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错结构的特征及其精神发生

倒错结构的特征及其精神发生

作者：Paul Verhaeghe

初期的区分性的诊断问题

就研究和治疗而言，毫无疑问，倒错症是最难的临床类别之一。³⁰⁶  最近对相关文献的调查（Gijs 2002）得出结论，当代的病因学理论（主要是从生物，心理，社会和女权主义者的角度）对于临床实践意义却不大。在可以说出关于倒错症的任何有用的信息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消除很多的误解，尤其是如果它是倒错 结构的话 ，会有很多的问题。如我所见，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种是普遍存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显性的道德判断，会引起倒错症。第二，男性的注视无所不在，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阳具的注视阻碍了大多数倒错症研究。第三，一方面对典型的人类多态性行为进行鉴别诊断，另一方面又将倒错症作为主观结构与精神病和神经质结构相区别。

让我们从道德判断或谴责开始。尽管有“好的神经症”之类的东西（Zetzel 1968），甚至有“好的精神病”之类的东西，但“好的倒错症”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矛盾的。结果不仅是不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任何东西，而且以   “治疗（treatment）”一词的恰当含义对待 （treat）“犯罪者”和“受害者”。临床实践并非如此。

在这一领域，临床诊断存在与司法诊断有相混淆的风险。最近的历史在这里很有启发性。无论使用哪种倒错症定义，它都将始终包含违反规范的观念。但问题是，是哪个规范呢？答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将决定倒错症构成的定义及其处理方式。在弗洛伊德之前，在当时几乎不存在的人类科学中，宗教思想话语占主导地位，对教育学和道德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今天我们认为是倒错症的人被标记为自由主义者和罪人，也就是说，是神圣规范的犯罪者。话语中唯一的“治疗”是惩罚和悔改在弗洛伊德时代，医学-精神病学话语已经接管了，而先前的罪人被更名为-更正确地被诊断为患者。尽管尚不清楚该药物的成分，但该药物已成为医学类药物。

话语的这种变化也带来了规范的变化。宗教话语取决于宗教的规范，这些规范是相对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这些一直是辩论的问题。相反，医学规范是“自然的”，因此是绝对的（毫无疑问是解释性的或演进的），例如低烧是37°C或98.6°F。Masters和Johnson（1966）的著作说明了这种绝对特征：标准是两个同意的成年人之间的异性性交，互相的性高潮是额外的好处，任何与之不同的都是“功能失调”，那么，其结果是导致了性倒错症消失在性功能障碍的海洋中了。

随后在60年代发生的社会文化转变则消除了这种绝对性。医学心理话语被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话语代替了。金赛（Kinsey）对美国人整体性行为的研究（1948年，1953年）令人信服地表明，医学规范在一般人群中普遍是不适用的。³⁰⁷  今天，在这种话语之后，我们生活在正常性观念的极端相对论中，该观念强调了文化决定的各种表现形式的差异。Money（1988）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后现代条件的模糊性。他提到“正常性恋”时说：“一种符合习惯，宗教或法律权威所规定的标准的性生活条件”（第214页）。其次，他为不符合规定规范的人创造了“性欲倒错（paraphilia）”一词。注意使用  para  （泛）而不是  patho  （病）的词根。

最初，这种发展似乎是一件好事。确实，似乎我们终于摆脱了有害的宗教教育和强制性的绝对医疗规范。自由社会终于来了！DSM各个版本的特性演变都说明了这一点：过去被定义为性畸变的某些类别在最近的版本中已被省略，因为它们已被视为“正常”。

但这是一种错觉。更重要的是，这种“进步”无非是回到了弗洛伊德时代以前。确实，倒错症者（对不起，亲爱的朋友）是违反惯例的人，无论是习惯，宗教还是法律。我们又回到了罪人和罪犯的起点处。这样定义的后果很容易预测，并且已经可以感觉到。在临床实践中，在一个日益宽容的社会中，将根据（可能短命的）夫妻的私人准则来衡量性交/恋爱症。然后，“规范”成为著名的“知情双方同意”：在合伙人同意的前提下，任何事情都是允许的—刑法在私人事务上几乎是没有加以干涉的。结果，今日的倒错症的主要形式，几乎仅剩下恋童癖和乱伦了，³⁰⁸  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缺少知情双方的同意。³⁰⁹  这对临床实践和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最近的研究专门针对性的暴力，主要是男性肇事者。超出此范围的内容则很少受到关注。Me too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性的关注。

历史也显示了其他东西。伴随着我们的道德判断和厌恶是一种极端的迷恋-我们似乎无法得到足够的满足。厌恶情绪几乎掩盖不了什么：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倒错的性格是男人和女人在性欲上各不相同的冲动，这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注意点，这同样适用于研究人员。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在开始研究和治疗倒错症之前承认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忽略这一点，而我们对倒错症的痴迷将导致一个糟糕的理论。特征性失误，倒错症者将治疗师在其倒错的情况下（被动对象和/或被动旁观者）分配给某个位置。

原始特征：每个对象的多态性

这两个论点很容易证明，但是却与我们的社会文化规范的道德形象背道而驰。金赛的研究已经证实了第一个论点，即每个人都具有性欲倒错的特征。根据经验证明，几乎没有人符合规范，即传教士位置的异性性交对两个参与者都具有性高潮这个定义而言。弗洛伊德对婴儿性行为的研究中找到了这种解释，这一论点在仍然权威的“性欲三论”（1978 [1905d]）中得到了阐述，并在随后的许多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简而言之，弗洛伊德发现了每个保姆都早已知道的东西，即性行为是从童年开始发展的，而且是以非常独特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没有生殖器冲动将男人引向女人，反之亦然。冲动的寿命是通过部分冲动发展的，这些冲动后来才在所谓的生殖器性行为的协调旗帜下聚集起来。这不是人类本能的问题，而是动力的问题。这些都是部分性和自体性的。部分意味着它们会退回到某些身体区域：口腔，肛门或生殖器，而不是整个身体。自体色情意味着这些冲动首先关注  对象的部分 身体，而不是他者。根据这些容易观察到的数据，弗洛伊德得出结论，我们的性行为是基于一种多形态的畸变倾向。甚至这种多形态倒错症的易感性是人类性欲的原始和普遍性易感性的基础（Freud 1978 [1905d]，第171-172页，第231页）。在孩子那里几乎可以看到任何成年倒错的特征，这使他们的倒错症³¹¹  在完全处在不同的光线下。³¹²  因此，根据弗洛伊德理论，不容易在倒错特征和倒错结构之间进行区分。

拉康的结构理论

第二个论点最好是在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阐述的基础上提出的。首先，拉康通过在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主要关系中理解弗洛伊德，将弗洛伊德对个人驾驭的生活的关注扩大了。正如本书第2部分所详述的那样，该主体的对象针对第一个大他者，以回应其自身的冲动张力。所产生的辩证法导致主体认同了大他者的欲望，这种欲望将相继集中在冲动张力的某些方面（口腔，肛门等）。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构化过程导致对作为部分客体的阳具加以重新阐释，并引入了永远无法获得最终答覆的可能性-欲望在本质上是无法满足的。结果，拉康将弗洛伊德思想提升为一般性论点： 时间由原始的辩证法构成，而且由更大的确定性话语构成。³¹³

正是这一点对于获得性别认同很重要。将第一个大他者的答案转移到第二个大他者上，从而引入了性别差异问题，并形成了性别认同的基础。这是较大的主体形成的一个部分，因此也受制于相同的机制。这导致身份永远不会是完整的，并且将始终依赖于他人（被理解为第一个和第二个大他者）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的话语。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论述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男人与女人。最近，这种二分法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同性恋和双性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更广泛的二分法。⁴  随着性别理论的建构主义（巴特勒，1993年），性认同取决于社会文化话语已被广泛接受，因此远非同质的。如今，统一的“同性恋”类别的想法与统一的异性恋的想法一起被认为是荒谬的，其结果是性别认同已成为每个主题的问题，一旦我们开始谈论心理病理学就更是如此。

关于发生学，让我们首先回到正常发展路径上。儿童的必然起点是被动地位，也就是说，它沦为母亲欲望的被动对象，并通过镜像的异化获得了自己身份的基础。一旦此基本身份足够稳定，下一步将看到孩子尝试担任主动职位。在这之间是一个过渡阶段，在此阶段，孩子仍然通过使用过渡对象（通常是安抚奶嘴）来坚持安全关系。这样，可以解决失去母亲的忧虑。在正常的俄狄浦斯情结中，父亲的职责是创造一种情况，使孩子能够进一步发展，但前提是母亲的欲望会转到他那里去。

在倒错症的精神发生中，这却不会发生。母亲将孩子沦为被动的对象，成为使自己得以完整的客体。³¹⁶  由于这种镜像，孩子一直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作为是她的一部分。³¹⁷  因此，孩子没有任何权力来进入个人的动力过程中，更不用说以后对自己欲望的阐述了。从结构上讲，它被简化为母亲用来弥补自己缺乏的假性的阳具（a），从未发生过分离的过程。³¹⁸  作为第三位人物，父亲沦为无能为力的观察者，被母亲定义为无足轻重的人。当倒错症者将法律去掌握享乐时，这种对权威大他者的轻视将在以后得以平衡。¹⁹

通过这种平衡的方式，孩子发现自己处于悖论地位：一方面，这是母亲想象的阳具，这是孩子的胜利。另一方面，孩子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没有分离，任何进一步发展为自己的身份的行为都会受到阻碍。作为回应，孩子将进行特征性倒错，，以试图保护自己的成长。孩子将尝试将自己的被动位置换成主动者，自己握住这根捆绑之绳，以维持特权位置。³²⁰

到了个案在其成年，原始关系在他行为和欲望的表现中具有一个重要的新优势变迁，即被动-主动的逆转。尽管他在确保大他者的全部享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他在他人身上引起焦虑时，倒错症者只会感到自己成功了（Feher-Gurewich 2002）。这是倒错症者证明他逃脱而完全沦为大他者的欲望的证明，也是关系逆转的证明。正是大他者沦为了享乐的对象，而焦虑就是这一证明。

如果可能的话，在倒错症者与第二任大他者，法律和权威中的大他者的替代的关系上，立场甚至更加模棱两可。大他者的法律不仅作为一种平淡的惯例受到挑战和掩盖，仅适用于小他者们。在有害主体真正参与的所有关系中，法律被完全抛弃了。倒错症者将代替他或她自己的法律，即一种锻造出的思想，该思想鼓吹着坚定的信念，而大他者则必须服从。阅读任何有关萨德侯爵的书，你们都将看到这种特性，这种特性在倒错结构中从未消失过。

这种与法律的关系（挑战，嘲笑和替代）导致倒错症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第二个大他者（父亲）的视线上，目的是向大他者表明后者是无能为力的。这意味着，尽管我们在上面看到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但在一个反向的结构中确实发现存在一种三角结构。另一方面，神经症的人总是会凝视着第三个人物（符号父亲）的责备，正因为如此，他们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与性别，勾引和创伤的关系

早在较新的研究中，重点就放在倒错症和男性气概之间的联系上，好像不存在倒错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女性表现出性欲倒错的行为，这是因为它实际上是对她的性伴侣的歇斯底里的反应。但是可能常常是这样的事实却并没有任何理由得出倒错结构只能是男性的这一结论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将女性母亲确定为倒错结构的出发点。这源于精神分析启发的法医的临床，并立即表明，倒错的位置并非排他性是男性（Welldon 1988，1996）。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人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缺失在倒错那里是没有发生的，它被看作是如何否认了缺失（因此是性别差异）的。因此，倒错症者是同性恋的{法国著名分析家Delaroche则采用双性恋这个词来区分}。我故意写同性恋，以便清楚地从同性性欲区分开来。倒错症者通过将自己作为对他者那里的阳具缺乏的答案，从而否认了性别差异，从而拒绝了缺失与性别差异。倒错症并不是关于男女关系，而是关于母子关系。

然而，否认并不是精神病的脱落（参见第15章），并且根据主体生理的性别，他们的表现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上述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精神发生表明，必须对倒错症进行三代研究。这是对案件历史进行彻底调查的又一个原因。在这种精神发生中，性别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倒错症的男人和女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积极控制男人和女人，维持相对于彼此的特权地位。然而，对象却是不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倒错症会把自己当作对方的阳具的享乐对象。另一方面，女性倒错症是从母亲的位置出发的，也就是说，将他者转化为对象的位置上，该对象将填补她自己的不足并填补她。因此，女性倒错症将直接针对孩子或自己的身体上开展倒错性投注。这种差异通常很难被发现，因为她将孩子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与“明克豪森综合征”的联系已发现具有优先性（Lievrouw 2001）。弗洛伊德关于倒错症的主要论文“一个孩子被打”就是针对女性患者而写的，这也绝非偶然（Freud 1978 [1919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