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当高校抑郁症患者“出柜”后…
10月上旬，广东某高校2020级新生颜颖一大早便出发去学校报到。
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中，颜颖有点累，但又睡不着，便多吃了一颗助眠的药。她想不到的是，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动作，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安眠药起了效，颜颖没能醒来办报到手续。父亲替她办理时，一并把女儿患有抑郁症的情况，告知了辅导员。待颜颖醒来后，她得到一个消息是，“你的情况可能需要退学”。“你连报到都没办法做到。”颜颖想起辅导员的话，开学一个多月以来，“退学”两个字反复地从辅导员口中吐出。
颜颖对全现在称，她曾被诊断为有抑郁倾向，后又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但完全没有自伤或伤人的倾向，更加没有轻生的念头，并且按时复诊和吃药。她试过用最简单的道理来解释那次“睡过头”：“只是多吃了一颗药，以后按时吃就没事了。”
但解释无济于事——她在校外的公立医院心理科做的性格测试量表，被辅导员以存档为名拿走，并以其中一些字句来论证她不合适继续上学；与室友相处不好，被作为应当退学的理据；辅导员、学院领导前后与她进行过四次约谈，每次都令她感到“很消耗”。更令她难受的，是听到父亲在电话里哀求辅导员别让女儿退学。
示意图。图片来源：unsplash
同样在高中时期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的王俊杰，则在入学当天就做好了伪装的准备。
入学前，他从网络问答平台上找来了各种有关抑郁症的资料，诸如“抑郁症，大一被学校要求休学或者家长陪读，怎么办”、“我们学校免费心理咨询完，马上通知给家长老师，学生的隐私不是隐私吗”等。从病友群里，他得知，确实有抑郁症学生受到“区别对待”，“很担心，怕（学校）知道后，有不好的影响，例如登记在案、让我休学之类。我不喜欢被当作另类来处理”。
他决定瞒着学校。“我的入学心理测试都是做假，自己去网上找，看怎样可以做出一个正常人的结果。”王俊杰告诉全现在，他依照量表的名称，背下测谎题的样式和答案，他知道仅靠圈选“心理状态良好”的答案还是不够的，得骗过测谎题。结果证明，他成功了。
颜颖和王俊杰所患的双相情感障碍，是俗称的躁郁症。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介绍资料里，它被归到抑郁症的条目中，介绍写道：“通常有躁狂期和抑郁期，在两者之间有情绪正常期。”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的分类，双相情感障与抑郁症均属于心境障碍。
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从事精神科临床及科研工作30余年的姚贵忠告诉全现在，目前高校学生抑郁人数并没有普查数据，且基于隐私等考量，也很难有公开的数据。但他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抑郁症年轻化的趋势是确实存在的。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今年11月刊出的，由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者发布的文献《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及相关因素的meta分析》中，抑郁症状的大学生检出率为24.71%。该研究通过近十年间的文献进行分析，得出该数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则显示，全国抑郁症患病率达到2.1%，焦虑障碍患病率达4.98%。
抑郁症低龄化、大学生抑郁这类话题，近年越来越受到关注。今年十月以来，已经有三起大学生自杀事件登上微博热搜。在百度指数中，今年9月的搜索数据显示，搜索“抑郁”关键词最多的用户群，落在了20至29岁的年龄段。
这也引起了政策层面的重视。今年9月，国家卫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下简称《工作方案》），提出针对高中和高等院校学生开展抑郁症筛查评估，“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其目标之一，是使得全国抑郁症就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年复发率降低30%。
但由颜颖的遭遇和王俊杰的恐惧管窥，在高校中进行抑郁症筛查评估显然会面临不少困难。
国家卫健委关于《工作方案》通知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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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
像王俊杰这般想要藏匿，几乎成为抑郁学生的常态。
几位受访的学生和老师均向全现在表示，大部分患病学生害怕遭到歧视，这也是社会大环境对抑郁症接纳度不高的现状所致。还有些学生本身就有病耻感，连自己患病的事实都难以接受。
在高校的评价标准中，林帆是个优秀的学生，修双学位，成绩靠前，每年拿专业奖学金，在小组作业中总是揽下最多任务。但林帆一直刻意隐藏的另一面，则是始自高中的精神困扰——失眠，情绪低落，甚至有轻生的念头。
林帆早就知道自己“有病”，只是抗拒就医、吃药。2016年，他考上广东的一所大学，入读传播类专业，因为担心自己的状况被发现，他总是刻意掩饰情绪。一次做小组拍片作业时，他觉得队友不够认真，当时自己又刚好处于偏躁狂状态，但一声没吭，硬憋了“一肚子火”。
世界卫生组织抑郁症科普宣传片截图
“绷不住了”，病情在2019年6月爆发，林帆两次自杀未遂，其后在医院精神科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发病以来，他严重失眠，不想和人说话，戒掉的烟又重新回到手上，同学已经察觉到“有点问题”。几经考虑后，林帆决定不再装作一个“正常人”。
“其实，我得病有好几年了......”他在朋友圈敲下这些文字，想着说出来会有解脱感，反正也装得不成功。几个小时后，林帆后悔了——不想让那么多人知道自己得了病。此时在留言区，哪怕是原本不熟悉的人，也过来问候、安慰他。他看着朋友圈留言，删除键终究没有按下去，似乎留着也还不错。
“一直觉得自己挺孤独的，没有人能理解自己，但起码知道大家还是比较好心的吧。”林帆说。
“很多人觉得（抑郁）没什么大不了，或者他自己也过得不好。”王俊杰几乎不和同学提及自己的病，他不想“失望”——在袒露病情之后，自己就会期待对方能理解这个病，可有时候，连最简单的安慰都得不到。他认为，身体没有经历过症状的人，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
当室友问起王俊杰，为什么每天都要吃药时，他会说：“这是治疗神经失调的。”
同样在广东上大学的陈曦，选择了在课堂上公开自己的病情。
陈曦念大四，学的是心理学。读心理学也是想处理自己的问题——中学六年，同学的排挤和语言暴力是她的梦魇，并留下了一张“冷冰冰的精神诊断报告”。
一年前的期末课堂演讲，对着教室里的40多个同学，她一点点地说出中学时的遭遇，以及造成的心理影响。最后，她告诉全班同学，自己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
“没啥反应，很冷漠。”陈曦形容同学的反应，没有人因此多问候她一句。不过，作为一场“告别仪式”，说完后，陈曦确实觉得这帮助她从过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在高校抑郁学生群体里，愿意讲出病情的是少数。
图片来源：unsplash
吴珊珊在云南昆明一所高校当了十三年心理咨询中心老师。她记得，一次心理咨询结束后，正好到了下班时间，本要一同离开的学生对她说：“我们不要一起走，我怕同学会看见。”
她告诉全现在，当前社会文化中，各种疾病都面临着歧视，而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则更严重。即便只是接受心理咨询，有的学生都会顾虑重重，害怕引来异样的眼光。
另一名在湖北武汉某高校任职的心理咨询中心老师李敏则认为，学生对歧视和污名的担忧，与大学环境关系不大，而是社会大环境中存在污名化的情况。
“公众对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认知率仍比较低，更缺乏防治知识和主动就医意识，部分患者及家属仍然有病耻感。”国家卫健委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如此描述现状。
林帆反复提到，公开病情这种事，只能够在校园内发生。现已工作的他，在同事面前绝口不提自己的病，甚至因惧怕社区管理，不敢到医院复诊，只在网店买药。现在回想起来，林帆庆幸当时学校包容的氛围，哪怕是一些同性恋的同学，在出柜后也并没有受到歧视。
对于患有抑郁的学生来说，说出病人身份实质也无异于一次“出柜”。
然而，那条朋友圈发出几天之后，林帆还是主动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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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柜”后成为“安全隐患”
“出柜”后的抑郁症患者，面对的不只是关爱和鼓励，也有可能是不理解，甚至歧视。
综合多名受访者讲述，受病情和药物的影响，他们的身体表现和行为，放置到日常校园生活中，便可能被贴上“怪异”的标签，如服药后严重的嗜睡或失眠、不规律的作息、在公共场所大哭等等。而对抑郁症缺乏了解的家长和老师，更会认为他们不够上进、矫情。
陈曦在确诊之前，有过一次“失控”的经历。那是一节催眠示范课，授课人是外校的名师，教室外聚集了不少旁听的学生。陈曦在接受催眠后，创伤记忆闪回，在教室里失控地尖叫起来。
她还记得催眠结束后，周围同学看自己的眼神——疏远，甚至有点怕。当她走出教室，一个熟悉的同学见到她后，立刻转身跑进了旁边的自修室。
“连学心理的学生都没办法接纳的话，那么这个环境就更糟糕了。”陈曦说。
颜颖的大学宿舍是五人间，室友问起她为什么每天要吃药，她并未多想，便把病情告诉了室友，对方直接回应称不会歧视她。
可是，在短暂的相处中，她察觉到事实并不如对方口头中承诺的那样。当她因空调温度跟室友争吵时，对方骂她“疯子”；她也无意中听到，室友与别人议论她的行为，并讲到她的病；她患病的事，也经由室友流传到班上。
颜颖因此更换了宿舍，面对新室友，她依然坦诚地讲出了病情。新室友知道后，虽然没说什么，但在相处时总显得“小心翼翼”。
相比起同学的另类目光，患病学生更担心被学校当作“安全隐患”。“安全隐患”是王俊杰的用词，他自觉在学校眼中，患上抑郁症的学生就如同校园安全隐患——有自伤和自杀的风险。
“查出来后，大多数（学校）让自己去处理或休学，不要让问题在学校里爆发。”他发现。
颜颖向全现在出示的知情同意书显示，学校要求家长立即带学生到指定医院做精神科诊断，并将诊断书复印件上交至学院，如果未能做到，学生的人身安全问题和一切不良后果一律由家长和学生承担。知情同意书的最后一句是，如不遵守上述约定，学校有权要求学生休学或按退学办理。
关于学校要求学生上交诊断书复印件的做法，姚贵忠表示，从学校的出发点上看，还是想保护学生，所以很难评判这一要求是否合理，但这样的要求应该以学生自愿为前提。
“其实这个就是（工作方案）文件出来后，很多学生担心的地方，确实是有学生在诊断了抑郁症以后，回到学校里，辅导员、校领导（和学生）谈话说，怕他们会在学校里出事情。”姚灏说。
陈曦没有像辅导员建议的一样休学，但她成了班委的“重点保护对象”。一次沙盘实验课上，陈曦坐到教室角落，刚好被设备挡着，班长看不到她，便发来一个“亲切”的问候：“你怎么了，是不是不想来上课啊？”在此之前，陈曦和班长并不熟络，这时突如其来的关怀，让她相当不舒服。
如此问候重复发生，陈曦便知道，这是辅导员的安排。
姚贵忠表示，如果学校本身人力和技术没法跟上，又担心学生在校内自杀，有时会采取一种“往外推的方式”——往医院推或者往家里推，如果“推不出去”，那么就只能“看着”。实际上，“看着”和关爱之间，界限是很难划分的，如果处理得好，学生也不会因此感到难受。
“关键是方式上要注意，不能把人家当作‘危险分子’。要从关心的角度，能多陪伴他，让他感觉到温暖。”姚贵忠说。
在吴珊珊看来，行政管理上，学校是无权以患病为由，建议学生休学、退学的——这些需要依照学籍管理规定来处理。同时，也不该轻易建议学生因患精神疾病而休学。她分析，一来，部分学生的家庭没有能力支持在家康复，学生离校后，病情反而可能加重；二来，休学的提议对家长冲击很大，往后校方和家长很难良性沟通。她指出，当情况关乎学生生命安全时，学校确实无法承担过高风险，至于学生是否休学、如何处理病情等，决定权往往在家长，学校其实是被动的。
姚贵忠介绍，面对有自杀风险的学生，多数高校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家长。因为高校的管理相对松散，通知家长到校更能保障学生安全。如果学生情况不需要休学，那么可以让家长陪同上学，这是相对放心的做法。
世界卫生组织抑郁症科普宣传片截图
梁明凯就是在他试图自杀的时候，被同学和辅导员救下的——此前他向同学透露过自杀的想法，同学在保守秘密和报告辅导员之间，选择了后者。
事情发生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梁明凯在北京一所高校读大一，在经历一整个学期的情绪低落、嗜睡后，他决定在这一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宿舍的洗手间里，刀片准备第三次割下时，同学和辅导员冲了进来。
隔天，梁明凯在南方打工的父母到了学校办公室，老师给出了唯一的解决方案：必须住院。梁明凯并不情愿，但还是抱着“接受任务”“去改造”的心态，进了医院的精神科住院部。入院之前，他正在读托马斯·曼的《魔山》，这本以疗养院为背景的小说，“魔幻”地与他的现实接轨了。
住院一个月后，他拿到一份“抑郁倾向”的诊断书，严格来说，他并未患上抑郁症，断药后也未有过状态恶化的情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相比起抑郁症，他更接近于“人比较悲观”、“行为（自杀）有点偏激”，他把那次自杀形容为一次“意外”。
如今事情已过去三年。梁明凯认为，从结果来看，当时学校的处理方式还是有好处的，但他觉得老师的态度可以更缓和一点。他用“绑架”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他从老师的话里听出的是，不顺从就等于给学校添麻烦。
“觉得他们在推卸责任，毕竟你在医院里，学校就不会承担那么大责任。”梁明凯补充。第二个学期，他的情绪已经恢复，开始正常上课。可期末，辅导员还是“强硬”地要求他家人到校内陪护。
北大心理学博士、心理学科普者李松蔚在《被标记的抑郁风险者》一文中分析，对抑郁症患者的干预中，有一种关系是“你有危险，我们要替你管住自己”。这时照顾患者和防范患者造成破坏，两者之间处于难分彼此的混合状态。如果过于强调防范，则会造成“扩大化”，即“有的人没有那么高的风险，本来不必要纳入保护范畴，但为保险起见，还是要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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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尴尬的校心理咨询中心
而在这其中，作为需要把学生“查出来”的高校心理咨询中心，扮演着极为尴尬的角色。
早在2004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就提出，高校要建立心理问题筛查、干预、跟踪、控制一体化的工作机制，由教育部牵头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研制工作，也在同年开展。次年，教育部印发文件，要求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摸排工作，并提出要特别注意防止因严重心理障碍引发自杀或伤害他人事件发生。
吴珊珊所在的学校自2007年起，每年会以量表的方式对大一学生做心理健康筛查。2016年起，增加了大三年级的学生为筛查对象，今年开始筛查对象也扩展到研究生和博士生。心理咨询中心筛查后，会得出高危名单和问题倾向名单。高危名单包括近期有自杀的念头、或者半年内尝试过自杀、本人曾经患过精神心理疾病等。对于这份名单上的学生，校心理咨询室会以面谈的方式作进一步评估和干预，每年筛查出需要面谈的学生约有300人。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医师姚灏告诉全现在，在中国抑郁症诊断率和治疗率都很低的背景下，抑郁症筛查有着积极作用。因为要一个有抑郁表现的人去医院就诊，以及让患者持续治疗，现在都很难做到，而筛查则可以主动找出有抑郁症状的人，并提供帮助——包括那些原本没有觉察到自己患上抑郁症的人。他乐观地推测，在国家卫健委发布《工作方案》后，高校筛查覆盖面将会更广，同时高校也将更加重视筛查后的帮助和干预工作。
“但在我们主动找出这些患者后，如果提供不了一个合适的帮助，那么找出来的意义也不大。”姚灏担心，一些高校会只追求达到上级规定的筛查率，机械化地执行筛查，而忽视了改善学生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目标。
多名受访学生透露，校内心理咨询的预约排期相当满；两名校心理咨询中心老师则向全现在表示，学生们普遍的担心是，在心理咨询中说的内容，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去年，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章明丽被福建省一所高校的研究生院录取。开学前不久，医生认为她康复进度良好，可以停药了。入学后的新生活动之一，是一堂心理健康讲座，主讲人正是校心理咨询中心的主任，章明丽与其交流了心理疾病污名化的问题。该主任特别提到，如果学生怕被污名化，心理咨询时可以不申报自己患病的情况。
出于信任，章明丽在咨询时，如实填写了一份资料，其中包括是否有使用精神类药物史等。
“这种情况，你愿不愿意让辅导员知道？”结束之前，咨询师问章明丽。
章明丽同意了。
依照《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 （第二版）》，心理咨询的内容均应遵从保密原则，在校内的心理咨询亦然。但该守则同时列明了三种保密例外情形，其中包括“心理师发现寻求专业服务者有伤害自身或他人的严重危险”。此外，《精神卫生法》也规定了“心理咨询人员应当尊重接受咨询人员的隐私，并为其保守秘密”。
武汉某高校心理咨询师李敏告诉全现在，如果学生已经有高自杀风险，那就必须突破保密原则，将情况告知学院和家长，但不能仅凭学生说一句“我想自杀”，就判断他有高风险。是否属于保密例外的适用情况，需由咨询师作综合评估。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8年刊载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对于来访者的自杀风险，高校咨询师通常会从自杀想法-自杀计划-自杀行为，以及家族自杀史、精神状况、抑郁、社会支持系统等方面来综合考察。尽管评估系统基本一致，但在保密突破的边界方面，咨询师之间仍有较大分歧。
李敏表示，在实际操作中，面对已经确诊抑郁症等疾病的学生，她一般会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将情况告知学院。以她接触过的学生个案来说，全部学生都同意将情况转告学院。
前述研究指出，高校心理咨询机构许多隶属于学生工作部门，心理咨询师除了具备咨询师角色外，往往还担任管理者与行政人员的角色。该文分析认为，在这样的咨询关系中，心理咨询师处于更加明显的主动地位，往往易使心理咨询关系失去原有的平等，并导致更多违反咨询伦理的情况发生。
病情上报后，在学院老师眼中，章明丽成了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病人。学院多次找她谈话，并要求她到医院做精神科诊断。最后，辅导员带着她到医院检查，得到的诊断是“迫害妄想倾向”。尽管这只是一个倾向性的诊断，但章明丽觉得，自己马上就被当成一个“没有自知力的人”，其家长马上被通知到校。大约半个月后，她休学了。
“我当时没想到会被休学，我没有伤害他人或者自残、自杀的念头，按道理来说，是可以不被休学的。”章明丽强调。因为这段经历，她对校心理咨询中心也彻底失去了信任。
“站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我们特别左右为难。我们既代表了学校，得保护学校。”吴珊珊说，在日常工作中，心理咨询师必然要为学校规避风险，基于帮助学生康复，也要人性化的处理，“但我们也不能完全不为学生和他的家庭考虑。”
陈曦多次提到，自己是“幸运”的，因为遇到了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
她是在校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到医院就诊并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的。其后心理咨询师组织了一次家长、辅导员和陈曦的三方谈话，辅导员和家长均提出要陈曦休学。谈话的最后，咨询师说，“不如听听陈曦自己的想法”。这时她才有机会讲出“不想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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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才是真正的目标
筛查之后，为抑郁学生提供帮助，改善他们的精神健康状态，才是真正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实践起来并不容易。
胡蕴是云南省某科研机构的副研究员。过去几年，她在当地参与跨校学生小组的活动。在与学生互动过程中，她遇到过不少存在情绪困扰，甚至患上抑郁、双相的学生。
“我感觉大学生的（心理支持、精神健康服务）需求真的很强烈。因为小组活动所接触到的心理咨询师、专业医生，他们会紧紧抓住联系。这可能也有一个前提，他们对小组非常信任，所以觉得这里接触到的医生、老师都是可信的。”
她认为，患病学生难以获得帮助，也缺乏获取帮助资源是现实困境。例如有些家长和老师对抑郁症了解很少；学生担心在校内求助会暴露隐私；校外心理咨询价格较高，普通学生难以负担。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医师姚灏指出，搭建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是最重要的，尤其要做好“基座”。他介绍，精神健康服务和干预体系是金字塔结构，精神科医生等偏专业的人，只是顶上很小的一角；而体系中最大的“基座”，是学生的家人、朋友和老师，这些人能给出最直接的帮助，“在整个支持干预过程中，他们跟学生最贴近。我们希望给这些人培训，提高他们对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疾病知识、技巧”。
但如果这些和学生接触最密切的人，恰恰是对精神疾病偏见严重的人，那么就可能产生反效果。姚灏表示，让培训有效并不容易，且需要学校领导重视这一问题。
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姚贵忠建议，目前高校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心理咨询的人手。据他所知，目前多数学校都已配套心理咨询服务，不过心理咨询效率本身较低，会存在预约等待时间过长的情况；二是通过宣传，如社团活动、讲座的形式，让学生了解到抑郁的相关知识。
此外，他注意到，线上的抑郁自我筛查量表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这些量表具有匿名性，学生更愿意自己做筛查。他接触到一些问诊的学生，就是自我筛查后来求医的。
另一个现状是，部分抑郁学生对校内帮助系统信任感不足。姚灏表示，信任感不足的情形，在整个社会是普遍存在的。针对学校内的情形，他认为应该作出改变的是学校和老师，他们要改变态度，把出发点放在帮助学生，而非减少风险。
“学校内部进行改革，应该很难......这个（抑郁学生支持）服务是怎么样开展，才能从学生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学校的利益。（改变）可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胡蕴说。
她认为，校内服务系统的大方向问题，需要靠领导甚至教育部门去改变。此外，通过社会组织为学生提供精神健康服务，会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开源”方式，且社会组织相对独立于校内系统。不过据她了解，目前在云南当地并没有这类服务。
示意图。图片来源：unsplash
“陪伴”和“理解”是受访学生口中的高频词。对他们来说，状态不好的时候，有朋友陪着散步，或者仅仅陪在身边，已经是一种有效的支持。而“理解”则基于科普的前提，他们期待的是，同学和老师能在知识层面了解抑郁等疾病。
“如果我的辅导员真的了解这些东西（抑郁症），那么处理问题的态度就会温和一点。”梁明凯认为，自己的经历并非个例，他希望更多人能了解到抑郁学生的真实状况。
（文中除姚贵忠、姚灏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