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鄂州一带盛产文武双的举人

清朝武举各级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但常科以外，还时常增设所谓“恩科”，常额以外，也增加一点“恩额”。

这类“恩科”、“恩额”都由皇帝直接掌握。无非笼络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为统治者效命。考试办法差不多与明代一样，分一、二、三场进行。一、二场试了弓马技勇，称为“外场”；三场试策论武经，称“内场”。一场试马上箭法，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三箭中靶为合格，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乾隆年间，一场又增加了马射“地球”，俗称“拾帽子”，专为考察伏射能力。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所谓“技勇”，实际上主要测膂力。一共三项。头项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二项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第三项是拿石礩子，即专为考试而备的石块，长方型，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为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礩。应试者石号自选，要求将石礩提至胸腹之间，再借助腹力将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三场考试资格。

三场是考文，当时叫“程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纤纤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

从顺治三年，到光绪二十四年，清代一共举行了109次武举会试，共产生了109位武状元。学者王金龙统计了这109位状元的地理分布，并将之与223名文状元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比较。

武状元的分布，整体上以北方为主，约占到了总数的七成，其中仅直隶和山东两省，就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反观文状元产出最多的江苏、浙江两省，均只产生了7名武状元。湖南、安徽、湖北等南方省份，甚至没有出过武状元。

这种分布态势，与清代武举对文化考试的轻视有直接关系。除了状元榜眼与探花，清代武举还产生了约9600名武进士，和约10万上下的武举人。有资料记载，有清一朝湖北籍的武进士武举人约有3400人，据传当时湖北鄂州一带盛产文武双重身份的举人。

然而，就考试本身而言，要中武举成为一名武进士，并不容易。康熙十三年的标准是：骑射一项，须在三十五步之外纵马三次，射九箭中三箭算合格；步射距离八十步，射九箭中两箭算合格；开弓至少要将八十斤弓开满三次；舞刀至少要拿着八十斤的大刀耍出“闯刀过顶，前后舞花”，也就是俗谓的雪花盖顶；提石头至少需要将二百斤的大石提到胸腹之间，再将石头左右翻转各一次。且在考试过程中，若前一项不合格，即不允许参加后一项，直接淘汰。

遗憾的是，就选拔培养军事人才这个目的而言，这种高难度，只是一种无意义的门槛设计。

它选出来的，既非精通格斗的护卫人才（考试全是单独演练，没有互相搏击），也非精通军事知识（比如弓弩的设计、火炮的原理与应用）的技术人才和指挥人才，而只是一群会骑马、能射箭、力气大、能默写一点指定书籍（默写内容一般在百余字左右）的壮汉。

在顺治时代，武状元会直接授官为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是从三品游击，武探花是正四品都司，其他武进士依次类推。康熙时代，改为半数武进士送去军营做军官带兵，半数留在宫中做侍卫，跟着前辈侍卫们学习格斗。

有武进士和武举人身份的武官，在整个绿营军队当中是绝对少数，只占到了约20%。这种绝对少数，与清代的武举考试只能选拔壮汉、无法选拔军事人才，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