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第十四个研讨班导读：精神分析的行动
1967年，拉康（Lacan）引入有关“精神分析的行动”的研讨班时，他以这种术语介绍了“精神分析的行动”，这是精神分析话语中的一项新内容，该研讨班既代表着对这一概念的质疑，也代表着对这一概念的阐述。在第二节课程中，他承认说关于精神分析行动的话并非是没有困难的。“这就像一个结，一个结，周围围绕着许多事物，它们将各种权力下放给自己，因此毫无疑问，这些权力是分层的，而且不能认为是轻松简单的”（第12页）。同时，如果我们提出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本研讨班的重点。精神分析会产生一些特定于自己的东西，关于主体性的一些新东西-即对于经过分析的主体可以被认为是会有根本性的差异的吗？在这里，我们可以立即看到，该重音不是处于精神分析技术的“知道如何做（即诀窍）”的水平上，而是强调精神分析实践的目的或终点到底是什么。如拉康在研讨班上指出的那样，一位分析师“除凭他的行动的果实外，是不可能登记他自己的”（第2节，第9页）。众所周知，这个话题将继续成为拉康上次研讨班的重点，他在这里以及其他地方给出的答案在根本上是有所不同的。
这些其他方案如下：
·“自我心理学”所提倡的是通过现实原则来掌握快乐原则；
· 替代性方案，即将现实原则转化为快乐原则（例如，通过对超我的修改），以亚伯拉罕，琼斯和斯特拉奇等人提倡的某种“健康的放任”healthy permissiveness的名义；
· 克莱因和她的追随者通过抑郁态所主张收回的分裂样的精神投射，并在心理上进行整合。
谈到这个研讨班本身，拉康首先对巴甫洛夫以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型（即所谓的“古典条件反射”模型）提出的行动进行了有趣而具有讽刺意味的考虑。在这里，“行动”（acte）的概念被简化为一种运动反应，因为动物按照实验者的要求，学会了不仅仅依靠食物，而是依靠钟声-在钟声第一次与食物的出现连续配对之后就导致了垂涎分泌。在这里，我们介绍了一种模型，在该模型中，动物产生了明显的被动和“自动”响应，然后将其作为“学习”的科学客观的示例，从而获得了新的行为（behaviour）。
有趣的是，拉康如何表明整个过程仅取决于首先将兔子从帽子中拉出的情况。换句话说，从该实验中默默消除的是代表科学学科的实验者的先行行动积极地引入了他或她想要的能指，确实迫使动物做出回应，这就是为什么拉康讽刺地将巴甫洛夫称为只不过是个结构主义者。拉康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是，这种看似未经调解、中介的S-R【符号-实在的】关系不仅不是自然的，而且实际上是一种调节过的关系，这是拉康想表明的，他所称的经过适当地考虑过的“行动”，它始终是或者具有，这个象征性的维度。对这种行动及其所涉及的关系，以拉康的说法，是在主体，小他者和大他者之间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以深刻的举动清楚地看到，所有人类行动都得到了中介、调解，实际上，一种行动只能相对于这种相遇而具有其意义和地位-而且，这种情况不能减少为纯粹的二元或“主体间”关系的天真想法。
关于本文标题中的能指“方向”，让我简要介绍另外两个图表，这些图表是由Miller（1992）基础上稍加修改后得到的。
第一个问题涉及弗洛伊德关于快乐原则如何在主体内部和透过主体建立或发挥作用的论述。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首先是对婴儿来说，是能量紧张的经历，然后是婴儿通过最初的幻觉满足而发现的快乐原则，这是一种可以减轻这种紧张感的满足感。但是，弗洛伊德坚持认为这种减少永远不会缩减为零（否则精神世界将不再具有动力而消失-注），因此我们有：
快乐的量（AT）-快乐的量=残余量
残余的东西总是存在，但主体无法理解，这就是拉康在其作为欲望原因的功能中指定为客体a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快乐原则没有尽其所能，其上就是现实原则。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现实原则实际上是快乐原则的延伸。用更为拉康的术语表达的另一种说法是，这向我们表明了大他者总是沉浸在享乐中，这反过来意味着没有这个享乐的维度就不会有任何行动。这可以表示如下：
下一张图将弗洛伊德和拉康之间的距离拉开了，因为如果弗洛伊德通过接受阉割而看到母亲受到俄狄浦斯父亲被处置的享乐，从而允许人们进入文化，拉康却有所不同-有效地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置于想象的水平。对于拉康来说，处置快乐的东西，或者说同一件事，也许了满足，是语言，它遗留下来作为它的结果：阉割和对象a，而后者是这种擦除操作的不可推卸的残余物，是一种“存在的需要”，它不断地激发出欲望。
现在有了这个更加复杂的画面-例如，意义和享乐总是相互联系的，症状总是有可理解的或可翻译的方面，但症状的维度也总是有满足-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考虑精神分析的行动了。
这里值得提出的第一点是，要使精神分析的行动发挥作用，必须满足某些条件。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必须有一个分析者和一个精神分析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拉康在这里指出，进入分析可能被视为一种行动，但进入分析并不是一种行动，而是一种请求。
此外，这是在“不起作用”领域中症状请求得到登记，换句话说，需要以下条件才能进行分析的功能：
·一个人的症状是失败的【获得代偿的那些是成功的症状】，
·人们无法理解和质疑这种失败，并且，
· 一个人正因它遭受到痛苦。
而且，拉康在这次研讨班上称分析者为“精神分析者”（psychoanalysand），因为他说，“精神分析是一项任务……这些必须遵守或不遵守规则的人无论你们如何定义它们，都必须教他们如何去开展”（第5节，第8页）。这意味着无意识的行动（enactment）与精神分析的行动是不同的。
还要强调另外两个条件。在拉康第三次的课程上，“移情外便没有分析的行动”（第5页），在研讨班上的许多时候，他都回到了这一主题。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移情的一面，它是基于被假设知道的主题，而这又是基于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这种感觉常驻于被分析者的言语的特殊性中-引起欲望3。移情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重点，它关系到分析家的立场，是分析者的化身，并被构造为“对象a”，因此，不仅是导致欲望的原因的对象，而且还是该主体的享乐对象。正如Lacan所指出的，正是后者的功能落在分析的末期，他用遇到分析家的“去-存在”来形容。第二个条件是，分析家必须在能够产生效果的意义上是“可施加操作的”-这与只去倾听或去理解被分析者是完全相反的立场。Miller（2000）在将分析家描述为“多功能的对象”，用途广泛且实用，很有效地引起了人们对临床实践这一方面的关注。一方面可以承受症状的重复自动性，还可以具象冲动的对象，然后根据情况进行解释。正如米勒所说；“如果感觉受阻，他会清楚地表达，清除它，辩证化它。如果意义不停地流动，而又没有停止产出任何的实质意义，他就会引入一个停顿点，缝合点……这为对象a提供了支撑的骨架”（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