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三段精神分析八卦
1 安娜弗洛伊德在父亲那里的分析
弗洛伊德最为诡异的分析之一，就是他给自己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的。
安娜弗洛伊德1895年12月3日出生，是弗洛伊德6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而且她是意外怀孕。由于是第六个孩子，弗洛伊德的妻子此时已经没有精力照看，也没有用自己的奶水给她喂奶。很小时候开始，她就开始嫉妒家里其他的女人，妈妈、姨妈Minna，以及尤其是姐姐Sophie，后者是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也长的很漂亮。安娜从小就有许多问题，请求很多，而且毫不讲道理。弗洛伊德释梦中就有安娜的一个要求布丁的梦。
她因为处于忧愁中，经常以幻想和手淫来打发时间。5-6岁开始，她就开始自己编撰故事，一个年轻的男人（代表她自己）被更为年长的男人修理，侮辱。这样的侮辱性的幻想一直持续到成年，而且和自己有规律的自慰幻想联系着。安娜也做了一些梦境，涉及到照顾或者防御父亲的形象：最近我梦到你是一个国王，而我是公主，而很多人希望把我们分开，因为政治原因。（1915年8月6日她给弗洛伊德提到）
14岁开始安娜就帮助父亲，做一些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事务。1914年，18岁时她希望结束学业后成为一个女教师。暑期，她去了英国，而Jones像她献殷勤。弗洛伊德写信干预，让Jones不能再进一步了（呵呵）。但是实际上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担心，因为安娜报告给他的梦境提到经常梦到的是Jones的妻子Kann。
随着接下来四年的女教师训练，她渐渐爱上了精神分析。1918年10月开始，她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然而，这不是弗洛伊德第一次给孩子分析，姐姐Sophie之前就接受过弗洛伊德的一些分析。
关于安娜的分析，在两个著名的文本中出现，一个是弗洛伊德《孩子被打》，另一个是安娜自己对孩子被打相关内容进行的解读的文本。文本中的被打的孩子，就是安娜本人。打他的那个孩子，则是姐姐Sophie。1922年，第一段四年的每周6次的分析告一段落，1923年弗洛伊德诊断下颌癌。进行安置后，安娜一直照料父亲，1924年安娜再度和父亲进行分析。对外弗洛伊德称为督导分析，这个分析持续到1930年初。
因此，安娜前后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长达10年时间，于此同等长度的弗洛伊德的分析者，估计只有Brunswick夫妇了。Brunswick夫人在1920-1939年之间，几乎未间断的接受分析，而Brunswick先生，则也有大概10年时间接受分析。就已知的弗洛伊德时代开展的这种超长时间分析的个案，还有D.Bulingham，在1926-1939年之间未间断的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分析。
回到安娜，虽然，很多弗洛伊德的追随者，都希望娶他女儿，然而，安娜却一生未嫁。不过她并不寂寞，除了弗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的事业之外，她与女分析家Eva Rosenfeld关系非常密切（同性恋暧昧）。1982年10月，因为中风去世。
2 弗洛伊德最长的个案之一：Elfriede Hirschfeld
随着弗洛伊德原始资料的解冻，许多当年的个案真实身份得以公开并得到研究，今天我们介绍一个同弗洛伊德工作时间比狼人分析还长的女强迫症个案：Elfriede Hirschfeld。
在弗洛伊德所撰写的精神分析文献中，Elfriede Hirschfeld至少出现过六次，但是都以匿名身份，出现另外在通信集中也是不同的名称，例如在弗洛伊德给亚伯拉罕信件中，被称为A夫人，给Pfister则是H夫人，给荣格信中是C夫人，给Binswanger则是Gi夫人。她在弗洛伊德那里会谈有七年，一周6次，除去一些公共假期，接近1600小时。
Elfriede 1873年出生，是五个女儿中的长女，法兰克福人，她最爱的父亲，执掌家族事业，然而经常企业效益颠簸在两极化中，因此，她很小就具有极强的家庭责任感，长大后，因为一个表亲将事业发展到俄国，而且很顺利，为了家庭事业，她与他联姻并且去了莫斯科。一开始婚姻生活很幸福。但是，由于一年后发现双方无法怀孕，而去医疗机构多次检查，以及穿刺治疗，试图怀孕。逐渐爆发强迫症的症状。
然而，十年间，她找寻了Muthmann，Pierre Janet，Binswanger，Thomsen，Eugen Bleuler，Pfister到荣格，这些当时欧陆最好的精神科专家，然而无果，荣格1908年只好将她介绍给弗洛伊德，进而开始了7年的分析。
我们已知的资料不多，然而在1910年10月开始，她每周需要进行长达9-11个小时的会谈，而且从找到的发票看来，这个时期的分析费用实在不菲。
两年半的分析后，由于她要去苏黎世度假，因此弗洛伊德安排她去见Pfister进行假期的分析，同时这期间去见了荣格，弗洛伊德本希望在Pfister那里可以长期分析，然而后者也许对Pfister不满意，同时，荣格虽然一度鼓励她留在苏黎世接受Pfister或者他的分析，而不要继续找弗洛伊德。（当时荣格已经开始对弗洛伊德有敌意）。但是不久后她就出现在维也纳。
1914年1月，治疗结束，然而，6月份再度开始，不就因为世界大战，她因为丈夫的国籍而前往瑞士定居，在那里她和亚伯拉罕进行了会谈，之后去找了存在分析的创始人，Binswanger。
1921年，她再度两次给弗洛伊德去信要求分析，然而，当时奥地利因为战争原因，弗洛伊德几乎不接病人，只接受希望成为分析家的外国医生的训练分析，同时这样做可以有外币，而免遭财产绝境。由于俄国革命，Elfriede的丈夫失去了家产，在苏黎世，Elfriede住在Binswanger工作的精神病收容所，一直到晚年。
强迫症的会谈一般比癔症长很多（2-3倍的时长），同时，这个个案是被这几位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家认为最困难的强迫症。即便今日，这样的个案也仍旧存在，而且药物疗效仍旧不佳。
3 弗洛伊德的精神病个案：Carl Lieberman
很多人说弗洛伊德不做精神病个案，或者连弗洛伊德早期的与弗里斯开展的精神病的通信中的个案都说成弗洛伊德误判，与此同时，有的人则把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的个案说成边缘人格或者精神病——滑稽的是和前面那帮是同一帮人，这些人说这些的时候也经常不是真的在关心精神分析历史。无论如何，现在我们给出的这个个案是精神病则是毋庸置疑的。
Carl Lieberman（1900-1969），男，是纽约最富有家庭的成员。父亲因为继承了爷爷的啤酒公司，因此，富甲一方。然而，据家庭医生Stieglitz记载，这个孩子与其他孩子不同，从小就不爱参加集体活动。在12岁的时候，他会因为看到或者想到男性下体有长包皮的景象和念头，而产生性兴奋。他自己满足于自慰的时候，强迫性地幻想对因为自己精子而诞生的孩子进行集体屠杀。
Stieglitz还提到，他在耶鲁学业期间并不开心。他会去游泳池偷看男人的裸体，以及偶然产生和男性交媾的梦境。而且很喜欢看下体有长包皮男学生。1922年学业结束的时候，Liberman产生妄想念头，Stieglitz把他介绍给自己的精神分析的同事：Leon Clark（他的介绍弗洛伊德的小书很早有翻译成中文的。），后者发现了他的恋物癖。然而只做了短暂时间的分析。为了成为一名艺术家，他去了欧洲，1924年在苏黎世，那里认识了Pfister，并且咨询了他。后者觉得是很难的个案，于是把他介绍给Eugen Bleuler。在问诊中，他给Bleuler讲了自己的强迫性的念头：怕街边路过的人，以及自己强迫洗手的行为。Bleuler排除了强迫神经症的诊断，于是跟Pfister写信提到:精神分析如果有用的话，只能以教育的方式，而不是以分析无意识的方式。
后者觉得自己没有能耐接这个严重的病人进行分析，于是给弗洛伊德去信求助，Pfister和Lieberman在1925年2月一起见了弗洛伊德。然而，直到1925年10月弗洛伊德才抽出空闲，而且，先给他的父母去信，说明这个个案需要很长时间的分析，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期望可能有多么大的改善。Lieberman的父母同意了弗洛伊德的条件，然后，他跟弗洛伊德进行了5年的分析（跟狼人非常接近）。这个时期，Liberman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然而只读到三年级，但没有再继续，所以没有获得博士学位。
经过核实，在1927年《恋物》一文中，涉及到包皮以及认为母亲有小鸡鸡的那个个案就是Lieberman。有妄想而无法出门期间，弗洛伊德鼓励Lieberman进行自我分析。Lieberman接受5年分析后，由于其父母的质疑，自杀倾向，以及对于他的性幻想的建构问题，弗洛伊德把他转介给女分析家：Mack Brunswick（也是狼人几年在弗洛伊德那里分析后转介的分析家）。但是这里的分析只进行了很短时间，然后他就去了巴黎，那里又遇到了已经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Rank。后者跟他提及他的问题不是阉割问题，而是出生创伤。
不仅，他因为经费问题，决定坐三等船舱回纽约。手头只有150美金。他在路上一直担心会杀了小孩，眼睛总是盯着地上。1933年，在父母家的浴室椅子上，用刀插入胸腔，但是没有刺到心脏。
他父母于是再度把他送到纽约分析家Brill那里，之后又是Nunberg处分析，然而，Brill提到Liberman认为去维也纳总是被一些不明的人跟踪的妄想，其实，Liberman的父母在他去维也纳之后，时不时就要悄悄暗中去看Liberman，而从未对其提到此事。后来，父母把Lieberman送到哈弗的精神病院，一直到终老。其间，他曾给父母抱怨不想留在医院，但是母亲说：如果Pfister，Freud，Brunswick，Brill和Nunberg都帮不了你。说明分析对你没有效果。现在，你只能靠自己了，在精神病院是唯一好的选择了，你如果相信分析，那就自己继续自我分析吧。
晚年，他离开精神病院跟医生说再见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我就是我父亲的小鸡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