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有权：荒诞人生（周末连载2）
永宁河畔的叙永县城
那条在抗战初期赶修起来的川滇东路，为抗战胜利运输过无数美国援华物资，而今却成了父亲的生财之道。父亲经营的商品是把云南的土特产如香烟、烤烟，药材，普洱茶、下关沱茶之类运往重庆，交给批发商。再把四川的名酒、棉纱、布匹、百货运往昆明，用的是大卡车运输。我记得初时是两部车运输，一年之后便增加至四辆汽车运输。
往返一次约需一月。每次回家或住一夜，或一两天便走了，很少有住三五天的时候。父亲每次回来都使我又喜又怕。喜的是每次回来总要带回许多各地的名土特产。如宣威的火腿，昭通的梨、江津的米花糖、广柑，重庆的血橙，红桔。有时还专门给老祖宗和祖父母带回来东北的人参，通江的银耳、昭通的天麻、毕节的杜仲给母亲带回来雅安的当归之类。
父亲每次回来，必先到老祖宗和祖父母处去请安问候，然后把我们兄妹一个个抱起来，又亲又吻，久久舍不得放下。怕的是，父亲每次回来哪怕只住一夜，也要检查我和三宝的功课、作业。初时尚好，每次检查完毕还有奖励。以后由于我爱上了小说，隔三岔五便会逃学去民众教育馆，书店，甚至公园去看小说。父亲一检查作业便露了馅，便要受罚，自己打自己的手板。每逃学一次，便打一手板。
父亲却从来没有打过我们，骂过我们，每次都是和颜悦色，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古人“头悬梁、锥利股”、凿壁偷光，孟母断机之类的故事，或者是刘氏祖先如何发奋读书，建功立业之类。我总是左耳进、右耳出，不当一回事，依然我行我素沉迷于小说。但我每学期的成绩单拿回来，父亲却又惊诧莫名。我虽然逃学，学习成绩总是科科优秀，渐渐父亲对我的管教便放松了。
稍长，我发现父亲每次回来，祖父和母亲都特别高兴，我悄悄问母亲，母亲说：“你爹借你公的钱还完了，现在我们自己也有存款了。”之后我又发现不少的亲朋好友，沾亲带故的，都来找祖父，母亲借钱要物，几乎来者不拒，我大惑不解。每年母亲都要给“慈善会”捐不少钱。
我读五年级的时候，米价飞涨，饥民甚多，母亲还叫来我二舅买了几十石米振济穷人。看起来，我们家算有钱人了，但却房无一间，地无一亩。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从南门巷搬到草市街，以后又搬到西外街，我的好奇心越来越重。有一次我禁不住问母亲。母亲说：“人活在世上没有钱不行，衣食住行、生儿育女都要钱，所以你爹要拼命挣钱。但钱多了也不是福，要散钱免灾，尤其怕去买田、买地、买房子。
现在有人闹共产，正和政府打内战，闹共产的得了天下，有产的都得共，没有产的穷人吃得开。”我又问：“共产好不好？”母亲说：“对有钱人不好，对穷人好。你爹就认定共产好。民国二十四年过春节前后，闹共产的朱毛带领红军北上，路过叙永，你爹就闹着要去当红军。那时我和你爹刚订婚不到半年，他要去当红军，你公骂你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把你爹关了半个多月。
等红军过后，才把你爹放出来。刚放出来的当晚你爹又跑去找红军去了，到云南贵州转了一圈未找着，最后还是你公去昭通把你爹找回来和我结的婚。你爹在宜宾当宪兵时，和一个姓向的一道押送一个共产党头头到重庆去，到江津便把那人放了。姓向的没有成家，也跟着那个头头去了延安。你爹被开除军籍回了璧山。现在共产党闹得很凶，趁国民政府抗日打得精疲力尽，和国民政府争天下，他们后面还有一个叫苏联的强国支持。
你爹说，共产党一定会坐江山。所以你公、你爹，不买房、不买地，免得将来共产，找冤枉气受。”经母亲这一说，我才知道我前些年回璧山老家住了将近两年的原因，也知道我父亲倾向共产，我似乎对为穷人打天下的共产革命也有了好感。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有了“公民课”，我对此课很感兴趣。公民课主要教育学生将来要作个好公民。既享受宪法赋予公民的种种权利，也要维护宪法尊严，遵纪守法，履行公民纳税和保卫国家的义务。
上四年级那年，老师给我们讲国父孙中山先生把国民政府执政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军政阶段任务是用武力统一全国。训政阶段是提高国民素质，为实施宪政打好基础。宪政阶段，颁布《中华民国宪法》，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抗战胜利后要和平建国，现正要召开行宪国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选举总统和副总统，我国即将进入宪政民主时代。那时老百姓真正当家作主人，我们的国家真正是“中华民国”。
那年夏天，母亲又给我生了一个弟弟，但生产时父亲未在家，月子里受了风寒，有一个鸡蛋大的包在她的肚子里滚来滚去。奶水也少，小弟娃整日整夜又哭又闹，母亲只得请人给弟娃找了一个奶妈，弟娃才安静下来。这位奶妈姓付，约有二十二三岁光景，母亲让我们喊她“付三孃”，穿一身阴丹士林衣服，干净利落，人也特别能干。据说她刚生了一个女儿，才三个月就给她酗酒的男人压死了，奶胀得不行才出来当奶妈。
据母亲说，这个付三孃当姑娘时曾是我们邻居，我一两岁，她常抱我、背我去她家玩，我可没有一点印象。她不仅给弟娃当奶妈，还替我母亲下厨当起了厨娘，作的饭菜美味可口，一家老小都很喜欢她。我爱吃蛋炒饭，而她作的蛋炒饭，蛋如桂花，饭如玉粒，又香又好吃。她说这饭叫“桂花饭”，是她母亲传给她的。
记得母亲刚出月，我们家有一位远房亲戚是做米生意的，在北门码头装了两大木船米正待启运，不知得罪了谁，发动了近千人把他的两船大米“共了产”。他唉声叹气到我们家来，找祖父和母亲借点资金，重振旗鼓。母亲非常慷慨地答应了，钱给了他连借条也没有要。
那年春上，闹过霍乱，夏天，物价飞涨，才发生抢米事件，也抓了不少人，监狱人满为患。
就在这时，听说县上成立了“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事务所”，筹备由选民直接选举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各一名。筹备了两三个月，首先选国大代表。投票前，候选人先到各选举单位发表竞选演讲。正式选举投票那天，各机关、学校、团体都放假一天，全城如过节一般，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选民们穿着节日盛妆，兴高采烈地到投票点投票，选举自己心仪的人。
我也穿上新衣陪母亲、祖父母去参加选举。我们是到民众教育馆投票点去投票，大人们去排队投票，我站得远远的看热闹。为各竞选人拉票的喇叭声震耳欲聋，只听得“请投黄季陆一票！”“请投王公亮一票！”“请投XXX一票！”场面异常热烈火爆。祖父、母先投完票就先回家了，母亲投完票后，我陪着她回家。路上我问母亲，选的谁？母亲说：“黄季陆”。我问：“为什么不投王公亮？”母亲说：“王公亮是个武人，黄季陆是文人，知识渊博，当过教授，当过四川大学校长，现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文人会治国，武人只会打仗安邦”。
选举结果，母亲选的黄季陆果然当选国大代表，可见民心所向。不久，又直选立法委员，这次选举，母亲因病未参加，徐中齐当选立法委员。
母亲的脖子长有两个条状的肿块，眼睛一天天突出像金鱼的眼睛一样。饭量越来越大，吃的多，饿的快，人越来越瘦，浑身乏力。父亲回来曾把她带到泸州大医院去看过，也没有什么起色。
快过年的前几天，母亲领上我到小桥子“刘半仙”处算八字，预测吉凶。“刘半仙”根据母亲报的生辰八字推算一番，母亲问他吉凶如何？我听得“刘半仙”告诉母亲：“你今年三十五岁，四十岁有一个大坎，过得去可享古稀。最好作两手打算，一方面多做好事，一方面安心调养，可望跨过此坎”。
母亲又问：“若坎过不去，会有几个子女送终？”“刘半仙”又算了一下说：“三个子女”。我那时才十岁，对“刘半仙”说的话，似懂非懂。但说母亲死时只有三个子女送终，我想：难道母亲去世前，我们兄妹四人，有一个要先比母亲去世？这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
就在我陪母亲去算命前后，县城又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大事：监狱里的犯人暴动，打死看守，越狱逃跑。第二天我去上学，见街上打死了七八个犯人，躺在血泊里，惨不忍睹。警察追回去二三十个犯人，最后又在全城查户口追查逃犯。
母亲本性善良，平时就乐施好善，接济亲友，捐款赈灾，我都看在眼里，算命后第二年春夏之交，母亲便把二舅请来掏钱买了几十石米，救济饥民。另一方面，母亲自己知道重病缠身，怕过不了四十岁的坎，撒手西去，丢下四个儿女怎办？故算命归来后便留心给我们再找一个好心的妈，以免她走后，儿女受罪。
母亲看准了弟娃的奶妈，便主动作奶妈，父亲和祖父的工作。母亲去作祖父的工作时，祖父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刘氏先祖有“三不”族训。不作官，不犯法，不纳妾。最终，母亲以自己病重为由，费尽口舌，先说服了祖父，又说服了父亲和付三孃，在弟娃满周岁的时候，母亲终于如愿以偿。父亲明媒正娶，以“二妻”而不是“妾”的身份，把付三孃娶来成了我们兄妹四人的“二妈”。这个“二妈”当时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
酒鬼把三个月的女儿压死，她便闹着离婚，酒鬼虽然理亏，却坚决不离。闹了半年多，最终儿子归了酒鬼，父亲又拿了一笔钱作那儿子的抚养费，才正式登报离的婚。办了这件喜事后，母亲了却了一件心事，病体也似乎有了好转，一家人都面有喜色。岂知，好景不常，当时流通的法币贬值，改用全圆券，祖父大半生的积蓄存在“保厚钱庄”，如此一来贬值大半，气得口吐鲜血，进了医院，住了三个多月的医院回家来，从此落下了病根，病时好时犯，熬到共产党来了后两年，便与世长辞了。
在祖父在医院住院期间，父亲回来两次都一两天又走了。家中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母亲便把二舅陈文仲一家三口搬来合成一家，接手祖父的山货生意，并在家门前开了间杂货铺，由二舅娘经营。
由于内战，前方战事吃紧，尽传来一些战事不利的消息。一阵子风传共产党占了东北三省，一阵是共产党进了关，占了天津，一会儿付作义率领六十万大军投降了共产党，闹得叙永城人心不安。加之，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公教人员也在闹事，中学的老师开始罢教，小学的老师也跟上。我上完小学五年级母亲便把我送到离家不远的范塾师那里去读《古文观止》，去读《诗经》，刚读了半年，犯了事，被范老师惩罚，打了屁股，我便死也不去上学了。
犯的什么事？说来可笑。在范塾师那里上学的有十多个十来岁的娃娃，我当时十一岁，年龄最大，加之，家中经济条件较好，零花钱多时常买些糖果之类送给同学，大家便把我尊为“老大”。
我看过川戏，也看过不少演义小说，对戏台上，对书中穿龙袍的皇帝崇拜有加。一天心血来潮，把积攒的零花钱去纸货铺订做了一条一丈多长的金色纸龙，趁老师未上课前，我坐在老师的太师椅上，把纸龙缠在身上，叫同学们向我们顶礼膜拜。还未拜完，范老师来见了，说“这还了得，小小年纪便想当皇帝，这在前朝是株九族的罪，该打”。
把我缠在身上的龙扯下，要打我的屁股。我不依，大叫抗议：“戏台上那样多穿龙袍的皇帝，谁犯错了，该打屁股？”范老师也不和我争辩，取了条板凳，硬把我的裤子脱了，叫给我膜拜的同学过来一人给我屁股上一板子，没有打重的重打。十多人打下来，屁股打肿了，我哭着回家，再没脸去上学，便天天赖在家里。父亲从重庆回来知道我不去上学，只说了一句，“社会动乱，山雨欲来，不上也罢，在家好好自习”。再未深究。
当时风声很紧，说共产党占了南京，国民政府搬去了广州，而共产党有一支川南游击队时常在川、滇、黔交界处一带出没劫富济贫，家人都为父亲提心吊胆。这次父亲从重庆押货去昆明，经过家时曾说，最后一趟从昆明把货拉去重庆交了便歇业。哪知，“棒老二”们似乎知道他这最后一次，决不放过。父亲从昆明押货回来，在摩尼附近便被抢了，四车货被抢得一干二净，连父亲戴的博士帽，穿的西装都被剥了，带着四辆空车回来，两位母亲哭得像泪人似的，只有祖父说：“蚀财免灾，人回来就好！”
父亲垂头丧气地说“这回要把家中的钱带上去重庆处理后事，怕要倾家荡产了！”祖父依然说：“留得青山在，从头再来。”当晚父亲和母亲翻箱倒柜，把家中几年来存的黄金、白银、珠宝之类、带走大半、第二天随车去了重庆，处理后事，从此一去父亲就再没有回来。
这个“二妈”刚到我们家过了一年舒心的日子，家中便遭此一大劫。父亲走后，她便倍加用心照顾母亲、老人和我们四兄妹。还和母亲一样，眼巴巴盼着父亲早日从重庆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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