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医进入中国——中医和西医论争的开始
本文作者：太子爷
录音：太子爷
编辑：田田
如果说以前中西医之间的斗争是外国医界对中国医学界内部的批评或分歧，那么从这一年开始，关于中西医之间的争论真正成为了一场自己人的「内战」。
1915年，中国人内部出现了两个医学团体，这是中国首次出现以医疗卫生为职业的人开启的有组织的斗争。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二者之间有碰撞和分歧实属正常。
在我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中，天文学、医学、农业学三者都有自身积淀了数千年的庞大严密的系统。西方天文学在明末时期就已经被全面接受，清末时期的钦天监几乎都是欧洲人。可西方医学和中医的结合可就没这么顺利了。
鸦片战争之后，西医学大规模的传入中国。这时的西医学本身已经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变革，成为奠基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一门综合性科学，特点之一是科学实验和实践分析。
在明末清初时期，西方医学在中国还处于劣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中叶的那般强大之前，没人能想到西方医学能有组织有系统的和中医系统分庭抗礼，更别提能主导中国的卫生事业了。
西医传入中国
鸦片战争前夕，西医和教会、商业共同传入中国。这实际上是西方列强的一种策略，以文化入侵为前导、军事实力为后盾。这种结合医学和教会为殖民主义开道，是列强公认的上策。
最先响应这一策略的是美国公理会，彼得·伯驾作为执行这一方针的出色人物。（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美国驻华公使）彼得·伯驾原本是医生兼牧师，他借此机会一跃而生为驻华公使，创办了早期中国最成功的西医医院——广州教会医院（广济医院）。
西方医学在这一背景下传入中国。医生这个职业可以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医疗卫生最适合和慈善事业相结合，时间久了，人们也就失去了戒心。
但在这个时候，甚至到中西医争论最激化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医学还尚未发展完善，和当时的中医相比并没有取得全面领先地位。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中医在热病和杂病方面的治疗上优势依旧明显。
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了中国人沉重的一击，在这种背景下改良主义代表人物大声疾呼向西方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洪水一样涌入古老的中国。这就有了西方医学迅速输入中国，并向现代医学过渡。
当年严复、梁启超、胡适之、鲁迅、郭沫若等，这些站在时代最前列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都曾读中医持否定态度。梁启超其实在西医治疗上吃过亏，但依旧坚定的肯定西医的疗效。
梁启超割肾
1926年5月29日，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病院笔记》，内容如下：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过X光透视，发现右肾里面有个黑点，医生的诊断是癌症。
当时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
医生：“不一定不是癌症。”
梁仲策：“怎么治？”
医生：“全部割除。”
手术后，解剖了梁启超的肾，发现里面的确有个樱桃那么大的黑点，但是不是癌症。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梁启超的尿里面依旧有血，并且没查出病因所在。复诊结果是“无理由之出血症。”4月12日，梁启超出院。
其实梁启超在入住协和医院之前曾经去看过中医，诊断结果是“这不是急症”，中医认为，尿里有血不是大事，“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
梁仲策当时已经对西医不满，“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中医之理论，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但他已经把西医和中医放在同一个水准上比较。
梁启超当时已经是偶像级人物，粉丝流量不亚于今天的鹿晗和。“割错腰子”的事情一出，西医立刻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鲁迅也因为这件事发表过言论，但他是批判中医。
梁启超见事件发酵，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西医辩护。他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就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上。”
“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梁启超表示，不希望自己这次的病，阻挡了中国医学的进步。
梁启超死于手术后的第三年。
1949年，刘瑞恒在医学教学时教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的时候举过这个案例，手术时主治医师判断失误。
2002年出版的《林徽因》中，作者张清平提到过：“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这样，虽然进行了手术，但梁启超却仍然时轻时重的尿血，稍一劳累就会长时间尿潴留。此后梁启超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但已无法根治......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方面严格保密。事故的责任人后来调离了医院，到卫生部做了政务次长。”
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在1970年住进协和医院的时候才知道父亲去世的真相。
据说梁启超私下里对家人说过，“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也说过“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但面对公众舆论，他还是发表了为西医辩护的文章，因为他怕自己的医疗事故对医学和其他科学产生不良影响。
梁启超的病逝为后世留下无数敬仰。但近代中西医的争论并未消减，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思想领袖们纷纷站出来否定中医，更多的是对封建和传统的鞭笞。他们呼唤民主与科学，反对迷信.....
关于中西医之争，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二者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互联网科技发达时代。而对于中医的很大一部分观点，即便是在今天，依旧有“蒙骗”的帽子。
我写这篇文章并非是单纯的否定中医或西医，近代西医和现代医学也是两个概念。只是恰巧读了赵洪钧先生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这本书涵盖了1949年以前、近代社会关于中西医争论的大量资料。
中国近现代时期是激烈的，战火中的经济、文化、思想、精神互相急剧碰撞，死不相忘。许多当时存在过的社会问题在今天依旧存在。反观历史，影射至今。
赵洪钧先生在1978年考取了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的第一届研究生，这本书是他的毕业学位论文。他也为此蒙受了很多压力。
他认为，“在世界古代史上，也许再也没有别的自然科学能像中医这样把一个民族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中医在那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中医药业已经构成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有组织的一部分......”
在《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出版十多年之后，中医药学的文化凝聚力才开始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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