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金佩如·推独轮车记
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经历，不时地会浮现于脑海。那经历虽不长，却是那么鲜活，那么刻骨铭心。它既是伤痛，却也具有激励的作用。那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呢——
上了年纪的人忘不了大跃进、大炼钢铁那段岁月，人们对山林大规模地滥砍滥伐，终于在62年秋季遭到报应：连天的暴雨导致四处山洪暴发，结果酿成一场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那年洪水之猛，是所有活着的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在我知道的邻近地名中，只有须宅堤埂无损而未受洪涝之灾，其他堤埂悉数决口。
在水灾来临之前，62年刚跨入夏季，我家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我二哥在兰州丢了工作，而且千辛万苦将户口迁入兰州之举，也成为白忙一场——他被精简下放回原籍！这一重大打击，使家庭经济顿时陷入窘境，解决眼前的生计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
秋季的特大洪水刚过，我和三哥筹划起如何赚钱的事。当时老家的经济如一潭死水，找一份像样的工作连做梦也不敢想。即使出身比我们好、能力比我们强、门道比我们多的人都在家“孵豆芽”（家乡方言，意即失业在家苦挨）。有门路的能给泥水匠做小工，已使人羡慕不已，因为小镇较具规模的土木工程很少，公家活儿无非是些小修小补的零星活，拌灰递砖之类的小工，多被一些有人情交往的头面家庭妇女包揽了，绝轮不到我们（至于个人修灶筑漏，根本不需要请下手帮忙）。
只记得有一次，建造猫山粮库，工程大，需要大量小石块作混凝土材料，工钱以石块的体积计算。这种活就是自己去山边地头寻找石块，将它们敲成符合标准的石子，所以还需要自置小榔头与扁担畚箕。当时的小工，日薪八角，按体积敲石块，大概能得两元钱左右，体力好的，当然所得更多，毕竟因多劳多得发挥了作用。但这样的小工没干上几天就结束了。
当时章镇成立了一个副业队，收罗镇上无所事事的闲散青壮年，申请即可加入。因为该组织无任何福利保障，即使工伤、生病，全得自己负责，但却要缴纳少量的管理费。副业队以独轮车为主（家乡道路崎岖不平，独轮车遂大行其道），临时小工也属于它管。而整个副业队隶属于镇办草包厂，该厂有几台编织草包的人力机器，编织的草包销往附近的乡镇。
大家经历了特大洪水肆虐，领教了它的厉害，草包作装砂土堵洪水之用，也是应运而生的产业。草包厂厂长由居委主任沈七梅兼任，三哥向沈厂长提交要求加入副业队的申请，很快获得批准。为何获得这份差事如此顺利？因为独轮车得自置，货源无保障，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譬如哪里有货物要搬运，副业队就派遣独轮车去。
章镇原有个正牌搬运站，是不能随便介入的，叫作“交管站”。比较挣钱的活，必须先满足他们。他们不要或顾不上的，才通知草包厂属下的副业队。沈厂长为大家跑腿，自然不能白干，所以要抽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具体数目记不清了。
有了沈厂长的批准，我们开始置办独轮车。置办一辆新的，估计得上百元，那是一笔巨款，不容易筹措，且准备木料置办车轮都不是容易事，故只好买辆二手的。运气奇佳，三哥打听到汤浦某生产大队正在低价处理一批独轮车，每辆只要三十元！手头没钱，只好向放高利贷的莫某借得三十元（月息两分，即百分之二十，按月得交付六元，可谓真正的高利贷！）买了一辆八成新的，可说捡到了便宜货。
三哥当年21岁，差可胜任推车运货。力气单薄，记得有一两次我一块儿跟去做帮手，帮着装货，帮着拉拽。一般可以推三、四百斤货，每斤运费八厘到一分不等（看路程远近），一天约可得三、四元钱。那时一般的职员，薪水才三十来元。我看挣钱比较多，也动了心，如果一人一辆，挣的岂不很可观！于是要求三哥再去汤浦看看还有没有旧车可买。
运气又一次不错，独轮车还有，只是“落脚货”，质量不如第一辆，也只好将就了。此时，借莫某的高利贷已还清，再去与他商量，他答应利息减半，不知是否他的良心发现？总之是好消息。这样，我也加入了副业队，那年我不满16岁，是全车队年龄最小、体力最弱的一员。
副业队一共约二十来个推独轮车的，多是青壮年。年龄最大的有两位，约40多岁了，一个叫“裁缝老王”，另一个叫“摇头阿鹤”。派工流程一般是吃罢晚饭，去草包厂（设在江边的陈家台门内）“灵市面”（即打听消息），看明天哪里有货。当时最常跑的路线是岭南的石堂庙，离章镇三十华里，那边算是货物聚集之地，大致有红薯、木材、金刚藤根（酿酒或做食品用）等。另⼀路线是张村，运送稻谷。
时序渐渐进入寒冬，中午的饭包加温成了个棘手难题。饭菜盛在大陶瓷缸里，将它用棉絮和布包裹严实，这样到中午打开，还有一点余温，否则，冰冷的饭菜吃进肚里，会打寒颤。
清晨五点多，太阳还没露脸，我们就要上路。浓霜布地，呵气成雾，我们全身“武装”：戴上棉耳帽、手套，穿上破旧的保暖衣裤，脚踏草鞋，有的还腰际系根绳用以保暖。泥地冰冻得硬邦邦，车轮一路“得、得”弹跳，三十里大约得花上三个钟头。
这里特别得交待一下路况。本来的路线，比较好走，上下两回堤埂就可以了，其它均为平地。因为上述那场洪水，将原先必经之路的南堡堤埂冲出一个大缺口，行人都难通过，更何况载货的独轮车。所以改道南堡对岸的西方、须宅路线，这样就多出过河滩、爬西方岭及多次上坡落崁等麻烦，特别是西方岭。
石塘庙货源最多，故跑的次数也最多。我置了独轮车第一次就是跑那里运载红薯。我年纪最小，刚从下畈地农场回来不久，骨瘦如柴（农场半年常处于半飢饿状态，正值发育阶段，连稀粥都不饱，更不要谈营养了），体力自然很弱。一人操控，难免胆怯，于是邀请邻居、也是房东的儿子利生（后来成为妻舅）作伴，装载了二百斤红薯，他帮我在前方用绳子拉拽助力，我在后面抓着手车柄把持平衡，使力推进。
独轮车不易把握，很易侧倒，侧倒扶正，推没多远又侧倒，再扶正再推。无数次侧倒，自然更易消耗体力，一路跌跌撞撞，好不辛苦，落在车队最后面。待到了白虎山脚吃中饭地点，大家都已饭毕马上就要启程了，我俩匆匆吃罢，赶紧打点跟车队出发。接下去比较顺手，基本不再侧倒了，但到了藕浦村头的溪上桥，虽然桥宽两米多，还是胆怯不敢过，生怕一不小心翻侧掉到桥下可不得了，记得是三哥帮我过的桥。
藕浦与须宅一溪之隔，上架一座小木桥，虽窄，但桥低且短，心里不慌，前有老手扶持，不难通过（一般危险地段，前方或拉或扶，都是相互帮着通过）。西方岭被公认为最吃力的一关，岭长而陡，且凹凸不平，还有到了这里，体力剩余不多，更增加一分心理障碍。那些老把手，一次装载五、六百斤是平常事（有些体力好的，装七、八百斤），上西方岭得有两人在前方牵绳索拉拽，把车的在后面使劲推送，额头的青筋都鼓起来了，汗滴也瞬间从面颊流淌，是何等使蛮劲的场面！
当然，我只有两百斤货，比起来算小菜一碟。运载红薯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车队停下暂歇时，可随意吃生红薯。当时粮食紧张物资匮乏，生红薯也是不小的诱惑，几乎人人都会趁机啃它几个的。虽然装货时要过磅，到了目的地章镇粮管所交货还得过磅验收，但误差两、三斤是不会被追究的。不过车队中也有异类，有个娄某，只要看到有人在吃红薯，必定叽叽咕咕数落人家一通，说国家的财物怎么可以随意拿。道理在他一方，但没人去理会，照吃不误。其实此君也非道德高尚，只是个性喜标新立异批评人，他还向粮管所举报。我后来这样想，要有正常的文明环境，才可谈论道德观，才能以道德作为规范。譬如一个奴隶偷吃了主人家的面包，即使被扭送见官，要是位有怜悯心的法官，也不忍责罚他的。
后来蕃薯运完了，有一批原木得运往外地，章镇是转运站，我们从石塘庙运到章镇卸货，然后由木船再转运到外地。知道按材积计运费，但不知道这里有窍门。我们⼿车队多数是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只见他们动作敏捷，在木材堆里翻弄寻找，不一会就将车子装好。我们不知道怎样挑选较合算，力气单薄，拿方便的装，一直运到目的地，才知道我们装的木材最不划算！原来材积按小头的口径为准，懂行的，挑两头粗细差不多，材积接近真实。而我们装的，都是人家挑剩，口小尾部粗，是很吃亏的。
虽然懂得了门道，但下次去，还是照样吃亏。一则力气小翻动挑选不易；二则有些人眼明手快，将选中的挪动一下就算是他的，紧接着去挑别的。手法有些霸道，但我们在队伍中算是弱者，怎敢与人争。
因为大家干的是体力活，食物匮乏体力普遍不足，所以一般人都惜力如金，不肯随便帮人的，也难怪。记得有⼀次去张村运稻谷，要过村口的木板桥，桥面长且窄而高（长约十来丈，宽约两尺，高约三丈），看着心寒，是事先不知道的。正在为难时，出现一位热心伙伴，他叫董国祥，三哥初中的同学。他体力强，又是老手，我三百来斤货，他连帮手也不要就过桥了。三哥载得较多，为安全起见，还是一扶一推过的桥。国祥体力虽好，哪有十分保险的事？所以我至今仍感激他。听说当地农民挑着重担过桥也胆颤心惊，尤其毛柴稻草之类体积庞大的，有被风刮下桥跌伤的传闻。只那么一次，我们再不敢去那边了。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上西方岭的经历。那次运的是小竹子，货源在石阔，只十五里路，自然运费低很多。为弥补损失，那天我装了四百多斤货，是我推车以来装得最多的一次。路程虽近了一半，但因为货重独轮车更难操控，体力消耗也较多。到了西方岭下，所剩力气无几，横在眼前的却是令人畏惧的陡岭。即使前方有两人拉拽牵绳，我还是得出足力气使劲往上推。由于过分用劲，一到岭顶，突然大腿猛烈抽筋，痛得一下子跌倒在地，整个人像虾那样卷曲起来，根本无法起来。大家赶紧扶我坐地上，只要扶的一松手，我立即又侧倒，连坐都不能更不要说起立。我使劲按摩大腿，好久疼痛才渐渐减缓直至消失，大腿可以伸直了。由这一次经历，才明白我们老家那段曹娥江为什么经常有识水性的人淹死，小腿抽筋或许尚有救，大腿抽筋则是必死无疑。所以识水性的被淹死，打捞上来的都呈卷曲状。
因身体羸弱，且货源不足，我们出勤率很低，可谓一日打鱼，三日结网。一个月大约只十天左右，论收入也有五六十元，相当于两个赚最低薪的职水。看似也还可以了（毕竟独轮车的维修成本极低），但问题在于买黑市米，那正值三年困难的飢荒年头，黑市大米每斤二元到二元五角。我们除定粮外得添补一斤大米才有力气干这行当，二十来斤黑市大米，就耗去了四、五十元，所剩无几。还有两个原因：春雨连绵，道路泥泞，不宜推车，此其一；三哥准备第三次考大学，我也准备报考高中，要准备功课迎考，此其二。
因此将两辆独轮车先后转售，结束了为时不长的推车生涯。如今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有些事印象模糊，铭记于心的都是些艰难片段，虽对人生意义不大，还可能戕害到身心成长，但想忘记也难。我们弟兄四人，竟都与独轮车有过一段缘份，既是我家的伤，也记录那代人的灰暗一页。不过从另一角度看，却似乎折射出我们的命运轨迹，从无奈艰困渐入佳境的过程，形象而富含启示。
请看：62年我们使用一个轮子的独轮车，承载着一线生机，摇摆难控，推得好生辛苦，连温饱都难。十六年后，我骑着两个轮子的脚踏⾞，无论身体与心情，轻松了许多，前景也初露曙光。再十年，有了四个轮子的轿车，驰骋在自由的土地上，为理想而拼搏，无拘无束！
由此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轮子多寡，既反映时代的兴衰，也反映个人、家庭的兴衰。如若不信，朋友，您数一数家里有多少轮子，可能会认同我的看法。此权作戏说吧！
命运之神终于肯眷顾我们，使我们感恩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