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
元至元间，意大利威尼斯（Vellice）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至大都，谒忽必烈大汗，居留中国十余年。后归至故乡，以事入狱，乃口述所经历，罗斯梯谢奴(Rusticiano)为之纪录。其书已大显于世，各国文字译注本，无虑数十种，沙海昂氏(A.J.H.Charignon)采众本校释而为之注，堪称较为完善之本，然此种事业，果如烈缪萨(Abel Remusat)所言：“必须有博洽之知识，适当之批评，细密之鉴别。”前此西方学者致力于此书，虽多已得确解，亦难免不实不尽之处，犹待补之正之。
波罗曾自大都出游，经太原、关中，成都、土番入云南境，历罗罗斯、鄯阐、大理、金齿至缅国，复自缅国经老挝入云南元江路，从乌蒙道经四川，归大都。波罗书第十五章：“奉使至程途六个月之地”，盖谓此行。第十六章曰：“奉使归来，谒见大汗，详细报告其奉使之事，言如何处理一切，复次详述其奉使中之见闻，大汗及左右闻之，咸惊异不已”。则波罗沿途留心考察，故所述较之他处为详，前人考释亦多确解，瑜摘其书中关于云南之数章，为沙海昂注所未言，或已言之未安者，参证文献及个人调査所得，略加考证，芜杂录之，求教于世之博雅者。沙海昂书为法文，冯承钧氏有译本。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记。
“建都（Caindu）是西向之一州，隶属一王，居民是偶像教徒，臣属大汗。”
按，波罗自土番（Tibet）（沙海昂考订波罗至土番之里塘）。经建都至哈剌章（Carajan），则建都应为罗罗斯地；《元史·地理志》，罗罗斯宣慰司领三路，一府，十八州，四县，无一地名建都，而本纪，列传则多以建都称罗罗斯之一部或其全境；以对音考之，建都即地理志之建蒂也。罗罗斯未立宣慰司之先，本为四区：一落兰部（后为建昌路），一仲由蒙裔分据之地（后分属建昌会川二路），一屈部（与铤祯部巴翠部近，后为德昌路），一大理国所属（后为会川路）。此四区中，以落兰部为最强，侵略诸部，设宣慰司，以落兰为之长。落兰亦称罗落，瑜意罗罗斯地名即落兰之对音。而落兰之酋长曰建蒂，《地理志》建昌路泸沽县曰：“昔罗落蛮所居，自号落兰部，其裔蒲德遣其侄建蒂内附，建蒂继叛，杀蒲德，自为酋长，并有诸部，至元九年平之”；又永宁州姜州建蒂安州下并言至元九年平建蒂；惟《经世大典·叙录·政典·征伐》、《元史·速哥传》（一三一）、《探马赤传》（一三二）《刘恩传》（一六六）、《脱力世官传》（一三一）、《忙古带传》（一四九八）《完颜石柱传》（一六五）、《旦只儿传》（一三三），并言至元九年征建都，此建都即《地理志》之建蒂。建蒂本人名，用以称其所属之地，狭义称落兰部，广义称罗罗斯；本纪“至元十二年三月乙亥，谕枢密院：比遣建都元帅火你赤征长河西，以副都元帅覃澄镇守建都力，而《覃资荣传》（一六七）、《覃澄传》（一九一）并言：澄为罗安斯副元帅，则建都副都元帅即罗罗斯副都元帅也；又《本纪》“覃澄守建都”，则仅建昌一地言也。（《元史》本纪尚有关于建都事，已见沙海昂注释，可参看）波罗所谓建都州，即包有罗罗斯全境，又谓隶属一王，疑其时建蒂犹在人间，统率罗罗斯全境。王恽《秋涧大全集》卷八十一《中堂事记》“中统二年六月二日，诏赐木苑王印，其文曰建昌王印”，然至元间已无建昌王之记载。又波罗称“自建都骑行十日”云云，此建都则仅建昌一地言之，剌木学（Ramusio）本建都州都会亦名建都，是波罗称建都有广狭二义。
罗罗斯境内民族，多乌蛮种，惟信佛教，李穑《西天提纳簿陀尊者浮图铭并序》载：“尊者自言：赤立而走罗罗斯地界，有僧施一禅衣，有女施一小衣，乃应檀家供，同斋禅得放生鹅，欲烹而食之，吾击其妇，妇哭，僧怒见逐；吾闻土官塑吾像，水旱疾疫祷之必应”，以此记录，知罗罗斯在当时有偶像教，盖为佛教之密宗，即元明以前流行于云南阿吒力所奉之教。提纳簿陀尊者，西天竺人，号指空，自蜀渡金沙江至云南，复自贵州漫游至朝鲜，至正二十三年示寂，浮图铭序碑立于宣光八年（即洪武十一年）。瑜近见延祐七年杨兴贤撰《武定狮山正续寺记碑》有“西竺指空禅师游方憩此”之语，考知指空以延祐初至罗罗斯，后于波罗约三十年。
“其所用之货币，则有金条，按量计值，而无铸造之货币，其小货币，则用盐，取盐煮之，然后用模型范为块，每块重约半磅，每八十块值精金一萨觉（saggio）。”
按：今云南边境，犹有以盐块代辅币者：前岁，瑜旅行裸黑山自富永至蛮大寨，适值集市日期，凡交易先买盐块，再以盐块议价购零物；每块横广寸半，厚四分，凡三十枚重一斤，现银一元（值国币五角）易十六枚，闻此俗在裸黑山各地通行。元代云南亦多有此风，兹录景泰六年纂修《云南图经志书》所载数事：卷二武定府曰：“土人懋迁有无，惟以盐块行使”；卷三镇沅府曰：“盐色白黑相杂而味颇苦，俗呼之日鸡粪盐，交易亦用之”；卷四楚雄府曰：“黑盐每块煮卤为之，大者重一斤十两，小者重一斤，交易皆用之”；按《景泰云南志》修成，距明朝征服云南仅六十七年，则所载盐块代钱之俗，已在元朝如此。
“自建都骑行十日程毕，见一大河，名称不鲁郁思（Brius）建都州境止此，河中有金沙甚饶。”
按：罗罗斯地，以《元史·地理志》所载三路之区域，德昌路在打冲河两岸（柏兴府入德昌路，见《本纪》元贞二年十一月，《地理志》失载）建昌路在大渡河南，安宁河上流，会川路在建昌金沙江北，明代即以此疆域置建昌道。《蜀中广记》（明曹学佺撰）卷三十四《建昌道》曰：“其形胜：金沙江画前，大渡河界后，牛栏江镇左，打冲河御右”，即其四至。洪迈《容斋初笔》卷四载：“宋淳化中，辛怡显使南诏，至姚州，其节度使赵公美以书来迎曰：当境有泸水，昔诸葛武侯戒之曰：非贡献征讨不得渡此水，若必欲过，须致祭然后登舟”云云，此足以证在大理国时代姚州会川间以金沙江为界也。
沙海昂已考订蒙古语称金沙江为木鲁乌苏，即Brius之对音。瑜在《元史》，获见“不鲁思”之名，亦即Bruis之译音也；《速哥传》一三一）“”征建都，迎合剌章军于不鲁思河。”按，合剌章即云南，速哥从四川行省也速带儿自北而南，破建都后迎合刺章军于不鲁思河，其地即金沙江无疑。又《脱力世官传》（一三一）“定昌路总管谷纳叛，与其千户阿夷谋率众渡不鲁思河”。按，谷纳之乱，亦见《经世大典·叙录·政典·招捕》，《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二月，《地理志》罗罗斯宣慰司普济州曰：“夷名玕甸，至元十五年于玕甸立定昌路。”《蜀中广记》卷三十六《建昌卫》曰：“普济州长官宫司，在卫西南二百四十里”，今地图打冲河河流入金沙江口之北，距约经度四分，有地名普济，当即元初曾设定昌路之地，至金沙江近，所曰谋渡不鲁思河者，亦即金沙江也。
“渡此河（即不里郁思河）后，立即进入哈剌章（CaraJan）州，州甚大，境内致有七国。”
按《元史》本纪“至元四年九月庚戍，遣云南王忽哥赤镇大理、鄯阐、茶罕章、赤秃哥儿、金齿等处”，又“至元十年六月丙子，以平章赛典赤行省云南，统合剌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诸蛮”；两次纪录，并有茶罕章、金齿两地，而合剌章即大理，鸭赤即鄯阐，赤科即赤秃哥儿，此五部在云南为重要之区域。《元史·地理志》、《兀良合台传》、《经世大典·叙录·政典·征伐》、《秋涧大全集》卷五十《兀良氏先庙碑》并言元初征服云南之五城、八府、四郡、三十七部，瑜以为所谓五城者，即上文《元史》本纪两次录之五部，盖此五部在未征服前，各有独立或半独立之政治组织，故设行省后，亦以此五部置宣慰司宣抚司等政治区；波罗所谓境内致有七国，当视此五部为五国。其余八府四郡，在鸭赤、合剌章二部境内，三十七部虽五城区域以外之地，然大部为小部落争长称雄，可视为一国；而至元间云南行省所统辖之地，除五城三十七部外，则有罗罗斯，乌撤乌蒙，广广南西道，盖波罗以乌撒乌蒙及广南西道视为二，罗罗斯则不计在内（此于行纪所载甚明），此二地与五城，则所谓之七国也。至于掸人地彻里、八百、木邦等处，亦各为独立之一部，然征服隶云南行省，在至元以后之事也。
以此言之，哈剌章仅为云南之一部，波罗于下文言之。而此处则以哈剌章称云南全省，此种情形亦见于波斯史学家拉拖特爱丁（Khoja Rashid edin）之《史记汇编》曰：“契丹（按元明西方学者称中国日契丹）之南有国，契丹人名之日大理（Dai lion）或大国，蒙古人名之曰哈剌章”（Karajang）（据伯希和引）。又曰：“哈剌章国疆域广漠，介于图伯特、唐古忒、印度丛山、蒙古、契丹及金齿国之间（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第四册引）”，故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第十四章），曰：“就广义言，哈剌章一名包括属于南诏之一切种族，就狭义言，此名应指南诏发源地之大理一带”，此诚确切之解释。波罗行纪之哈剌章地名，有作广义，指云南全省，有作狭义，指大理一区；元史所见，亦有广义狭义之不同。
“大汗之一子，君临此地，其名曰也先帖木儿（Essentimour）。”
按，《元史·张立道传》（一六七）：“至元十七年入朝，力请于帝，以云南王（按忽哥赤）子也先帖木儿袭王爵，帝从之”；《诸王表》“也先铁木儿，至元十七年袭封云南王”，是知也先帖木儿以至元十七年来任云南王也。《本纪》“至元十七年十月丙子，赐云南王忽哥赤印”，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八十七曰：“忽哥赤于至元四年，封云南王赐印，八年为宝合丁等毒死（瑜按，事见《本纪》及《博罗欢传》《张立道传》）。此纪所书，盖以其子也先帖木儿袭封云南王，仍以父印赐之耳”。又《本纪》《诸王表》《显宗传》（一一五），并载：“至元二十七年十月，甘麻剌为梁王，赐金印，出镇云南。”是知也先帖木儿任云南王至元二十七年也。以《波罗行纪》所载也先帖木儿事，知波罗至云南时，也先帖木儿在任，则波罗旅行云南，应在至元十七年至二十七年之间。又波罗于下文详述元朝征伐缅甸，为至元十六年事，而二十年先吾答儿征缅之役，则未道及，盖波罗至云南以后之事。此可知波罗至云南在至元十七年十月以后。Rene grousset《蒙古史》以为一二八三至一二八四年，波罗随同蒙古军队至缅国，此即先吾答儿征缅之役，谓此时入缅，亦有理由。
又：也先帖木儿为忽哥赤子，忽哥赤为忽必烈子，故《本纪》至元二十五年二月称皇孙也先帖木儿，《波罗行纪》一二〇章亦曰：“已故皇子某之子皇孙也先帖木儿为其地国王”，则此谓大汗之子名先帖木儿者，子为孙字之误，当系后人传钞所讹。
“从前述之河（即不里郁思河）西向行五日毕，抵一主城，是为国都，名称押赤城(Jacin)，大而名贵，商工甚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有偶像教徒及若干聂里脱里派（Nestoriens）之基督教徒。”
按，押赤即鸭赤，亦作鸭池，以上文所称，知为云南境内一区域之名称，《元史》多记录之，《兀良合台传》（一二一），“前次罗部府，大酋高升集诸部兵拒战，大破之于洟可浪山下，遂进至乌蛮所都之抑赤，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此押赤之地理甚为明瞭，然有释押赤在罗次县东南者，有释为昆阳临滇池之古城者，有释为即大理者，然《兀良合台传》称“乌蛮所都之押赤”，《波罗行纪称》“国都名押赤”，又拉施特《史记汇编》“哈剌章省省会立于押赤”(Yachi)（《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册四），则押赤非元代云南行中书省治所在之中庆路莫属；中庆即鄯阐。《元史》本纪两次纪录，云南五部之名（按引见上文）鄯阐与鸭赤互用，亦足以证明押赤即鄯阐也。去岁，瑜在昆明玉案山筇竹寺大殿壁中，获读龙儿年〈按延祐三年）圣旨碑，有“云南鸭池城子里玉案山筇竹寺”之语，以元代寺观圣旨碑（冯承钧氏有《元代白话碑一书》搜录较多）例之，鸭池即寺所在之地名，则所谓鸭池城子，即今之昆明无疑。而鸭池之广义即包有大理国时代之鄯阐府，元初曾设鄯阐、嵩明、巨桥、阳城堡四万户府，亦即云南行省成立后所设立之中庆路之区域也。
元初，押赤佛教，密宗禅宗并盛行，以现存碑刻足以证明；回教亦因赛典赤为平章政事而盛传；惟基督教，尚无确切文献足以佐证，法国Rene grousset之《蒙古史》第三卷第三章引Fenot说曰：“蒲甘城之Kyansittha佛洞壁画，上有两蒙古人，一坐而执鹰，一立而射箭，同一洞中并有十字架，想是奉基督教之教者，或即蒙古人”。
“所用货币，则以海中所出之白贝而用作狗颈圈者为之，八十贝值银一两，等若威尼斯城钱格罗梭（gnos）二枚，或二十四里物（Livres），银八两值金一两。”
按，贝亦称
，或作
，名曰
子，或曰海
，王礼《麟原集》卷十《罗泸州父子志节状》“蛮夷所用货贝谓之
子”者是也。中国古代以贝为币，许氏《说文》卷六贝字下曰：“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乃废贝行泉”。云南用贝，不获考其始，惟《新唐书·南诏传》曰，“以缯帛及贝市易，贝大者若指，十六枚为一觅”，则唐代已通行之。《元史·赛典赤传》“云南民以贝代钱：是时初行钞法，民不便之，赛典赤闻于朝，许仍其俗”；又《本纪》“至元十三年正月丁亥，云南行省赛典赤言，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从之”。故元代仍通行
子。至明代亦如故，现存多数碑刻及文献足以证明之。至其价格，《元史本》纪“至元十九年九月己已，定云南赋税，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值贝子二十索”，所谓索者，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云南府贝“俗呼贝为
子，以一为庄（亦作妆），四庄为手（亦作首），四手为苗（亦作缗），五苗为索（亦作卉），虽租赋亦用之”（按此事凡记载滇事之书皆述之）。则以见八十枚为一索，《新唐书》十六枚为一觅，觅即苗字之对音也。二十索值金一钱，则金一两当一万六千枚，此政府所定之价格；波罗所述“八十贝值银一两，又银八两值金一两”，沙海昂于第九五章注三言“威尼斯银币（gnos）一枚等于银一钱，则二枚值银二钱，亦即值贝八十枚，以此为计，金一两值贝仅三千二百枚，故疑此处gros vénitien为denier tonunnois之误，盖秃儿城钱只当威尼斯钱五分之一也。”
《行纪》一一八章“海贝非本地所出，而来自印度”；惟《元史》本纪“大德九年十一月丁未，以钞万锭给云南行省，命与贝参用，其贝非出本土者，同伪钞论”；则云南产贝，亦有自他地输入者，故有此命，又《食货志·惠民药局》“云南行省给真□一万一千五百索”，泰定二年《栖贤山报恩梵刹记》碑“捐真□三千馀索”，特书真
，盖别于非本土所出之伪也。瑜曾在古墓中拾得，用以殉葬，蒙古人所为。瑜按，此蒙古人，当自云南征缅之战士，则云南少数奉基督之
子，以之询云南各地前辈，未闻现在云南产此物，故疑所谓“出本土者”指原已通用之贝而言，以新输入者则以伪钞论，盖以用贝不能发行多量交钞，故有所限制也。
“从前述之押赤城首途后，西向骑行十日，至一大城，亦在哈刺章州中，其城即名哈剌章，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臣属大汗，大汗之别一子名忽哥赤（Gogacin）者为其国王。”
按：哈剌章见于《元史》者，亦作合剌章、阿剌章，此名广义称云南全省，狭义称大理一区，上文已言之，而在《元史》多用为大理一区之地名：《本纪》至元四年及十年两次纪录云南五部之名，合剌章与大理互用，仅指为云南境内之一部，又《本纪》“至元十八年四月辛未，益云南军征合剌章”，“二十二年九月戍辰，省合剌章、金齿二宣抚司为一，治永昌”，是并以合剌章，称云南之一部。
哈剌章即大理，可从波罗所述自押赤城向西骑行十日至其地（按自昆明至大理十二站，惟十日可达，樊绰《云南志》途程亦十日），《行纪》一一九章称“离大理府”云云，足以证明之，又大理崇圣寺猪儿年（按至大四年）圣旨碑，有“哈剌章有的大理崇圣寺”之语，尤可确定。而大理一名，所包括之区域，又有广狭之不同，《本纪》“中统四年八月辛亥，置元帅府于大理，命昔撒昔总制鬼国大理两路”，此大理路包有云南全省，盖沿用大理国之称（此说亦见拉施特书，引见上文）。又《本纪》至元四年以大理为云南五部之一，则包有当时大理上下二万户府及威楚之地，即成立行省后之鹤庆大理威楚等路，适与哈剌章名称相当；又其一则大理一名仅指大理府治所在之平原，故崇圣寺碑称：“哈剌章有的大理崇圣寺，即以大理为哈剌章境内之一小区域也。《秋涧大全集》卷六十七《翰林遗稿》，有宣慰大理及合剌章俾还本手诏”，即以大理与合剌章有别也。
忽哥赤镇大理，见《元史》本纪，自至元四年至八年，波罗至云南时已死，盖波罗追述往事，非亲见其人，惟以行文不甚明白，致误会为忽哥赤与也先帖木儿分王云南（关于忽哥赤为云南王事，沙海昂注释甚详，可参看）。
“此州出产毒蛇大蟒，其躯之大，足使见者恐怖，其形之丑，闻者惊异。”
按：波罗于此详述蟒之巨且恶，及捕蟒之法，蟒胆医病（可看原文），可知当时在大理确有此物，然今已无闻。明李元阳《云南通志》载关于蟒之故事，虽未必事实，惟可证其地有蟒作恶，故有此传说也；卷十一《大理府》人物唐义士《段赤城传》曰：“揲榆（即大理）人，有胆略，勇于为义，蒙氏时龙尾关外有大蟒，吞啗人畜，赤城披甲持双刃赴蟒，蟒吞之，剑锋出蛛腹，蟒亦死，人剖蟒，取赤城骨葬之，建塔墓上，煅蟒骨以垩塔”（按亦见卷二）。蟒吞人畜及利刃剖腹，正与波罗所述同。又卷二《大理府·古迹》“在玉局峰顶之南，世传黑龙为患，观音大士请佛剌放之于冯河”，又《大理府·风俗》“阿阓黎僧（按亦作阿吒力）能诵咒制龙，大理原有罗刹邪龙为患，观音以神力闭之于上阳溪洞中，传留咒术以厌之”，卷十三《大理府·仙释》杨都帅、赵叱力、芮道材、赵寿诸传，并言能制伏邪龙；所谓邪龙者，或以其地多蟒为患，故附会传说如此。
“离大理府后，西向骑行五日，抵一州名曰匝儿丹丹（Zar-dandan），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臣属大汗，都会名曰永昌（Yochan）（按拼音，据张星烺译拜内戴施本）。”
“阿木（Amu）是东向日出处之一卅.其民是偶像教徒，臣属大汗，以牧畜耕种为活，自有其语言。”
按：阿木州在何处？此为难于确切答复之问题：一则，波罗自Gagigu至阿木，据研究《波罗行纪》者之考订，有以为Gagigu非安南北圻之交趾，有以为其地在老挝，又有以为其地即车里，因Gagigu之位置难定，致阿木亦难确知；又波罗自阿木至秃剌蛮。秃剌蛮，在云南东北与四川交界之处，当距阿木甚远，两地之间，别无述说。以此，波罗至阿木何自来？又何自往？其路线难知，故阿木之位置难定。再则，Amu—名，众本不同，有作Amiu，亦作Anyn或Anin，音既不同，何去何从？此亦难决定者。
今从大体观之，波罗自班加剌（Bangala）向东行三十日，至距海远之Cangigu，其地似即老挝，《景泰云南志》卷六《四夷馆考》卷下并载“老挝俗称呼挝家，亦与Cagi之音近”，而自老挝入云南，至元江路，疑阿木即在元江路。
唐代云南与安南之交通有二途：一即贾永步路，见樊绰《云南志》卷一及《新唐书·地理志》附载贾耽入四夷路程，又一即步头路，见樊绰《云南志》卷六；天宝初，章仇兼琼遣竹灵倩筑安宁城开步头路，引起爨部反抗（见南诏碑、新唐书、樊志）。然此道后亦可通，故樊志记其途程；法国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第七章谓：步头即贾勇步，此实大误，盖伯希和未细读樊志“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夷人不能船，多取通海城路贾勇步入真登州”之文。以瑜所考，步头即今元江因远之地，贾勇步在蒙自蛮耗附近（有别文详之），而自步头即入老挝，故伯希和书附录五，以樊志之步头路标题“安宁州至交趾老挝路程”，是知在唐代已有云南与老挝交通之路，波罗盖循此道，自老挝至元江路。
沙海昂释Amu为阿僰部，按'阿僰为三十七部之一，元初设阿僰万户（见李元阳《云南通志》），后改临安路，若波罗至临安，应循唐之贾勇步路，然已知Cagigu非安南之北圻而为老挝，故Amu应在阿僰西南之因远部，在因远部附近之落恐、思陀、溪处等地之主要民族为阿泥（在元明时代如此）。故元初有阿泥路之设，《元史·张立道传》之禾泥路，赵子元《赛典赤德政碑》之和泥诸部，《经世大典·叙录·政典·招捕》之和泥砦，考之地理，即此区域，故疑Amu之名，作Anin为是；然其地不能作阿宁或安宁之解释。
又以波罗所叙述阿木之情形，亦得为阿泥路，盖其地较熟，地土肥沃，旦在边境，便于对外交通，阿泥人盛饰，此种情形，与阿泥路相合。又阿泥在当时有偶像教否？则不获知也。
“秃落蛮（Tholoman），是东向之一州，居民是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臣属大汗。”
按：沙海昂注，以为Tholoman即《元史》之秃剌蛮、秃老蛮、土老蛮，亦即今日之土獠，此说甚是。王恽《秋涧大全集》卷五十《兀良氏先庙碑》曰：“乙卯（按宪宗五年）秋，奉命出乌蒙，趋泸江，划秃剌蛮三城”；乌蒙即今昭通会泽一带之地，泸江即金沙江，兀良合台自云南征秃剌，其地当在乌蒙以北泸江以南。李京《云南志略》曰：“土獠蛮在叙州南乌蒙北皆是（据《蜀中广记》卷三六引），李京以大德间任乌蒙宣慰司副使兼管军万户，亲至其地”，所说可信。《元史》本纪“至元二十一年八月丁未，云南行省言，华帖白水江盐井三处土老蛮叛，杀诸王及行省使者，调兵千人讨之”，疑盐井即今之盐津，白水江在盐津附近（《爱鲁传》，白水江属乌蒙）。华帖亦当距盐津不远，其地即在叙州与乌蒙之间，盖在此一带，元初为土獠蛮散居之地。
土獠聚居最多之地，得以土獠为地名，《元史》本纪“至元二十八年二月癸酉，云南行省言：经盐井，土老，必撒诸蛮至叙州庆符，可治为驿路，凡立五站”是知土老在盐井必撒之间，必撒不获知为何地，惟距庆符一站，当在庆符南不远之处，则土老即高州筠连州之地。又本纪“至元十五年四月丁丑，云南行省招降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地城寨十九所”（按《经世大典·叙录》亦载此事，惟作至元十三年），即言秃老蛮所属高州筠连州之城寨，盖乌蒙与叙州之间多秃剌蛮散居，尤以高州筠连州最夥，故以秃剌名其地，波罗所谓秃剌蛮州，其地盖高州筠连州；今并为县，属四川。
“人死焚尸，用小匣盛其余骸，携之至高山山腹大洞中悬之，俾人兽不得侵犯。”
按：李京《云南志略》记土獠蛮曰：“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巔崖之上，以先堕为吉”；田汝成《行边纪闻》蛮夷条亦曰：“犵狫，一曰犵獠，殓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水，不施蔽盖。”（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四同）。犵狫亦土獠种，田汝成所记为贵州土族，土獠有崖葬之俗，惟波罗谓焚尸与李、田二人所载稍异耳。今云南之临安、开化、广南一带多有土獠族居之，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备录曰“土獠，其属本在蜀、黔，西粤之交，流入滇，亦处处有之”而在云南之土獠，习俗与居蜀、黔者或不同，《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三《维摩州·风俗》曰“土獠”人死掘窖，置棺于上，乱击之，名曰击土鼓，二日㫒出焚之”，是与崖葬异也。
分章释竟，下文为有关各章数事：
波罗此行，盖有蒙古人同路，或即为波罗之通事，此于各章中所用之地名知之。元兵征服云南，视部落之大小，设万户、千户、百户主之，地名仍用前已有者，或以蒙古语称之；自赛典赤行省云南，置郡县，改定诸路名号，十之七八已易初名，此种经过，地理志载之甚详；然既有新名，蒙古人多用原有之名号，故本纪列传之地名，每与地理志不同；波罗所称达都哈剌章、押赤、阿木、秃剌等名，成立行省后已改称。至于哈刺章、押赤、不里郁思，则蒙古人称之，非土人所熟识，波罗亦用之，盖从蒙古人所说也。
波罗所至之地，并谓其人为偶像教徒。以瑜所知，云南在唐宋间已有佛教传入（曾为文论之）。且如Mahakala为大黑神，Acarya为僧徒，此出自佛教者，而在元初雄辩法师以禅宗传入后，一般人以大黑神为土主，阿吒力为土僧，当此宗在云南经过长时期之演变，加入若干土著之成份，故被目之为土教。然佛教在元以前普遍至若何程度，尚不得而知，明初张紞《具足禅院记》，犹有“西南诸种，曰僰、曰爨，曰獠、曰夷，而旁枝庶丑，又不可悉记；独僰人（按即白子非摆夷）修缮刹宇，寻袭师宗，事佛惟谨，余种皆不之信”云云，波罗所至，有僰人最多之区域，其余亦或有少数僰人，然如阿木秃刺之地，似无僰人踪迹，波罗亦谓偶像教徒；则所谓偶像教者，不限于佛教，凡偶像设教者称之也。波罗所至之地多产金，并以金为货币，则在当时云南各地产金，较之今日为富。按《元史·食货志》，产金之所，在云南省曰：威楚、丽江、大理、金齿、临安、曲靖、元江、罗罗斯、会川、建昌、德昌、柏兴、乌撒、乌蒙、东川。波罗所行经，适多为产金地带。云南以产金多，曾设打金洞达鲁花赤（本纪至元九年九月），打金规运所（本纪至元二十二年七月），及造卖金箔规措所（本纪至元二十年十二月）。其金课，至元十年为一百五锭（每锭五十两）天历元年为一百八十四锭一两九钱（并见《食货志》），较之他省为多。又曲靖路岁输金三千五百五十两（见《地理志》），景东府岁增金五千两（见本纪至顺二年），而官吏征课受赂尤多（见《麟原集·罗泸州父子志节状》《元史》正传）。行贿上司（见《刘正传》《博罗欢传》），亦有以金器入贡者（见《显宗传》《床兀儿传》），云南产金富饶，故当时官定金银兑换为一与十之比，而在云南或八换，或六换，甚至五换也。
波罗所述行程方向，自押赤西行至大理，又西至永昌，此与地理相合；然如自不里郁思河西向押赤，自老挝东向至阿木，又东向至秃剌，又东向至叙州，凡此南北行而曰东西，与地理不合；然此亦不足为怪。第一一六章《建都州》剌木学（Ramusio）本增订之文曰：“我言其为西向之一州，切勿以为此地属西域，盖吾来自东方诸地，而此在吾人所遵行程之西也。”以此解释，波罗向缅甸前进程中，并曰向西，而自缅甸归途，并曰向东，是东西以行程起点之地理方位言，非短距离中途程之方向也。
波罗所述日程，自建都骑行十日至不里郁思河，又五日至押赤，十日至大理，五日至永昌，并与地理相近，惟如自阿木八日至秃老蛮，日数过少，自秃老蛮十二日至叙州，又未免过多。疑此或为波罗记忆之误，或为后人传抄所讹，不能为拘泥也。
他如波罗于数处述及女子不贞之事，瑜以为不必置信。盖曾经留心他种纪录，无如波罗所述者。此等事，一般人喜于称述，以资谈笑，故多捕风提影之谈，不足为典要也。
在记：
国瑜先生文中，证崖葬事颇详。今川南一带，遗迹甚多，美人葛维汉志（D·Graham）曾为摄影，又有文记之，载《华西边彊学会杂志》七期，可参证也。又《洪县志》卷十四附录中，亦曾及此。言“相传有罗因者，以僰人尝灭其宗，乃教以悬葬崖上，子孙高显，于是争挂高崖以趋吉，其祖父遗骸被风吹散，后嗣俱绝。”此虽传说，亦资多闻，故并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