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寿平：突破河图洛书数字化的天文测量技术原理及意义

摘要：① 本文主要把《河图洛书》数字化表示的太阳高度点与地面阴影点，揭露它是表述天文测量技术，划分历法的重要依据。② 本文将古今研究比较特殊的思路，做了一些连串分析，将《河图洛书》的天文测量、测绘技术的实质，以矫正人们对它的错误猜测，达到弘扬科学，破除迷信的目的。③ 本文对古代历法划分方法过程作了扼要的简述，以此释读、参照我国文物所钻孔、刻画的内容及年鉴，指出历法起源最早国家是在我国。④ 本文不但揭示了天文历法划分内容，同时也揭示了我们中华民族思想形成的根源。

我国古代授时历的使用,传说中在伏羲时代(十万年前)已经出现。这里我们暂时不去探究这个时代的真实性,但是,我们要考究探讨的内容,在于历法如此科学系统、精确,是怎样形成的? 又是以什么原理,什么技术方法进行探测的?

学习或者研究过《周易》的学者，普遍都认为是在《周易》内容里划分出来的,然而《周易》又是在《河图》《洛书》划分出来的,目前，我们在有关的文献中所得到的内容也就是这么多。“历法”如此科学系统、精确,它形成的技术方法、原理，却卡在《河图》《洛书》这两个图形上，成为千古之迷。如果我们能破解它，天文测量技术也将随即揭示，那意义一定不同凡响。

一、古今的研究探讨索引

1、古代的研究探讨　汉·孔安国云:“《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刘歆云:“《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1]宋·邵子曰：“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仿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2]清·江慎修《河图精蕴》“伏羲则《河图》画卦，原是变点为线。今欲明四象藏于四方，惟平圆中分线，则其理易明。以虚圈象太极，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朱子《启蒙》亦如之。凡圆必当圆之半，则全径岂不为十，半径岂不为五？”。[3]这是古人对《河图》《洛书》的的看法,有关美丽神话传说内容，自然是不可取信的。我只想在他们对《河图》《洛书》的探讨中，采集提取一些对“天文技术方法、理论”方面有价值的提示。如，刘歆云:“《河图》《洛书》相为经纬”是具有经纬功能作用。宋·邵子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圆是《河图》的数,方是《洛书》的文。

2、当代的研究探讨　以下摘录《揭开易学界的神秘—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1)》·王先胜。[4]陈久金、张敬国先生在《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中对河图、洛书、太一行九宫以及含山玉版周缘钻孔布数4、5、9、5有一些含混说法。如说河图洛书“河图以十个数为图，洛书则以九个数为图。但是，这九个数的功用与十个数是一致的”、“河图行至九之后，转至十；而洛书行至四、九之后则均还中央五。可见洛书以五为小周，以十为大周”；如说太一行九宫“五代表中宫之数，太一自一循行至四以后回至中央五。六七八九与一二三四之数相匹配，故太一循行至九乃还至中央五。这就是玉片孔数以四、五、九、五相配的道理”；又如“河图、洛书均用五行，并无本质的区别。远古没有文字，人们才使用钻孔、画圈的办法计数，以代替五行交替记载时节。因此，河图、洛书就是历法”。

韩永贤先生1988年在《内蒙古社会科学》发表《对“河图”“洛书”的探究》一文，认为河图洛书实质是立体图，河图是游牧时代的气候图，洛书是游牧时代的方位图即定位辨方的“罗盘”。其认为，河图中位的圈点表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河图东、西、南、北四方位上的圈点表示雨水量：圈在天上，表示阳光，在地上表示晴天与干燥；点在地上表示阴天与降水量。河图中位的5个圈排成环形，表示天是圆的，到处是阳光，太阳运行不息，也与古代神话中说天上有许多太阳是相一致的；河图中位的10个黑点表达大地不发光不发热，由于地很大是方的，故在平行的两侧，各画了5个黑点。河图是依据实际气象定方位的，……因此河图是某一游牧部落依靠长期游牧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远古时代气候图，并且它表明上古游牧时期的气候与今天大致相同。洛书也是以天圆地方学说为根据绘制的一张立体图，洛书中宫的5个圈即表示“天圆”，用四方四隅上的圈点表示地面上的八个方位；用圈表示东、南、西、北正方位，用黑点表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偏方位。洛书定方位是依据北斗七星在北而确定的，所以洛书中七个圈所在的方位为北方，而一个圈所在的方位为东方，恰与太白金星的位置一致。

孙国中先生：“《河图》《洛书》是宇宙发展运动的图式，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用之言天，则天在其中；用之言地，则地在其内；用之言人，则人不出其外。故左之右之无不逢源，诸门诸术皆可援以为说。所以阐发河洛的关键，在于揭示其潜藏着的宇宙发展运动的规律”（《河图洛书解析》致读者）。常秉义先生则说：“河图、洛书实质上是讲运动功能结构的。……而河、洛学说则认为时间坐标与空间坐标是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宇宙世界并没有超空间的时间，也没有超时间的空间或物质，时空永远是相结合的。时间产生于天体运动，天体运动的结果则体现在时间坐标上，时空之间既密合无间又彼此对应。我国古代先民正是在时空结合的基础上对宇宙及其万物进行研究的，河洛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由此可见，河洛之学无愧为现代物理学、天文学的滥觞”、而“河图洛书是伏羲时代的产物。那么，中国文明史再不能以文字时代来划定了，而应以河洛数理为标志上溯新的文明史。这就是说，早在七千年至一万多年以前（河洛诞生的时代），华夏土地上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常秉义著《周易与历法》118——119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在上述的“当代的研究探讨”内容(《揭开易学界的神秘—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摘录)里所出现种种的看法,对于陈久金、张敬国先生在《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中的“洛书以五为小周，以十为大周”“河图、洛书均用五行，并无本质的区别。远古没有文字，人们才使用钻孔、画圈的办法计数，以代替五行交替记载时节。因此，河图、洛书就是历法。”我们对此应该是认可的。韩永贤先生“认为河图洛书实质是立体图”并且认为《河图》《洛书》是和降水量有关的天文气象。孙国中先生主编《河图洛书解析》即言：“《河图》、《洛书》是宇宙发展运动的图式。”常秉义先生：“河图、洛书实质上是讲运动功能结构的。……河、洛学说则认为时间坐标与空间坐标是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宇宙世界并没有超空间的时间，也没有超时间的空间或物质，时空永远是相结合的。时间产生于天体运动，天体运动的结果则体现在时间坐标上，时空之间既密合无间又彼此对应。”当代专家、学者各抒已见，但是,大家都不一个认识的共性，即认定是天文方面的内容,这是当代人对《河图》《洛书》的认识。但是，我认为他们都没有拿出测量技术方法实质依据。

3、揭示测量技术——“土圭法”　前人是运用什么技术方法，把人与天、地三者之间关系有机联系起来的？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最关键问题。我们知道人类联系天、地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要运用某一种手段作为联系的媒介，方可以达到天、地、人三者联系的目的。

作者在阅读前人的书籍中，发现清·李光地《启蒙附论》[5]曾经用“勾股法”理解《河图》《洛书》。萌发起“立竿见影” ——“土圭法”测影的构想：“立竿见影”——“土圭法”与“三角形” ——“勾股法”同一个道理。作者按“土圭法”做了测影实验，发现可以解答出民间风水界视为秘本宝典《青囊经》内容，由此可以解答出我们常谈及的《河图》《洛书》《阴阳》《周易》《甲子》等等疑难内容（详见《青囊经——剖析揭秘》·梁寿平著）[6]。然而在我国文献中，有关天文测绘技术方面的记载，最早、最简便的技术，唯有“圭法”一种。如西周時代就有使用圭表的记载,即用立表测影法定疆界。在《周髀算经》[7]又发现有记载：竖一直杆，叫表，高八尺。测量它的影子，最长的那一天为冬至，最短的那一天为夏至。两次冬至或两次夏至之间的天数就是一年的天数。连续观测四年，发现有三年为365天，一年为366天。

而这种技术方法的使用，早在新石器时期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目前，在考古文物中看到最早使用这种技术的物证有新石器时期的土圭仪底座、刻度表等等文物。如，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最近经测定制作于前5300年)出土的玉鹰和玉片；郑州大河村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七孔石条；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6000年）的七孔笛状物等等。

“立竿见影”——“土圭法”，是竖立一条直竿，利用太阳光照规律进行测绘，推算出历法的一种技术。枢杆古代称之为“表”，而这里为了方便说明，把它称之为“股”；而通过光照显示的枢杆阴影，称之为“勾”；由枢杆顶端和阴影末端之间所画出的太阳光照线段，称之为“弦”。此技术方法就是连接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键纽带。只有用“土圭法”才可以了解到我国的天文测量技术原理过程和历法的来源。

二、技术原理论述

1、圆和方的前提及功能作用　我们知道人类发展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与自然环境的认识和协调产生必然性，因此研究天地之间的发展变化规律，对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天在上,地在下，这是自然的法则。按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以人为中心进行分析，天在人的头顶上面，地在人的脚踩下面。三者作一个统一体，它们之间在地面上的能动转换，会产生那些不同的发展变化规律。古代先人根据在实际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天和地现象，给出它们不同的名称。如人站在辽阔的平原或者山的最高峰上，进行观察天地会得出这样的两种不同的形状结果。当人仰望天空，却呈现为一个圆状形苍穹，把无穷大的天，概括成为一个“圆形”，把天简称为“阳”，又称之为“奇”,用圆形表示。这就形成了圆形。圆形，它的作用是给出范围功能。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研究的“河图”。

又以前后左右远远望去，却看到四条地平线，将所看到的这些现象，用四条直线连接形成一个正方形，同样把看到的“地”概括为“正方形”，简称为“阴”，又称之为“偶”，用正方形表示。正方形，它的作用是给出定向方位功能。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研究的“洛书”。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天和地，它们的边缘是互相连接接壤的。理论上说，天和地的直径是同样的长度。如果我们把直径同长的圆形和正方形同心点画出，方形就被圆形划分出四个三角，而角点与圆方交壤极点之间，自然出现有八根同长的边缘直线。再以交壤的极点和角点用直线连接相对的点，整个平面图形里出现八个相同等份。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正方形和圆形的出现是有一定的具体区别功能的，用圆形是无法说明四周的方位方向的，唯有正方形才能够给出方位和方向标系。但是，正方形却无法准确表示周围的同长面积。所以，要它们两者共同出现，表达我们观测所得的测绘现象。我们看到的范围和方位，必须要圆形和正方形来划分说明，两者之间缺一不可。另外，圆和方的不断组合，可以完整表达出世界的一切物体形状及事物的发展过程。这就是以上提及的“天圆地方” “圆方”“经纬”“河图、洛书”相关术语内容。现在我们可以把《河图》《洛书》理解为，是概括和划分看到的天地之间角度关系的一种测量技术原理理论。

2、《河图》与“土圭法”的关系　《河图》和《洛书》是以“○、●”符号表示。空白圆点表示太阳位置点；黑点表示测量的阴影位置端点；横线的出现是把太阳点数或者阴影点数，连接归类起区别的作用。《河图》与《洛书》是以数字表示“土圭法”技术原理理论。这正如清代江慎修所说：“《河洛》见出用数以示人，其体数之中藏者，人不觉耳。”如《河图》的数字是代表一个测量过程的立体模型。白点代表太阳高度点，用数字标出为第一个太阳高度点，次序为“一”，即用一个“○”标记表示；而该太阳高度点，在枢杆测量所得的阴影端点，以“●”表示说明，在该“弦线”的另一端上，次序为“二”，用两个“●”加连接线为一组标写表示；另外，第二个太阳高度点，以三个“○”用线连接为一组。其“弦线”另一端是该地面阴影端点，用四个“●”加连线进行表示；第三个太阳高度点是正午，夏至日正午看不到阴影的（回归线内），或者以人观察到的太阳、枢杆、最短的阴影三者线都形成垂直一线时（回归线以外），不用标出阴影点（此即为天、地、人合一）；而我们看到与第一个太阳高度点同在一方的六个“●”为阴影点，是第四个太阳高度点的阴影。这是以人观察位置不改变，所看到的现象。而第四个太阳高度点的次序为七，用七个“○”加连线表示；八个“●”表示的阴影，是第五个太阳高度点的阴影点。而该第五个太阳高度点，其次序为九，用九个“○”加连线表示。

按照地面所见太阳光照出没规律在枢杆产生的阴影现象，人为均等画出七个太阳点。将阴影按“勾、股、弦”原理，标出太阳高度点给出枢杆的阴影点，设计出四条“弦线”，枢杆即“股”为中心不变，划出四角的“弦线”，则形成一方锥体的“金字塔”形状。为了区别每一条“弦线”的关系，在每个方角，用数字从近至远，右左次序标写出“1、2、3、4”，四条棱角线与枢杆形成五条线，于是在枢杆顶端上标记出“5”的数字。

这只是说明了枢杆至地面阴影端点的太阳高度半径长度关系内容。那么，对于天上的内容又将如何说明？

为此，我们仍然以枢杆顶端“五”为中心。利用“圭仪”在地面已经测出的“弦线”长度，以同样的长度和标点数，给出枢杆顶端至天上太阳位置高度的另外一个倒“金字塔”方锥体；并且，用“6、7、8、9”数字标写出它们的位置加于识别；再于该位置点与阴影末端之间画出垂直线，这样就使天上的太阳高度标系和地面的枢杆投放阴影构成了一个立体模型。我们依据这个模型，进行原理图式分解，则形成如下的三大特征。首先，我们看阴影的端点和太阳位置的垂直线上下两数。该垂直线的两端数字，如：

一与六，在第一条垂直线的两端上；　二与七，在第二条垂直线的两端上；

三与八，在第三条垂直线的两端上；　四与九，在第四条垂直线的两端上；

而枢纽的“五”媒介数，其得数保持不变。

我们将垂直线端的四对数中的大数，减去枢纽“五”的媒介数，其得数，则与垂直线端的小数是一样的。这就是“共宗”“同道”“为朋”“为友”的原理出源。

第二以太阳位置点与地面阴影点之间的“弦线”两端的数字相加，和为“十”。如：

一与九的“弦线”，相加得十；　二与八的“弦线”，相加得十；

三与七的“弦线”，相加得十；　四与六的“弦线”，相加得十。

第三，地面方形与天上方形的两图，其自身平面的对角两数相加，它们的“和”，则出现“五”与“十五”的得数。如：

一与四或四与一的对角数相加得“和”为“五”；　二与三或三与二的对角数相加得“和”为“五”；

六与九或九与六的对角数相加得“和”为“十五”；　七与八或八无七的对角数相加得“和”为“十五”。

通过几何代数的表现分析，对我国古代先驱使用的测量天文技术方法及其原理，也就明白多了。

3、《洛书》与“土圭法”原理关系　按“土圭法”的原理所构成立体模型,再以平面方式表述。如，依枢杆“五”的位置为中心与其它八个极端点看,则得出“五”的背面下角，为“一”数，对前面上角，为“九”数；左下角，是“三”，与右前上角对的数，是“七”数；前下角是“四”数，则对后上角的“六”数；左上角的“八”数，对右下角的“二”数。

而我们的祖先把以上的理论，归纳成为一个立极点和八个极端，用数字标出每个线端。用经纬划分成九个方格并标入相应的数字，如：“9、5、1”中间一组；“4、3、8” 为左边第二组；“2、7、6” 为右边第三组。这是在古代典籍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图形。甚至，还有人把这些三组数字，编排出“四海三山八大仙，九牛五虎一共眠；二七嫦娥伴六郎，周围十五月团圆”易记口诀。《洛书》是把《河图》立体模型改为平面模式的数字图解。它们都是表示划分天文气候及定向功能作用。

综合《河图》与《洛书》的出现，既有区别，又统一。说区别，在人的观察实际划分，《河图》是代表天；《洛书》是代表地。说统一，是人们把看到的“天”“地”视为一个整体世界，由于看到的地和天交壤处远程无法计算，故而有人把天和地统称为“太极”。另外，在理论中，它们是表示太阳角度位置点和阴影位置点的几何数字图解。《河图》是人为理解给出的理论测绘图式，《洛书》是依照探测实况定向定位图式。所以说它们的区别和统一，是同一个测量技术原理两种不同图形表述而已。

4、技术分析出现容易误解的“北斗七星”图案——七政　人们常常拿“北斗七星”来理解，它是古人用于划分气候和定向的初始依据，这是错误的理解。经我们研究的结论认定，“北斗七星”不是古人用于划分历法气候的初始依据。我们用某天（夏至日为标准）测量测绘太阳实况说明。以枢杆为中心，用太阳运行升降变化规律，把光照产生的枢杆落影的阴影末端标画出来。如，阴影线出现在西边初始画出为起点，沿着阴影线偏离初画标记的角度放大，线端向枢杆收缩消失，和消失在枢杆之后重新向东边逐渐慢慢展开，直至太阳消失为止的过程记录画出，则形成地面反“S”线。以枢杆为中心，再以地平日出、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地平日落的太阳高度位置点，在反“S”线上平均画出太阳点。这样在反“S” 流动线上，包括枢杆点在内，得到七个相似“北斗七星”形状的坐标点。所以，人们容易把它错误的理解为“北斗七星”。这里出现的七个太阳高度位置坐标点，才是用于定向划分气候的初始依据。古人把它叫做“七政”。“七政”是我国古代先人计算时间的最基本技术方法，与我们看到太空上的“北斗七星”是有区别的。

5、技术分析出现的“五星、五行、甲子”　在技术测量原理分析中，我们给出：地平日出、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地平日落的太阳高度位置点，并且在地面反“S”线上画出垂直太阳点。除中心枢杆点，其它所出现的六个点，正好是在枢杆为中心的四份之二内。我们再按以上理论，补充另外的四个点到其他的四份之二内，共获得十个点。这些点仿佛象天上的星星，所以前人把它称为“星”。由于按太阳所在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等天上五个不同角度位置所确定的五个点，即成为“五星”。“五星”作用是给出三个不同直径长度同心圆的依据，这是用于说明太阳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所在每天的三个不同高度层次范围；或者用于说明太阳所在年四季的寒暑层次范围关系。如最小的内圆圈，就是今天所说的夏季圈；最大的圆圈，就是今天所说的冬季圈；夏季圈和冬季圈之间的圆圈，就是代表春季和秋季。春季和秋季它们在一个圆圈内的原因，是由于太阳黄道在纬度线上下往返运行的结果，因此春季和秋季出现重合现象，即在大小之间的中间一圈里。“五星”是测绘太阳的阴影点，给出的同心圆基础依据，完成后的同心圆，就相当于我们现代所应用的“纬线圈”。

以太阳所在天上五个角度位置画出的五根垂直线，其是纵向行距表现形式，由此称之为“五行”。这就是我们现代所应用的“经线”。可以用这些经线行距，说明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过程阶段。

我们获得的十个太阳点，古代先人，不但用数标出，而还依照气候的不同特点，赋于每一经线行距一定的气候气象过程含义字。如用“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等标写出。

然而，以地面反“S”线依据太阳点理论画出的十条经线，包括枢杆为经线才是十一条经线，（含山县凌家滩的玉片，那二十三个小孔，除其中一角两孔基本粘合为一个，它们是按等距道理，才少钻两个等距小孔。它少钻刻的位置，正是人处在北方观察的那一面），前人把这十一条经线，称为“四七为经”；枢杆下的空缺位置，此不足说明划分周率的均等，以枢杆垂直延长标线，由此补缺产生了十二条经线和十二个弧角等距。也象以上的太阳运行十个点那样，在空距内标出数字和另外一组含气候意义的文字，区别于其它的不同关系。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从太阳运行标出的十条经线，与后来增补的枢杆垂直线形成的十二行距，为说明十太阳点经线与行距关系，用“甲”与“乙”去说明“子”的行距关系，按顺序排序得出第一个组合词“甲子”。依照研究出现的先后阅读，第二个组合词，则为“乙丑”；第三个组合词，则为“丙寅”……直至“癸酉”，已经排完十经线的字意，而十二行距中却多出了“戌”、“亥”两字行距。因此，继续第二次组合，则产生“甲戌”“乙亥”“丙子”……直至第七次“甲子”出现前，所见到的“癸亥”为结束。以上组合的词，正好是六十数字。后来，有人把“六十”数字和“甲子”词组合并列读为“六十甲子”。

以夏至日正午给出的第二次复合现象，我们通常把该复合期称为“年”。期间按每日记录所用的“甲子”标记，这就叫做“甲子日”。

6、技术分析出现的“阴阳、周易”　把某日（夏至日为标准）测量的太阳抠杆的阴影，进行实况测绘说明。首先，以早晨地平线上的日出，划定太阳光照的抠杆西边阴影直线。然后随抠杆阴影线端，画出上午和下午的运动阴影，直至傍晚太阳下降在地平线阴影不移动为停止。通过这样表示每日太阳出没。从标画太阳的开始和结束状况过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枢杆的两边有相同的弧状半圆，总体上看就象反“S”形状。如果我们按“地是方的理论”，把它套上一个相等的直径圆形，并且涂画出其中任何一边的“鱼形”，它就形成一个完整的“阴阳”、“太极图”。空白面积大的一半，称为“老阳”；涂画面积大的一半，称为“老阴”；空白面积超出直径界线，进入涂画面积的小半圆部份，称之为“少阳”；涂画面积超出直径界线，进入空白面积的小半圆部份，称之为“少阴”。该图是说明全日程周期运转的昼夜交替关系，或者说明全年度太阳周期运转的热能寒暑交替关系。

然后，再以我们所观察到的光映与阴影实际现象，以枢杆中心划出垂直线为分界，按太阳出现的一边，用“—”表示光映；而另外一边由于被枢杆的阴影线划断，所以用“- -”表示阴影。

我们可以在原理分析中给出：地平日出、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地平日落的太阳高度位置点，并且画出垂直地面太阳点的同距圆圈，所出现的三个同心圆。而又在三个同心所划出的八条经的每个等份内，阴影多少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如，空白与涂影所在的等份又被三个同心圆划出上、中、下位置，来确定空白与涂影多少比例。用“—”表示空白，用“- -”表示涂影，这样在经线所划出的等份内，自然就出现了三条不同形式的组合“符号”，后来把它称为“卦爻”。按八个等份所排出的八个符号，我们把它统称为“八卦”。而“六爻”符号的使用，是以已经测绘出的十条经线，枢杆补充画出之后产生的十二行距，以枢杆垂直线为分界，画出光映和阴影的符号，组合出六画一式符号。《周易》按真实的测绘现象理解：周，指的是圆周、周天；易，指的是“卦”符号相互交换变动状况。《周易》会成为百经之首，流传至今。秦始皇没有把《周易》焚烧的原因，那是因为《周易》是一部有关于天文地理的气候气象学说著作。另外，《周易》具有对宇宙间的事物做出总体概括和事物发展条理性的逻辑分析方法，及观察分析理论指导思想内涵存在。

综合上述，由此内容可见《河图》《洛书》这两个图形上的数字表示，是要求我们根据该提示的内容，去理解“土圭法”技术利用太阳光照规律的测绘原理过程，从而确定历法理论依据，制定历法。

三、论述技术原理的目的和意义

1、科学意义　从探讨研究《河图》《洛书》得出的结果看，它的实质是有关天文历法技术划分的科学理论内容，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范畴；是人类与自然斗争胜利的结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国古代先民能够应用土圭法，对太阳进行技术测量，形成完整系统的科学理论。并且根据新石器时期不同遗址，同一时期出现的文物，与测量天文历法技术理论之间联系的结果来看，新石器时期已经完成了天文科学技术革命。说明我国劳动人民对“天文科学”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说明我国劳动人民对人类社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

河图》《洛书》所表述的天文测量技术理论，是对太阳周期划定和气候气象的划分。这有利于农业种植按气候节令生产，保障增收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给出人类选择居住地或生产建筑提供理论指导依据。总之，它给人类提供气候气象节令科学规律依据，使人类在生活生产活动中，能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自然灾害损失，提高人们生活生产效益，提供有价值科学的依据。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切生物生命，都是依赖气候气象节律进行生长发展的，因此，对培植植物、饲养动物，以及人类自身的人体健康，也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科学依据。

弘扬科学，破除迷信。《河图》《洛书》的实质是“土圭法”利用太阳光照规律测量技术。澄清了自己的身世。过去，在迷信与科学的是非长期争论中，使世人产生疑惑心态，无法正确判断《河图》《洛书》的真实性质。给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造成不小的损失，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现在，从《河图》《洛书》实际的性质看，它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产物，也不是迷信东西，而是一门关于测量太阳，推算天文气候历法的技术，属自然科学范畴。

由此，论述出《河图》《洛书》是天文学技术理论内容，为我国“天文科学”补上一个完整的环节，起着重大的意义。

2、历史意义人类在战胜自然跨入文明社会阶段，以那一个阶段为标准？关于这个历史问题，学术界上，仍有不少的争议。许多相关专家学者们都在这些问题上大胆探索，直抒己见。迄今，随《河图》《洛书》的探讨和研究的深入，其实质内容的揭示，对人类由自然阶段跨入文明阶段的历史问题，得到清晰理路。按论述的天文学技术方法及理论，与新石器时期的天文文物刻划图象释读吻合为依据；又以出土文物在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不同，年代相近的特征来分析，在远古的新石器时期，人们不但成熟掌握了天文测绘技术，而且应用还相当普及广泛。这说明我们人类，在此天文文物出现的新石器时期，已经进入了科技文明时代。理论上，如果按人类由被动自然发展与意识自然发展为划分时代依据成立的话。那么，破解《河图》《洛书》之后的实质内容，与新石器时期的天文文物吻合联系，我们有必要重新划分或者另外划分出一个历史时代。

一般认为“历法”使用起源最早在（6000年前）的古埃及。可是在《河图》《洛书》天文历法测绘技术理论的揭开，与新石器时期天文文物的完整吻合前提。如，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最近经测定制作于前5300年)出土的玉鹰和玉片内的同心圆，说明四季的划分和年的确定；郑州大河村出土的太阳纹陶片公元前40世纪，其复原钵饰有十二个太阳，其是年的月份划定，或者日的时辰划定标刻；郑州大河村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七孔石条及位于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6000年）的七孔笛状物等等，都与《河图》《洛书》标刻的七个太阳点相同。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鹰枢杆孔与五个阴影标刻孔，都表明是圭表刻度内容。单以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最近经测定制作于前5300年)出土的玉鹰和玉片，它们所刻画的图案内容，足以说明天文历法已经确定和测量技术方面的表现。就按其年限分析，都要比埃及早1300年。这些可以证明“历法”最早发明使用的国家，应该是在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人才是天文历法的最早发明者和使用者。为此，我们必要把祖先发明的天文历法测量技术科研成果及发明的历史时代，向全世界人民公布。

3、对挖掘民族思想核心起着重大的意义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不管它是什么历史酝酿，或者什么国情背景，都有一个思想核心。而中华民族的思想核心，在于《河图》《洛书》这一棵大根上。从论述的测量技术理论内容看，它具有概括性强，弹性大，分类条理科学系统，逻辑辨证严密，自然会成为我们民族用于观察研究宇宙，各种各样事物发展现象的指导思想。它随我国劳动人民把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注入，又反向渗透于社会多层次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医学、建筑、习俗惯制等人们生活之中。经过近万年的历史不断的沉淀、提炼发展过程，构筑形成我国独有的用于观察世界事物的理论思想框架，亦无怪乎我们看到各个领域中都有《河洛》的身影存在。由此看来，它不再是什么技术经验理论的问题了，而是成为我国劳动人民一种观察世界事物的理论指导思想——中华民族的思想核心。可见《河图》《洛书》在我国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破解它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灵魂，这里的测量技术原理论述就显得十分有意义了。

注：

［1］宋.朱熹著《易学启蒙》清代李光地注。在孙国中主编的《河图洛书解析》学苑出版社，1990年5月第一次出版。第202页。

［2］孙国中主编《河图洛书解析》学苑出版社，1990年5月第一次出版。第203页。

［3］同上,第458页

［4］同上,第371页

［5］中国先秦史http://www.zgxqs.org

［6］ 作者拙著,正在筹备出版

［7]《周髀算经》是中国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一部数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天文学著作。据考证,大约成书于西汉时期 (公元前一世纪)。南宋时的传刻本(1213)是目前传世的最早刻本。历代许多数学家都曾为此书作注，其中最著名的是唐李淳风等人所作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