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禄是谁？
“我是一个新疆人，我的命运与新疆不可分，正如新疆的命运和内陆血肉相连不可分一样” 这是《广禄回忆录》首页中的第一句话。
广禄是谁？广禄是八旗子弟，但广禄不是拎着鸟笼子，哼着京腔，迈着小方步，终日走街串巷，游手好闲皇城根下的八旗子弟，广禄是生长于新疆伊犁锡伯正蓝旗的子弟。
1764年，乾隆皇帝派兵平定蒙古准葛尔部叛乱，新疆边陲伊犁兵力空虚，这一年，是沙俄第八位皇帝，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的第三年，女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如果俄罗斯想要获得自身民众和周围邻国的尊重，俄罗斯就必须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强权国家”。在此观点支持下，沙俄势力开始向中亚蔓延。战乱后的伊犁，人迹稀少，十室九空，乾隆帝为保边决定移民戍边，在满洲八旗军中选派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奔赴新疆伊犁戍守边防。广禄的先祖就是当年1008名锡伯士兵中的一员。
广禄的爷爷参与平定了同治“回乱”后，任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广禄的父亲是近代锡伯族历史中最后一位领队大臣。锡伯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生存环境下，逐步形成了一个多语言多学者的民族，广禄的爷爷、父亲均是精通满、汉两种文字和汉、满、维、哈、俄、蒙多种语言的学者官员。
广禄就出生于这种书香仕宦之家，从小受中国儒家文化和传统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长大，忠君和爱国的感情根植于心。
广禄在家乡伊犁上小学时学习满文，后改读汉文，师范毕业后，被时任新疆边防督办的杨增新保送去北京求学，杨增新本意想让广禄学习农业或者工业，以实业救国，广禄在北京补习一年英语后，本着学习法律的目的考入了外交部开办的俄文法政学校。毕业后经西伯利亚铁路由苏联回到新疆当了杨增新的俄语秘书。金树仁上台后，广禄被派往南京任新疆省代表。
生于乱世的人，都有生不逢时的无奈。虽然从理论上说乱世出豪杰，但乱世出的豪杰多是枭雄，少有英雄，而广禄是有英雄气概的文人，中国历史上文人坚韧的品德往往高于武官。
今天，我们可以从广禄日记中朴实的文笔回顾82年前，新疆的乱局和义勇军将士进疆的悲壮，以及面对“国破山河碎”时，爱国者的无奈和无助。
日记记录：
“我由南京返新疆，金主席既不准我回家省亲，又不准我赴宰桑接任，住在迪化一无所事，抱着百无聊赖的心情，整天价在外边跑。常以冷静的头脑，客观的态度，访查社会一般情形和人心对政府的向背。这时战事已逼进迪化外围，军队已无作为，每日只有抓来二、三十山地老百姓，假充土匪，解送督府邀功。至于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业已动摇，物价已跟着暴涨，如脱缰之马，无法控制。无可奈何中，惟有抱着听天由命消极态度，等着应变。”
“我眼看局势已近崩溃的边缘，正陷于苦闷彷徨的当儿，却巧传来抗日军苏炳文、王德林、马占山、李杜四部分军队一万余人，将由鲜卑利亚到达新疆的消息。这些部队过去在东北抗日，最后因为弹尽粮绝，无以抵抗日军优势炮火无情的压迫，万不得已退入鲜卑利亚。在鲜卑利亚时，经由中央政府向苏联政府几经交涉，一切费用由中央承担，要求把这部抗日军送达新疆省塔城边境，交新疆省政府接收。现在苏联政府已同意这项办法，因此中央政府电令金树仁就近选派代表，赶赴塔城善为接收。”
“金树仁处于四面楚歌的危境，忽得有一万多久经战阵的主力军将到新疆的佳音，无异垂死的病人获打强心针，兴奋之情，可以想见。他立刻就派省府秘书长鲁效祖为塔城行政长，又约我去谈话，说了许多慰勉的话，借重我以驻宰桑领事名义，充当接收抗日军的代表。”
“我和鲁效祖到达塔城，等他就职之后，即着手筹备接收东北抗日军工作，首先组织了<东北抗日军招待办事处>，所有服装伙食医药宿舍以及交通工具等问题，统在处中筹划排理，务望样样排好的，而使抗日军有宾至如归之戚。但是处中经费有限，办理一万多的供应，难免捉襟见肘，窘态毕露，不得已又向民众展开捐募衣物靴袜运动，所幸塔城各族民众，深明大义，不到半月时间，处理的三个小型仓库，都为皮袄、皮帽、皮靴、毡靴、棉衣、内衣等一应物品充塞满了。只有交通工具的筹划，颇感棘手，因为塔城虽离巴克图卡只有四十华的距离，如由巴克图卡接到塔城为止，问题自甚简单，所感困难的，是由塔城又须送到迪化，而塔城距离迪化则有一千三百余里之遥。塔城名为商埠，实则只是人口不满三万的蕞尔小城骤然之间要抽出这许多的车辆，确是一件超出它负担能力的难事。我们大家一再讨论的结果，总觉僧多粥少，想不出尽善的办法，似乎只有尽其所有，相机应付的一途了。廿年二月下旬，苏俄驻塔城领事照会我方，称东北抗日军第一批五百余人，日内就到塔城，希望准备接收。好在我事先已经由行政长官公署向苏俄领馆取得了长期来回入境签证，所以第二天就坐爬犁先到我们的巴克图卡，然后用电话和苏俄方面的代表联络，想和他晤面，并提前完成相互通关代表证件手续，以免临渴掘井，徒感仓促。苏俄代表极表同意，我于是越境到俄卡，随即完成通关证件手续，并约定今后经常联络。苏俄代表告诉我，抗日军第一批五百余人，即可到达，跟着就要点名交接。”
“我得这消息，遂返我卡，以电话告知鲁行政长，并请他转令招待办事处，即刻供应五百人的羊肉、米、面、馕之类的伙食，以及临时搭用的蒙古包，连夜派人到我卡布置，又要派遣交通工具以备接运。一切和塔城联络好，我就留住边卡。”
“这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种种思潮，涌上心头，感觉新疆的命运，其所以有这样阢陧的局面，固因内政之不修，外务之侵略所致，但我们总不能坐视不救，任其就此沦亡，誓必竭尽我们的力量，挽狂澜于即倒，以无比的勇气，保持祖国西北角上这块锦绣河山。又想到抗日军的来临，新疆在此危急之秋，获有这批生力军，真是邀天之幸，国家之福，而我个人竟得担任这样大的任务，也引为殊荣。同时想到东北与新疆相隔万余里之遥，在地理的联系上讲，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但说也奇怪，彼此间的关系却异常密切，远在乾隆廿年代兆惠将军收复新疆时，所带的铁骑军中，泰半都是东北健儿，同治年间左宗棠用兵新疆，北路军里面，也多是吉林骑兵，在新疆称为“皮帽子军”。这两次他们对国家和地方，都曾建树过辉煌的功绩，而这次东北抗日军又重临自己家乡前辈们留下的光荣史迹的所在，却又是新疆变乱正殷，极度需要他们的时候，我由衷祝望他们，为国家建立伟大的功业。”
“次日清晨，接获抗日军于是日上午十时左右到达的消息，我就过境至俄卡，这时的季节虽已仲春，而塔城一带的气侯，仍甚寒冷，冰雪还封固着大地，我破不急待的站在俄卡外面伫望抗日军，不一会远远望见茫茫的雪海中，发现一连串的黑点向前移动，越走越近，越近越显，我们所渴望的抗日英雄终于到来了。我看见这些曾为国家民族的尊严及光荣，流血流汗，不惜牺牲一切的人们，而今落得这样狼狈不堪，饥寒交迫，不分昼夜的徒步跑了两天的路程，心里真是如同刀割一般，难过极了。”
“但我们英勇的抗日军，虽然处在这样艰辛的境地，还是高举着抗日的旗帜，打起精神，以挺进的姿态，迈入了苏俄边卡。这实在是最能鼓舞人心，激发爱国心到最高峰的一个可歌可泣的镜头。等排好队伍，由其部队长介绍我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哭了。这是罕见动人的场面，只见他们满眶是泪，眼睛红红地，自东北退却的遗恨，在鲜卑利亚受苦的回忆和如今重回祖国的喜悦，种种交错的心理，都在这一哭中发泄出来了。”
“点名交接手续完成后，就请他们分别利用备好的交通工具，接到我们的巴克图卡。他们瞥见自己的国旗，在卡顶上愉快的飘动着，似乎也在表示欢迎，都不约而同的跳下车来，肃立着唱起自己的国歌来了，其气魄雄浑，声调的悲壮，可惊天地而泣鬼神，在这遥远隔世的边卡能见到如此壮举，恐怕还是第一遭吧。我目击这个场面，窃喜新疆有救了，祖国这块版图决不会变色了，感动的目瞪口呆，不知怎么样好了，同时也意识到这种丰富的爱国热情，也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性，而也是几千年屹立在世界上不会覆亡的最大因素。”
“我就这样在高度兴奋的情绪下，一次又一次的接收，一次接收三五百人不等，共计接收一万三千多人。等到我于四月底晋省后，又有续来者人数也有几千，先后费事半年以上，始告结束。后来交通工具确成为严重的问题，我每于款待他们饮食之后，打电话催促车辆，又上瞭望台盼望车来，我这种着急的神气为他们所察觉出来，有的就来问塔城距离此地有多远？我就遥指一抹树林说：过了树林就是塔城。他们可爱的抗日军，听说这么近，嘴里说着这点路算什么，何必一定要坐车。一声吆喝大家都起来走了，交通工具的问题，在他们谅解和协助下，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