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母亲（下）
文/钟正国
作者与母亲
六、悠悠职业梦
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一边为生计奔忙，一边参加街道的各项活动。她成为读报员，组织居民学习，宣传时事政治；她担任扫盲夜校的老师，教妇女们识字，渐渐地她成了街道的积极分子。在全民大办钢铁的运动中，街道上的年轻妇女都被动员去炼钢，丢下家里的孩子无人照顾。母亲看到这个情况，就主动请缨办起了托儿所。她找来一个帮手，从找场地、置桌凳开始，白手起家，很快就接收了30多名儿童入托，所有的教学、生活、管理工作主要由她承担。那时，因过度劳累她曾昏到在工作场地，也因工作出色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就是从这一年办托儿所开始，在以后的20多年中，母亲一直在街道奔忙，始终在为自己的职业梦想做不懈地努力。街道成立了人民公社，兴办街道企业，急需成立一家缝纫厂，但苦于没有缝纫机。母亲听说黑色冶金设计院里的许多家庭有缝纫机，于是就到家属院去动员，很快就有14人带着机器加入，缝纫厂就办起来了。母亲去劳保商店接来业务，找来裁缝师傅为市民做衣服，一时间就兴旺起来。街道领导从缝纫厂的创办过程中，发现了母亲的闯劲和组织才干，于是后来又不断安排她新的工作，她先后又创办了制绳厂、铁器厂、锉刀厂等。有一次，街道接到了一笔几千吨鹅卵石的业务，要货很急。街道党委书记亲自找到母亲，要求她来承头并限期完成。母亲很快就组织了100多人的队伍，分成若干个小组，在嘉陵江边的乱石滩上摆下了战场。母亲每天下到现场，检查生产进度，查看规格质量，收方验货，装船运输，在偌大的河滩上来回奔走，忙得不可开交。那时正是隆冬时节，凛冽的寒风夹着雾霾直扑脸颊，母亲全然不顾。晚上回到家中，还要在昏黄的灯光下，核算每个小组的工资，填报工人粮食补贴名册，一直做到深夜。经过几个月的苦干，终于保质保量并提前完成了任务。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一定要组织好人民生活“的指示精神，重点解决好群众吃菜的困难，街道党委又安排她承担这项工作。那个时候蔬菜是定量供应，由各地段统一到蔬菜公司去购买，然后再按户零售。每天天还未亮，母亲就起了床，她总是最早一个来到蔬菜公司，她说这样选择余地大，拿到的蔬菜质量会好一些。她又是最后一个离开，因为在全部分配完后往往会有一点剩余，这样可以为自己的地段多拿一点菜回来。拿到本地段当天的份额后，要保证分配到每家每户，使每一个家庭都满意，这就有许多繁琐的事了。首先，要计算出当天的人头定量，严格按每户的人口多少凭卡供应。第二，要注重好坏搭配，计量称重准确，收钱找补清楚。第三，对家里无人或因故出不了门的家庭要心中有数，事先要预留，以防漏分。第四，对当天的少量剩余或个别家庭自愿放弃的定量，要及时妥善地处理，等等。母亲把这一切事务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受到群众的普遍称赞。当年，她被评选为“组织人民生活积极分子，”出席了在人民大礼堂举行的全市群英大会，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奖励。1974年，全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母亲看到地段上有大量的年轻人没有书读，没有事做，成天在街上闲逛，心急如焚，于是她萌生了开办服务组的想法，她向街道党委汇报也得到了支持。最初，她组织了8名待业青年成立运输服务组，为一些小企业装卸货物，为一些家庭送煤。不料这一新生事物受到社会的欢迎，许多机关单位都来联系业务，除单一的运输之外，还要求增设小型工程、维修维护等服务项目。母亲顺势而为，不断集聚人力，招揽人才，短短三年时间，原来只有8个人的小小服务组居然发展成了300多人的庞大队伍。那个时候，服务组虽然几换场地也难容纳这么多人。每天早上屋里屋外、人行道上都站满了人，等待母亲派工。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大群年轻人跟着，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大家都尊称她为“老太婆，”那时，她已接近70岁高龄了。
母亲就是这样，追寻她的职业梦想，孜孜以求，不离不弃。几十年来，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也取得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她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戴，受到过组织的多次表彰，应该说她的梦想实现了。但是，几十年来，她又经历了太多的坎坷，曾遭受过极左政策的迫害，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1962年，她和几个妇女合伙兴办的纸盒加工组，被工商部门定性为“地下工厂、无照经营，投机违法，”货款被冻结，物品被没收；1977年，她创办的服务组，填补了市场空白，解决了青年就业，为街道上缴了资金，却被有关领导人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并以此将她排挤出来。几十年来，母亲在街道和地段奔忙，先后从事了十多项工作，有许多是开创性的事业，为后来的人打下了根基。然而，她从中得到的报酬却很微薄，最高的工资仅为每月25元，无偿的服务却无计其数。因未能列进编制，到老来没有一分一厘的生活待遇，从这一点来说，她追寻的梦想又是很不圆满的。
她的艰辛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成为她晚年的一块心病。虽然儿女孝顺，养老无忧，她仍然耿耿于怀，郁郁寡欢，直到离开人世，她心中的块垒也没有消散。
母亲信奉基督教，无疑是受了父亲的影响。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结婚后夫唱妇随，自然而然地，母亲也受洗礼入了教会。那时，我们家居住在省城成都，收入稳定，生活富足。每逢星期日，父亲西装革履，头戴博士帽，手拄文明棍，母亲身着时尚的旗袍，涂脂抹粉，提上小坤包，夫妇俩坐上私家的黄包车出门，手挽手去做礼拜。一路上，不时与朋友寒暄问候，向熟人点头致意。走进福音堂，坐在长条的硬木椅子上，聆听牧师布道，闭上眼睛祷告。母亲特别喜欢听唱诗班的孩童唱赞美诗，迷恋那风琴的乐声。父亲投其所好，买了一架脚踏风琴搬回家，母亲欣喜若狂，在家苦练，竟然无师自通，很快就能弹奏。这以后，家里就经常响起《赞我天父歌》、《慈父上帝歌》、《主复活歌》的旋律，弹奏当时的流行歌曲《苏武牧羊》，嘴里哼着“苏武流胡节不辱……”，又边弹边唱“桃花红，红通通，李花白，白生生，”一家人其乐融融。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时，母亲的脸上总流露出幸福的笑容。不难想象，对于当年的她来说，这是一件多么体面的事情。抗战期间，全家搬到了简阳石桥镇，那里也有一个福音堂，牧师是一个老处女，美国人，人称“魏教士”，母亲和这个洋教士曾有过密切的交往。父亲生病去世，母亲身心受到巨大打击，一时间不知所措，难以承受。魏教士开导她说：“人生到世上来都是带有罪恶的，只有经过了大苦大难，才能消除原罪，这样死后才能上天堂”。还说，“你的苦难上帝是知道的，只要不断地祷告，慢慢就会好的”。有段时间，魏教士收留我们一家住进了福音堂，让母亲看门和打扫清洁。我的堂姐父母双亡，考取了华西医科大学却没有学费，母亲求魏教士帮忙，申请了教会的助学金，顺利地入了学。在全国解放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们家处在极度贫困之中，母亲为生活而奔忙，没有条件去福音堂做礼拜，但她无时无刻不在祷告上帝。家里的人有了灾病，她祈求上帝消灾去病；遇到了难事，伤心事，她祷告上帝排忧解难。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躺在床上默默地向上帝祈祷，盼望改变命运。那时二老子仍然在教会供职，每年都会给我们送来教会特制的挂历和精美的圣诞卡片。妈妈常带我们去二老子家做客，她的家很宽敞，楼上楼下好多个房间，有藤条沙发、铜架弹簧床、玻璃灯罩等洋家俱，随处摆放有圣经、赞美诗、新约全书和数不清的贺卡、图片，墙上挂着耶稣的画像，特别是那幅受难图印象尤为深刻。二老子有时也会来我们家，送给我们小礼品。凡是有二老子在场吃饭的时候，总会由她领着一起做祷告。大家闭上眼睛，只听二老子说道：“感谢主赐给我们食物，感谢主的恩德……”接着她还会说，“我的妹妹是一个受苦的人，她和她的全家都信奉主，是主的儿女，请求主保佑她们全家……”二老子祷告完后，大家要齐声说“阿门，”然后才睁开眼睛，端起碗吃饭。年幼的我当时感到很新奇，而我看到母亲脸上虽露出微笑，而眼里却分明含着泪水。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我们家与众不同的地方。信奉上帝是母亲一生的精神寄托，她相信耶稣是真心的，虔诚的。她曾给我讲过两个故事。有一年，她患急性腹泻，坐在马桶上就起不来，突然间就昏厥了。她觉得身体变得像羽毛一样轻，好似飘向空中，又像是堕落深井。这时，她看见几个天使从天上飞来，要接她去天堂。冥冥之中，她明白自己已经死了，那丢下几个儿女怎么办？于是她祷告上帝，说“上帝啊，我的儿女还没有长大，我不能去”，说完就苏醒了过来，好像是做了一个梦。还有一次，隔壁邻居的一个大男人与母亲发生口角，那人看孤儿寡母好欺负，就要动武。他把母亲逼到了走廊角落，两脚叉开，双手高举起一只马桶，劈头向母亲砸下来。母亲无法躲避，眼看必死无疑了，只得闭上眼睛，心里呼唤到“上帝啊，快救救我吧”，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哐当”一声，那个人因用力过猛，后脚滑倒，前脚不稳，身体扑倒在地，马桶摔成几大块，头脸满是污秽，形状狼狈不堪。有了这样的亲身经历，上帝在母亲心中的地位真是至高无上，越是上了年纪越是深信不疑。以至于到后来，子女儿孙不论是谁，读书考了好分数、工作取得好成绩、加了工资、提了职务，无论那家搬了新房、添丁进口，总之凡是好事喜事，她在欣喜之余，总会淡淡地说上一句“这是上帝的安排，感谢主！”就这样，在母亲的祷告声中，儿女们一天天地长大了，陆陆续续地参加了工作，先先后后地成了家，接着孙辈们一个个出生、长大成人，第四代又来到世上……岁月无情，母亲却一天天地老了。2002年6月9日，她在屋内不慎摔倒，造成大腿骨折，久治不愈，疼痛难忍。劳碌了一辈子的母亲，无可奈何地坐上了轮椅。从此，精力日渐衰竭，健康每况愈下。2004年12月下旬，她突然食欲下降，精神倦怠，拖了几天，于25日上午去世，离她95岁的生日还有20天。母亲走时，异常平静，没有痛苦，面带微笑，真像睡着了一样。第二天下午，闻讯而来的教会的姊妹们，来为母亲做追思礼拜，几十个人齐唱赞美诗为死者送行。27日清晨，冬天里难得的小雨淅淅沥沥下过不停，风雨中全家人送母亲去殡仪馆。最后的时刻到了，我为母亲整理衣被，仔细端详她的面容，俯下身去亲吻她的额头，泪眼婆娑，心痛难忍。熊熊大火中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去了哪里，我不得而知。但我宁肯相信，她是上帝的女儿，重新回到了主的怀抱。母亲一共生了10个孩子，含辛茹苦养大了5人。进入老年之后，又一个接一个地养育孙辈。可以说为了儿孙，她倾注了一生心血。小时候我经常生病。说来也奇怪，往往晚上睡觉时还好好的，可到了凌晨却突然发起了高烧，额头滚烫，昏迷不醒，嘴里还说着胡话。妈妈用她的土法子失效之后，只好背着我去医院。从我们家江北苗儿石许家湾到市区的儿童医院，路途遥远自不必说，一条小路坡坡坎坎，曲曲弯弯，中间还隔着一条嘉陵江，那一路上的艰辛令人难以想象。大姐六七岁时得了重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请医生来看过，说是只有盘尼西林才能救命。可是，当时这种药很难找，且价格昂贵，三块大洋一支。母亲表示“就是当巾巾当片片也在所不惜”。大姐听到这斩金截铁的话语，又把“巾巾片片”理解为“金金片片”，以为家里有雄厚的财力，心里十分踏实。果然，药到病除大姐脱离了危险。我开始上学的时候，家里没有钟表，很不方便不说，有时还误了上学。于是，妈妈省吃俭用，攒了8块钱买了一只小闹钟。自从有了这只小闹钟，我感觉天地都变了一个样，学习起来更有了劲头。晚上，我常常盯着它那带荧光的指针入神，听着它那“滴答滴答”的声响入眠。1964年我上山下乡去了大巴山，妈妈也给我买了一只小闹钟。暑假到了，妈妈从邮局带回来一张单子，上面写着“破订7-8月重庆日报一份”，价格大概是两块多钱。有了这份报纸，我们每天都能了解国内外的大事，看天气预报，查找各大影院的演出场次，生活不再闭塞。在我们这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大院里，我们家最先拥有收音机，那是一台北京产的牡丹牌六灯交流电收音机，花了八十多元钱，那是妈妈好多年的积蓄。1969年，我在农村插队落户，妈妈给我买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上海的红星牌，价格30多元。那个时候，大人们积攒下钱来，一般都是为自己买手表或添制毛料衣裤，但母亲却竭尽全力地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使我们能多增长一些见识。1967年夏天，山城“武斗”正酣。我家附近中学的红卫兵在山上架起一挺重机枪，向河对岸的某兵工厂射击。子弹从屋顶飞过，其声震耳欲聋，令人胆战心惊。母亲一听到枪声，总是慌忙地蹲在地上，用手中的大葵扇遮住脑袋，那形状可怜又可笑。然而，真正让人担心的是如果对岸造高射炮的军工厂还击，大炮打将过来，炮弹爆炸燃烧，后果将不堪设想。1971年秋，林彪叛逃事件公诸于众。一天傍晚，我陪母亲去上清寺看电影。乘坐的公交客车停靠学田湾车站时，发动机发出“轰轰”的声响，母亲拉着我一溜烟跑下了车，我纳闷地问：“怎么就下车了？”她着急地说：“这辆车要爆炸了”，我笑道：“哪里会哟，只不过发动机有点毛病”。母亲小声说，林彪的飞机都爆炸成“三半截”，这个车还不爆炸？说话间，那辆车喷出一串黑烟开走了。如果说这两次仅仅是虚惊而已，后来我们家确实发生了爆炸事件。冬天里，母亲用一只铝质烫钵子取暖。一天晚上，她见钵内的水已不太热，就将其放在煤炉上加温。然后，端上一盆热水到屋里洗脚。约摸过了二十分钟，只听得厨房里“轰隆”一声巨响。母亲惊骇不已，战战兢兢地挨到房门口一看，只见烟雾燎绕，那烫钵子已成几大块掉在了地上。母亲不得其解，我简要地讲了空气受热膨胀引起爆炸的原理后，她似懂非懂，连声说道：“真吓死人了！”我的孩子出世时母亲照料月子。一天下午，屋角桌子上不时传出“嘶嘶嘶”的声音。夜深人静了，那响声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响亮。借着灯光我仔细查看，才发现是那装满醪糟的玻璃瓶发出的。我马上明白这是醪糟发酵气体膨胀的缘故，只要打开瓶盖就行了。不料，那盖拧得太紧，怎么用力都弄不开。我搁下瓶子，只好听之任之。母亲紧张起来，叫我快想办法。于是，我将这只瓶子转移到屋外的一盘石磨上。天快亮了，朦朦胧胧中听到一声闷响，母亲惊叫一声坐起来：“爆炸了，爆炸了！可惜我那磨子，怕都粉碎了吧？”我打开房门，只见那玻璃瓶从瓶颈处齐刷刷地断开，瓶颈连同盖子不翼而飞，那盘石磨倒安然无恙，只是一片狼籍而已。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母亲似乎更加胆小了。高压锅买回家来，她听说又有爆炸的危险，于是忧心忡忡，敬而远之。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她是绝不会走进厨房的。然而看似胆小的母亲，在对待儿女子孙的大事时，却表现出异常的坚定和勇敢。文革期间，三姐因单位上两派斗争激烈而回到家里躲避。过了一段时间，害怕耽误工作就打算回去，但又担心人身安全，为此犹豫不决。母亲坚定地说：“莫害怕，我送你回去，看他们要做个啥子？”可是，母亲当时带着孙子走不开，就安排二姐护送。后来，她还是带上两个孙子到三姐单位去，在那里住了些日子，亲眼得见这才放了心。1971年，四川石油会战结束三姐回到重庆。那时她已身怀六甲，一边待产一边等待分配工作。事情也真不凑巧，生下孩子还在月子之中，却通知到重庆百货大楼报到试用。正好这天下着瓢泼大雨，三姐心想工作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戴上帽子，穿上雨靴，收拾停当正要出门。可就在这个时候，母亲赶到了。“你晓不晓得，女人在月子里受了凉会怎么样？”母亲提高了嗓门道：“弄不好命都要除脱！”母亲不由分说地将三姐身上的穿戴脱掉，逼着她上了床。三姐知道没有商量的余地，也只好放弃了。1969年二姐夫曹哥哥部队换防到了上海，两个孩子也跟着去了。不久，部队安排曹哥哥到浙江萧山的五七干校学习，孩子没有人照料。母亲得到这个消息后，没有半点犹豫，当即就决定赶去上海。可是，她身边还带着大姐刚满三岁的大儿子，也脱不了手，于是就带在身边一起去。在上海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独自一人照看三个小孩，最大的也才六岁多一点。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我亲眼目睹了母亲养育孙辈时的情景。吃、喝、拉、撒、睡，事无巨细，缺一不可，样样都安排得周到而细致。饮食无疑是最重要的环节，一天三次正餐，几道加餐，吃什么、吃多少？从制作到喂食，都是她一手一脚精心操持。大外孙女曹晴一岁多的时候，第二个外孙子曹阳又出生了，于是就在院子里找了一个阿姨当保姆，可是吃的东西还是由母亲负责。冬日的清晨，天还没有亮，母亲就把调制好的食物装在奶瓶里，送到了保姆家。这时，曹阳还没有睡醒，闭着眼睛就衔住了奶嘴。每天每日，母亲都忙忙碌碌，不曾停歇，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虽然劳累却心情舒畅。但是也有烦恼的时候，那就是孩子生病。一次，小外孙感冒了，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不安身。母亲一会喂药，一会灌水，一会又换衣服，一直折腾到深夜。突然间她翻身下床，迅速打开米缸伸手抓了一大把米，向着屋子的四个角落和天上地下，用力地抛撒。我听到哗啦啦的声响，慌忙坐起身来，只见她孔武有力地挥动着双臂，怒目圆睁，口中念念有词，急促地斥责叫骂。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干什么，我没有制止，也没有取笑。我想，要是眼前真的有妖魔鬼怪的话，她一定会奋不顾身的扑过去与之拼命。我几乎花了整整一年的工夫，才把《百年母亲》写完。细算起来，不过15000多字，哪里用得着花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是在回忆、在思索，母亲是一本厚重的书，与其说我在写母亲的故事，不如说我是在细细地捧读这本大书。母亲生长生活的那个年代，注定了她悲苦劳累的命运人生，也铸就了她坚韧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母亲一生不断与命运抗争，一心想成为生活的强者；母亲一心为儿女子孙，克勤克俭，任劳任怨，一生闪耀着母性的光辉………母亲平凡而伟大，母爱细微且无声。捧读母亲，回忆往事，母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母亲的喜怒哀乐、忧思愁苦、恩怨情仇一齐涌入我的脑海。此时此刻，我发现经过几十年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的身心早已打上了母亲的烙印，它使我得益匪浅，受用终身。怀念母亲，更感谢母亲！常常回忆起她多次讲起的我出生时的往事。那年入秋之后，她用积攒的钱买了几石大米，熬了一大罐子猪油，备足了柴禾……她知道父亲已帮不上忙，还去乡下请来一位大娘伺候月子，一切准备停当，只等我的降生。此时节气已过立冬，天气一天天冷起来。临盆这天，尤其寒冷，沱江两岸寒风怒号，细雨霏霏。母亲关上房门，在木地板上铺上棉花垫子，靠墙坐下来，独自一人悄悄地生下了我，绞断脐带，用棉布包裹好，这才叫那位大娘进来帮忙。病中已神志恍惚的父亲，这时似乎有几分清醒，他起床去厨房烧水，灶膛里塞满了柴禾，弄得满屋子都是浓烟。就这样，我呱呱坠地来到世间。一年多之后，父亲病逝，母亲经过了千辛万苦把我养大成人。这些年来每逢我的生日，我不愿意邀请亲朋好友聚集一堂，大操大办一番，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呆着，凝视挂在墙上的母亲遗像，仿佛回到了从前，尤如刚出生时依偎在母亲身边的那个婴孩。细细地感受母子的情感，感念母亲的恩德，感叹母爱的伟大。由此想到一个人出生的不易，成长的艰难，眼睛禁不住湿润起来。终于赶在2011年圣诞节之前写完了全篇。在即将搁笔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了母亲的背影，一个人踽踽独步，渐行渐远，慢慢地离开了我的视线。突然间，我觉得我的心被掏空了，似乎这才明白，母亲确实离我而去了，我只能把思念藏在心灵深处。母亲的忌日快到了，那天是圣诞节，在这平安夜前夕，祝愿在天国的母亲一切安好！
写于2010-2011年
改于2020年12月
【图片为作者提供】
作者近照及简介：
钟正国，重庆人，生于1947年。1964年初中毕业即上山下乡去达县专区平昌县社办林场，1969年插队落户。1971年11月招工进重庆丝纺厂，1984-1987年在职读电大。1987年调市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至2007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