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亚辉：国家边防视阈下清朝西南边境土司的情报职能
摘 要：清朝西南边境的土司作为国之藩篱，负有边境管理及国家边防之责，搜集边防情报是西南边境土司的一项重要的边防职能，但西南边境土司参与情报活动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约在乾隆二十年前后，西南边境土司才开始为清朝政府频繁搜集情报，并在乾隆中后期参与了密集、持久、激烈的情报战和反情报战。从整个清代来看，清朝西南边境的情报活动，以乾隆时期最为精彩，其中又以乾隆中后期清缅边境最为出色。此外，清朝政府对西南边境土司获取的情报进行研判，但情报研判时间过于漫长，影响情报使用者的及时决策。因为西南边境土司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融为一体，所以表现出对清朝的高度认同，积极为清朝政府搜集情报，为守护西南边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国家边防；情报；清朝；西南边境土司
清朝政府视西南边境的土司为国之藩篱。藩篱，本义是指用竹木编成的篱笆或栅栏。在中国历史上，多有封建统治者将长城称为藩篱的现象，是指某个政治势力在其管辖的边缘地带设置的地理防御屏障。在清代的官方典籍中，清朝政府亦时常将边疆力量称为藩篱。清军入关后，为利用明朝降将吴三桂等人镇压农民起义军和平定南明势力，清朝统治者册封“三藩”，并令其镇守西南边疆等地区。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圣祖准备在西南边疆撤藩，平西王吴三桂在上疏中曾明确地自称藩篱：“臣世受天恩，捐糜难报，惟期尽瘁藩篱，安敢遽请息肩。”[4]后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圣祖谕扈从诸臣：“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5](P677)清朝政府开始视边疆族群力量为藩篱，因此当长城古北喜峰口一带多有倾圮之际，清圣祖拒绝派人修缮，云：“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5](P678)即将边疆力量作为国家藩篱，施以恩德，加意抚绥，边境自然安全。因此，吴三桂势力作为西南边疆藩篱失效后，清朝政府开始以西南边疆的土司作为藩篱。雍正时期，西南边疆地区靠近腹地的土司多被改流，但由于西南边境瘴气多发、交通滞塞，以及习熟风土的流官缺员等因素，西南边境地区的土司得以留存，继续作为清朝西南边境之藩篱，管理边境，守边戍土。正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署云贵总督彰宝所言：“沿边各土司，虽设处荒檄缴，均为内陆藩篱。”[6]
土司既为国之藩篱，辖有边境的土地与黎庶，自然负有国家边防职能。从宏观层面来看，和平时期，土司维护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管理出入境人员和货物，防御外敌入侵等；战争时期土司则与政府军队一起，率领土兵保疆卫边，执行清朝政府下发的各种军政指令。乾隆十九年（1755年），云南临安府（今红河境内） 边境的勐梭土司被安南沙匪攻打败逃，清朝政府则抽调土司率兵前往防御。接受派遣的纳楼、纳更土司普天民等禀称：“土司等世受国恩，沦肌浃髓，图报无由，值此沙匪侵扰，边夷人人共愤，顷奉檄调，正土司等报效之时，急欲踊跃前往，仰藉天威，灭此朝食，断不敢稍有延缓，致干罪谴。”[7](P179-180)嘉庆元年，云南威远有边民起事，清朝政府令边境土司出征，“并将土司土兵酌加奖赏”[8](P162)。此次起事在嘉庆五年被平息后，清仁宗仍“谕令勐勐、孟连、耿马、车里各土司，随时查察铜登（起事首领名） 等，如稍有反侧，立即搜捕，以静倮夷而安边陲为要”[8](P868）。甚至内陆土兵也会被征调到云南边境参与保疆卫土。四川杂谷闸及瓦斯土司兵作战能力较强，清缅战争期间，为增加云南边境的兵力，云南督抚阿桂、彰宝奏请征调四川熟悉土司情形，兼之人材壮勇者，带领土司兵赴滇，保卫边疆[9]。
在西南边境土司担负的藩篱职能中，开展边防情报活动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项边防职能。俗语说：“边境无小事，事事通中央。”边境地区的事务多涉及邻国，稍有不慎，便可能上升为国际争端，致使边疆不稳，藩篱难固。众所周知，情报是一切行动的先导，为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清朝政府为对加强西南边境地区的管理，提升边疆防御能力，并在边境战争中占据主动，需要及时掌握不利于清朝西南边境安全和战争胜利的各种信息，这就需要清朝政府在西南边境开展边防情报活动。由于西南边境地区主要为土司负责管理，有着藩篱的作用，西南边境的边防情报活动顺理成章落在了土司头上。从搜集地域来看，边防情报主要来自相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边境地区，即国界线两侧的边境地带。来自境外的边防情报多是关于邻国的战争、动乱等信息，来自境内的情报主要与边境治理有关。
清朝政府通过西南边境的土司开展边防情报活动，有着诸多的天然优势。首先是区位优势。西南边境的土司位于西南边疆最前沿，紧邻中南半岛的缅甸、南掌、越南三个国家，所辖地理疆域与邻国山水相连，土司辖区的边民可随时出入边界，探听情报，因而最早知道清朝西南边境以及邻国各种信息的人员无疑是西南边境的土司。土司获取情报后，上报给辖地的流官，再由流官上报该省督抚，督抚再上奏给清朝皇帝。其次是语言优势。西南边境土司辖地的边民基本多为跨境族群，所说语言与邻国语言相近或相通。清朝政府在管理边境土司时，常由兼懂当地语言和汉语的边民来充任翻译，而土司在获取边防情报时，不存在语言障碍，可直接选派边民前往邻国。西南边境土司具有的语言优势无疑令其成为清朝政府打探邻国情报的首选对象。再次是习俗优势。既然西南边境土司辖地的边民多为跨境族群，边界两侧的习俗也非常相近或相同。情报人员若要深入了解一个国家或族群的情况，必须对其习俗了如指掌，并融入其中，这对边民来说可谓轻而易举。最后是环境优势。清朝西南边境地理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且春夏之季瘴气多发，稍有不慎，便会致人死亡，清朝军队难以久驻，否则伤亡惨重。乾隆年间，西南边境的车里宣慰司曾被改流，因为瘴气影响，士兵死亡惨重，清朝政府不得不复设车里土司，由土司继续守卫边境[10]。广西按察使黄性震上疏言及此种情况：“粤西南宁、太平、庆远、思恩、四府，土司杂处，瘴疠熏蒸，官斯土者病亡接踵。”[5](P322)同理，由习服西南边境水土的土司来开展边防情报，情报人员不至为瘴气所伤。
土司制度是清朝的一种职官制度，清朝政府保留西南边境的土司作为国之藩篱管理边境，赋予其较多的自治权力。土司拥有土兵，和平时期土司维护西南边境的社会治安，查拿不法之徒，管理出入境人员等，战争时期可与清朝政府共同防御外敌入侵。为保障边疆安全，清朝政府充分发挥西南边境土司的边境管理职能，还命其搜集边防情报，作为边疆事务决策或开展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因此，搜集情报也可以说是西南边境土司非常重要的一项边防职能。西南边境土司通过搜集边防情报，使清朝政府及时有效地掌握不利于西南边境稳定的各种信息，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尽可能地避免或降低边疆风险。
情报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人不用，只是常见不觉而已。对于国家而言，情报活动更是必需而綦重。明清鼎革之际，清朝就对明朝进行了情报活动。清朝在统一全国、奠定四隅的过程中，同样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活动。清朝充分发挥情报的先导作用，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情报，并对情报分析后进行决策应用。但土司参与清朝西南边境的边防情报活动，并非自清朝建立便已成常事，而是有着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
“三藩之乱”平定后，西南地区结束了以藩王镇边的历史，清朝统治者开始直接管辖土流并存的西南边疆。直至清末，西南边疆处于一种整体直辖、局部羁縻的治理状态，只是局部羁縻的地理范围，在200余年间的不断改土归流中，越接近清末，越为狭小，但并未彻底消失。康熙二十年（1681年） 后，清朝统治者的主要精力致力于解决东南、东北、北部，以及西北边疆问题，对西南边疆关注力度不足，对西南邻国的了解较浅，清朝政府开展的情报活动多是为了维护西南边疆安全稳定，从云南、广西整个边疆省份的行政区划层面进行的，还没有深入细化到西南边境的地理范围。这段时期土司有无参与到清朝政府搜集边防情报的行动之中，在笔者目力所及，尚未发现确凿史料予以定论。
雍正时期，边防情报活动的重点区域为清朝西南边境中越段，主要围绕着清朝西南边境的领土争端开展的。安南自明季便蚕食中国西南边境领土，雍正二年被边吏李卫发现，由此引发“安南勘界案”。安南陈兵清朝西南边境之外，并派人进入清朝西南边境窥探。清朝政府为保护西南边境安全，同样差人前往安南打听信息，云南总督鄂尔泰在奏折中说：“其安南国本章移回之后，臣即密差前往探听动静，并明檄开化镇臣南天祥整兵预备。”[11](P139)鄂尔泰甚至建议清世宗进军安南，复汉唐旧制，并为发动战争开展情报活动：“俟将滇粤应进各路及彼国虚实强弱，险阻要隘，并其防汛兵马数目与所习战，具详密侦探，一一报知，再行调度。”[11](P143)安南自然也不会等闲，频繁在清朝西南边境刺探情报。鄂尔泰云：“该国（安南） 乃着人进内窥探，镇臣南天祥故听潜人，密委跟踪，禀报到臣。”[11](P233)“安南勘界案”肯定有边境土司牵涉其中，但西南边境土司有无参与两国的情报活动，同样尚无确凿史料作为明证。
雍正朝在西南边疆大规模的武力改流，其间多派遣官方人员侦探被改流土司的情报。如雍正四年（1726年），乌蒙、镇雄改流时，云贵总督鄂尔泰“密檄署东川府黄士杰密差干役入乌打探”土司的军力[12]；雍正十年（1732年），广西思明土州在改流时发生扰乱，署云贵广西总督高其倬接到报闻后说：“本道现已遴差，前赴探听确实情形。”[13]随着改流的深入，土司参与清朝情报活动的现象在改流后期日益增多。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 十二月，云贵总督尹继善在捉拿土司召补达时，不但选派兵练访其踪迹，还“专责出力之土弁、土目密行尾踪，相机行事”[14]。虽然改流后期土司已经参与情报活动，但此类情报活动不是发生在边境地区，也不是来自境外，不能归入边防情报的范畴。
随着改土归流向西南边境地区的推进，清朝的国家权威在未改流的土司地区得到很大提升，清朝政府与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联系日益密切，认识也愈加深入，清朝西南边境的边防情报活动逐渐进入勃兴态势。但是直到乾隆前期，西南边境的土司依然很少参与边防情报活动，清朝政府在获取边防情报时，往往差遣士兵或招募其他内陆人员作为情报人员。乾隆六年（1741年），署云南总督云南巡抚张允随在奏折中提到“令密差侦探彼国确实情形，不时报闻”，其中的密差在该份奏折后文中被称为“兵目”[15]。而在乾隆七年（1742年） 的另一份奏折中，则是由开化府流官选派“应募往安南探事武生李玖、医生向桂馥”和“探事兵役朱焕彩”搜集边防情报[16]。清朝政府使用士兵差探边防情报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乾隆20年左右，西南边境的土司参与边防情报活动的现象才有所增多。
乾隆中后期是清朝西南边境边防情报活动的一个发展高峰时期。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后，西南边境再经过乾隆朝前期的治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境土司的政治控制较以前更为有力，西南边境土司的藩篱职能也更为明确而有效，西南边境的土司亦开始活跃于清朝边防情报历史的舞台。大约自乾隆朝中期开始，边防情报活动基本是由西南边境土司负责，地理范围遍及清朝西南边境的所有地区，尤其是在清缅战争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间清缅边界两侧的边境地区，清朝和缅甸双方进行了密集、持久、激烈的情报战和反情报战，在边防情报史上留下了非常绚丽的篇章。自嘉庆至清末，清朝西南边境的土司作为清朝边界之藩篱，其为清朝政府搜集边防情报的职能也一直延续至清朝逊国。只是在清朝末期，中西方的军事、政治、科技、文化急剧地碰撞和交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土司制度十分落后，弊端愈显，西南边境土司的藩篱作用则渐趋弱化，其担负的边防情报职能也随之有名无实。
西南边境土司参与到清朝的边防情报活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清军进入西南平定南明后，分封藩王来镇守西南边疆，西南边境的土司与流官政府由于藩王在中间阻隔，无法建立直接的情报联系。康熙朝削藩之后，由于战略重心转移，无暇管理西南，安南在这一时期开始偷偷蚕食清朝开化府的土地。直到乾隆前期，西南腹地土司地区多改为流官治理，因自然地理环境比较恶劣等因素，西南边境则留存许多土司，这时西南边境土司才受到清朝政府的重视并开始有效地行使边防藩篱职能，同时也开始了为清朝政府频繁搜集情报的活动。
从整个清代来看，清朝西南边境的边防情报活动，以乾隆时期最为精彩，其中又以乾隆中后期清缅边境最为出色。乾隆十九年（1755年），已有西南边境的土司参与边防情报的明确记载，当时缅甸发生内讧，永昌知府“密委孟卯土司衎玥探访得缅甸国王被伊所辖之得冷子将阿瓦大城攻破，缅甸国王逃避无踪，其起衅之由，尚未得知，现在密加探访”[7](P728)。为保西南边境安全稳定，清朝封疆大吏密切关注边境及邻国政治局势，并饬命边境土司为清朝政府搜集边防情报。
在和平时期的清朝西南边境，清朝政府命土司搜集边防情报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为了维护领土完整与边境稳定。乾隆二十二年（1758年），缅甸再次内乱，清朝政府命令边境土司察访，后来据界连缅甸之耿马宣抚司罕国楷、孟定土知府罕大兴、镇康土知州闷鼎等得知缅甸国王芒达喇治理不善被杀，引发战乱。云贵总督爱必达认为虽然事情发生于外域，但内陆土司均与缅地相邻，而耿马、孟定、镇康距缅甸木邦地方尤近，缅甸木邦地方不靖，战乱恐怕延及清朝境内，沿边关隘防范不容松懈，因此饬令边境文武官员率领“沿边一带各土司，于各关隘渡口多拨兵练巡查堵御，毋许外夷夷人窜入内陆，并饬察探确情另报”[17]。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由于缅甸连年内讧不断，缅人宫里雁逃至清朝孟连，孟连土司刀派春趁机向宫里雁索要财物，引起宫里雁劫杀孟连土司家口26人。云贵总督吴达善“即饬永顺镇府，迅督耿马、勐勐两土司，星速访拿，探知宫里雁在石牛地方，随设法拏获及其妾婢党从共九犯”[18]。从上述史料不难看出，清朝政府搜集边防情报并非出于觊觎邻国疆域或其他不轨图谋。对于缅甸等藩属国的内政，清朝政府奉行不予干涉的原则，任其自行处理，所以即使缅甸内讧多年，清朝政府始终命流官和土司坚守边界，从未越雷池一步。后来缅甸破坏宗藩体制，引发清缅战争，清朝政府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封闭清缅边境，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缅甸辅诚纳贡，重新遵从宗藩体制，清朝政府才解禁清缅边境。至于乾隆末年的清越战争，同样是因安南阮氏篡国后，挑战清朝的宗藩体制而引发，当越南恢复与清朝的宗藩关系之后，清军则又撤归清朝境内。清朝不干涉邻国内政的原则也被后世帝王严格奉行。道光十八年（1838年），缅甸国王孟既欲让其弟袭国而起争端，请车里土司带练赴缅镇抚。清朝政府早有规定，境内土司不得越赴外域，因此孟既的请求被迤南道拒绝。清宣宗对此仍不放心，唯恐土司率兵出境，又命云南督抚“严饬腾越文武各员督饬土司、抚夷察探明确，并于沿边关隘率练巡防，毋许出边滋事，倘有目夷窜至，立即谕遣，毋得任听一人入边。其普洱一带，亦着分饬文武各员督率土司、目练一体巡查，无稍疏懈，以重防守而靖边圉”[19]。
在战争时期的清朝西南边境，清朝政府搜集边防情报的目的主要出于以下三点：一是服务于每一场具体战役及整场战争。二是关注邻国的政治动向，保护领土完整与边境安全。三是惩罚不遵守宗藩体制的邻国。边境战争期间，边防情报活动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情报活动具有不间断性，贯穿战争始终，且反情报战十分激烈。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十一月，缅甸向清朝西南边境的孟定土司征收贡赋未成，遂出兵征伐，引发了清缅战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底，缅甸又因索贡问题攻打清朝车里土司等地。乾隆三十年（1765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清军600人前往边境，在勐往渡江时遇到缅军伏袭，清军惨败。清高宗震怒，开始派兵对缅军进行强烈反击[20]。围绕这场战争，清缅战争的情报战与反情报战也因此拉开序幕。
清缅双方为了赢得战争胜利，除通过正面战场进行冷兵器时代的人力对抗外，还相互开展了情报战，清朝西南边境的土司无疑成为清朝政府获取第一手边防情报的主力。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缅甸再次攻打清朝孟定土司，木梳头目普拉布虽然被抓，但另一头目罕黑逃遁无踪，清朝政府则“谕令各土司侦探下落”[21](P114)，而耿马土司地方，清朝政府命永顺镇于边疆各要口加紧巡防，“并饬耿马土司多派土练、砂丁把守江口，随时侦探”[21](P117)。清朝政府为防止缅甸再次入侵，命人将边境河流中的“所有渡船，悉令撤毁，以绝偷渡，并饬该镇、府令土司差练随时侦探贼人下落驰报”[22]。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缅边界正式封禁以后，清朝政府对缅甸开展的情报活动更是如火如荼，连年累月地侦探缅甸的各种信息，确实如上文所述“密集、持久、激烈”，这一点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中有关清缅战争的奏折史料中很容易看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高宗询问云南督抚清缅边境的土司情况，云南督抚阿里衮和明德在奏折中明确指出边境土司有搜集边防情报的职能说：“臣等仍屡次密饬沿边各土司留心探报，缘各土司夷目人等率多怯懦畏贼，不敢远出侦探。”[23](P747)即使清朝帝王，也明令要求边境土司搜集边防情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清朝游击黄海带兵征缅时失踪，清高宗便在朱批中命阿桂等人“理应饬令土司等访察”。阿桂等人飞饬各土司摆夷人等遍访密查，未能得知黄海下落，于是再“饬永昌府、腾越州暨腾越协，饬令土司等再逐细访察，一得实在下落。”[24]在清缅战争结束后的很长时间，清朝政府依然对缅甸开展着持续的情报活动。乾隆五十三年，缅甸孟陨派人具表纳贡。清朝政府为防缅甸有诈，又命耿马土司罕朝瑗“选派妥干土目成学，密赴江外探听”[25](P525)，以验真伪。直至清越战争发生时，正恰逢缅甸与清朝的关系有所缓和，西南边防情报活动的重心才从清缅边境转移至清越边境。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阮氏篡国，破坏清朝的宗藩体制，清朝政府为恢复安南黎氏的王位，出兵安南，因而加强了对安南的情报侦察活动。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巡抚孙永清在当年四月就已探知安南内乱的信息并上报给清高宗，为防止乱事延及境内，广西督抚“一面密饬左江镇道选派汉土官兵，在于关隘卡栅，不动声色，严密巡防，堵拿窜逸入境，一面令该镇道速即侦察该国实在情形，随时禀报”[25](P13)。清越战争期间，土司同样参与了清越边境的情报活动，只是参与情报活动的土司是安南境内的土司，而非清朝边境的土司。清军出兵之前，清朝政府主要从安南土司获取情报，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都竜土目黄文溙具禀：'大蛮州目麻允敏纠集兵众图复宣光，六月内与贼兵攻占，未能得胜。’该土目现在聚集兵马，俟收割粮足，尚欲发兵往助麻允敏，以期克复。又据保胜屯土目黄文韬禀报，现在集兵聚粮，并谴属黄文林密赴义安、宜春等处探听嗣孙黎维祁下落。”[26]史料所提到的都竜土目黄文溙和保胜屯土目黄文韬皆为与清朝开化地方接壤的安南宣光所属之渭川、水尾二州之土司，因这些土司眷怀故主，所以提供情报给清朝政府，希望能助其恢复安南故主之位。清朝军队在安南境内行进时，安南土司与清军时刻保持着密切地情报沟通。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二月，安南宣光土目黄文桐便亲自至清朝军营向将领乌大经汇报前方战事[27](P538)。情报战贯穿清越战争始终，直至清朝恢复安南黎氏王位失败撤兵回国后，云贵总督富纲依然“节次遣人密赴边外察探”[28]。
在清缅与清越战争期间，清朝还通过土司分别对缅甸、安南阮氏开展了反情报战。缅甸、安南阮氏也不断派遣人员到清朝境内刺探情报。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四月，顺宁府知府禀报“木梳虽遣人在江边窥探，缘江防严紧，不敢侵犯”[29]。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下半年，据驻扎三台山总兵喀木齐布在打岗卡山箐拿获木邦缅子达磨莽革拉，又据驻扎张凤街署提督锦山等在蛮墩卡后山拿获老官屯缅子波一，“俱系潜来窥探信息之奸细”[23](P848)。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腾越张凤街市拿获名叫老岩的缅甸细作一名[30]。清缅边境反情报战的史料是比较多的，而清越边境的反情报战的案例相对少些，但不是没有。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十二月，安南阮氏一方便曾派十八人到清军营地侦探，未想其中两人被擒获[27](P539-540)。
西南边境土司的边防情报活动与乾隆朝对西南边境治理的深入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受到西南邻国动乱、边界争端、边境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西南边境土司自乾隆中期频繁参与到边防情报活动以后，从事边防情报活动的清朝官方人员依然存在，只是相对少了许多。在清缅边境被封闭期间，清朝西南边境的土司在获取边防情报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是凸显，不但参与了数量可观的情报战，还参与了反情报战。在清越战争期间，则是安南边境的土司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情报。不得不说，乾隆时期西南边境土司从事的边防情报活动在整个清朝的边防情报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清朝政府对西南边境土司获取的边防情报，并非直接进行决策并应用于边疆的实际行动，而是先进行情报识别，验证情报之真伪正误。情报识别是对获取的信息进行鉴别筛选的行为，通过识别，确定情报的真伪、正误、价值大小、时效急缓等，对管理者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前瞻性指导作用。清朝政府对土司提供的情报进行研判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情报本身的特性决定。每一个完整的情报周期都要经过五个过程：规划、收集、整理、分析与产品制作、分发，其中在情报收集、分析与产品制作两个环节，情报人员对获取的情报有一个分析行为，即情报收集人员在获取情报时的初步分析与情报分析人员对所获情报的再次分析，皆包括对情报真实性的辨别。为避免虚假情报给最终决策带来巨大损失，任何情报使用者都会对情报进行分析。二是清朝政府虽视土司为守边藩篱，但对土司并非完全信任。土司制度本为古代王朝受限于各种客观历史条件而迫不得已在边远地区推行的羁縻策略，弊端很多，因此才有了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由于西南边疆自然地理环境恶劣、人才匮乏等因素，西南边境的土司被作为国之藩篱得以留存，但清朝政府始终对边境土司持有不信任态度。三是土司不是专业的情报人员，且边防情报多是土司通过边境地区的土民获取，限于土民的情报素质较低，所获取的情报难免信息粗略，甚至来自谣传。乾隆四年（1739年），安南（今越南） 有起事者“散谣言，说中国有兵相助，土官将信将疑”，开化镇总兵王大绶将此事转报云南督抚，云贵总督庆复和云南巡抚张允随“既蒙查问，方知实系奸人谎说”[31]。清朝政府更加注重情报真伪的研判，对情报价值的研判尚未上升到理论层面，在情报工作中表现不太明显。
边防情报在获取并经过边境流官初次分析后，传递到省级督抚手中。云贵总督富纲和云南巡抚刘秉恬收到边防情报，首要任务便是分析情报之真伪。云南督抚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方法是从逻辑上推论。富纲和刘秉恬分析：“臣等查翁藉牙于乾隆十五年以后占据为酋，迨伊子懵驳继立，始而自外生成，旋复诡谲丧良，情伪百出，罪大恶极，为天理所不容，是以不数年而遽遭冥诛。其子赘角牙争立之后，将其诸叔或沉江致死，或逐居在外。兹孟鲁复杀赘角牙，而孟陨又乘机构害孟鲁，骨肉至亲之中如此辗转相残，揆情度理，断无不立致灭亡者。此信虽系得之土司探报，然既有此传说，自非无因。”[32](P57)言外之意，此份情报从逻辑上来看是有可信度的。因此一面加强边境的巡查力度，命人侦探更多信息，一面将情况上报清高宗。第二种方法是直接反复讯问前往境外获取第一手情报的人员，即土民。云南督抚对土司衎衿提供的情报存有疑问。富纲曰：“臣以新立缅酋既于各隘口严密防查，该摆夷何能直至阿瓦？殊难凭信，当即飞饬将该摆夷等送省候询。”因冒他染瘴未愈，只有波闷一人抵达省城。富纲“复细询该处情形，与前次供禀大略相符，亦有前供所未及而此次问出者”，再“察看该摆夷，人颇老实，亦尚明白，此次已到阿瓦，似属可信”。第三种方法是派遣精明能干之人再次前往缅甸侦察。为了获取更加详尽的情报，并验证此份情报的真伪，富纲又密札腾越州知州朱锦昌，“据禀，觅有醇谨晓事数人，听候差委，拟即带领波闷到边，亲自遴选至妥精细之人，面授机宜，重加赏给，令其同往，务得缅匪实在底里。”[32](P252)这种方法一直为当前世界各国所通用，即通过其他情报人员或其他情报渠道来研判真伪。
由于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落后，清朝边防情报的传递速度十分缓慢，而且中间环节过多，情报传递经历了从土民到土司，再到边境流官（包括镇、营、协、道、府、州、县等），然后到总督巡抚，最后到皇帝这样的一条单线途径。一般来说，情报传递环节愈多，时间愈久，越容易出现信息泄露，但在清代的历史境况下，情报传递过程中发生信息泄露至境外的概率是极小的，其真正的弊端是会造成情报研判时间的过于漫长，甚至长达几个月之久，严重影响了情报使用者的及时决策，延误了解决边疆问题的最佳时机，这也能从侧面说明古代历朝政府对西南边疆治理的历史进程因何如此缓慢。
清朝西南边境的邻国为缅甸、南掌（今老挝）、越南（嘉庆以前称安南或交趾），清老边境比较稳定，相关的情报活动少有记载，而清缅边境与清越边境因为乱事较多，情报活动的史料可谓俯拾皆是。清朝边境没有常设性的专门情报机构，其边防情报的获取处于被动状态，主动性不强，即边境或邻国发生事情，消息传至边境土司或流官时，清朝政府才会去探听消息的虚实。清朝西南边境留存了众多的土司，经过康雍两朝治理，乾隆时期清朝政府对西南边境土司的政治控制较前朝更为有力，由于土司在探听情报时有着官方情报人员不可比拟的许多优势，因此自乾隆中后期随着西南边境不稳定因素的不断出现，清朝政府开始利用西南边境的土司搜集边防情报，所以说清朝西南边境的边防情报活动是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西南边境安全，由清朝政府整体主导的，西南边境流官具体指挥的，西南边境土司积极参与的一种国家防御行为，西南边境的土司发挥了重要的国之藩篱作用。
清朝西南边境的土司世居边陲，位于清朝与中南半岛邻国的交界地带。而交界地带又是不同国家之间国家力量的冲突之地，边境土司若要在不同国家力量的冲突之地得以生存，必须归附于某一国家方可实现，所以清越、清老、清缅边界两侧的土司皆分别归附于清朝、越南、老挝、缅甸四个国家，并因此划分出清朝与三国之边界。清朝西南边境的土司归附清朝，便纳入清朝管辖疆域。因此，从清朝西南边境土司的立场来看，其为清朝政府搜集边防情报是出于维护自身生存的目的，但其西南边境土司辖地又属于清朝疆域，其为清朝政府搜集边防情报还是为了维护清朝的领土完整和西南边境安全。清朝西南边境土司的个人利益与清朝的国家利益在这里完美地融为一体，西南边境土司表现出对清朝的高度认同。当清朝西南边境遇有危险之时，该处的多数土司积极配合清朝政府搜集边防情报，并与清朝流官一起，率领汉土官兵，为守护西南边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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