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笳动兮边马鸣：北魏帝国的崛起、衰败与灭亡

北魏崛起

建兴十一年，即公元三百九十六年，自知时日无多的后燕皇帝，七十岁的慕容垂决议御驾亲征，以报此前一年参合陂惨败之仇，同时为自己这个立国仅仅二十一年之久的后燕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同年，后燕龙城铁骑西出太行山，直取平城，拓跋虔措手不及，战死沙场。与此同时，面对一生未尝一败南北朝战神级军事统帅慕容垂，北魏皇帝拓跋珪大惊失色，几乎想要弃城而逃，其麾下各部也萌生二心，斗志全无，北魏建国以来最大的亡国危机即将到来。

也许老天庇佑，并不想让拓跋家族早早退出历史舞台，亦或者，天妒英才，不想让慕容垂纵横天下战无不胜的军事生涯以全胜收场。当后燕军队故地重游，来到一年前大败之地参合陂时，这位垂垂老矣的帝王面对堆积如山的士兵尸体，怀着无尽的不甘和悲壮，轰然倒地，英雄垂暮，未尽全功。同样，后燕，也随着这位传奇帝王的突然离世，走向了最终的衰败。

横亘于北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究未曾落下，北魏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就这样在意外或者悲壮的氛围中，烟消云散。

本书《草原帝国》是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老师于一九九一年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历史著作。其内容，正如副标题“拓跋魏王朝之兴衰”所言，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隐匿于南北朝大时代背景之中的北魏王朝，作者试图通过其地理学的专业背景，来剖析这样一个中国历史最早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王朝的兴起、发展、衰败与灭亡整个过程。这里既有时间线索上的传承与递进，也伴随着拓跋鲜卑核心权力层的迁徙与改变。将地理因素放大到足以影响历史走向的高度加以解读。

《魏书》中对北魏的发源地有记载道“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至于大鲜卑山所在何处，却始终是个谜，无从知晓。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考古方才发现，也最终确定作为众多鲜卑中的一支“拓跋鲜卑”，起源于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大兴安岭上一个名叫嘎仙洞的地方，并在此地找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派遣使者来此祭祀后刻在石壁上的祝文。《说文》云: “祝,祭主赞词者。”

在古代，当地人最初以打猎游牧为生，逐渐形成拓跋鲜卑部落。到了在东汉初年，迁徙至更容易生活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值得肯定的是这片得天独厚自然条件无比优越的草原，一直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它不但走出了眼前的拓跋氏，更是十二世纪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和他蒙古铁骑的发源地，也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敕勒歌》中“风吹草低见牛羊”所赞美的这片土地，也难怪一代权臣高欢在弥留之际会唱诵此曲，以解对故土的思念之情。

正当拓跋鲜卑族人打算以此为家，长久居住时，发生于中原南方的一场著名战役也彻底改变了早已糜烂不堪的天下格局。

公元三百八十三年，大秦天王苻坚淝水惨败，看似横空出世大有一统天下潜质的前秦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命运之神再也没有给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以任何翻盘的机会。“秦失其鹿，天下人共逐之”，年仅十五岁的拓跋珪见到时机成熟，趁势而起，复立代国，后改称魏王，对内变法改革励精图治，对外连挫贺兰、铁弗，高车，柔然诸部，并在参合陂大破后燕太子慕容宝。还在慕容垂病逝后，又于柴壁大破后秦姚兴。两年后，皇始三年，定国号为“魏”，迁都至山西平城，之所以舍弃草原涉足山西，拓跋珪此时此刻有了很大宏大的野望和期许。曾经以游牧狩猎为生的代国，如今将自己的目光投射于更加广阔的苍茫大地，剑锋所指，虎视中原。

作为北魏的开国君主，拓跋珪不但带领着自己的部落清除了内在、外在的一切障碍，同时为后世的子孙指明了今后发展和征战的方向。同时，也为后来的北魏君主留下了“不得善终”的悲惨结局。

天赐六年，其子拓跋绍发动政变，一代雄主被弑身亡。自此之后的十五任北魏皇帝将有十一人以同样离奇的方式死于非命。

孝文帝改革

无论是从历史本身出发，还是教科书上的总结，都足以证明北魏孝文帝这场从上自下的“全盘汉化”改革对于今后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随着北魏首都从平城迁徙到洛阳，一个诞生于北疆边陲的少数民族部落终于在这一刻与中原王朝的正朔统治在地理上完全接壤。同样，随着汉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语言、文字、文化，姓氏，官职、学术、生活习惯等也发生了转变，甚至主流思想上的观念更迭，不但推动了北魏经济本身的复苏与繁荣，也加速了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同时促进了各个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后来国家能够从四百年战乱的大分裂走向隋唐大一统时代打下了结构性基础。

作为历史上的著名君主，《魏书》中的《高祖纪》对拓跋宏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字里行间亦不难看出，他对中原文化的欣赏与热爱，同时带着些许扬文抑武的味道。

凡是皆有利弊，如果将时间稍作延展，迁都和汉化在红利期过后，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最终让这个国家走向了没落。首先它本身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盲目地移风易俗也破坏了鲜卑人原有的淳朴习性，南朝贵族门阀行将朽木骄奢淫逸的腐朽作风，在此地死灰复燃，并一直萦绕在北朝后半段政治高层之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同时，迁都也失去了拓跋氏原来权力集团的支持，洛阳与平城之间，新老贵族之间，不可避免地走向疏离、隔阂和对立。另外一头，一味的汉化，只追求文化层次的尽量贴合，忘却了本身得以强大的根本原因，繁文缛节的儒家礼仪替代了勇武质朴的原始习气，崇儒重道的大邦气象替代了敬天拜神的原始信仰。于是，“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地，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俨然一副天朝上邦，君临天下的气派模样。

南橘北枳，水土不服。只需稍微复盘一下前后因果便可知晓，孝文帝的“全盘汉化”对北魏政权的自我否定以及最后的瓦解都起到了相当消极的作用，精神世界的一再缴械，对所谓先进观念的盲目跟风效仿，照搬照抄，不仅会让自己处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尴尬境地，更容易使得原有的内核凝聚力与集体共识完全涣散，把整个国家的向心力彻底丧失。以古鉴今，情不同理同。

就在北魏政权南移的同时，曾经作为军户晋升阶梯的战场前线“六镇”，也失去了往日的荣光，英雄末路，再无用武之地，转而成为勋贵士族们所压榨的对象，积怨和愤怒也在此地慢慢的生根发芽。最终酿成一桩泼天之变，吞噬掉北魏两百年的基业。

落幕

当“功盖曹操,祸比董卓”的权臣尔朱荣进入到北魏最高权力核心的那一刻，就意味着北魏将正式进入到外戚干政，权臣专权的传统模式。六镇之变，北疆地陷，烽火神州，四起狼烟，正是英雄逐鹿时，作为一方酋长的尔朱荣趁势而起，北平叛乱，南拒南梁。并在孝明帝元诩被胡太后毒杀后，率军南下，改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自封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而后以高阳王元雍谋反为借口，发动“河阴之变”，北魏高层官僚体系一朝丧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不得不承认，后半段的北魏权力更迭与当时南朝早已成形的宫廷喋血，相互杀戮何其相似，所谓“汉化”程度之精深，堪称神形兼备。

历史的进程总是不其然之间进入到下一阶段，这场大戏的结局往往预示着下一场的序幕。公元五百三十年，正当尔朱荣携天下之威入朝晋见，却死于乱刀之下时，他麾下的两个人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的名字分别叫高欢和宇文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