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流史学家写的全球史，透视大国兴衰本质规律，太值得一读了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巨著《全球通史》自推出至今畅销不衰，单中文版在国内自2005年至今已经出版到了第七个版本，累计销量600百万册，国内很多的高等学府都把这本书作为参考教材，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
斯塔夫里阿诺斯
今天聊聊新出版的第七版《全球通史》，通过读序言发现第七版在前几版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更加完善。
《全球通史》第七版的构思框架，行文思路以及对今天的启示，可以说视角非常地震撼人心。作者以一种站在月球的角度俯瞰全球的历史变迁，沧海桑田，朝代更替，大国兴衰以及宗教、女性、科技等的历史发展进程，打破了过去以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国家为主线的世界历史；更打破了过去讲世界史就把中国剥离开来的，单单讲世界发展变迁的传统；将国家发展，科技创新，宗教影响，人文关怀等融为一体，向世人展示了从史前人类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辉煌历史画卷。
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坐在一起，最有趣的事情也就应该是回忆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最后当然就是全人类的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要做的是将这一切串联起来。
此书囊括之广，讲析之透彻实属罕见，就像吉林大学的刘德斌说的那样：在这里有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有帝国的更迭，宗教的扩散；有对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不同命运的宏观思考，也有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的详细介绍；有对人性善恶本质的哲学分析，对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的辩证评论，也有对世界愈加两极分化的人道关怀，对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渊源---社会变革总是之后于技术革命---的忧虑和警示。
某位学者曾说过，一位史学家所写的并不只是一本介绍过去的书，而是一个高尚的灵魂。显然，阅读一本没有“高尚灵魂”的史书只会令我们这些“圈外人”获得一些所谓的偏见而非一种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所得出的真知灼识；而太过深奥的史学题材又很难让人能够明晰作者所想要展示给读者的真理。这就成了历史学类著作在编写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但是《全球通史》这本书并没有完全沉溺于有关历史的叙述和评论中，而是“穿越”于古今之间，教化于中外之事，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当今世界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时刻不忘历史的作用---以史为鉴，警醒后人。
《全球通史》涉猎广泛，内容丰富，令人思考的事件和观点很多，其中观点比较有突破性的是关于王朝的更替。大家所熟悉的王朝循环史是这样的：王朝建立之初的统治者精明、能干、有魄力，但是经历过几代继承者之后，很可能就会出现软弱无能，无所作为的君王，致使朝纲混乱、怨声载道，最后被起义军推翻，起义军的首领又建立一个类似前朝的政治统治机构，就这样周而复始的进行，一直到清朝的覆灭。当然王朝的更替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但不外乎是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王朝内部：
首先，王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
这估计是最常见的原因了。或许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秦二世和隋炀帝这样的亡国之君的缘故吧，但是唐玄宗后期也出现过安史之乱，明朝更是出现过不理朝政二十年的万历皇帝。欧洲王室都有过不负责任的统治者，但是他们的国家并未因此而衰亡。只能说，政治的无能加速了王朝的更替，但不是主要的原因。
其次，经济管理的循环。
王朝建立初时，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发展，人口增加，国库充实。但是随着王朝变得越来越好，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在个人野心、家族影响、政治制度以及前朝英雄的压力下，承担越来越多国家义务的皇帝。他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建设，例如开发运河、修筑长城；进行王宫修葺和新建；对外开疆拓土，战场杀伐。这些对一个王朝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当整个王朝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统治者长期进行上述活动时，就会不断增加徭役赋税，百姓的生活就会境况就会越来越差，再加上自然灾害等非人力所控的因素，农民起义就会揭竿而起。西汉王朝是个很好的例子。
最后，缺乏社会革新的内在动力，过于稳定，安于现状。
斯塔夫里阿诺斯将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革命出发分为三段：公元前221年，创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1911年，结束帝制，建立共和；1949年，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从中不难看出，封建王朝统治时间之长，历史跨度之大。造成这样的因素有很多，归结起来有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内部因素的人口、文化和封建政治制度是主要的原因。中国的人口历来庞大，公元2世纪，汉朝拥有5950万人，比罗马帝国最兴盛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中国人口为1亿多，超过整个欧洲的总和。孔子及其继承人提出了一整套有利于封建王朝统治两千多年的道德准则和思想观念。这么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和思想渊源，使得中国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巨变，总能保持自己的特点，即使受到蒙古族、满族的统治，甚至是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之适应中国的传统，并没有像中东或者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被迫接受外界的大规模的本质的改变。
两千多年日益完善的封建政治制度更是有利于封建王朝的统治：该制度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训练有素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一个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一套令西方羡慕的人才选拔制度，所有这些使得中国得以维持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以及暂时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这样中国人民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的文明优于其他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
第二，是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地理因素和小农经济的顽强。众所周知，近代欧洲国家的侵略扩张是从海洋开始的，中国处于亚洲大陆内部，东面虽然临海，但是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封建时代，人们是不可能出去探险扩张的，更何况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缺乏冒险精神，即使去了也是杳无音信。就算是有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也是沿陆地航行，宣扬明朝的国威，在儒家道德准则的约制下，是不能对外侵略扩张的，最多就是让某些国家成为明朝的附属国而已。一直以来，商人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就缺乏社会基础和政治地位，一直是被压制的对象。而中国的小农经济又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并且生命力极其顽强，即使在清王朝灭亡后，小农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抵制作用一直很强大。
然而，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稳定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在统一为主流的历史中，王朝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和西方国家相比，人民有更多的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在全球都在发生巨变的过程中，中国却安于现状，没有和世界接轨，但是欧洲一些国家学习中国的发明，充分利用这些发明的潜力，不断对外扩张，慢慢就超过了中国，最终造成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惨象。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恐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此观点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更加适用于个人。当然每个人的追求不同，有人喜欢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那种生活，认为只要找到一个工作能够养家糊口就行，过着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在平淡中度过一生；但是有的人就是不安于现状，勇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直坚信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诗和田野，在努力拼搏中度过一生。
外部环境
第一，外国善于学习，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
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都曾经是世界上领先的科学技术，可是火药用作了烟花，指南针用作了测风水。然而欧洲一些国家认识到了自身的落后，充分学习并不断挖掘中国先进技术的潜能，进行远洋航行和侵略扩张，不断丰富本国的物质基础，最后欧洲人成为了中国先进技术的受惠者。1500年以来的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发展境况恰恰符合了“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近代日本更是很好的例子：从和中国一样的闭关锁国到掠夺中国的侵华战争，正是日本善于学习而中国依然自称“天朝大国”的安于现状的结果。对国家来说，学习是使自己强大的途径，同时也是侵略或者消灭落后的有力办法。
第二，战争的刺激作用。
无论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还是现代科技战争，都对技术的革新和政权的更迭起着不自觉地推动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穆斯林国家的扩张，就不会有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传播；如果没有美国对日本的侵略，日本将继续闭关锁国；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将继续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天朝上国”。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都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和一些现代国家的建立和灭亡，例如“一战”毁灭了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等王朝，但是也出现了一些诸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这样的新的国家；“二战”中更是出现了瓜分波兰这样暂时性的亡国，同时也催生了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尤其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个速度与中世纪相比已大大加快，从二战后几十年间发生的情况看，已经非常明显：日本和德国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经济迅速恢复并强力发展；苏联解体，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世界地图上的一片空白；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欧洲的相对发展缓慢。在这样一个不断变革的年代，“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已经过时，中国需要的是积极参与，争取更多的制度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国家软实力，通过自身的不断改革和发展，应对世界的变化发展。
人类文明已经步入了21世纪，作者也曾在序言中谈及：“21世纪不仅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而且还拥有巨大的潜力。虽然历史学家们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不能确定无疑地预知将来，但是，他们能比较确定地预测到，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所以，不管未来人类社会将如何发展，决定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的，将永远是人类自己。少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