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抚尘封：给《大公报》投稿

给《大公报》投稿

鲁人

从上中学时，开始喜欢上了写作，以后虽未达废寝忘食，且偶有荒疏懈怠。笔却是一直没有撂下，已经成了一种无法割舍的乐趣。给香港《大公报》投稿则是多年前的事，其实很偶然。

第一次投稿在2008年8、9月间。700余字的一篇短文《鲁迅先生的幽默》。那时，我刚通读了《鲁迅全集》，许多的不解到激发起浓厚的兴趣。正没头苍蝇似地各处寻觅与鲁迅相关的资料，阅读了一些回忆录，发现鲁迅原来还有很有趣的一面，便将几段鲁迅的趣事录在一起，加了几句自己的感受。正好偶然得到一个《大公报》副刊的电子邮箱，便试着投过去。没想到10月上旬竟收到一枚《大公报》的信封，薄薄的，忙拆开，取出一张折叠好的报纸，展开一看是9月25日的《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面刊发了我那篇短短的稿子，让我瞬间竟有些兴奋。不过文章的题目和文中的“鲁迅先生”统统被改为“鲁迅”。那时，我是正欲做鲁门走狗的，因此，被删的两个字让我在兴奋之余，还是有点遗憾。以后又发过几篇关于鲁迅的文字，凡有“先生”二字必删无疑。但渐渐到让我悟出了编辑的本义，便是少主观色彩，努力保持客观。11月10日，又发表了我的第二篇文字，仍是写鲁迅的。原稿子有四千余字，注意了一下《大公报》用稿的字数要求，自己先删了千余字。收到样报时，还夹了一封编辑孙嘉萍老师的亲笔信，回答了我请求帮忙询问该报另一个副刊版是否收自由投稿的问题，并就我第二篇文字中提到的鲁迅给朋友的一封，询问何处可查看原信全文。谦和平易的文字让我的心中生出感激。接连的成功，让我信心倍增。稿子不断发过去。样报则不时的寄过来。

给我发稿的编辑一直是孙老师。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已经发过多少篇稿子，我突然有了一种想去电话感谢的冲动。虽然，有些犹豫，却还是唐突地拨通了《大公报》编辑室的电话。一位女士用香港话说：“你好！这里是《大公报》。”听到我的内陆口音，立刻改用港式普通话问我有什么事情吗？我回答找孙老师。对方告知她每天下午上班。傍晚时再去电话，一个温和的南方口音回答自己就是孙嘉萍。听我自报家门，对方又亲切地问了声好，感觉对方也如我一样不是善于言谈的人。一霎间，我有点后悔自己的唐突，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寒暄。我问很忙吗，她回答很忙，每天必需完成一个版面。想起从网上看数字报，每天一大版面的《大公园》全是孙老师一个人负责，工作量实在不轻，内陆一些报纸的专版，如果一天一版面，怕要两三个人轮流担负了。孙老师说她们已经习惯了。对话间，不时有停顿，我在找话题，她在等我找话题。我觉得即打了电话，两三句便撂了，实在有些不礼貌，便磕磕巴巴地找着话题。终于，她还是先礼貌地说：“好吧！徐先生，我要去排版。谢谢您的电话，祝您笔健。”我也解脱式的道了谢。以后逢年过节又去过电话，次数多了彼此也放松了许多，聊的内容也宽泛了一些，还知道了她是从浙江去香港的。不过我们的交谈一直是君子交样的平静平淡。

二三年前，儿子寒假时去香港看同学。我想让儿子给孙老师带点礼物，考虑了半天，觉得天津的杨柳青年画，最能代表天津的气息。选了一幅立轴的经典杨柳青年画，胖娃娃抱着大红鲤鱼的《莲年有余》，又选了一幅镶在镜框中的，可以摆在桌上的小幅年画。儿子临行前，我给孙老师去电话，说儿子去香港，想让他替我去拜望她，并送她一幅杨柳青年画，不知什么时候去方便。对儿子的到访，她表示欢迎，对礼物的事，她则非常干脆的谢绝了。我说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很有天津地域特色的杨柳青年画。她说，杨柳青年画非常有名，但还是谢谢我的好意。电话里我们一直在僵持，见我执意要送，她便一再解释：香港的住宅都很小，没有地方挂。孙老师不那种很能说服人的人，后来，竟有些急切地重复着地方小，没地方挂的话，大约是想不出如何用其他语言谢绝我的好意了。我从她的急切中，感受到她的真诚，便只好答应了。不过还是让儿子将那幅镶在镜框中的年画带去了。觉得那不仅是一份谢意，也是一份祝福。

从2008年第一次在《大公报》上发稿至今，已经六年多的时间，发表了近百篇文字。一些文字中的关键词有时会被修改，说明这些文字，孙老师都看过。她修改的只是个别的词，但一定比原来的更准确或更恰当。一天一个版面，在众多的稿件中选出所用的，然后全部阅读一遍，并有精确的修改。让我真的很佩服香港媒体的编辑敬业和水准。在发表的近百篇文字中，近30篇是与鲁迅有关的文字。《大公报》是我发表关于鲁迅的文字最多的地方，那些文字对我继续阅读鲁迅是一种促进和动力。而且，鲁迅去世后，上海《大公报》发布了“鲁迅昨在沪逝世”的消息，还刊登了鲁迅的木刻头像、遗容照、与亲属生前合影，还发表了数篇中外人士的怀念文章。

《大公报》与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更有着很深的渊源。它1902年创刊于天津，以后发行过重庆和上海版，最终落户香港，是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这一切也让我对《大公报》产生了一种很自然有亲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