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一研——“柴窑”论见（本文原创，欢迎转载，中国古美术之传播，你我共前行，请注明出处、作者和原文链接)
此文为家父早年关于“柴窑”之随笔，今分享给众爱好者以共研
余不业瓷，然尚瓷，尤尚古瓷，以为中国之国粹，唯瓷罔举。盖吾中国，煌煌五千年之文明，举目四望，起居生息，迄今仅余黄面孔及瓷器而已也。由是，余爱乌及屋，常于闲暇时搜异寻奇，弄些破盘子烂碗以自娱。其实别无他意，借以聊吊古老于万一耳。久而久之，余娱成“瓷痞”，亦渐知所谓“柴窑”之端倪。然其时之知也，只知其极为难得，而不知其乃瓷中千年之沉谜。十五年前，余于友人处偶读明、清文人之野稗笔记，始知“柴窑”之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誉称瓷中之冠。但历代不见传现，亦不知其确为何物也。余性执拗，越是不能之事越是自劲，于是迷之如痴，寻之，不得，大寻，亦不得，发愿解此千年之谜。乃抛妻别子，裹囊重负，三年间，足迹踏遍豫中腹地，探访遗废窑址达八十余座，自名日“跑窑”，以期发见遗址或拾得“柴器”几瓣。然却遗憾之至，虽经年累月，一身烂褛，状如乞者，而竞一无所获者。妻、儿讥之，乃自慰日：“锻炼身体。”
越十年，突有朋自远方来，赠余青色小盏一只，状若春江拨水之轻舟，色如秋雨过处之晴天，紫口泥足，凝光射目，似汝非汝，甚是古拙可爱。余欣然领受，滞朋盘桓数日，回赠火腿一只并旅途资费。朋甚喜，拇别而去。此远朋者，汴人也，余早年“跑窑”时所结识。其为人质朴，知余苦寻青色窑器甚笃，故常于乡野间留心之，不期而得，专程送来，亦顺为其乡里菽麦之事也。余识得此盏为稀奇之物，甚宝爱之，把玩数月犹不肯放手。一日复又把玩，忽思及“柴器”，若有所悟，循而思之，卓然成理，反问自诘，击之无懈，再证之于说“柴”之古籍，亦觉不悖。乃欣喜若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急诉于妻，欲与之分喜也。讵料妻日：“疯子！”
“疯子”之名，因余之字而起，友朋间常相戏谑，其实本人并不怎么疯也。妻呼余为“疯子”，权当昵称，揖之而谢主隆恩。然此时也，余胸中郁积十数年之块垒，今日终得一解矣。快哉！快哉！激情所致，是有此文。
“五代黄堡窑即柴窑”之说，风马牛也
本文原拟自说自理，无旁其它。然因撰此文翻看《收藏家>刊志， 见“五代黄堡窑即柴窑”之说甚盛于近日，庶几己成定论也。故余不得不为此赘以败盛火。非为论战，实乃入目成羞，不忍之至也。
陕西学者禚振西先生者，专研“柴、耀”关系之专家也。其《柴窑探微》中首倡“黄堡”说，本为学术探讨，无论对错，均为正常。然其所引所论，已大出学者之范，不得不使人联及“桑梓”二字。故余些有微词以说之。
《柴窑探微》引证北宋学者欧阳修《归田集》说“柴”之语，甚为开门。若此话果为欧阳文忠所说；则“柴窑”之谜已解大半，余亦不必在此饶舌也。然其说伪托之迹昭然，未审禚先生何以出此露底之笔？且与其说无助，却反自驳也。余手中无此书，无法核对原文，现据《探微》所引，全文照录如下：“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罄，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紧接此引，禚文评论道：“该书是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晚年辞官后的著述，书中所记大都为他自己的经历见闻，而且距离五代时间最近，应该是最为可靠的。”
欧阳修何许人也？北宋中期之大文豪，乃所谓唐、宋八大家之 一者也。其集文、史、官僚大家为一身，与人合撰《新唐书》，前承南 唐词藻之丽风，后开两宋清婉之先篇，治学之严谨，史不多见；且曾独修《新五代史》，当于五代之事知之甚详。文忠先生若如是说，吾等 当以“文献记载”视之而深信不疑也。
然而禚文之所引，余却不敢相信半句。姑不论其燥文歪诗够不够文忠之水准，只就文论文，亦显为歪拽。引文之点断，不知源于本文， 抑或禚先生自点，然无论何人所点，均缺失中国文字之最起码常识也。
按文意，“北宋汝窑颇仿佛之”之句，上接“……以金饰为器”，其文意贯通，如何断句当不为难事。说“柴”而以汝窑较之，当为全句，“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句后必断，否则文意支离，亦与下文无法贯通也。“当时设窑汝州”以下，其意仍为说“柴”，不然，“当时”指为何时？若“当时”指为汝窑，正在烧造之窑又为何“今亦不可得”？“当时”与“今亦”之“今”又何所相对？欧阳修乃大家，当不致错乱如此。而禚先生引文将“北宋汝窑颇仿佛之”之后点为“逗号”，使与下文连成一句，似乎是说“柴”之后又说汝，与原文之意大相径庭也。以篡引立论之文章，史学界不为罕事，然如这般公然欺人不识字者，余闻所未闻也。
“北宋汝窑颇仿佛之”之“北宋”，竟出自北宋之人欧阳修之口，真为无奇不有之谈。夫北宋者，非为“北宋”之人所可称谓。北宋之称，为后世史家称之以别于“南宋”者也。既使南宋之人，亦不闻有称汴京故制为“北宋”者。此为论史者之常识。叶寘《坦斋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故都时，定窑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此二人皆为南宋人，说北宋尚用“本朝”、“故都”称之，欧阳修生死皆在北宋．即使不怕砍头夷族，又安知死后六十年阙有“南宋”？此乃笑话，而禚文却说“应该是最为可靠的”，何其吾华夏文博专家如此易骗乃尔？若伪李世民之字而押款“唐太宗御书”，未知禚先生鉴之如何？
在引证“欧阳修”这段“最为可靠的”话之后，禚文继续引证明初曹昭之《格古要论》，并根据书中“柴窑出北地”之“记载”，考证出“北地”即为秦、汉时期之“北地郡”。又因耀州古属此郡辖治，继而推定“柴窑出自耀州黄堡”云云。姑不论《格古要论》成书年代距柴周之世相隔几多春秋，其书其论可不可视作“文献记载”，只说禚文之考“北地”为“北地郡”，适足为学界之一大逸闻耳。
查“北地郡”之置，远在秦汉。秦之置，治所在今之甘肃庆阳，时称为义渠。西汉中，治所移至马岭，东汉又移至宁夏吴忠，辖境相当于今日宁夏之贺兰山、青铜峡及甘肃之环江、马莲河一带；东汉末年，此郡入于羌胡，不再为中央政府管辖。三国时“北地郡”寄治“冯翊郡”界，是为流亡之郡，其陋如是。西魏改“北地郡”为“通川郡”，北魏再改为“西北地郡”，治彭阳。北周复之几年，入隋又易，称“豳州”，唐武德年间治为“宁州”，唐末再分，西地仍为“宁州”，并耀县入州，东地新置“耀州”。宋、元因之。其间之复杂变化，莫言如曹昭等一般闲适文人，即今日治史而非专治地理沿革史者，恐亦不能理清。且东汉之“北地郡”者，其辖非名耀州，而名祋栩（三国魏时称泥阳，隋又称华原，垄唐并县入州始称耀州）。此偏疆角隅之地，视同腥羶，不为名关要隘，更非沃土望郡，自西魏废之至明初，千五百余年矣，一三流文人，村见乡闻，而竟以秦汉之古称呼此僻疆之地，无乃禚先生欲谥曹昭为考古地理学家乎？即使曹氏为考古地理学家，明代之人不呼宋、元名称，而以茫茫不确之秦、汉之称呼之，其撰书专以惑人乎？唐治而辖于汉郡，无乃禚先生又欲使关公大战秦琼乎？故禚先生“北地”之考，甚为荒唐也。
不仅如此，五代时之战乱格局，亦不容“柴窑”出自耀州。盖柴周之朝，统辖权力未逮此州也。先是，后汉刘知远立国开封，郭威灭之，刘知远弟刘旻其时节度河东，闻其兄为郭威所灭，因据太原称帝，有境山西西部及陕西中、北部，史称北汉。耀州正在其治。凡三年，郭威死，郭荣（即柴荣）即位，改天顺为显德。未几刘旻亦死，子刘钧继位，结盟契丹，受其封号，称儿皇帝，以拒柴周。至是战祸连绵，几无一日之宁。柴荣在位之六年中，屡征北汉而为契丹所援救。显德 六年，柴荣又征北汉，征途劳顿以病班师，北汉袭其后，败归开封而 殁。子宗训立，旋即陈桥兵变，赵宋代周而立。周亡。而北汉直至太平兴国四年方为宋降灭。此已距周亡二十年矣。周都开封与耀州之距，以直线计之，尚有千里之遥，古之道路，均倍于直线，安有数千里而烧瓷于世仇敌国之理？偷运乎？抑或走私乎？故而即使“北地”为“北地郡”，“柴窑出耀州”之说亦不能成立也。
“柴窑”之主色为天青，历代所尚者即此为公论，禚文亦知之，而耀窑之色为青黄或青绿，虽色盲亦可辨之也。即如禚先生所言五代黄堡所出之“天青”者，亦与历代所传之天青大不相侔。余寡闻陋见，未闻晴空而有绿色者。黄堡窑之青，基调为绿，窑温之变化，使其偏绿或偏黄而已，绝不与以淡蓝为主调之天青相互混淆也。至于黄堡窑五代地层中所出之“官”款残器，其为后唐、后汉、北汉或契丹“宫廷”所用，亦未可知。盖其四国者，有三国国君为沙陀人，一国为契丹人，夷狄不知奢靡，其都均距耀州甚近，或用耀器入宫，正相适合也。
故禚先生所论“柴窑出自耀州黄堡”，实为风马牛不相及之事也。然尚有研究生导师者竟指耀窑倒流壶为“柴器”。风马牛己不足形容，直为风鸡猪之事也。余不知此导师将导研究生们于何处。以此相较，禚先生言“五代黄堡”而不言宋之耀器为“柴”，亦不为十分之悖谬也。
“柴窑”本为民窑，故其器必有传之于今日者
“柴窑”之称“柴窑”，与欧阳修之说“北宋”有异曲同工之谬。夫亘古至令，未尝见有以皇帝姓氏命名工坊窑作者也。汉、唐都长安，金银漆玉之坊占街霸巷，未闻有名“刘作”、“李坊”者；吴越钱缪有越窑，制器绝伦，世称秘色瓷者即为所出，亦未闻有“钱窑”之称；赵估甚爱瓷，有“汝、官、钧”为之贡烧，未尝有日“赵窑”者。盖古今通则，国人虽贵宝器，然向视工坊窑作为贱业，莫言以皇帝姓氏名之，即使大雅之堂亦不能登。器为贵，工匠却贱，此中国数千年之“特殊国情”也。皇帝之姓氏，若得以恃宠赐姓，乃为八代之荣，安可名之于窑作工坊贱业？故论之日：“柴窑”之称，必为后人所讹，非为当朝之称谓也。况柴荣乃郭威养子，早已易柴姓郭，得以嗣周即以此身份，岂可复旧姓而自毁嗣统？因而知之，“柴窑”在进御之先，是为无名之窑。无名之窑为何窑？桑间梓里之民窑也。
中国自明、清以降，始有官、民窑之严格区分。宋、元以前之所谓“进御”之器，究为民窑贡烧，或为“官窑”之专供，抑则两者兼而有之，乃陶瓷界经常争论问题之一。然无论何种性质之窑场，民窑均为母体当为不争之事实。文博界研究者有说汝窑无民窑者，此乃懵懂之语，不足为论。盖官府设立官窑或命烧之前，必先为官府看中，方可贡选。命烧或设立官窑后，由于成本宽松及工匠效命，所烧之器益精，亦为事之常理。然其器仍不脱民器之基本特征，亦为事实所证在。如元之青花器与永、宣青花器相较，无脱甚远。元之精器与永、宣官器庶几相类。无非圈足也、器型也、图案也、胎釉也，精、粗有所分别而己。此即所谓朝廷掠其美而用之，非为一道御旨即可成其精美者也。故官烧或贡烧之器，乃民间几十年或数百年技艺积累之所成，帝王亦不可为所欲为也。嘉靖至万历年间御窑厂无红器进御，而以矾红代之，即为实例。以此推之，“柴窑”于“进御”之先，必有一制器精美之窑先行于世久矣。
柴荣在位仅六年。六年中，征伐迭起，南有南唐、南汉之侵扰，北有北汉、契丹之战争，国无一曰之宁。此种国势，谋战谋存尚不及虑，若无现成窑场为之“进御”，恐无暇顾及窑器之创造。既使柴荣异想天开，天晴之器亦非数年即可成功。因其祚暂短也。故无论以事之常理论之，或以柴周本朝之情势论之，所谓“柴器”者，民窑贡烧之器而已。
赵宋代周而立，实为谋逆，即今日之所谓“武装政变”也。然其时之中原地带，并未发生战乱。因之，为柴周宫廷供烧之窑场不应受到毁坏。赵宋初立，或不尚青器，或为弥彰前朝旧迹而有所避讳，从而停止贡烧，亦为情理中事。然曰赵氏易朝而尽毁先主之窑场或逐杀窑工，恐无此理，亦无先例。历朝之易姓，尚未闻朝易而尽毁前朝之器作工坊者也。此不符新朝初立之所谓“收揽民心”之惯例，亦不符谋篡成功者之心态。故赵宋立国之后，“柴窑”仍应继续烧造，只是复其六年前之身份，不再贡烧罢了。不然，处于乱世尚能勃勃生机之民窑，入治世却嗄然而止，甚不合事物之规律也。
“柴窑”之民窑身份既定，其必按民窑规则行事。即，无论任何民间工坊，均必得仰赖大批产品行销于世，方可维持生存。此批产品，除民间损毁及掩于土中之外，当有相当数量传世。不然，汉、唐、宋、元器物大量见之于今日，则无以为释也。
不是不传，传之不识耳
如上所论，“柴窑”既有所传，然又为何历世不现？曰：明、清以降，历代文籍叠积夸张，信之而按图索骥，见之而又不能识，以是不传耳。
言“柴”之书，宋、元不见，明初曹昭之《格古要论》，距柴周之世约四百年。其余明代之书，如《清秘藏》、《夷门广牍》、《事物甘珠》等，大约均为中、晚期。《清秘藏》似乎较早一些，相去柴周亦有五百年。至于清代之《南窑笔记》、《景德镇陶录》等书，或转抄笔迹历历，或臆断之意昭昭，传闻多于识见，可凭之据廖无，并不能作为“文献记载”而用之。若如诸多论者将此视作“文献记载”，则为大谬。何者？盖明、清之人言“柴”虽比今人较近，然相隔时间毕竟已远，非所亲见经历，传闻而记之于书者，只可视为传说而已。若将此视为“文献记载”，吾等岂不是亦可书明、清之事而“记载”之？此不言自明之理，毋庸赘言。然其书中所记，吾人亦不可全部摈而弃之，取其可信之处参照之可也。
《格古要论》言“柴窑”之制，“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这种描述似近于事实。此为明初之人唯一说“柴”之语，亦为最早说“柴”之书。及至明代中、晚期，大约“柴
器”之传说越来越盛。“粗黄土足”已不足以示其贵，《清秘藏》文学语言描绘下之“柴器”，一跃而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之宝器。然此描述已远远脱离当时最高技术所可达到之制器水平也。“青如天”，言“柴”之基本色，向议如此，不为夸张，以下三词之描述则纯为文学语言也。法门寺地宫所出之秘色瓷，为当时制瓷最高技术之一，距其说差之甚远。同时代工艺技术之最高点，不应有此遥遥之先。即使北宋末年之汝瓷，亦未达到如此境界。吾中国之运势，唐以降每况愈下，以致数次亡国，然制瓷技术却代比代精，与种族兴衰不相伙伍，证瓷器之制，非是愈古愈精也。“柴器”之所谓精，其精不过是与同代相较，非为后世之所不及也。“薄如纸”，乃为脱胎之器，不是当时之胎、釉所可达致者。故《清秘藏》之言不可为信。然其著者尚算老诚，言为“闻其制”，听说而已，并不为自己亲所历见。
文人之言事，尤其闲适风闻之事，
向习虚词夸张，以增其文意。
国人之思维习性，若涉及宫廷且又不可证实之事，宁为高就而不肯低俯。两相结合，《清秘藏》之说遂成定论。以后你抄我抄，众口成碑，直为一理想事物想而往之也。故明、清至今，寻“柴”之人多以此作为理想标准，图骥以索，以是“柴嚣”累世不见所传。不是不传，世上本无其物也。其物之本来面目，已为虚词夸张所掩蔽也。
吾中国之人，伟则伟矣，然向无穷理之习，凡事不求深究，尤好泥古，凡古人之所说，大都信以为真而不深究其理。如上文所引南宋叶宾之《坦斋笔衡》，陆游之《老学庵笔记》，皆说定瓷之所以不入禁中，“以其有芒不堪用”。然定瓷之芒，以其覆烧也。之所以覆烧，是以其节省烧匣，可以降低成本故也。晚唐、五代之定瓷，并不覆烧，宋时覆烧之器亦仅限于盘、碗，其它如瓶、罐之类，均以垫足正烧。瓶、罐可以正烧，盘、碗又何以不可？垫足之器，不复有芒，此为极易解决之问题，宋廷因此而不准定器入贡，是为不能自圆之说也。故不入禁中之由，必不是因“芒”，其中必有它故。然而从古至今，并无人深究其理。即使如陆游这等恢锐之人，亦不究之。古人只知于此说抄来抄去，今人又只知于此说引来引去，无人问个为什么也。“柴窑”之事亦然。历世爱“柴”者如云，上至宫廷显贵，中至文人学士，下至古贾雅好，只知按书中之所言寻寻觅觅，而不知穷其理辨鉴书中之所言可信与否。非仅瓷事，家事、国事、天下事，吾人遗失思辨之能力已非一日矣。
唐人有“朝辞百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之诗句，若按其诗中所说，千里江陵一日便可打个来回，证吾唐代已有机器推进之船也。若以此炫之于世，岂不为笑柄？陆龟蒙《秘色越器》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法门寺地宫所出之秘色瓷，与“千峰翠色”差距甚大。若按此诗寻觅秘色，虽则万年亦当无获也。“柴器”之累代不见传世，要略若此。
2003年4月25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