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诗人的殒落

　　上世纪50年代，我还是初中生时就对拉丁美洲文学产生浓厚兴趣，读乔治·亚马多《希望的骑士》《黄金果的土地》和巴勃罗·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感到大洋彼岸的时势和一股异域气息。及长，我在巴黎见到了乔治·亚马多，跟他一见谈得十分融洽，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他的新作《托卡亚·格兰德》和我用法文写的长篇小说《延安的孩子》同时在巴黎塞依出版社问世，机缘凑巧，相互交流阅读彼此作品的感想。我还表达了对他描述巴西共产党书记普列斯特斯率部“长征”的钦佩，称此举堪比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在世界范围里永垂青史。那次，我跟亚马多谈到自己对智利共产党人巴勃罗·聂鲁达的崇仰，他曾任智利驻法国大使，可已去世十余载，诗人骤然殒世的因由如同曾被密林覆盖的印加马丘皮克丘古城那般，一直成了一个尚待破解的斯芬克司之谜。

　　无独有偶，我后来旅居巴黎的卫星城维勒瑞夫市，旁边一座公园恰以“聂鲁达”命名。漫步其中，坐在花木丛中的靠背椅上小憩，就处于已故诗人声名的荫庇之中，从他在离世前几天完稿的自传《我确曾生活过》展开来，追溯逝者从祖国到欧洲，尤其是在巴黎的动荡历程。

　　聂鲁达本名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亦称巴勃罗。他为纪念捷克作家“聂鲁达”才取了这个后来被世人熟悉的笔名。聂鲁达早年受法国19世纪诗人兰波影响，决意冲出个人的孤独，不当诗坛的“小偶像”，而要坚韧不拔地跟大众一同迎接确定的未来，走进光彩绚烂的城邦。从1935年在西班牙任领事期间，他跟加西亚·洛尔迦、阿尔贝蒂和约瑟·纪廉等诗人过往，尤其受到加西亚·洛尔迦的思想影响，在后者被佛朗哥杀害时挺身而出，支持西班牙共和派反独裁的斗争，于1937年发表《心中的西班牙》。1939年8月，他专门租了一艘船“维尼佩格”，帮助遭佛朗哥血腥镇压的两千名西班牙共和人士从法国渡洋到智利避难。1940年5月，墨西哥共产党领导人、大壁画家西盖罗斯行刺托洛茨基未遂遭当局追捕，聂鲁达为他办签证逃往智利，因而受到托派指责。那以后，聂鲁达开始游历墨西哥、古巴和秘鲁，在秘鲁朝拜了马丘皮克丘城堡遗迹，加深了拉美的乡土情结，于1945年加入智利共产党。自此，他矢志不渝，像另一个“巴勃罗”——大画家毕加索、女肖像画家弗丽达·卡洛和著名诗人路易·阿拉贡一样，在几十年后共产主义运动坠入低谷时，一直不肯在巨大压力下换穿衣服，变节脱党。相反，聂鲁达抵制1946年当选总统贡萨雷斯·比德拉的反共政策，被迫流亡欧洲，到苏联、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又转访印度，其间发表了他地下创作的《诗歌总集》，因反独裁在智利遭遇查禁。1955年，聂鲁达跟毕加索一同获“国际和平奖”，虽成为反共组织“文化自由大会”的集中攻击目标，仍不屈不挠，写了《黑岛回忆》，以自身的历程呼唤人类友爱，梦想世界美好的未来。

　　如同海明威，聂鲁达一生中的几个重要时刻是在巴黎度过的。1949年，他在塞纳河畔进入“世界和平委员会”，跟毕加索的“和平鸽”一同飞翔在时代进步的大潮之上。廿余载后，他于1971年3月出任智利驻法国大使，邂逅希腊自由斗士、作曲家泰奥多拉吉斯。当年10月21日，聂鲁达继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之后，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获奖感言，深情追忆在智利独裁者悬赏缉拿他的危急关头，有一些无名弟兄挺身救助他翻越安第斯山脉，激励他坚信兰波的憧憬定会在人间实现。在他眼中，诗人的天职乃是充当普罗米修斯那种抗暴的“盗火者”。翌年，他在“国际笔会”发表演说，激烈抨击美国对阿连德执政智利施行封锁。在短短的巴黎履职期间，尽管外交事务繁忙，他还是写出《火焰剑》和《天石》等作品，思索人类的命运，在探讨的表露上达到空前的强烈程度。也正是在巴黎，他被检查出患了前列腺癌，因病辞去大使职务，于1972年11月20日返回祖国，受到智利民众的热忱迎接。15年后，巴黎“伽利玛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传《我确曾生活过》，作为对逝者在法国生活的回应。

　　智利共产党曾推举聂鲁达为总统候选人，但他致力于智共与社会党的联合阵线，主动退出竞选，全力支持阿连德。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先后杀害三千余人，智利合法总统阿连德被逼饮弹自尽。聂鲁达在圣地亚哥的住宅被包围，遭一群持枪暴徒洗劫，本人遂被软禁，于阿连德的总统府被攻占后第12天夜间突然在圣地亚哥圣马利亚医院离世。官方声称他是被癌症夺去生命的，可民众普遍对之存有疑惑。

　　智利民众不顾皮诺切特军事政变集团的恫吓，自发组成了为聂鲁达送葬的行列，高呼死者永垂不朽的口号，齐唱《国际歌》，通过电视声播全球，最终迫使政变当局宣布为大诗人举行国葬。皮诺切特之流将聂鲁达视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歌咏者”，大肆焚毁他的著作；然其诗歌却在智利和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开来，激励为社会正义奋斗的人们前仆后继，推翻强者称霸的既立社会秩序。

　　受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政变集团害怕聂鲁达的影响，必欲除之而后快。诗人的溘然长逝显然是一种阴险迫害的结果。几十年来，聂鲁达的贴身秘书曼努埃尔·阿拉亚始终摆出事实，证明是智利独裁特工毒死了他敬爱的诗人。他在圣安多尼奥一个渔民家中透露：“9月11日政变后，诗人将携妻子玛蒂尔德流亡到墨西哥，从那边争取世界各方支持，在三个月内推翻暴君皮诺切特的统治。但就在他要乘飞机出走之前，有人趁机到他住的医院，往他胃里注射了一针致命毒剂”。

　　墨西哥发行甚广的刊物《讯息》公布了阿拉亚在最后岁月里陪伴聂鲁达的见证，智利共产党据此诉诸法律，要求彻查诗人的真正死因，得到法官马里奥·卡洛萨的响应，终于立案进入司法程序，开始在智利和法国搜集有关证据。阿拉亚谈的情况得到当年墨西哥驻智利大使贡扎罗·马尔蒂奈兹·戈尔帕拉的证实。这位大使受本国总统路易·埃切维利亚嘱托去接聂鲁达到墨西哥，约定于9月22日出发。戈尔帕拉大使见到聂鲁达后，肯定“他谈吐十分正常，接受去国避难的安排”。无论戈尔帕拉还是阿拉亚，连聂鲁达本人和他妻子玛蒂尔德，都没有明显预感到诗人已来日不多。故而，他翌日倏忽停止呼吸，实在不合逻辑，令人惊愕。阿拉亚特别强调指出：“聂鲁达昏睡时，一个医生进入病室给他打了一针，导致他发高烧，身体红肿。我急忙驱车到城郊为他购买急救药品，不料途中被截，遭一顿毒打，膝盖下部中弹，然后投入监狱，在牢里获悉聂鲁达去世的噩耗。”

　　当地报界发布消息，说聂鲁达是“因被注射了一针药剂身亡”。多年后，聂鲁达的遗孀玛蒂尔德在接受一家西班牙报纸采访时，回忆聂鲁达之死说道：“当时他的癌症基本已经好了，没料到不幸，故连一份遗嘱都没写下。”最令人愤慨的是，迫害他的皮诺切特罪行累累，却在一些西方国家法律的宽容下，得以颐养天年，最后竟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今年4月初，智利司法当局对聂鲁达实施了开棺验尸，但迄今仍未公布结果。或许，这桩公案因年代久远将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有一点可以肯定，撇开意识形态的偏见，无人能够否定聂鲁达的诗才。他自幼在靠近森林的自然环境里生活，吮吸了大地的乳汁，长成一个“野性农夫的体魄”，使他的诗作充盈着原生态纯洁的美感。西班牙报界赞誉“他的诗作是20世纪最具人民性的，重版次数最多”。聂鲁达歌颂女性美的恋歌《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以及他抒发对妻子玛蒂尔德真挚之爱的《百首十四行情歌》，还有《高高的马丘皮克丘》，都是当代拉丁美洲和世界诗坛的奇葩，成为各国诗歌爱好者今天在因特网上查找的珠玑。

　　诗人虽然殒落，但诗才余辉不尽，依然洒在期盼长夜漫漫有时旦者的心坎。一念及此，笔者联想到他在遗著《我确曾生活过》里所表达的夙愿：我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那里的人是纯粹人道的生灵，不为其他的条规戒律和派别标记所困扰，人人都能畅所欲言，阅读诗书，聆听万物，充分发挥个人的才智……(沈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