽等言：'金水河所经运石大河（按：今海淀区京密引水渠利用此河故道）及高良（按：梁）河、西河（按：金闸河别称）俱有跨河跳槽，今已损坏，请新之。’”金水河入城后，沿西城区羊坊胡同、柳荫街，从元大内御园北水关（今北海后门西步粮桥南）流入皇城。不过，金水河并非目前研究者所言流入太液池（今北海）。正如宋本《都水监事记》所言，“金水入大内，敢有浴者、澣衣者、弃土石瓴甋其中、驱马牛牲饮者，皆执而笞之”。显然，金水河在太液池（今北海）东岸有专用水道，经延春阁（今景山西侧）、大明殿西侧，在崇天门（今太和殿西侧）南二百步转向东流，经金水河周桥（今熙和门东侧），流向光禄寺神泉（今传心殿大庖井）（图一二）。
金闸河，亦称“高梁河西河”，简称“西河”。入城不远，南下马市桥，沿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南流，经前泥洼胡同东流，经甘石桥向东，沿今灵境胡同，经隆福宫南侧，流入太液池（今中海）。太液池南为元大都万宝坊，金元时代开凿有南北向河道。《元史·河渠志》云：“至大四年七月，奉旨引金水河水注之光天殿西花园石山前旧池，置闸四以节水……隆福宫前河，其水与太液池通。”这条“金水河”与太液池相通，实乃金闸河之误。《明太宗实录》卷一五五记载：永乐十二年（1414年）九月，“开北京下马闸海子”。下马闸海子就是明代新开凿的南海，而下马闸则为金闸河的金元时代闸桥。金闸河在太液池（今中海）西岸流入，从南岸流出，南下西交民巷后东转，穿过丽正门外第三桥，沿东交民巷一路东流，与通惠河（今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汇流。据岳升阳调查，国家大剧院工地施工时，“在金口河北面发现一条由北向南的渠道，该渠道北段大约沿灯草店胡同呈西北至东南走向，然后转为南北走向，沿草帽胡同东侧通向金口河，并在绒线胡同下被元末明初的金口河道所切断。渠道中砂透镜体宽约12米，厚约2米，渠内砂层顶面距地表约6.5米，砂层以细砂为主，斜层理。砂层底部卷有较大的土块，砂层中含有黏土粒，并夹杂有砖瓦和陶瓷碎片，可知当时水流动力较强。在砂层所包含的文化遗物中有金代宽条纹砖、元代钧窑瓷片和白釉瓷片等。砂层上部的光释光测年为700±100年。从上述地层关系、文化遗物和测年数据所显示的年代看，水渠应开凿于元朝初年，其作用或是排泄太液池水，或是将大都南护城河与金口河联系起来”丽正门外第三桥建于金闸河与元大都中轴线的交叉点。刘秉忠就以第三桥南岸一棵大树为大都定方位。《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云：“丽正门南第一桥、第二桥、第三桥（本注：此水是金口铜闸水，今涸矣）。”国家大剧院工地所见古水渠地处下马闸海子（今中南海之南海）南岸，并“被元末明初金口河道所切断”。我们认为，这条古水渠遗址当即元末枯竭的金闸河故道。今北海后门西步粮桥为元代石桥，明代仍沿用，称为“金水祥桥”。《顺天府志》记载：“西步粮桥俗称西压桥，以皇城跨其上也。玉河水由此入西苑。”1972年，北京旧城改造时将此桥拆除。石桥中孔装饰一个镇水石兽，宽118、高80、厚70厘米（图一三）。无独有偶，正阳桥遗址也发现类似的镇水石兽，宽152、高70、厚63厘米（图一四）。两者皆为金元石桥遗构，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云：“龙津桥，在丽正门外，俗号第一桥。”桥东南为御花园（明代宗人府），桥正南与第三桥之间为“五门街”。龙津桥南还有两座牌楼，其中“德星楼在丽正门南，状元楼北”。状元楼为金代建筑，从旧城蓟门北街拆迁而来。正阳桥遗址出土过一个镇水石兽，与清院本《清明上河图》所绘元大都周桥镇水石兽相同，说明正阳桥拆迁自丽正门前龙津桥。
元大都十一座城门本无瓮城，元末增修，平面呈月牙形，故称月城。不过，丽正门瓮城与东西轴线上和义门、崇仁门瓮城平面皆呈长方形，故称“西直门”和“东直门”。1969年，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在明代箭楼下发现元大都和义门瓮城门。门洞内有至正十八年（1358年）题记。城楼建筑已被拆去，只余城门墩台和门洞。瓮城门残存高22米，门洞长9.92、宽4.62米，内券高6.68米，外券高4.56米。傅熹年据残存遗址绘制了《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复原图》。不过，其按照瓮城门洞将和义门也复原作砖券顶门洞有误。和义门应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绘北宋汴梁城门相同，采用过梁式木结构。《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十七年十一月甲子，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于是北京城向南拓展了800米，丽正门则迁至正阳门所在位置，起初仍称丽正门，明正统元年（1436年）加筑瓮城后才改称正阳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皇都积胜图》，是一幅描绘明嘉靖末万历初北京城的卷轴画，纵32、横2182.6厘米，绢本设色。此图描绘明代中后期北京城，从西山启程，经门头沟、卢沟桥，一路向东。从广宁门（今广安门）进入城区，又经五牌楼、正阳桥、正阳门瓮城门、正阳门、棋盘街、大明门、金水桥、承天门（今天安门）、紫禁城、景山等地，一路向北，直到居庸关为止。此图所绘正阳门采用过梁式城门，瓮城呈长方形（清代改为月牙城），仍保留了元大都丽正门原貌。龙津桥又名天津桥、石玉桥、夺玉桥，当为一座汉白玉石桥。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楼钥以书状官出使金中都，撰有《北行日录》。文中说：“行约五里，经端礼门外方至南门。过城壕，上大石桥，入第一楼，七间无名。傍有二亭，两傍青粉高屏，墙甚长，相对开六门以通出入，或言其中细军所屯也。次入丰宜门，门楼九间尤伟丽，分三门，由东门以入，又过龙津桥。二桥皆以石栏分为三道，中道限以护阱国主所行也。龙津雄壮特甚，中道及扶栏四行，华表柱皆以燕石为之，其色正白而镌镂精巧如图画然。桥下一水清深东流，桥北二小亭，东亭有桥名碑。次入宣阳门，楼九间分三门。由西门入会同馆，馆在内廊之西南向。”宋金两都龙津桥与元大内周桥形制相同。萧洵《元故宫遗录》记载：“南丽正门内，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灵星门，门建萧墙，周回可二十里，俗呼红门阑马墙。门内数（按：或作'二’）十步许有河，河上建白石桥三座，名周桥，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桥下有四白石龙，擎戴水中甚壮。绕桥尽高柳，郁郁万株，远与内城西宫海子相望。”正如林徽因指出的，“金元两都之周桥盖为仿汴京州桥之制”。《皇都积胜图》所绘正阳桥，以石栏分为三道（图一五），形制与宋金两都龙津桥相同。据熊梦祥记载，丽正门外第二个牌楼从旧城拆迁而来，丽正门外第一桥以金中都龙津桥为名，此桥落成后金中都龙津桥又神秘消失，说明丽正门外龙津桥从旧城拆迁而来。正阳桥遗址出土金元特征的镇水石兽，亦表明正阳桥拆自丽正门外龙津桥。据傅熹年所绘《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复原图》和《皇都积胜图》，我们将丽正门及龙津桥进行了复原（图一七）。
2004年9月，天安门城楼东观礼台后小夹道地下1.5米处发现1方元碑，为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立，西距紫禁城中轴线100米。碑为梯形素面石方座，身首一体，通高225、宽82厘米，额篆“刑部题名第三之记碑”，通奉大夫危素撰文，奉议大夫潘遹书丹并题额（图一六）。中书省是元代最高行政机构，刑部为中书省下属机构。中书省最初位于大都凤池坊北、钟楼街十字路口西北，史称“北省”。至元九年（1272年），中书省南迁丽正门内千步廊之东五云坊，与尚书省合署办公，史称“南省”。关于中书省建筑布局，《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记载：“中书省，在大内前东五云坊内。外仪门，近丽正门东城下，有都省二字牌扁。中仪门，中通五云坊、万宝坊、东西大街，兵卫戟仗。内仪门，三门，中、左、右。省堂大正厅，五间。东西耳房，宽广高明，锦梁画栋，若屏障墙。耳房画山水林泉，粲然壮丽。”据徐苹芳考证，南中书省在元大内东南，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据熊梦祥记载，南中书省衙署占地面积很大，劳动人民文化宫恐怕只是中书省内仪门所在地。中仪门在今天安门附近，两侧有旁门通“东西大街”。中书省外仪门在丽正门东北，靠近大都城南城根，门前为丽正门与千步廊之间棋盘街（今长安街），街东为劳工市场“穷汉市”，街西为“省东市”。刑部题名第三记碑出土地点似为中书省中仪门刑部衙署所在地。今北京旧鼓楼大街东邻元大都中心阁，元代称“阁街”。元大都以中心台（中心阁西约26米处）为几何中点。东西轴线在中心台与西镇国寺（今紫竹桥南岸白塔庵）一线，南北轴线在阁街一线。《析津志辑佚·古迹》记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寔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在原庙之前。”元代一尺约35厘米，一步五尺则约1.75米。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则两者相距26.25米。唐代一亩为一步宽、二百四十步长的长方形，一尺约30.3厘米，则一亩为614.4平方米，迄至清代无变化。中心台“方幅一亩”，边长则为25米。《元史·郭守敬传》记载：至元“三十年，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敝水，大悦，名曰通惠河，赐守敬钞万二千五百贯，仍以旧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守敬又言：于澄清闸（按：今什刹海银锭桥）稍东，引水与北霸河（按：今北二环坝河）接，且立闸丽正门西，令舟楫得环城往来。志不就而罢”。这条引水渠，郭守敬建议开凿在丽正门西侧，今银锭桥稍东，并与元大都钟楼北侧坝河相接，可见元大都中轴线就在阁街（今旧鼓楼大街）南北延长线上。据《析津志辑佚·古迹》记载，这条引水渠只挖了中心台至坝河之间的水道，后来改作泄水渠。今北京鼓楼建于元大都中心阁位置，坐北朝南，现为重檐三滴水楼阁式建筑，东西长56米，可知明清北京城中轴线在中心阁中线28米处。元大都中心台为25米见方的正方形，可知元大都中轴线在中心台中线12.5米处。中心台与中心阁相距26.25米。三者相加（28米＋12.5米＋26.25米），可知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相距66.75米。元大都南城垣在天安门广场北侧。丽正门为南城垣正中城门，位于文明门（今东单）和顺承门（今西单）之间。东单与西单十字路口相距3.8公里，可知元大都中轴线应在西单之东（或东单之西）1.9公里处。从卫星影像看，元大都中轴线在紫禁城中轴线西约67米处，与前文推算元大都中心阁与中心台两条中线相距66.75米完全吻合。总之，从元大都中心台南行，入元大内御苑、延春阁（今景山西侧）、大明殿，穿过崇天门（今太和殿西）、金水河周桥（今熙和门东）、灵星门，步入千步廊、经东西大街、棋盘街（今长安街），出丽正门（今天安门广场国旗西北70余米），南下龙津桥、再经五门街、金口河周桥（今人民英雄纪念碑西）、丽正门外第三桥，才是元大都中轴线之真实所在。
（作者：林梅村 北京联合大学特聘教授；原文刊于《文物》2021年第5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