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捕蝗帖》的“真假”！？
一、《捕蝗帖》簡介
米芾于紹聖四年（1097）任知漣水軍，至元符二年（1099）六月離任。《安東縣志》載：“守漣二年，多惠政。任滿歸，囊橐蕭然。”任漣水軍使雖僅有兩年，但畱下了大量的書法和詩文作品。經曹寶麟先生研究，書於漣水的作品就多達二十一幅。可以說，這一期間是米芾創作的盛期。《捕蝗帖》即為其中之一。
米芾墨跡《捕蝗帖》（圖一a），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行書，紙本。高30.2釐米﹑寬46.4釐米，凡十三行，共一〇六字，書札一則。《平生壯觀》等諸多古人著作均有著錄，曹寶麟先生編著《中國書法全集37、38米芾卷》有收錄，並作考釋。全文如下：
芾頓首再拜。承清問，屬邑捕蝗海浦，方暑，恭惟勞神。弊邑上賴德芘（庇），幸無蝗生，而雨霑足，必遂小豐。聞海境去弊境百里已（以）上，曾有些小，今已靜盡，亦恐民訛，不足信也。近有《秋祭文》，上呈，可發笑。魯君素謗芾者與薛至親，一體加毀。幸天恩曠蕩，盡賴恩芘及此，愧惕愧悌。芾皇恐。
後附考釋：
從此帖方悟《葛德忱帖》所謂“海蝗”，實海州飛來之蝗。海州在漣北鄰，處沂蒙之東，故云“自山東來”。此帖當寄楚州長官者。漣水原為縣，隸楚州，元佑二年復為軍，其實仍隸楚州。米有《獄空行》，首句云：“楚州五邑口百萬，擾靜盡係太守公”，帖中自稱“屬邑”，槪可知也。“薛”或指紹彭，不知何事得罪，遂使魯某“一體加毀”？惜不可考。元章至漣當年夏旱，此云“雨霑足”且度年豐，則必作於元符元年六月。[1]
經曹先生考釋，此帖確有其事。雖然有些失眞，説它向壁虛造或非允言。
張伯英先生在其《諸帖刊誤》未言其僞。
王壯弘先生則在《碑帖鑑別常識》將之列為“僞跡”。[2]
故宮博物院硏究館員王連起先生認為《捕蝗帖》墨跡本是摹本。[3]
綜合上述諸公觀點來看，《捕蝗帖》亦確有來歷，米芾寫過《捕蝗帖》是可以確認的。而《捕蝗帖》墨跡本傳藏至今，相較其他版本影響更為廣泛。筆者本着去僞存真，還原本面貌的原則。通過對現存各種版本梳理和分析，以及同時期作品比較，找出最佳本，揭開米芾原貌面紗，得出墨跡本《捕蝗帖》為臨本結論，幷考證作僞時間在清初。
二：墨跡為臨本考
墨跡本《捕蝗帖》經清朝內府收藏及摹刻，傳播廣泛、常見。現存叢帖碑刻中刊刻《捕蝗帖》者尚有九部，加上墨跡本，共計十件。詳見附表。除此以外，王連起先生曾在《米芾書法全集》槪論裏提及，《天益山顛帖》裏也刊有《捕蝗帖》 ，因無此叢帖資料，無法查看。好在水賚佑先生《叢帖中米芾書跡著錄表》有該叢帖目錄 ，然未見刊有《捕蝗帖》。
1，版本梳理
將以上十件《捕蝗帖》對比梳理，我們發現可分如下三類：
第一類：墨跡本及以墨跡本為母本摹刻
①墨跡本《捕蝗帖》[4]
②《三希堂帖》乾隆十五年（1750年），梁詩正、蔣溥、汪由敦、嵇璜等奉敕編。全帖三十二卷，在第十五冊裏刊有《捕蝗帖》。[5]卷尾保畱有吳奕跋，而王時敏隸書題跋則未見。
③《谷園摹古帖》卷十九 ，乾隆中年(約1766年左右),曲阜孔繼涑選集摹勒。在第十九卷裏刊有《捕蝗帖》[6]
④《仁聚堂法帖》卷五，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昆山葛正午撰集，穆大展鐫。[7]
⑤《清芬閣米帖》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臨汾王亶望撰集。初刻第二冊[8]
⑥《貫經堂帖》卷四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宛平張模摹勒。[9]
《墨跡本》經多年傳藏，損傷在所難免。而以墨跡本為母本所摹刻者，必然保畱著墨跡本裏文字之殘缺。此特徵在《三希堂帖》《穀園摹古帖》《清芬閣米帖》《仁聚堂法帖》等帖中均可看到，帖中“足、可、笑、謗、親、幸、蕩、盡”等字。（圖二）因此《墨跡本》為《三希堂帖》《穀園摹古帖》《仁聚堂法帖》《清芬閣米帖》等法帖裏的《捕蝗帖》之母本毋庸置疑。故此六件可以《墨跡本》爲代表。
第二類：《墨稼庵選帖》
明代郭氏集《墨稼庵選帖》共六卷，萬歷年丙辰（1616年）摹刻。淸拓本經摺裝,五頁，墨紙尺寸: 24.3 11.1，現藏哈佛大學圖書館，卷五刊有《捕蝗帖》（圖一b）。[10]因藏於國外，未見有類似摹刻傳世，更未見任何著錄提及，也未有印刷本發行，僅見於網絡。
該帖筆畫肥厚圓潤，提按使轉自然，書寫流暢，風神遠勝於墨跡。帖尾“惕”字鐫刻時（圖三），母本上蟲蛀紙本痕跡，惟妙惟肖得以再現，刻工精良。
第三類：以《國圖本》為代表，有修改處理本
①國家圖書館藏本《捕蝗帖》。[11]（圖一c）
②《玉煙堂帖》明朝萬歷四十年（1612年）刊成，海寧陳元瑞撰集，董其昌作序，上海吳之驥鐫刻。卷二十三-宋元法書卷裏刊有《捕蝗帖》。[12]
③《懋勤殿帖》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從清宮早期收藏的墨跡和古拓本中選輯，奉旨摹勒上石，歷時四五年完成，全帖二十四卷。卷十六裏刊有《捕蝗帖》。[13]
上列三種共同特徵有兩點。其一，他們在整體風格和筆畫特徵上皆瘦勁挺直，且沒有出現《墨跡本》破殘痕跡。其二，“毀、承、邑”等字之筆畫上缺筆誤省（圖四）特徵均保持一致。如若以《墨跡本》為母本，此三字筆畫清晰，必不會有此缺筆誤省現象。故將此三件歸於一類，暫以國家圖書館藏本《捕蝗帖》爲代表。
各版本一覽表：
2，三類版本及同期作品對比
將《哈佛本》《國圖本》《墨跡本》三類版本整幅作品進行比對（圖一），優缺點一目了然。
《哈佛本》在結構上完全保畱了米芾書寫特徵，在細節上更加豐富，筆畫形態與筆畫組合更接近米芾書寫方式。細審《哈佛本》，用筆瀟灑、提按多變，牽絲轉折如折釵鐵畫，圓潤遒利。其提處細如髮絲，按處狂狠而斬釘截鐵，整體書寫流暢，使轉自然，神采飛揚。加之在鐫刻中保留了母本上蟲蛀紙本痕跡，可見《哈佛本》鐫刻之精緻。
《國圖本》與《哈佛本》在筆畫位置、字形結構上保持一致，甚至可以達到重疊,也保畱了米芾特徵。但在筆畫形態上修改過多，以致字體 “瘦勁挺直、缺筆誤省”。《國圖本》成於時間既已知《玉煙堂帖》刊成時間明朝萬歷四十年（1612年），早《哈佛本》四年。而其之所以出現筆畫“瘦勁挺直、缺筆誤省”現象，必是母本殘損不清，在摹刻時經過修改所致。故斷定《國圖本》其母本非來自於《墨跡本》，為《墨跡本》之前的刻本，或與《哈佛本》相類，且損毀嚴重之版本，經過修復加工而成。
《墨跡本》在三者之中，筆畫位置、筆畫長短以及筆畫之間的結合處理，差別都很大。無論是筆畫形態，還是結構組合與另兩類版本相比都遜色很多。哈佛本上字的特徵，在墨跡本裏也有表現，但是都有誇張，書寫也生疏不自然。《墨跡本》具備對臨狀態下的所有特徵。
眾所周知書家一段時間內，其作品風格，處理手法，必定類似。所以筆者將《哈佛本》《墨跡本》與米芾同時期作品進行對比，便於讀者通過書法風格，來進一步確認考鑒結果。鑒於《捕蝗帖》書於元符元年（1098年）六月，米芾在漣水任上。此期間米芾一共留有二十一件書法作品，其中《葛君德忱帖》（即《道味帖》）與《捕蝗帖》所言“海蝗”為同一事件，文字有就多重複。故以此帖進行比對更有說服力。
三者相同文字對比：（圖五）
芾：前兩帖起收筆自然，筆畫粗細處理手法相同。而墨跡本長橫起筆虛尖怯力；“巾”部竪鈎沒有舖毫，筆畫過細，沒有前兩帖自然。
蝗﹑海：前兩帖竟然如出一帖，行筆流暢，提按粗細轉換自如，給人以柔中有剛的感覺，堪稱絕妙。而墨跡本欠功力，筆畫提按過渡失控，筆勢不暢，轉折生硬不自然。
弊：《哈佛本》結合《葛君德忱帖》可見，右上“文”字之撇尾未出，直接絞轉反捺，然後順勢出鋒連接下一筆，此兩帖處理方法相同。《墨跡本》則將撇長出，再上繞然後出反捺，有別於同時期之作品習慣用法。出現這樣的處理結果，應該是因母本破損，無法辨別所致，這也是墨跡為後人仿製之證據。
邑：前兩帖雖字形筆畫形狀上不同，但在書寫韻味上保持一致。兩者皆有草書筆意，多用使轉。墨跡則顯生硬滯澀。
門：主要區別在右上轉折處，前兩帖轉折雖然形態不同，但行筆流暢，過渡自然。墨跡則因功力所限，用筆錯誤，以致右肩高聳。
德：米芾在書寫時，講究“三字三畫異”，相同筆畫則必用變化手段。對比三者起筆，特別是“彳”兩撇，前兩帖均有變化而不同，而墨跡則無變化，且其他筆畫的起筆也皆為無精打采狀，無法與前兩帖相比，神采蕩然無存。
必﹑去﹑境﹑有﹑一：前兩帖與墨跡比較，都在起筆和轉折的處理手法及書寫效果上遠遠高於墨跡。前者起筆自然，沒有多餘動作，筆畫交代乾净。而後者則顯得拖泥帶水。
足﹑不﹑也﹑君﹑者：米芾在漣水時因習草，故字與筆畫間多見牽絲，常用草書使轉之法，牽絲與筆畫連貫重叠處，均轉接巧妙﹑過渡自然。而墨跡在此處筆毫則無故絞結，一團疙瘩，行筆不暢而至筆畫形狀醜陋。
3，小結：《墨跡本》爲對臨作品及《哈佛本》最佳可窺《捕蝗帖》原貌
通過以上的比勘，《墨跡本》不僅與前述兩個版本有很大差異，與現存眾多米芾其他墨跡比較，用筆和氣息也顯另類。字法體勢、筆畫變化雖符合米芾書寫習慣，但用筆笨拙扭捏，過度誇張了米芾書寫特徵。整體氣息呆滯不自然，神采全失，與米芾風檣陣馬、振迅天眞的書風相去甚遠。
徐邦達先生《古書畫鑒定概論》裏關於作偽方法的闡述：一般的作為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完全由作者自書自畫來冒充，一種則是以舊本改頭換面，別立名目。前一種又可分成“摹、臨、仿、造”四類，而其中摹與臨，臨與仿，仿與造，還都有著相互聯繫的關係。捕蝗帖《墨跡本》符合前一種作偽四類方法中的“臨”法, 作僞者通過“對臨”，既有所本又想書寫生動。然而作偽者因臨寫功力所限，筆劃轉折生硬，章法安排無法控制，以致最後四行出現擁擠，更使米芾落款被至最後一行左下角。《墨跡本》具備對臨的所有特徵，故可認定爲對臨作品。
《哈佛本》與米芾漣水任同時期作品進行比較，書寫風格非常接近，如出一帖。作為法帖，摹刻時除了盡可能貼近原作、追求精緻為上以外，還能夠反映真實書寫筆意，成於萬歷年間《哈佛本》鐫刻效果無疑是成功的。能有如此效果，除了刻工水準高超之外，其範本精良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哈佛本》極有可能直接摹刻於《捕蝗帖》米芾真跡，或摹刻於接近原作之最佳版本。是現存各版本中最佳者，最接近米芾《捕蝗帖》原貌。
三：墨跡本對臨時間考
前文從版本梳理以及同時期作品的比勘，分辨出真僞好劣，將《墨跡本》鎖定在對臨作僞。本節將對《墨跡本》後部傳藏印記與題跋進行考察深究，如若《墨跡本》是作僞，其必然還會有其他破綻，如此就更加證明對臨作僞此説成立，也能進一步推斷出作僞時間。
1，傳藏著錄梳理
作為傳藏重要一環的收藏印鑒和題跋，其包含的資訊量巨大。《墨跡本》（圖一a）宋、元傳藏無考。到了明朝，只有陳繼儒在《佘山詩話》裏，與倪瓚一起提及兩人皆以顛迂得罪所致為人唾駡。其後《平生壯觀》《石渠寶笈》《校理中秘書畫錄》《故宮書畫錄》等皆有著錄，僅有《石渠寶笈》卷二十九記載較為詳細。其他大都只言片語，語焉不詳。顧復《平生壯觀》更僅有“捕蝗帖行書甚佳”一句。現將著錄比較完整詳細的《石渠寶笈》卷二十九相關內容，摘抄如下:
宋米芾捕煌帖一卷上等來四素箋本行書，卷前署芾頓首有“寓庸寶藏、黃琳羙之”二印，卷後有“八十一翁因是寶玩、陳定平生眞賞”二印。拖尾吳奕跋雲：米老書如天馬脫禦、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文公評語也。此帖奔放不羈，以文公之言觀之尤信。嘉靖壬午春三月書於東莊竹下長洲
吳奕。又王時敏隸書跋雲：「董文敏公嘗言：『宋代四家書法皆宗顏歐，而米海嶽尤為超絕，脫盡前人窠臼，自出機軸，故能沉著痛快，直抉晉人之神髓。』《捕蝗帖》向為名家嘆賞，餘今得見眞蹟，遒勁奔軼，眞是平生得意筆，信可寶也。甲辰春杪，西廬王時敏題。」卷髙九寸五分，廣一尺四寸四分。[14]
根據著錄進行比較，《墨跡本》上除正文外，四枚民間收藏印章、八枚清朝內府帝王印章，皆與《石渠寶笈》著錄相符合。著錄裏兩段跋尾，卻在已出版各個版本裏均未見。
由上可知，《墨跡本》傳藏可分三部分。首先最早由明朝黃琳收藏，長洲吳奕在嘉靖壬午春三月（1522）收藏題跋。後百餘年無記錄。其次至明末清初為收藏家陳定收藏,後經過陳定之手，康熙甲辰春杪(1664)王時敏題跋。於康熙十年（1671）被泰興季寓庸收藏。最後在乾隆間被收入清朝內府。
《石渠寶笈》有《墨跡本》著錄，進入清朝內府收藏時間則在編撰之前，即1745年前不久。根據《石渠寶笈初編》“凡例”中說明：“書畫分乾清宮、養心殿、重華宮、禦書房四處，俱各用鑒藏璽以別之。又' 石渠寶笈’' 乾隆禦覽之寶’ 二璽， 冊、卷、軸皆同。上等者則益以' 乾隆鑒賞’' 三希堂精鑒璽’' 宜子孫’ 三璽。旣分貯四處， 所編字號仍分部排次， 取其便於觀覽。”《墨跡本》上乾隆六枚收藏印章：禦書房鑒藏寶、石渠寶笈、 乾隆禦覽之寶、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符合《石渠寶笈》上等書畫鈐六璽記錄。隨後嘉慶、宣統兩帝收藏也就自然了。墨跡本傳至清朝著錄詳細，多枚帝王印章也證實《墨跡本》內府收藏，清府收藏可以確認無誤。因此作僞時間當在前兩段傳藏時間裏找。
2.“黃琳美之”收藏印﹑長洲吳奕題跋均僞：
“黃琳美之”為明代著名收藏家黃琳之印，也是本帖可見最早之收藏者印。
黃琳1450年—1520年,字美之,號蘊眞、休伯、國器,安徽休寧人,官至錦衣衛指揮。明弘治、正德年間著名收藏家,所藏古籍書畫甚富,有“冠於東南”之譽(董其昌語)。其藏書樓為“淮東書院”,幷有“富文堂”以為宴集欣賞書畫之所 。明·周暉《金陵瑣事》有載：蘊眞黃琳，字美之，家人富文堂，收藏書畫古玩，冠於東南。傳世的眾多著名書畫上有其“黃琳美之”印:
宋 辛棄疾書《去國帖》
宋 米芾書《元日帖》
宋 黃庭堅書《至立之承奉尺牘》
宋 蘇軾書《渡海帖》
元 鄒復雷畫《春消息圖卷》顧晏跋尾後
元 趙孟頫書《趵突泉詩》卷首
上述作品中的“黃琳美之”印章，皆為同一枚（圖六-標準件）。《捕蝗帖》墨跡本中的“黃琳美之”印章（圖六-墨跡本）與上述書畫作品裏的“黃琳美之” 印章兩者表面上看差不多，稍加對比就會發現有很多區別。在風格特徵上，墨跡本綫條圓弧感多一些，轉折處也多些圓轉，折角不明顯。標準件綫條挺直硬朗，轉折處有折角。在字法字形上，用重疊法（圖六-重疊圖）對比發現，墨跡本呈正方形，標準件雖方但稍長。“美”字的上下兩個兩筆夾角，角度兩者不同，墨跡本上的角度要大一些。下部長橫，墨跡本也長了很多。“之”字中間竪畫，墨跡本則短了一些。而左右兩邊的筆畫橫向轉縱向的轉彎處，《墨跡本》是個圓弧，而其他則是有明顯折角。這些區別并非磨損所至，只能説明《墨跡本》“黃琳美之”印與上述書畫作品裏的“黃琳美之”非同一枚印章。
《墨跡本》卷尾吳奕題跋今均未見，所幸乾隆十五年摹刻《三希堂帖》卷十五《捕蝗帖》，保畱有卷尾吳奕跋可參考。（圖七）其與《石渠寶笈》所載一字不差，題跋時間為嘉靖壬午春，即1522年。全文如下：
米老書如天馬脫禦、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文公評語也。此帖奔放不羈，以文公之言觀之尤信。嘉靖壬午春三月書於東莊竹下長洲吳奕。
吳奕其人，明朝豐坊《書訣》載:“吳奕字嗣業，長洲人，文定公寛之子。官至中書舍人。臨石鼓妙。”《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 則誤奕為弈:“吳弈〔明〕字嗣業，號茶香居士，吳寛姪。亦善書，筆法類文定公，《延陵族譜》”。均未載其生卒日期。近些年匡時拍賣數件吳奕作品及有吳奕題跋的作品，相關資料顯示吳奕生卒均標注為1472-1519年，已與題跋時間1522年相矛盾。然未注出處，不足為據。筆者經過查找，在其同代好友蔡羽《林屋集》 裏，發現有一篇關於吳奕生平資料，則將其卒年鎖定：
落魄公子傳：呉文定公兄弟三人，其季元暉，生子名奕字嗣業。元暉蚤喪，嗣業秀而弱。文定居京師弗能從，獨與母處，讀書醫俗。年至二十不屑見四方之士，然四方賢士譽呉公子者日益衆。嗣業不鼎鼎以偷、不劬劬以隘、不提提以柔從、不孑孑以獨立。處乎流俗之世，而能翩翩乎。……嗣業事母孝、交朋友以道義，一時名人與深相得。兄弟婚姻，鹹篤恩義，居家律已，無或芬華。其堂，即封君之廬，三世無所加。正德丁邜（卯）母夫人喪之，明年其弟祠部君，暴喪。連哭至親，遂病不起，是冬卒。子二人仇雉。
賛曰：泉不自知其清，味之而愈長。蘭不自知其芳，嗅之而愈香。溫其君子，遁跡韜光。生不為用，死而旁徨。山虛其巢，水虛其釣。竹無主人，偕我言笑。雲兮月兮，悠悠我照。[15]
此文清楚地記載，正德丁卯母夫人喪，第二年其弟祠部暴喪。吳奕至親連喪，悲傷過度，遂一病不起，當年冬卒。蔡羽與吳奕同為“東莊十友”，行走密切，可信度毋庸置疑。據此可知，吳奕卒年當在正德丁卯次年，正德三年戊辰（1508）冬。那麽《墨跡本》後吳奕跋尾落款時間 “嘉靖壬午春三月”1522年，與吳奕卒於1508年則相矛盾，自然就是假冒。
明朝黃琳收藏印﹑長洲吳奕題跋被證偽，暴露出作偽者炮製印﹑題跋的目的，即是給人營造出《墨跡本》傳藏有序的假象，而便於高價脫手。
3，陳定﹑王時敏﹑季寓鏞三人關係
“陳定平生眞賞”印位于季寓庸“八十一翁因是寶玩”印章下方，按照收藏印章蓋印慣例季寓庸收藏《墨跡本》當在陳定之後。故《墨跡本》在明末清初先經收藏家陳定收藏後，康熙甲辰春杪(1664年)王時敏題跋。於康熙十年（1671年）被時年八十一嵗泰興季寓庸收藏。陳定、王時敏、季寓庸三人在相近的時間段裏經手，那麼考證此三人，必是搞清作偽時間的關鍵所在。
陳定其人，《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有收錄：明崇禎-康熙間人，字以御 。明末清初的收藏家及書畫商，陳定印章在許多重要清代宮廷收藏書畫作品中都有出現，如黃庭堅《苦筍賦》董源《龍宿郊民圖》米芾《篋中帖》巨然《蕭翼賺蘭亭圖》等，均經陳定之手。
季寓庸，字因是，大約生於萬曆十七年(1589年) ，天啓二進士，三年任浙江餘姚縣令，四年調臨海、濟源。五年任河南祥符知縣，崇禎初調任吏部主事。不久辭官回鄉，即經營鹽業，獲資巨大，成為巨富。時人稱以“富甲天下者，北亢南季”中的南季即指泰興季家。季寓庸畫倣沈周而能登其堂，書宗祝枝山亦能入其室。季寓庸卒年在康熙己酉八年 (1669) 或康熙壬子十一年 (1672)。[16]季寓庸本人喜歡古籍書畫，收藏豐富。一代名跡《無用師卷-富春山居圖》，東晉王羲之的摹本《神龍蘭亭》曾為其收藏。次子季振宜(1630一1674)字洗兮，號滄葦，順治三年(1646年)中舉，四年(1647年)再中進士，歷官浙江蘭溪知縣、戶部主事，浙江、湖南道禦史等。順康之際號稱直言敢諫的兩朝禦史，清初江浙地區比較有影響力的主要藏書家之一，因收藏宋元版本豐富而在中國藏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17]
王時敏（1592-1680年），本名王贊虞，字遜之，號煙客，又號偶諧道人，晚號西廬老人，南直隸蘇州府太倉人，明末清初畫家，大學士王錫爵之孫，翰林編修王衡之子，“四王”第一代人。
此三人之間的關係，王時敏《西廬家書》中有著詳細而生動的記錄：
季蒼葦（按：季寓庸之子季振宜）近日大收骨董，然有目無覩，惟藉陳定為眼，近又與錢遵王往來甚密，買其宋板書，一次便有三千金交易。今現在其家。昨託伊人（按：顧湄）來，雲先特致意，要到我家看書畫，聞此公最刻，惟與陳定膠漆，連年被其騙取幾萬餘金，然信之不疑。此來必受其心印，或仍如前強奪，皆未可知。遵王亦一鑽骨剔髓之人，俱非好相識。聞欲與之偕來，我甚怖畏。然不能引疾以謝之，正在躊躇未決、辭見兩難時耳。[18]（西廬家書丙午九）
滇中王額駙初在郡中，今住維揚，廣收書畫，不惜重價，玉、石亦未能鑒別，好事家以物往者，往往獲利數倍，吳兒走之者如鶩。石穀力勸我不可蹉此好機會，決宜摒擋物件，過江與作交易，渠願身往，有閭門孟君在揚，寄字二兄，所言亦然。但聞近日額駙公以陳定為眼，去取貴賤悉憑判斷，被他一手握定，截斷眾流，他人遂不得進。定在彼已獲二萬餘金，即近日崑山得李家二、三房書畫幾件，價止三百，到彼即賣千四，可為明證。所冀者，彼係官身，有時入省，若偵他不在揚時，庶可乘驪龍之睡，不然必無幸也。[19]（西廬家書丙午七）
季滄葦與錢遵王交密，近過虞山，錢之宋板書傾筐倒庋與之，共有三千金交易，託伊人先來致意，雲欲同遵王到我家看畫。向聞此公無眞鑑，必旁人贊助始成。遵王尤為峭刻詭譎之人，同來必無好處，心甚憂之。十九日果至，季家三友馮硏祥、唐子晉乃其舅、戴寅清乃泰興拔貢，雲在監與汝相識，錢則攜老骨董，徐硯北、王雲穀石穀父、張子願齊來趕積。二十日早至我家，盡出所藏與觀，亦極道好，但必欲拔其尤，論價又太懸絶，看罷上席，又請敉老（按：張王治）、子俶（按：周肇）、次穀（按：王曜昇）奉陪，共酒六桌，所費十金。之外，次日赴彥老（按：王瑞國）之招，我亦與陪，與易宋板《通鑑》等書，亦有百六十金。別時約明朝再過我家，乃下船便皆開去，想無左右為之先容者，我亦不解其中機竅也。極窘中徒增煩費，曾無纖毫以濟眉急，何窮人命中無財一至此耶！[20]（西廬家書丙午十）
再結合顧復《平生壯觀》中之記錄：
唐神龍《蘭亭》：……《蘭亭》摹本惟“神龍本”差瘦，較諸本稱巨臂，因有“神龍”二字長小璽鈐記，遂因以為號焉。神龍者，唐中宗紀年，世間惟此卷用此印，在彼時亦鄭重無二者矣。金陵陳以御從太平曹氏得之，拆去元人諸詩跋，雲是右軍眞跡，高價以售延陵季因是銓部。銓部亦居諸不疑，忻然以為昭陵殉物竟出人間也，後知其故，乃索諸跋而重裝，今仍作全璧，大幸大幸! …… [21]
黃庭堅條《趙景道帖》：澄心堂紙三幅，前一劄後二紙，詩八首，本色，小楷精絶。溫革石湖居士各一跋，袁立儒三跋。（皆宋人）。都穆跋。石湖者，文穆範至能成大也。悅生長字圓書，又官大印三，項氏雞印。紙質甚厚，滿面皺紋，古意可愛；裝裱時工人以紙厚，則裱卷不平，遂揭去其半，而古意無存矣。此季弟物，為陳以御所豪奪，時形夢寐。壬申春復得一見，頓還舊觀，忽忽如昨日事，屈指不覺二十九年，已四易其主矣，一彈指頃無去來，殆近是耶! [22]
鮮于樞條《七紙》：紙色不一，粗松而黃者為多，有款二，無款五，潦草異常。陳以御疑焉，餘曰：“此非贋作也，不經意之作也，落筆時，豈計存於四百年後哉?”[23]
巨然《蕭翼賺蘭亭圖》：……吾宗靑霞所世藏，中州袁環中榷滸墅，饋兼金三百而不與也。迨夫馬士英枋國，爭名利者挾勢力購去，以媚士英。士英敗，流落金陵，質諸陳以御，取贖時以禦欲拒之，於理不可，欲舍之，與情何堪，竟將諸人面目擦損矣。綠珠之隕墜樓前，不足喩也；戚夫人髡鉗舂室，庶幾似之。[24]
仇英條《冊頁二十四幅》：陳以御從婁東王氏購去。如“班彪訓女”、“雲中君”、“潘松雙兔”、“獵騎”之類，甚精。一半學劉、李、馬、夏者，雖勝之而平平也。[25]
還有吳其貞《書畫記》記錄其事：
康熙六年丁未（1667）三月廿二日，其末文頗為感慨係之，略云：“以上四卷觀於揚州蕃釐觀，皆陳以謂（御）攜以相識者。以謂（御）有俠氣，以千金應人之諾。在揚州雅興飆起，大收法書名畫。旣獨具特識，復不惜重價，曾不一載，而江左名物幾為網盡。而余旣有書畫之癖，時于以謂得屢睹古人眞跡，不其幸哉！是日所見，有者余記中者《萬歲通天帖》﹑顏魯公《祭姪文》﹑唐人廓填《瞻近帖》﹑魏了翁《轎上帖》﹑唐明皇《鶺鴒颂》﹑黃庭堅《廉藺傳》等宋元小畫四本，其餘小品及玉銅窯器不勝計，時丁未三月廿二日。”[26]
由此可知，時為江南大戶望族的季家父子，“富於財，欲收盡天下法書名繪，然有志而目力未逮也”（吳其貞《書畫記》語）藉古董商陳定為眼，助其鑒藏廣收古籍書畫，屢被陳定所騙。再看王時敏想與額駙公（吳三桂婿王永寧）交易，惴慄不安的就是怕陳定插手。這位又有眼力又殘忍，怎不讓人懸心弔膽?因此王時敏遇上陳定之類，對自己的收藏不免百倍小心。作爲慣犯的陳定是脫不了作僞干係的。經手之書畫古籍惨遭其瘋狂改頭換面、妄添僞款、挖嵌彌隙，而向上差配的名跡更當是難以勝數，在書畫交易上劣跡斑斑，不擇手段，巧取豪奪。陳定貪得無厭、唯利是圖，有作僞重大嫌疑。同時具有作偽的環境，有技術、有條件、有動機，且不愁銷路。
陳定在書畫收藏上頗豐，《墨緣彙觀》著錄的第一件作品鍾繇《薦季直表》就有他的大名。傳世的董源《龍宿郊民圖》、 黃庭堅《苦筍賦》、米芾《致景文隰公尺牘》(以上均藏台北故宮)、魏了翁《文向帖》、張孝祥《行書涇川帖》、文徵明《雲山圖軸》(以上均藏上海博物館)、李唐《濠梁秋水圖卷》(藏天津博物館)都有他的收藏印。陳定依仗書畫鑑別能力，攀附權貴，常為大闊佬掌眼。《西廬家書》書信乃康熙五年（1666年丙午）所寫，這個時間段王、陳、季三人交往密切。由此可知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陳定將作偽《墨跡本》脅迫或哄騙王時敏題跋後，在康熙八年(1669)如願以償地被季寓庸收藏。故筆者認為《墨跡本》作偽者非陳定莫屬。陳定作偽時間當在1664年之前不久，雖然不能確定詳細年月，但可定為清初。
另經考鑒發現“陳定平生眞賞”印卻有兩種字體，甚至同一種小篆字體也疑是兩種樣式（圖八）。此印文之收藏印，曾多次出現在古代經典書畫作品上，且不少作品都同時有兩個版本流傳於世，陳定還是脫不了臨摹作偽之嫌。[27]那麼如果考慮到陳定此印章問題，即使排除陳定作偽，而根據作僞陳定之印，亦知作僞時間當在陳定之後。在墨跡本被內府收藏，且被《石渠寶笈》著錄，仍可斷定在乾隆十年（1745）之前。那麽《墨跡本》作僞時間仍符合清初之定論。
文 | 張慶
原文標題 | 米芾《捕蝗帖》墨跡為清初臨本研究
来源 |《书法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