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道教研究的新突破——《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评介
□侯冲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在这里居住有26个民族，其中汉族和瑶族、白族、纳西族、彝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都有相当数量的人信奉道教。但是，由于“资料尤为罕觏”（方国瑜先生语），有关道教在云南的研究一直较为冷落。民国时期编修《新纂云南通志》，道教考部分缺略。20世纪80年代编纂《云南省志·宗教志》，道教部分基本上是前人单篇论文的改写和调査资料的分类汇编，并不能称为学术性的研究。尽管有数篇论文发表，也都因为缺乏系统的书面材料和受研究者本身道教学素养的限制，取得的成绩十分有限。云南大学历史系郭武教授花数年功夫所著《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2000年1月云南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道教在云南》），集他研究云南道教之大成，对云南道教进行了多视角、全方位的考索，实现了云南道教研究的新突破，在云南宗教史研究、云南文化史研究和中国道教史研究领域有较大的意义。
《道教在云南》全书30余万字，分八章，在全面、深入考察道教在云南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基础上，分别从道教与云南儒、释及民间宗教、道教与云南少数民族宗教、道教与云南民俗、道教与云南文化艺术、道教与云南风景名胜等方面对道教在云南的演变及影响作了阐述。卷首有中国道教史专家卿希泰先生和云南地方史、民族史专家林超民先生序，卷末附录《云南高道传》。卿先生与林先生在序文中都已对郭武教授的成就作了充分肯定。就我个人看来，《道教在云南》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学术研究是一项有较强专业性的工作。没有本门专业知识基础，就不能系统应用专业知识来创新发展，更不能进而掌握该门专业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对于宗教研究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基本的宗教专业知识，所得结论往往似是而非。著者出自卿先生门下，有较高的道教史素养，已有《道教历史百问》《全真道士王重阳传》等专著出版。这就保障了本书是专业性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著者有较高的道教史素养，所以才在常见云南古代文献资料中游刃有余，寻绎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文化中浓重的道教色彩，指出道教对云南文化影响之所在，所以才在全真道元代甚至唐代传入云南等伪说至今仍盛行的背景下，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考辨，提出全真道明初传入云南这一令人信服的观点。尤其是著者对元代全真道入滇诸说的辩驳，使用确凿可考的中国道教史料，通过对吕洞宾及宋德方生病事迹的考述，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云南道教史研究走上正轨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道教在云南》一书的专业性，是此前云南道教研究相关论述无法相比的。
二、将云南道教研究放在云南与中原文化关系网中进行探讨。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传入云南，正是中原文化影响云南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研究云南道教尤其是云南道教史，如果不以同时期中国道教史的发展状况为背景，不将云南道教放在与中原文化关系网中进行探讨，就难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道教在云南》对道教在云南传播和发展历史的全面疏理，宏观上以中国道教史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为背景，微观上以云南地方史料的考证辩伪为基础。一方面将云南道教史的发展放在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观照，凸现道教传入云南并在传播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通过对道教在云南的具体历史发展和在民族地区嫂变的论述，为中国道教史提供特殊而具体的范例，充实了中国道教史的研究。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该书不仅是一本成功的地方道教史著作，对中国道教史的研究也将产生较大的补益作用。而且在方法论上，也可以为我国地方宗教史的撰写提供一些借鉴。
三、重视对资料的搜集与发现，立论多发前人未发。由于专攻中国道教史，因此著者在论及中国道教史时引述广博，论证有理，可以不论。需要指岀的是，著者在论及道教在云南的传播、发展和影响时，搜罗广博，引述众多。除专门的道教典籍外，所引资料不仅有大量明清时期编修的云南地方史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修志书，不仅有大量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有国内报刊发表的相关论文，还有著者亲自到临沧、鲁甸等地搜集的调查材料。与此前研究道教较少査阅云南地方典籍，对前人和国内外同行的成果视而不见，仅依据实地调査就撰文著书相比，著者显然对资料的搜集与研究十分重视。也正因为这样，《道教在云南》不仅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而且每一种观点无不有丰富的资料为佐证。如根据《徐霞客游记〉探讨明代云南道教存在的状况，利用《金盖心灯》等探讨云南鸡足山道教“西竺心宗”支系，通过彝族古代创世神话探讨道教与彝族的相互影响，论述道教在云南彝族中的嫂变，借助古代文献资料论述道教对云南文学艺术的影响，都可以说是著者广泛搜集史料，研究史料并提出新观点的典型例证。
四、集著者数年研究云南道教之心得，是云南道教研究的里程碑。据笔者所知，在著《道教在云南》之前，由于立志研究云南道教，著者自1991年以来，曾先后参加了《云南宗教知识百问》、《云南宗教史〉等书相关专题的编撰工作，并有十余篇相关论文发表在国内及港台学术刊物。与不少云南道教研究论述只是前人研究成果的简单改写相比，《道教在云南》尊重前人成果，但又在道教素养、在方法上、在资料上超过了前人，已不是简单的集云南道教研究之大成，而是在云南道教历史及道教对云南民族文化的影响分专题有系统、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后，集著者数年云南道教研究之心得编著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云南道教研究的里程碑。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是一样，《道教在云南》尽管填补了云南道教史和云南文化史研究上的空白，也仍然存在不足甚至沿袭前人错误之处。
长期以来，由于云南道教研究被忽略和研究力量相对薄弱，道教在云南的发展和影响及与云南文化的关系一直未得到应有的系统的认识。而且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氛围较浓，不少人研究云南古代文化，或者缺乏科学的求真精神，或者出于某些动机而过分依凭神话传说，大都忽略考辨史料源流，但其立论却往往有较大影响，成为风行一时的观点。《道教在云南》作为第一本系统论述道教在云南的传播、发展及影响的学术著作，涵盖面较广，尽管著者作了不少考证辨伪的工作，也不得不引用前人的一些论述，而且在引述前人著述时，也屡屡能指出前人研究中失真的部分，但一些地方仍难免沿袭前人的观点，从而落入前人窠臼，如以杜光庭为道教南诏时期在云南有活动的佐证就是如此。另外，由于缺乏必要的研究经费，难以深入云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只能以前人调査的材料为基础，而前人撰写的调査材料往往存在错误和不足，并不能尽信，故不少立论仍有待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总之，作为第一部系统论述道教与云南文化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道教在云南》尽管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它的出版，填补了云南文化史、云南宗教史研究的空白，实现了云南道教研究的新突破，将促进我们更好地研究和认识云南文化史和宗教史。对于中国道教史研究而言，《道教在云南》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