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专栏】李汉君|​​友谊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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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君

友谊的功用

一

说起这个话题，缘于散文家周涛。

他有一篇《谈友谊》的文章，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周涛散文》一书中。此文的核心观点是说，友谊“是每个人的生存利益的需要，所不同的是，不同的人所看重的利益不一样……除了利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如此有力地迅速扭转人们海誓山盟的感情。”

读罢此文，不免让人陷入了思考：

朋友间，只应有纯粹的情感，还是可将利益间杂其中呢？

如果从“万物皆可用”的角度去衡量，那么，“友谊”的功用何在呢？

若从哲学的层面来思考，“友谊”的本质是什么呢……

无可否认，在人类社会中，“友谊”具有普遍性，它几乎无处不在。

享受友谊的人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而友谊的消费者则振臂高呼：你我同志加兄弟，友谊牢不可破，万古长青！

而那些被“友谊”伤害的人，例如亚里士多德，却恨恨地说：“我的朋友们啊！世界上根本没有朋友！”

——各取所需，甚至南辕北辙，他们究竟谁说得对呢？

站在哲学的角度去看，友谊因情境而生，自会因情境而亡。人走茶凉，时过境迁，是为自然而然的事。

人群之中，如果从未出现过友谊，那反倒是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了。

人的一生，几无例外，都曾结交过朋友。尤其是青少年时期，友谊，更成为他们青葱时代的“催熟剂”。

正因如此，古往今来，世间流传的有关友谊的故事便不曾间断过。汉光武帝诏旧友严子陵入朝，与其同榻而卧，丝毫也不介意熟睡中的严子陵把大腿扔到自己的肚皮上；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之后，曾致信昔日的朋友，誓言旦旦地说：“朱元璋做了皇帝，朱元璋还是朱元璋……”即便是那些上不肯“垂眉折腰事权贵”，下不肯“清水变鸡汤”，甚至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或清流们，也无不将友谊视为人生之必需，因而才有了诗酒啸歌的竹林七贤，书画酬酢的扬州八怪。在江湖上，更有各种结拜、换帖、歃盟等与友谊相关的故事，不胜枚举。但这里，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皇帝老儿与其旧友，再怎么作出礼贤下士之状，也不过是一种并不对等的“友谊”，根本比不了江湖中那些绿林好汉、豪侠剑客，甚至都比不了勾栏粉头、鸡鸣狗盗之徒，因为这些人彼此所讲的，都是纯粹的“哥们儿义气”，并无利益关系，更非政治秀。因而，桃园结拜、梁山聚义，以及诸如两肋插刀、死生换命、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一类的故事，其中所深含的那种真情实义，哪里是刘秀、朱元璋之辈能比得了的呢！

二

但让人奇怪的是，古往今来，都说友谊重要，却无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更别说有什么专著，来高谈阔论、深究其里了。其原因何在呢？是这个问题太过简单，可以一言以蔽之，还是太过复杂，很难讲得清楚呢？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那么，人类中的友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起于何年何月呢？又因何而生呢？那是源于智人时代的某次狩猎，一个人从猛兽的口中救下了另一个人的性命？还是源于在蛮荒的旷野上采集浆果草籽充饥，有两三个人总是结伴而行，相互照应，甚至还共同分享果实？这，只能猜想，根本无从考据。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友谊，必定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

我们知道，人类的社会，是一个群体结构的社会。无论哪一个人，都是整体社会关系网络上的一丝一线或是一点一结。社会关系就是人际关系。没有这种关系，人与人便无由交集，社会也会失序。这就如同培根所说：“在没有爱心的地方，熙攘的人群并非伴侣，如流的面孔无非是条画廊，而交口攀谈也不过是铙钹作声。”可见，无论城市规模有多大，也无论人口有多么稠密，一个人，假如不在任何一个群体之中，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交集，也没有心灵上的沟通，那么，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无异于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关注到了社会关系这个问题，并把它概括为“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在这五种关系之中，除了父子、兄弟是天然的血缘关系，是生而有之的，无条件的，其它三种关系则都是后天缔结的。这也就是说，后天形成的关系，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存在的。条件在，关系存，条件不在，彼此间的关系也就消解了。在这三种关系中，君臣关系靠朝纲维系，夫妻关系靠婚约维系，而维系朋友关系的，却只有一种情感的纽带。没有了朝纲，没有了婚约，又何来的君臣、夫妇关系呢？可见，君臣关系、夫妻关系，都有一定形式的契约约束，唯独朋友关系，虽有“订交”一说，却既无“订金”，也无任何书契为凭，实在可以说结交由人，解除也由人；如欲变动已有的朋友关系，无需经过任何部门或任何一级组织批准，更不必办理什么手续，只要一方有意，随时都可“移情别恋”。

我们说，君臣关系，于国，不得不有；夫妇关系，于家，不可不有，而朋友关系，于彼于此，为什么非要存在呢？这大概缘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人类的自然属性上看，人这种生物，从来都是喜欢群体活动的，穴居则共住一窑山洞，舍栖则同在一个屋檐，实乃天性使然。犹如狮群狼群，生来就是几匹、几头合在一处，而老虎生为“王者”，终其一生都是孤家寡人，独来独往的。其次从人类的社会属性上看，既然聚集在了一处（家庭、单位、社区、城镇），置身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相互间的联系就是必然的，同时也就有亲有疏，于是乎“日久生情”，便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里，“人情”，是其它法定关系之外最具黏合力的人际关系的原素。所以，整个社会都讲“人熟为宝”，自古以来就达成了“在家靠兄弟，出门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一类的共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拢罩在大大小小、不同性质的“关系网”里。这种关系网，城市越小越紧密，到了乡镇村屯，更是网络交叉，密结难分了。

三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接下来探讨友谊的本质了。

古人在创造“友谊”这两个字的时候，显然对它已经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据辞书上说，“友”和“谊”这两个字都出现得很早。“友”在甲骨文中是个会意字，结构是由两只右手握在一起，会意志同道合者相处在一起（在古代，同志曰友，同门曰朋，朋和友是有区别的）。隶变后，把上面的那只右手换成了左手，后来，渐渐的，就写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而“谊”字，则是个会意兼形声字。《说文·言部》：“谊，人所宜也。从言，从宜，宜亦声。”本义为道德、行为合乎理义。由此可见，友谊的生发，是有一定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友谊必须以志趣相同为基础，且合于义理。而这个志趣，高尚也罢，平庸也罢，甚至沆瀣一气也罢，如果不是“声气相投”，“友谊”便断难发生，即便有，也必不能持久。这与时下所说的“三观”，倒有点相似了。所以说，无原因的“友谊”，无理由的交往，在这个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正所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里强调“前提条件”，因为它正是当初人们决意建立或发展这份友谊的出发点。

也有人认为，“友谊”的本质，就是志同道合者的两情相悦。这种说法，其着眼点只在一个“情”字上，所看重的是精神层面。但这样概括友谊的本质，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两情相悦”，只是一种精神获得，并非友谊的本质特征。例如，邻里之间的米面之谊，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情谊，但其中并无志趣可言，即便是“两情相悦”，也只不过是建立在互通有无的基础之上，不然的话，“情”便无由生，“悦”也无从来了！

说到友谊的精神层面，更为深刻的例子当是“竹林七贤”。我们知道，“竹林七贤”不是文化结社，也不是政治联盟，只是七个文化人，在高平陵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经常凑到山阳一处竹林中，喝喝酒，念念书，发发高论，如此而已。七个人不要说学术观点不同，他们的人生态度、政治理念，均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例如山涛，不久走出竹林，去做了司马昭的吏部郎，并在后来升迁时，推荐嵇康代替他原来的职位。嵇康不但不接受山涛的荐举，反而写了那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待嵇康前去洛阳“自投罗网”，在与妻女诀别时，嘱咐说：我死后，你们如遇危难，可向山涛求助——这哪里是“绝交”呢？而山涛，果然在嵇康死后，一直照顾着他的妻女。现在很多人只知二人绝交，却并不知后来山涛对嵇康妻女的照顾，更不理解他们何以会有这么奇怪的一种友谊。其实，嵇康宣告绝交，与山涛后来的帮助，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却在情理之中：嵇康那封绝交书，意在向山涛背后的司马昭一伙恶势力宣告决裂，是他借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信，主要不是写给山涛看的，或者说，绝交书意不在山涛。而在嵇康被杀时，山涛并未出手相救——当然他也救不了，同样也是政治立场使然。当嵇康死后，山涛负责照看其子嵇绍，则又事关友谊，无关政治。私交与政治，实在是泾渭分明。

嵇康与山涛间的友谊，事关利害（“利害”是立场），却无关利益（“利益”是好处）。这样的友谊只能出在那样的时代。在今天，人们的友谊很多都与利益相关，也就是说，朋友之间多半是“利益攸关者”。散文家周涛，便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当然，我们不能想象，两个有根本利益冲突的人，会志同道合，会推心置腹。但同时我们也要说，此话并不周延。且看伯牙和钟子期，二人唯其“知音”而已，有何利害关系可言呢？而“知音”这个词，究其原意，不过就是懂音乐罢了。也就是说，钟子期能够理解伯牙琴声中所抒发的情感和意蕴，仅此而已。

对伯牙来说，钟子期除了知道他善抚琴，是晋国的官员，其它情况，甚至连家住何方，可有妻小，皆无所知。反过来，伯牙也只知钟子期身为樵夫，上有父母，家住集贤村，其它也也是一无所知。唯其“知乐音”，才是彼此间的媒介，中间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再有管鲍之谊，更可以说明利益并非友谊的决定因素。他们二人合伙经商时，倒是利益相关，但却一个总是得利，一个总是吃亏。用管仲自己的话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商人重利，但鲍叔牙却宁愿吃亏，后来甚至把自己的相位都让给了管仲——这个亏就吃大了。从经商吃亏，到主动让出相位，鲍叔牙得到了什么利益吗？显然没有。伯牙、钟子期之谊在于“知音”，鲍叔牙、管仲之谊则在于“知人”，他们所看重的，都不是物质利益。这正如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所说：“虽然我们的友谊的确产生了许多物质上的好处，但是我们互相爱慕的最初动机并不是为了得到这些好处。”（西塞罗《论老年 论友谊 论责任》商务印书馆2013版59页）

利益，正是友谊的腐蚀剂。一切友情的败坏，都是从利用开始的。

过去，我们经历过用阶级立场划分人际关系的年代，所谓“亲不亲，线上分”。这期间，很多人因为昔日的“友谊”而受到了伤害，有的被朋友出卖，有的被朋友中伤，令人痛心疾首。刘涛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其实，这样的事，古今中外不乏其例，富兰克林甚至感慨：“有三个朋友是忠实可靠的——老妻，老狗与现款。”的确，友谊一旦必须用政治标准去衡量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十分脆弱，甚至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当然，像富兰克林那样，显然也有些偏激，不足为训。

说这么多，友谊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友谊就是人类建立在思想、情感或者物质上的一种需求。

需求，才是友谊的本质。

没有了需求，友谊便无由发生，已经建立的友谊，也会在某个阶段消失殆尽。

我们说，友谊的发生，不过是人类在参加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对自己某一方面需求的获取。这种获取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精神层面上的，一个是物质层面上的。

彼此因有精神层面上的需求而形成的友谊，我们可以谓之曰“君子之交”。不过，在这里，“君子之交”却并非只有“淡如水”的意思，也可以淳如酒，甚至浓如血。其原因在于，这种友谊的生发，完全是基于“对一个人的美德的信赖”（西塞罗语，同上书）。这种美德，最关键的一点，莫过于以诚相待。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那些城府极深的人往往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其原因就在于，他

们与人相处时不是襟怀坦荡，赤诚相见，而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交友，这样一来，哪里会有真正的朋友呢？

我们说，伯牙和钟子期，确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情谊。他们之间友谊的产生，首先是因伯牙对钟子期有“知”（或者说“懂”）的需求，而钟子期恰恰能听出其琴声中的“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流水”，是知其音声者，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成为了“知音”。假如伯牙像孔子所言“人不知而不愠”，没有寻找知音的需求，那他只顾弹自己的琴好了，又何必要他人知其琴音曲意呢？无求于人，不与人交往，友谊又怎么会发生呢？

另一种较低层次的友谊，就是基于物质利益之上的需求了。这样的友谊莫说古代，就是你我身边，也是相当普遍的，此种“常谊”，无需多说。

当然，也有精神上、物质上，二者需求相辅相成、混在一起的情况。但我们说，即便是那样，“需求”仍然是它的基础，是它本质的特征。

将“友谊”的本质概括为“需求”，目的并不在于揭示它具有利己的一面。人皆有私，是为天性。反倒正因如此，友谊本身所含有的那种利他性，才被人们倍加珍视。这也是友谊得以存在的根基。

至于友谊的种种表现，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内容，在此，只转录王鼎钧《黑暗圣经·墙后的跷跷板》里面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人生在世有一个人事网，这个人事网由他的各种需要构成。一旦环境变了，地位改了，他的需要今昔不同，人事网必须重组。此其一。

人生在世都有“形象”，形象是“别人眼中的我”，除了“别人眼中的我”，还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我”，人奋斗的目标是拉近两者的距离。人一旦富了贵了，改变了“自己心目中的我”，也要把以前留下的“别人眼中的我”消除。此其二。

由于一，当年他最倚重的人，今后是他最疏远的人；由于二，当年他最亲密的人，今后是他最防范的人。

作者简介：李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