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济南（1913—2000）

丁济南（1913—2000）

丁济南（图10.8）早期的生活与他的长兄一样。在丁济民学习过的浦东私塾学习，他尤其擅长书法，且具有唐朝书法大师虞世南（558—638）的风格。像同父异母的兄弟丁济华一样，他非常喜欢音乐，笛子吹得非常好。而与两个兄长不同，他对医学从来就不感兴趣，直到30岁出头，家人给他施压，要求他放弃音乐，从事一个经济上更加有保障的职业，这时他才考虑学医。即便如此，他仍然选择走自己的路。因此，他没有跟随父亲做学徒，而是独立阅读医学书籍，一如古时的儒医。他在广益中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从未成为任何一个医生的学生。丁家所有人都确信，他唯有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才会求助于其他医生。

在所有的医学书籍中，张锡纯的著作对丁济南的影响最大，张锡纯是丁甘仁同时代的人，在中医的发展史上与丁甘仁齐名。但他对中医的贡献与丁甘仁完全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吸引了丁济南。首先，张锡纯来自河北，是北方人，主要在辽宁和天津一带行医，虽然他也不断给丁甘仁的《中医杂志》供稿，也深受南方的儒医学派影响，但很多上海和北京的受访者都一直强调这种不同，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也是如此：张锡纯不是来自江南，因此他的药方比较猛，他的影响力在北方更强。

丁甘仁和张锡纯之间的不同是观念性的。丁甘仁接受了由来已久的中医现代化，但认为西医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因此他从未尝试将西医的元素融入自己的行医实践中。而张锡纯则恰恰相反，他积极地吸收西医知识，将其融入中医之中，所以他成了那些寻求中西医结合医生的指路明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当中西医结合成为国家政策时，他的声望更是高涨。

丁济南聪明、反应快、独立性极强，他将张锡纯奉为自己的模范，因此被丁家的亲戚和朋友爱护地称为丁家的“革命派”。这种革命是他个人的反叛，目的是驱除个人的“恶魔”。丁济南认识到，他永远也无法摆脱祖父的影子，甚至他的父亲、堂兄和长兄的影子，除非脱离家庭医学传统。也正因为如此，不管从社会意义还是实际意义上来说，张锡纯显然是榜样。丁家医学以“和缓”为特征，而张锡纯则以用猛药而闻名，有什么能比这种猛烈的治疗策略与丁家医学更为不同的呢？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又有什么选择能比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环境中投入中西医结合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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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8 丁济民（前）和丁济南（丁家）

1954年，丁济南参加了中医进修班，从而能够提高自己对西医的理解。他后来在两所大的西医医院的中医科工作——首先在新华医院，后来在瑞金医院——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到了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和西医部门的知识。因此，在融合中医治疗方法和西方的医学理论基础后，他成为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结缔组织病的专家。

丁济南对自身的知识经验一直守口如瓶。虽然他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关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的文章，但对于药物选择的机理和所有处方的构成从不透露，也从未将自己的思想敞开地传授给其学生和任何家庭成员。

这种现象也许缘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没有一个儿子，或者他的学生也不可能会继承他的衣钵。这只不过是中医传承结构紧张的又一个简单例证。中医传承的知识与技能，是一个内在价值超过实用价值的东西，可以被用于帮助别人，也体现了个人奋斗的记忆，以及在奋斗过程中快乐与失望的交织、挫折与荣耀相伴的感情。这种知识的传递远远超出了得与失的简单加减，而且潜入了个人关于自我和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最深层次的领悟。自己的学生该比自己更轻松地拥有它吗？没有了这个奋斗过程，这会有助于他们的自我发展吗？他们可以信任吗？他们会真正感激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吗？值得这么去做吗？

在第三章，我们看到马培之也表现出类似的不愿与人分享自己知识的情况；在第六章，论述了这种情况在儒医中的普遍性。丁济华被自己的弟子出卖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破坏。丁济南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运动中得以幸免，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家庭背景问题，自然成了被批斗对象，吃了不少苦头，身体还落下了后遗症。但据笔者的访问者所述，他从未失去快乐的天性和友善。

在20世纪80年代，丁济南移民到了纽约，在那里他行医多年，直到他留在上海的妻子生病才被迫回来。丁济南没有孩子，他的义女朱海纳开始学习西医，后来又改学中医，也移民到了美国，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经营一家中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