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强奸犯”的45年

转载自 真实故事计划（zhenshigushi1）

江西教师汪康夫，在上世纪60年代因强奸女学生的罪名被判劳改十年，诸多证据显示这是一桩错案。为此，汪康夫申诉了43年，直到最近国家最高检察机关接收了相关材料。

妻子周三英一直支持着汪康夫，并在漫长时间里，守护着深陷污名的丈夫。

01

丈夫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息时，周三英正准备去菜地种菜。

周三英今年75岁，面色黑红，落着深深浅浅的斑点，是长年务农种菜留下的印记。

虽然如今不用靠卖菜为生，但习惯了劳作的她停不下来。

家中一向不宽裕，种些菜自己吃，也能省点花销。

“三英”，79岁的丈夫汪康夫大声叫她，语调里透着喜悦：“最高人民检察院回复信息了。”

周三英不识字，汪康夫把信息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她听：“汪康夫，您好，您关于刑事申诉的信访材料收悉。您提供的申诉材料不齐备，请在1个月内将补充材料邮寄至北京市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

要求补充材料，意味着事件被看到、被注意了。

周三英理解丈夫的激动。

这是他在持续43年的不懈申诉后，收获的最新进展。

1966年，时任江西莲花县琴水小学教师的汪康夫被指控强奸两名、猥亵10名女学生，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975年，汪康夫劳改9年后被提前释放。

3年后，他给女学生写信，询问当年的情况。

女学生们很快回信，全部否认了被“强奸、猥亵”，并解释自己当年是被引导和威胁，在指控汪康夫的材料上签了字。

有了“受害者”的证明，汪康夫满怀信心地走上了申诉之路。

这一走，就是43年，周三英始终是他最亲密的见证者和支持者。

“希望这次老天开眼。”

周三英高兴之余不忘祝祷。

漫长的近半个世纪里，这是她经常默念的话。

走出家门，她觉得天光都亮了些，映得田间地头的各色野花格外鲜活，就像她初见汪康夫的那年。

第一次见到汪康夫时，周三英30岁。

上世纪70年代的江西农村，一个30岁还没出嫁的女性，足以成为家族的心病。

上周家提亲的人也不少，但周三英有自己的主张。

周三英三岁时，父亲去了香港，从此音讯全无，剩下她和母亲、哥哥相依为命。

没有顶梁柱的家庭，在当时的农村本就容易被歧视，何况还背负着“海外关系”。

在自卑中长大的周三英，担心结婚后被丈夫和婆家欺负，不敢轻易许嫁。

直到汪康夫上门。

那是1976年，汪康夫被释放后不久。

当时汪康夫的父亲已病逝，家中只剩下他和寡母。

有邻里热心，说总得成个家，于是给汪康夫介绍了“门当户对”的周家女儿。

大约是因为羞涩，汪康夫随介绍人登门那天，周三英躲了出去。

因此她不知道，家中亲人们仔细盘问了汪康夫的情况后，态度都是否定的。

这个已不年轻的男子不但背着“强奸犯”的罪名，身体也不好：9年劳改生涯蚕食了健康，给他留下严重的胃溃疡和肾结石。

但周三英相中了汪康夫。

也许是因为汪康夫离去时她在小路上远远一瞥，觉得这个人“长得好”——那时的汪康夫，剑眉朗目，因为读过书做过老师，有几分不同于寻常乡人的斯文气质；

也许也是看中了他为人诟病的出身和过往：“这也是个苦命人，他一定不会欺负我。”

这年年底，央邻里杀了头猪摆了几桌酒席，两个同样受尽冷眼的人结婚了。

双方家境都窘迫，婚礼上，周三英穿着旧衣，汪康夫的中山装是借来的。

收的礼金还没捂热，就拿去还汪家为操办酒席借的债。

周三英进门时，汪家甚至没有一副多余的碗筷，得去邻居家借，才能让新媳妇吃上饭。

周三英并不在意这些。

她安安适适地住进了汪家那三间漏水的破土屋，“立志成才”，把日子过好。

夫妻俩种菜、卖菜，丈夫体贴，挑担子总是挑重的，让她挑轻的。

自己快步把担子挑到家，又返回来接她，把轻的担子也接过去。

周三英很知足。

第二年，大女儿出生。

日子本该就这样平静如水地流淌下去，耕作、挣钱、抚养孩子，和村里500多户人家一样。

直到这天回家，周三英发现汪康夫在写信。

他说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平反冤假错案，自己也想申诉。

图|汪康夫在居住多年的老宅前

此前，周三英没问过丈夫他的“前科”。

婚前那一瞥的印象，似乎更加固了她对汪康夫的好感，让她对他有了不同于众人的判断；

婚后，丈夫待她一直温和有礼，从没骂过她，更不曾动手，和村中那些脾气暴烈的男人迥异。

这让周三英很难将汪康夫和“强奸犯”这个可怕的名词联系起来。

现在见丈夫写信，周三英觉得必须郑重地和他谈一次。

她需要他的坦白，来佐证自己的判断。　

“你到底有没有？”

“真的没有，但凡有一点我就认了，何必再把事情翻出来？”

“既然没有，那就申诉，我支持你。”

也许要到很多年后，周三英才能彻底体会到自己这句承诺的份量。

当初面对家人的反对，她斩钉截铁地说：“我要跟这个病人一起走。”

现在她才知道，丈夫更加沉痛难言的病，在心里。

她没有预料到疗愈这桩心病，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耐力。

02

在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即便偶尔闪过一丝轻微的疑虑，周三英也选择自己承担，从不在丈夫面前流露。

几个孩子从未听母亲说过父亲的过往，她们面对的，始终是一个没有污点的父亲。

周三英的几个女儿都已不记得，自己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心结是在什么时候，只有儿子汪许健还有些印象。

那时他大概上五年级，一次上家中阁楼找东西，翻到一大叠薄脆泛黄的纸张，铺满工整的蓝黑色字迹。

那是汪康夫经年累积的申诉信底稿。

从汪康夫决定申诉的那天起，周三英就对他说，家里的事不用你管，我都能担当。

她说到做到。

地里产出的菜，一直是周三英挑到集市上卖。

孩子们一直津津乐道，说妈妈虽然只上到四年级就辍了学，但算术很好，卖菜时能一口报出总价，比必须在纸上列算式的父亲强得多。

每天凌晨五点多，周三英起身，带一点干粮，挑上担子上集市。

秋冬时天色一团浓黑，看不清脚下，加上困倦，有一次，周三英直直摔进路边沟中。

疼痛唤醒神智，她爬起来继续赶路。

卖完菜已是午间，周三英匆匆回家，做饭洗衣，照管4个孩子。

汪康夫则留在家中种菜，有空闲就写申诉信。

卖菜收入微薄，他动了再搞些副业的念头，买来家禽养殖的书，照本宣科地养起了鸭子。

孵鸭蛋用煤油灯，需要一夜几次起来照看。

有时汪康夫料理完活计，无法再入眠，就趁四下安静，在煤油灯下继续写信。

申诉一次次被驳回，他总觉得是自己哪里没写清楚，只好反复修改那些已经陈述过上百次的说明。

长夜难明，丈夫在一团昏黄光晕下书写的侧影，印在灰白斑驳的墙上，成为周三英心上最深的印记，让她彻底相信了丈夫的清白：一个真正蒙冤的人，才会如此在意自己的名誉，才能在长久的无望里坚持。

况且，丈夫平日的处事和品行她也看在眼里：儿子汪许健一次和小伙伴上山砍柴，小伙伴淘气，偷挖了别人家的竹笋。

汪许健回到家，汪康夫误以为儿子也参与了偷窃，一巴掌就抽了过去。

那些女学生回信说明当年真相后，汪康夫对她说，不要怨恨学生，自己被诬陷与她们无关，学生当年面对的压力绝非她们的年纪所能承受。

身边这个清癯而寡言的男子，身陷牢狱十年，声名前程尽毁，却仍保有正直、善意与宽谅。

对丈夫，周三英逐渐感到既敬佩又怜惜，她想要保护他。

图｜周三英和汪康夫

结婚不久，周三英就知道了婆家的隐痛：汪康夫入狱后，家中的不少土地、财物都被乡邻分走。

汪康夫劳改归来，有的乡邻把财物还了回来，有的不愿归还，坚称是自己家的。

围绕那些财物的归属，汪家一度和乡邻发生了争执。

一天，周三英卖菜回来，发现自己家被乡邻包围，众人叫嚷：汪康夫出来，打死你！

婆婆和汪康夫紧闭房门不作声。

周三英动了气，大声叫丈夫，你出来让他们打一个试试！

乡邻见她态度强硬，不敢再欺压这个势单力薄的家庭，纷纷散去。

历史遗下的纷争渐随时间消弥，但汪康夫的往事又成为新的把柄。

一旦与邻里有龃龉，对方就会毫不留情地骂“强奸犯”、“劳改犯”。

这时汪康夫总是沉默，从不为自己辩解，而周三英选择反击。

她被汪康夫戏称为“管户口的”，熟知村中家长里短，回击时总能抓住对方的弱点。

汪康夫曾劝她不要和别人争，但她听不得自己丈夫被羞辱。

丈夫用缄默和退让守卫自尊，周三英则用粗粝而坚韧的生存智慧，护住他。

1989年，汪康夫健康状况恶化，胃疼、便血，直到晕倒在地里。

家里东拼西借凑了150元钱，准备送他去医院，汪康夫拒绝了。

他想用这笔钱请律师，帮助自己翻案。

在丈夫床前，一贯坚强的周三英流下泪来。

但见他心意坚决，她没有再劝。

她上山挖草药，一筐筐背回家，给汪康夫熬药。

汪康夫病势稍缓，周三英就按他的要求，扶着他到城里找律师。

她心疼丈夫的身体，但更理解他对“清白”的极度渴盼：“就像有病在身上，不去治心里就不舒服不痛快。”

有时卖菜回来，家中一团乱，汪康夫在桌前专注地写信。

周三英忍不住发牢骚：天天写信，也不管管家里。

但过上两天，她又对丈夫说：又攒了点钱，够你再跑一趟了。

夜里丈夫写信，她照常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

平日，汪康夫很少和村里人来往，在路上碰见人也鲜少主动招呼。

别人说他骄傲，只有周三英知道，那是源于他“极度的自卑。”

有时邻里问周三英，汪康夫怎么不出来和大家一起玩玩？

周三英总是解释，他有心事，没有心情出来。

也许连周三英自己都不知道，丈夫的心事，她担去了一半的重量，才让这个敏感自尊的男人，在申诉无门的几十年里，没有被漫长的心理煎熬压垮。

03

汪家小女儿珍珍曾一度心绪低沉。尽管在母亲的保护下，几个孩子从未因为父亲的罪名自卑过，但目睹父亲多年申冤无果，珍珍觉得，想要翻案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平正义。”

和女儿不同，周三英不懂那些抽象的名词，但她从没有动摇过。

那些年，汪康夫不断写信、寄信，有空时往县里、市里跑，找司法机关问进展。

每次要用钱，就向掌管家中财政的周三英伸手。

拖着4个孩子的家捉襟见肘，为了丈夫，周三英一次次出去借钱。

大女儿金凤记得，经常借债让母亲掌握了策略：去那些刚办过喜事的人家借，他们刚收过礼金，手头宽松。

但即便如此，母亲也经常铩羽而归。

别人都知道汪家穷，一见周三英上门，当家的就找理由躲出去。

周三英面色不变，像寻常串门一样和别人家老人小孩说上几句闲话，再去下一家碰运气。

在含羞忍耻的路途上，周三英没有抱怨过汪康夫。

她知道丈夫有些书生气，拉不下脸面做这样的事。

汪康夫在教书上的才能，是周三英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

1979年，石市小学校长邀请汪康夫做语文代课老师。

为了挣工资贴补家用，汪康夫答应了。

但他不再像年轻时做老师那样和学生打成一片，而是上完课就回家，种菜、种西瓜、养黄鳝。

这是他的自我保护，也许也是对外界释放的自我检点的信号。

丈夫又做了老师，周三英很高兴。

她自幼辍学，特别看重有知识的人。

在家中，她比汪康夫更关心几个孩子的学习。

早年经历让汪康夫觉得，老实本分度日就好，有能耐不见得有用，自己当年教书兢兢业业，也算尽到了能耐，却落得如此下场。

孩子们能上学就上学，不上学的话，回家种地也不错。

周三英却坚持，一定要让孩子们上学，“要他们将来有出息。”

大女儿金凤上高一时，弟弟汪许健升入初三，家里实在无力负担4个孩子读书，成绩不错的金凤主动提出退学。

周三英不让，准备再去借钱，最终没拗过女儿。

虽然金凤外出打工后，家里条件改善了不少，但女儿的辍学成了周三英长久的遗憾。

重执教鞭的汪康夫消退了年轻时的心气，但认真、耐心和不错的文学素养，还是让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老师，在学校和村里逐渐获得尊重。

周三英觉得丈夫很厉害：“学生们本来叽叽喳喳的，他一进教室就鸦雀无声，有权威。”

1985年，汪康夫在全县教学评比中获得“小学语文最佳一堂课”一等奖，教育部门嘉奖他去了北京旅游。

30多年后，周三英说起这件事，语气里依然满是自豪。

从北京回来，一向不会买东西的汪康夫给妻子带了一件背心，这是那些艰难日子里，难得的充满喜悦和希望的馈赠。

日子一点点向好，汪康夫的品行也渐为众人知悉。

他处事公正，说理清晰，村里谁家有了难以决断的事，常常找他裁决。

汪康夫从“强奸犯”，慢慢变成乡邻口中的“汪老师”。

但周三英知道，口碑的转变对汪康夫而言是不够的，他要的是法律意义上的“清白”。

亲友邻居们都知道汪康夫多年的申诉，来串门时常常问问进展，有时也劝周三英，让汪老师算了吧，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不如好好保养自己。

甚至连几个孩子也这样说过。

周三英从没把这些话转述给丈夫，更没有自己劝说过丈夫放弃。

“没有就是没有，就要坚持到底。”

这个女人朴素的是非观下，有着异乎寻常的执拗。

或许在她看来，丈夫的污名不只是他自己的，还是整个家庭的，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责任为洗刷它而努力。

“如果我们在世时没有结果，还要让孩子们继续申诉。”

几十年间，汪康夫的申诉信在莲花县人民法院、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等机构往复辗转。

每一次，周三英都和丈夫一起，激动、期盼、失望、再申诉。

直到8月10日，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息。

汪康夫说，最高检的回复让他又看到了希望。

说起自己的案情，他语气严峻凝重，是被这个巨大阴影笼罩大半生后的郁结。

只有谈到妻子时，他的声调舒缓下来，像一块沉默而坚硬的岩石，被花草挤开一条缝隙，有了春色和暖意。

“我感激她”。

偶尔回忆过往时，汪康夫会为自己被摧毁的前途遗憾。

当年和他一起在琴水小学任教的老师们，后来有调去省城的，有在地区从教的，最不济的也在县城当了小学校长。

那原本也应该是属于他的人生。

“我可以培养所有孩子上大学，家庭生活会相当美满。”

不过周三英并不以这些年的日子为苦。

她笑得爽朗，说如果汪康夫一直是优秀教师、知识分子，大概也就不会找自己（结婚）了。

她不知道，正如儿子汪许健所言，找到她，是汪康夫这一生遇到的最好的安排。

接到最高检信息的第三天，小女儿替汪康夫寄出补充材料，于8月31日收到回复：材料收悉，正在审查中。

周三英又和丈夫一起，开始了怀着希望的等待。

图|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息

周三英说，如果这次能够还丈夫清白，她要感谢律师、感谢记者、感谢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她还想和汪康夫一起出去旅游一趟，“他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这是夫妻俩年轻时不敢做的梦。

在卸去冤屈后上路，清瘦的他和素朴的她相互搀扶，去看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