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不愿回首的往事 ——兼谢忠于历史事实的乡友冯长根先生

一段不愿回首的往事

——兼谢忠于历史事实的乡友冯长根先生

2006年一天晚上,绍兴家乡领导来京宴请部分老乡，我也应邀出席，邻座坐的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当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时，我不禁惊呆了，因为名片上他的另一头衔竟是中国科技导报社社长、主编。我问他：“你知道《科技导报》的来历吗？”

“至今弄不清楚，只听说是三机部有个六二八所创办的，不知道这《导报》与六二八所怎么会发生关系。”他说。

“这六二八所其实指的就是我。”我笑着说。

“是你？怎么回事啊？”轮到他惊讶了。

听了我的简短叙述后，他说：“我马上叫副主编苏青采访你。”

两天后，苏青果然来了电话，约我到导报社谈一谈。正好《导报》的美国创办人之一聂华桐在清华大学任职高等研究中心主任，于是我约他一起到了久别的中国科技导报社接受采访。

导报社的断线终于在时隔二十年后接上了，而我原来所在单位航空工业部六二八所这根曾系连我二十二年的风筝线，却是永远断绝了。

二十四年前的一个春日，怀着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的强烈愿望，我轻轻的走进了《科技导报》；两年之后，带着峥嵘岁月中留下的痛楚和喜悦，我轻轻的离开了《科技导报》。

那是我留美归国的第三年，美籍华人钱宁突然来到三机部六二八所找我，希望我在北京接手续办一本在美国停刊而曾在中国有巨大影响的《科技导报》，并转给我一封清华大学校长刘达的委托信。刘达言之切切，钱宁情之殷殷，不容我把这份凝聚着爱国华人热忱和智慧的厚礼拒之门外，我答应兼职（当时我任三室室主任兼支部书记）参与工作。但随后我却发现，交到我手上的这本沉甸甸的美国《科技导报》，除了渗透着炎黄子孙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激情和承载了汇集四海智慧、创办中国兰德公司的理想外，在物质上却是一无所有：无挂靠单位、无承办机构、无国内刊号、无开办经费、无办公地点、无工作人员，甚至连钱宁许诺的稿件都没有。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重任，我感到力所不逮，刘达也一度想打退堂鼓。几经商量，还是不忍丢弃这块曾经闪光的“他山之石”，决定努力闯一闯。经过“千里走单骑”的半年奔波之后，一个无主管单位的民间组织“中国科技导报社”破例获准成立，社长刘达亲自出面向六二八所欠款租借了一间办公室。经私自聘任愿意无报酬服务的六条汉子先后前来报到，导报社终于在“上海屋檐下”挂牌开张。1985年春节，由副社长、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和社委、原新闻出版署署长王子野出面担保，欠款在新华印刷厂印制的《科技导报》正式在北京复刊。

陈云、邓颖超、徐向前、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以及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严济慈、茅以升、卢嘉锡、裴丽生等著名科学家相继为《导报》题词；田纪云、李鹏副总理先后出席导报社的活动；王震（代表邓小平）、薄一波、周谷城等领导人同时出席导报社成立周年大会，薄一波、周谷城在会上对《导报》的价值和作用予以高度评价；《导报》复刊后，《人民日报》撰文介绍，新华社向各媒体发布通稿……《科技导报》引起了各界的瞩目关注，订单不断到来，“广告费”迅速入账，负债办刊的导报社顿时成了令六二八所领导眼红妒忌的万元户。

如同夏衍在其名篇《野草》所歌颂的野草那样，《科技导报》“种于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科技导报》是“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然而倘若没有众人呵护，各方扶持，它最终是无法凭借自身生命力存活成长的。抚今追昔，忘不了为办成《导报》倾注了巨大心血的刘达社长以及副社长柴泽民、李超（原冶金部副部长）、沈鸿（原一机部副部长）和主编孟昭英（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子学科技、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忘不了最早慧眼识《导报》并竭尽全力扶植它的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中国航空学会秘书长王志远、三机部办公厅主任董孝、冶金部长高扬文；忘不了美国《导报》创办人和中国《导报》合作人、美籍华人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潘毓刚、聂华桐、谢定裕、牛春匀、张健行、陈文英、薛凤生、李玲瑶及对《导报》予以热情关切、支持的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

1985年11月，中国科技导报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成立一周年盛会，按照刘达的意图，我托于若木代为邀请邓小平到会指示。于若木经过几番联系，得悉正在医院的邓小平无法前来，特派王震代他出席，同时又邀请了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以及著名历史学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会议。开会那天从中午起，收到请柬的与会者三五成群地走进人民大会堂东门，一辆辆“轿车”也络绎不断地来到门前停车场。根据停在东门外的小车统计，到会的副部级以上干部约有六七十人之多，因为在没有私家车的那个年代，只有部一级干部出行才能享受以车代步的待遇。嘉宾如云，人流蜂拥，由于多数重要人物只有我一人认识，当我在带领一位领导人去贵宾室的时候，突然发现中科院院长卢嘉锡独自悄悄坐在会场的一角，赶忙上前道歉并将他带到贵宾室，卢嘉锡还笑着说“没关系，我一人坐在这里很安静。”

大会由我主持，在宣布大会开始后，刘达社长作了导报社成立一年的工作总结，然后请薄一波和周谷城作指示。薄一波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高度评价《科技导报》的价值和作用。他指出，李政道教授在题字中所说的“以科学振兴中华，从导报促进改革”说得十分恰当，《导报》的社会效益不可低估，以后定会得到正确评价。他在赞扬《导报》在中美学术交流中作出很大贡献的同时，特别强调：《导报》是无价之宝，各界各部门都要爱护它和支持它。周谷城在讲话中十分赞成《导报》的综合性，认为从宏观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事物是很重要的。当大会结束贵宾们陆续走出会场时，高镇宁突然走到我面前，开门见山地表示要将导报社和《导报》接纳到科协的意图，并要我准备好材料择日到科协去汇报。无根的科技导报社终于找到了娘家，而且是一个十分理想和合适的归宿地。

接管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导报社正式成为科协的一个下属单位，几名员工也终于获得了正式编制。在科协正式接管《导报》后，高镇宁与我作了正式谈话，希望我继续为《导报》服务下去。在未来的导报社中，我将担任秘书长之职（局级），并派驻美国两年，作为《导报》和科协在美国的联络人。副社长柴泽民、李超也对我作了真诚的挽留，但我决然拒绝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我要归队搞科研，内心的真正原因是我得到航空学会和导报社内部人员的通风报信，有一个业已退休的副处级干部为了达到摘桃、掌权的目的，不仅在导报社内部公开搞派系活动，而且在某些科协领导甚至在美籍华人中散布我的流言蜚语。为此我决意离开曾耗尽心血创办的导报社，不愿在勾心斗角中耗费时间和精力了。

我于5月20日向刘达社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吐露了我的心声。见我去意已决，势已难返，细心而富有经验的刘达怕我回六二八所受到不公正待遇，特地亲笔为我写了一份感人肺腑的工作鉴定。

1986年夏，当我将导报社的一切事务向科协作了交接回到六二八所后，打算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一直兼职的三室室主任工作中。然而出于意料的是，我被告知所长已将我免职了，连我的座位也被搬出主任办公室。这还不够，在难得一遇的职称评定中，我的“副研究员”申请也未获准，尽管我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过二三十篇论文、译文，尽管我是当时所内唯一在国外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过两篇研究论文的人，尽管我在全国各地做过十余次学术报告和讲座，尽管我在出版社正式出版过六本译著……而告诉我的理由只有一个——凡不在本所期刊上登载的文章，都不得算作成果，凡不在本部内做的学术报告和工作也均不能认作业绩。似乎这还不能解所长的心头之忿，连我在三室担任了三四年主任的行政级别（正处级）也没有被认可。于是我只好逼上梁山，林冲夜奔，辞职告别了六二八所。

此后我再也没有与导报社进行过任何联系，成了被导报社我亲自推荐的接班人及其后历届领导所遗忘的人物。年历几度翻新，人事历经更迭，也许这段缘分就此完结了。然而人无意而天有情，当光影流转到二十年后的2006年时，在我的面前竟然出现了我的乡友冯长根先生。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离开导报社二十一年后的一天，我悄悄的重访科技导报社，看到今天《科技导报》香飘万里，一代新人正在为将它建设成“中国的Nasa and Nature”而不懈努力，我由衷地为之庆哉幸哉！停留一个小时后，我悄悄的离开导报社，带走了深沉的回忆，留下了真挚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