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古红黑陶绘到仇英的青绿盛世：一口气弄懂中国青绿山水画史
在中国山水画中，青绿山水是水墨山水领域中的一个独特画科，在中国美术史上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色彩上，青绿山水采用青色和绿色来表现山川树木是其显著特色。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国绘画中色彩的演变。
我国古代绘画又称“丹青”,可见早期的中国画极重视色彩。中国画色彩在汉代以前，以青、赤、黑、白、黄为主，这五色中又以黑、红色调为主。远古中国画家继承了原始单色的设色倾向，从现存文物上可证实这一观点，如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等。这些陶器多以黑、红两种颜色绘制几何花纹与动植物花纹，朴素而真实地反映当时人们渔猎、采集等劳动生活场面。
战国和汉代时期彩绘漆画也都以黑、红为主色调，如林格尔东汉墓，有表现墓主人乘坐马车出行的《牧马图》以及《乐舞百戏图》《夫妇宴饮图》，这些画都是先用黑线勾出轮廓，再填染红色或黑色。直到南北朝时期，黑、红依然是绘画中的主色调，如萧绎《职贡图》、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等都以黑、红为主色调。中国古人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他们粗率豪放的审美品格。
但是青色、绿色在儒家传统的色彩观中被视为“间色”“贱色”，先秦时代即有衣正色、裳间色的礼制,绿色被列为“间色”，且是“间色”中最轻贱之色。明藏书家郎瑛《七类修稿》记载:“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绿巾以辱之，后人遂以著此为耻”。
然而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绘画的色彩选用开始出现一定的改变。两汉时期，佛教美术传入，佛教绘画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色彩感知。当时敦煌是西城佛教活动的中心,敦煌石窟壁画的青绿色调影响了中原传统绘画，促进了青绿山水画的产生。
敦煌壁画受犍陀罗画风影响大量使用青绿色，受佛教美术、龟兹画风等因素的影响，敦煌早期壁画都以石青、石绿构成的冷色调为主色调,如北魏248意的“供养菩萨”,西魏249窟的伎乐飞天、285窟的“五百强盗成佛图”,北周290窟的“佛传之五”等作品。画家李广元曾指出，“以克孜尔壁画为代表的龟兹画风中,在色彩运用方面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以蓝靛色和石绿组成的冷调倾向。这种色彩特征和整个西域和印度的建筑色彩有密切关系'。这些青绿的色彩样式对中国当时的绘画造成很大影响。
因此，佛教美术对中国本土美术的影响首先是色调的改变,即改变了汉画以黑红为主的色调,青绿山水的色调受到佛教美术色彩观的影响已经是美术史上的事实。
不仅我国西域的石窟壁画受佛教美术和龟兹画风的影响，多以石青、石绿为主色调，而且一些魏晋时期西域的佛教石窟壁画中已经出现了近似青绿山水画的雏形。例如，莫高窟第217、103窟的《法华经变化城喻品》中就可以看出青绿山水画的特征。
青绿山水因为佛教的传入而在魏晋南北朝起源，而在隋唐时期，青绿山水最为盛行。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山水画作品是隋代展子虔的青绿重彩山水画。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青绿山水画最具有代表性。
隋唐的青绿山水画的产生、发展，由隋代到初唐、盛唐再到中晚唐时期的变化，是一个逐渐的、全面进行的过程。隋代展子虔开创了青绿山水的端绪，山水画发展到盛唐时期，已经脱离了人物故事而形成独立的画科，青绿山水画则表现出画法工致、赋色浓丽的特点。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虔山水画艺术，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青绿山水画派的画家有李思训、李昭道。《旧唐书》上记述: “思训尤善丹青，迄今绘事者推李将军山水。”《历代名画记》中也称他“早已艺称于当时，一家五人并善丹青，世咸重之，书画称一时之妙。”其子李昭道直接继承了李思训的画法。张彦远说他:“变父之势，妙又过之。”二李父子把展子虔的青绿山水推向了一个高潮，形成了盛唐最有影响的山水画派。
展子虔善长山水画，《宣和画谱》记载他:“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有咫尺有千里之趣”。他的代表作《游春图》以细劲圆润的线条和浓丽的色彩，描绘了在阳春三月、桃花盛开、山青水碧的郊野，贵族、仕女骑马泛舟、踏青游春的景色。他善于表现自然山水的深远空间感，在画面的空间处理上，一改过去绘画中的人大于山、水下容泛那种比例失调状况，以匀净的线条，勾勒湖水微波。
李思训以金碧青绿的浓重颜色作山水，笔力遒劲、色彩浓丽，显现出小青绿发展到大青绿山水画的演进过程。其山水主要师承隋代展子度的画风，并加以发展创新，形成意境秀永、用笔遒劲、风骨峻峭、色泽匀净的金绿山水两重风格。李思训除多描绘自然山川外，还擅长表现富丽堂皇的宫殿楼阁，创造出一种细致典雅的山水画境界。
唐代李昭道《明皇幸蜀图》中的用笔、设色手法更为丰富，勾勒白云用柔和的细线，山石以中锋劲勾，水纹运笔匀净流畅。《江帆楼阁图》与《明皇幸蜀图》已和六朝时山水只勾勒外轮廓线不同，其画山石，大轮廓中又细分其结构，线条或疏朗或繁密，山石脉络清晰。
后人对唐朝的青绿山水画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思训更是被称为“国朝山水第一' ，也被明代董其昌推为山水画“北宗'之祖。张彦远称其画为“笔格遒劲，湍濑潺爱,云霞飘渺，时睹神仙之事”。他对山川最色的描绘已形成自己的风格。而这之后，其子李昭道继承发展其父画风形成细致臻丽的特色，受到当时唐朝民众的推崇，这点在《历代名画记》中也有记载：“一变父之势,妙又过之”。
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江帆楼阁图》，整幅画面采用全景式构图描绘了众多景物，包括松，.岩石、江流、楼阁，水面和岸边景色平分整个画面两角。其实，李思训在画这幅画时应该有参考展子虔的《游春图》的构图。
因此，唐代的青绿山水重视色彩的运用，整体色调明快，金碧辉煌却不艳丽俗气，符合盛唐气象下皇室以及大众的审美，而且线条富于变化，长短结合、疏密相间、粗细有，骨法用笔自成一家,应物象形饱含诗意与气韵。除此之外，全景式的构图包罗万象，表现出缤纷景象的美感和山高路远的诗意，具有装饰性效果。
唐代青绿山水完成了中国山水画的初步结构，使山水画不再仅作为人物的陪衬，且唐青绿山水画派对美的展示突破描摹现实的限制，形成独特的形式风格和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美学意义。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座高峰，宋代院体画是宋代绘画的代表，特别是以王希孟、李唐、赵伯驹等画家为代表的宋代院体山水画以富丽堂皇的气象、华美秀润的色彩描绘和象征意趣的表达成为继唐代之后青绿山水画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注重章法、质趣、真实反映事物是宋代院体山水的显著特点，画面中的空间处理恰当，峰峦参差，树木、山石、屋宇处理巧妙到位，显示出一定的视觉写实性。这里的“写实性”,并不是指西方艺术所谓的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而是指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对真实自然的诗意的理解与表达。与元代文人化的“逸气”、明代市场经济下的“雅俗共赏”、现代西方文化环境下的“异化”相比较，宋代青绿山水画表达了它更加尊崇自然、贴近自然的一面，显示了其特有的“写实性”。
在状物造型上，五代两宋的青绿山水更具装饰趣味，更多是人的主观内心的显现，而与自然的距离渐渐远去了。在意境审美方面，宋代青绿山水画不管是古雅秀丽，还是灿烂辉煌，都反映着皇家宫廷的审美趣味。
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面描绘千山万壑，江河交错，烟波浩淼，继承了隋唐青绿山水的技法，整体布局上循环式的采用深远、高远、平远的构图方法，运笔上细腻严谨，点画晕染一丝不苟，勾勒轮廓、皴点画坡，用色于单纯的青绿色中求变化，浑厚见轻盈，石青石绿间以赭色为衬托，掺粉加赭渲染，使画面层次分明，给人苍翠厚重、爽朗富丽的感受，代表了徽宗时代工笔青绿山水的艺术成就。《千里江山图》标志着工笔青绿山水已进入新的高峰，为中国北宋青绿山水画代表作品，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如果说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以恢宏壮观的气势突出表现了宋代的写实、工整、理性的审美特征，那么作为宋代皇室一派的赵伯驹则使“文人画”思想与山水画想融合，对于宋代院体青绿山水而言，则是注入了一次新的血液，宋代院体山水画彰显了淡雅的审美特征，形成了更为精致、细密的艺术风格，使宋代院体青绿山水画在中国绘画史中更加完美。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在构图与构思上继承了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采用横卷形式，图中描绘的为北方山水，其清新秀丽、艳而不俗的画风，反映了青绿山水从唐到宋的变化。
元代初期，钱选作青绿山水较有名气。《浮玉山居图》是钱选在色与墨之间的一次尝试，以寻求透明色与墨色之间的相互协调来统一画面。色彩在这里，无论是空勾填色的大青绿，还是“尝试”性的小青绿，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发展开拓的态势，北宋以来复古思潮的影响了钱选在寻求清新雅致的新意境中对色彩微妙细腻处理的要求，完成了由“富贵神仙”境界向“隐逸神仙'境界的转换。
在明代，以善画青绿山水著名者，当选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沈周、文征明继承元代画风的笔墨技巧，意境宁静、高清、雅逸。文征明的青绿山水，不同于唐宋时期青绿山水画的富丽堂皇，虽然用重色石青、石绿，但勾法简洁、自然而轻松，青绿中透着水墨的感觉。画中常有墨色的点苔，笔法精湛，浓郁而又简洁的风格成为青绿山水画的一种新的典型特色。
仇英虽然卖画为生，地位不高，但在画坛上却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连极力推崇南宗文人山水的董其昌，也对他多有褒扬，称赞他”赵伯驹后身，即文(微明) 沈(周)亦未尽其法”，” 为近代高手第一”。 这样的定位绝非虚名，仇英的青绿山水不仅在明代数一数二，即便放在整个绘画史上也毫不逊色。《明画录》 谓其:”发翠豪金， 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
仇英继承了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和南宋赵伯驹、赵伯骧兄弟的衣钵，将这一门类传承且发扬于后世。遗憾的是，青绿山水在文人山水画面前，是中国画中小众的门类，而仇英也被后人看作是最后一位青绿山水画家，他开创的明代青绿山水的盛世，只能是他一个人的盛世。
当前艺术市场上，山水画的审美偏于实景，世俗商业化的青绿山水在迎合市场大众之时，缺乏古代青绿山水画家自觉地艺术追求和文化修养。而梳理中国青绿山水的发展史，对于当前艺术市场上流行的实景山水的艺术创作由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