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大地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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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被黑夜遗忘
然后我在黎明醒来
我曾经被天空遗忘
然后在飞鸟翅膀上醒来
我曾经被自己遗忘
然后我在爱人的怀里醒来
我曾经被醒来遗忘
然后我在梦中醒来
（庞培：《爱的记忆》）
小引
中国的文化线路，我曾经走过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徐霞客的旅行线路，是我的第三次成系统的长旅。《徐霞客游记》，早年是读过的，但如同读《山海经》一样，由于对其中所述地名所知甚少，所以它的文字犹如迷宫，令我无所适从。相对于大地，我们只能看到它某个局部，而不可能有一视角从整体上对大地进行观察，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正是对我们处境最准确的表达。
但是，在没有卫星定位，甚至连道路系统还不完备的明代，徐霞客就开始了用脚步丈量大地的事业。从徐霞客的笔下，我们常会看到他对道路做出这样的评价：“路甚荒僻，或隐或现，或岐而东西无定，几成迷津。”①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的脚步，他一生足迹遍及今天的21个省、市、自治区，“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在他56年的生命中，他花了40年的时间进行大地考察，完成了2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这是一部大地之书，重塑了中国人对大地的认知。
2010年，我随上海电视台《霞客行》剧组，重走了徐霞客第四次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行旅路线。我们从徐霞客的故乡江阴出发，一路经过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省市区，最终抵达徐霞客一生旅行的最远点——云南腾冲。沿途零零散散，写下一些日记。因为拍摄忙碌，行程紧张，有时连睡眠时间都不够，所以这些在摇晃着的车上、在旅馆里写下的文字，我一直放在那里，未曾动过。10年之后，因为整理书稿，我才把它们重新翻拣出来。重读这些文字，想起当年拍摄的艰辛，竟别有一种感动，对徐霞客的敬意也丝毫未泯。虽只是零章断简，中间漏掉了许多行程，即使抽时间记录，有时也言语不全，今日整理时将其补全，但年深日久，记忆难免出现错乱。文中将徐霞客的行记（楷体字部分）与我的日记相对照，更让我对徐霞客感到亲切，宛如一位同行的友人。他所经历的一切，在我的行旅中，都历历在目。沿着徐霞客的道路行走上一遍，哪怕只有一遍，对我，已是生命中难得的际遇，亦是一种无上的荣光。每当想起这次旅程，一种骄傲之情都会油然而生，为徐霞客，更为我们亲历过的大地山河。
丙子（公元1636年）九月十九日
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欲候黄石斋先生一晤，而石翁杳无音至;欲与仲昭兄把袂而别，而仲兄又不南来。昨晚趋晤仲兄于土渎庄。今日为出门计，适杜若叔至，饮至子夜，乘醉放舟。同行者为静闻师。
2010年4月21日星期三江苏江阴市阵雨
江苏学政衙门，变作了今日江阴的中山公园;学政衙门跟前那些形态各异的生员，变作广场上一组真人大小的铜像。他们以不同的表情面对着昔日的皇榜，从字里行间搜寻着有关他们未来的讯息。对于大多数生员来说，张贴皇榜的那道砖墙无情地阻挡了他们的去路，那是一道黑色的墙，不是他们道路的开始，而是他们道路的终点。对于绝大多数自幼苦读的人而言，这道墙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超越的事物，他们命运的极限。他们的梦想，在这里戛然而止。
四百多年前（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在那些失望、悲痛、愤懑的面孔中，有一张是徐霞客的。那一年，徐霞客15岁。像所有殷富人家的年轻人一样，他被裹挟到一场以“科举”命名的赌局中。在徐霞客的家族中，从徐颐开始，已经有五代人，前赴后继地，在那条看不到尽头的道路上，耗尽了生命。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奖励，朝廷的奖励机制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中国的官场，从来没有像明朝中后期那样混乱和无序，大明帝國的皇帝，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炼丹爱好者，除了刻苦钻研炼丹术，他对朝廷的一切事务均无兴趣。长期见不到皇帝的大臣们莫衷一是，宦党们如鱼得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皇帝的默许下，明朝的政治，已经沦为少数人的圈内游戏，闲人免进。它像一个绝缘体，与绝大多数人无关。
即使进入官场，那也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据说，当年朱元璋每天上朝的时候，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就表明这一天他会仁慈些，少杀几个人;如果他把玉带压在肚皮下面，就会有许多官员死于非命，帝国的官员们——那些科举制度的幸运儿，在金榜题名的那一天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朝不保夕的生活。据说当时的京官，每日上朝时都要与家人生离死别，因为他们每天都有可能遭致杀身之祸。或许这种人生的不确定性，使明朝官员们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于是，贪污受贿、及时行乐，成为当时的官场主流。徐霞客站在江苏学政衙门前，表情严峻。他看到了身边一位耄耋之年的老童生，脸上核桃一样的皱纹里布满泪水，年轻的徐霞客从他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江阴马镇的徐霞客故居，房子是新修复的，只有庭院里的罗汉松是徐霞客的遗物。徐霞客改变了一棵树的命运，把它从花盆里移栽到大地上。我们的拍摄，就是从这株树开始的。我把它当作徐霞客本人，出发前，向它深鞠一躬。
徐霞客所处的明代，摆在士人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科举，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去匡扶天下;要么隐于林野，像徐霞客后来的朋友陈继儒一样，去独善其身。但徐霞客两条都没有走，在历史地理学远没有成为独立学科的明代，他选择做一名历史地理学家。从迈出家门的一刻，他就把自己交给了大地，如清代学者潘耒所说：“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230年后，当他回到家园，已是双足俱废。
漫长的路，还给他的是一张沧桑的脸、一双不能行走的脚，当然，还有一部《徐霞客游记》。此前的中国，有过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宋代范成大的《吴船录》、元代刘郁的《西使记》、明代马欢的
《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但仍然缺少一部整体性的大地之书。《徐霞客游记》就是一部大地之书，它的复杂性，它的跌宕和迂回，都与大地的结构相吻合。钱谦益评价它：“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3
每个人都在谈论“天下”，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天下”有多大？“天下”又是什么样？即使在明代，人们对于“天下”的认识，依然没有超出《禹贡》中描述过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4。到宋代，中国人对“天下”的认识比起大禹划定的九州也没大出多少，只不过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增加，模模糊糊地知道平常所说的“天下”只是指“中国”而不是“世界”的全部。北宋石介写过一篇《中国论》，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5南宋黄裳绘《地理图》，“天下”收缩为西起岷山，东至新罗，北达阴山，南到琼州的区域。可见当时中国人空间意识的模糊不清。徐霞客准备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这个“天下”，用自己的笔去描述一个真实的“天下”。
徐霞客选择了一条自己的路。他从功名的道路上逃离，去建立自己认可的“功名”。钱谦益说他“万卷劫灰，一身旅泊，一意抛弃世事，皈心空门;世间声名文句，都如尘沙劫事，不复料理”⑥。那是一条必死之路，也是一条求生之路，是地狱，也是天堂。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22岁的徐霞客正式出游。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乡。直到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徐霞客28岁以前，他游览了太湖、泰山等地，没有留下游记。
自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28岁至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48岁，历时20年，徐霞客游览了浙、闽省份及南方的黄山和北方的嵩山、五台山、华山、恒山诸名山，但游记仅写了一卷，约占《徐霞客游记》全书的十分之一。
自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51岁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54岁，徐霞客历时四年，游览了浙江、江苏、湖广、云贵等江南大山巨川，写下了九卷游记。
就在徐霞客决定进行生命中最后一次长旅的年头（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帝国已陷入一片混乱。李自成已经随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东下，由河南进入安徽，攻下了明朝中都、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把明皇陵付之一炬，然后，李自成和高迎祥分兵进入陕西，高迎祥遭遇了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被俘遇害，李自成从此被拥推为闯王。同一年的四月初五，在更加辽远的北方草原，皇太极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正式称帝，放弃了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国号，定国号为“大清”，这次改元，变化是实质性的，因为“大金”或者“后金”的命名，采用的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序列，而“大清”，则如同“大唐”“大宋”“大明”一样，纳入了中原主流政权的序列，从这一天起，同明朝争夺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就成为皇太极唯一的政治目标。动荡的时局，随时可能粉碎徐霞客最后的梦想。
这就是徐霞客生活过的明代——政治上空前酷烈，东厂、西厂、锦衣卫大显身手的明代，从迷恋酷刑的朱元璋，到杀人如麻的张献忠，到处风声鹤唳。这个朝代流行的刑罚包括：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枭首、凌迟等，仅看名称，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与身体的惩罚相对应的，是对精神的规训。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月，朝廷下令开科取士，十月定国子学制度，至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京师与各行省开始大规模乡试，这使大明王朝的文化建设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但这只是表象，硬币的另一面是：自洪武年间，天下学校生徒必须背诵《大诰》，明朝的统治者正式下达了思想禁令，这篇《大诰》文理不通，其粗鄙的文辞与蛮横的态度一看就知道出自朱元璋的手笔，然而它成为人们记诵和膜拜的对象，全国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学《大诰》运动。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诋毁理学的饶州儒士朱友季遭到严厉惩罚，“这一异乎寻常的象征性信息传递了官方严厉的训试和规劝之后，知识与思想已经被权力确立了大体的边界”⑦。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八月，御史张讷向朝廷提出政策建议，主张拆毁天下所有讲坛，以实现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言论空间的全面覆盖。在这一政策主张下，官方意识形态表现出它战无不胜的威力，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等一切书院迅速在帝国的版图上消失。⑧士人被赶进一条狭窄的死胡同，那就是科举，而科举考试的“教材”是“四书”“五经”，其中所有不利于皇权的内容，比如孟子就曾说过“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⑨这样的话，一律被删除，以便选拔对朝廷听话的举子，对皇帝至死效忠。明朝的臣子，已经沦为皇帝的奴仆，抄家凌迟打屁股，皇帝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彻底失去了宋代君臣共治天下的地位，中央集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明朝政府打造了一条符合自身要求的知识加工厂，所有的生产车间都受到严密的监控，必须符合严格的规章制度，这条流水线上出品的，都是整齐划一的标准化产品。这就是明代士人的处境。他们只能拥有死知识，而不能拥有活思想。他们的大脑只是用来记忆和存放官方规定的信息，而不能思想，只有皇帝一人，具有法定的思考权。连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高攀龙都承认：“学者幼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者。”j有意思的是，政府的网撒得越大，它的漏洞就越多。在禁令之外，一个民间文化空间正在形成。如同张讷指出的：
南北相距不知几千里，而兴云吐雾，尺泽可以行天;朝野相望不知几十辈，而后劲前矛，登高自为呼应。其人自缙绅外，宗室、武弁、举监、儒吏、星相、山人、商贾、技艺以至于亡命辈徒，无所不收，其事则遥制朝权，掣肘边镇，把持有司，武断乡曲，无所不为;其言凡内而弹章建白，外而举劾条陈书揭文移，自机密重情以及词讼细事，无所不关说。
在徐霞客身边，陈继儒、陈老莲、董其昌、陈子龙这些民间士人，慢慢从文化边缘走向那个时代的文化中心，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人的“格物”之学也已露出了端倪，如果没有满人马踏南中国，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可能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明代成为现实。
徐霞客用他的脚步，穿越知识的荒蛮地带，它既是现实中的旅程，也是精神上的旅程。是谁改变了徐霞客的命运？这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一个人能超越他的时代吗？在三百多年后的风雨中，我们从徐霞客出发的地方出發。三百多年前的徐霞客，把今天的我们又牵上了路。我们期待着，我们对历史的迷惑，能够在那条道路上迎刃而解。
九月二十日
天未明，抵锡邑。比晓，先令人知会王孝先，自往看王孝先时，已他出。即过看王忠纫，忠纫留酌至午，而孝先至，已而受时东归……饮至深夜，乃入舟。
4月22日星期四苏州市阴
摄制组一行五人昨日雨中从江阴出发，经无锡，抵达苏州西山时，已是大雨瓢泼，说水天一色并不过分，因为在雨中已看不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只看到芦苇成群结队地偎在岸边，在风雨中瑟瑟发抖。
晚饭时喝了一点黄酒，暖暖身，然后各自归房。拍摄纪录片，不同于拍摄电影、电视剧，不可能在棚里集中拍摄，纪录片的拍摄大多在游动中，既然在野外拍摄，就不可能有好的酒店可住，只能“入乡随俗”。我的房间不到十平方米，但还是要店家在床边加了一张小桌，她又拿来一盏简易的塑料台灯，尽管疲累已极，但还是看了几页书，写了几句话。窗外大雨如注，只有这盏孤灯，对抗着无尽的黑暗。风雨飘摇中，唯有青灯黄卷，让人感到温暖。现代人真是越来越娇气，徐霞客的时代，没有越野车，没有高速公路，连台灯都没有，有的只是一颗不知疲倦的心，和永不停止的写作。对徐霞客来说，旅次中的写作，不是辛劳，而是慰藉，是一种不离不弃的陪伴。
旅途的第一个夜晚是最漫长的。窗外深不可测的雨幕，更令人觉得茫然和无助，觉得自己像一片树叶，会被随时卷入大雨中。一个人一旦离开家园，安全感顿会消失。如果回头，一切还来得及。那个夜晚，我心生疑问，孤苦无援时，徐霞客是否会感到后悔？他内心的虚弱将与谁人倾诉？但我知道，徐霞客是一个内心十分强大的人，他真正的强大，在于他能忍受寂寞。
早上起床时，雨停了，远处的山影如淡淡的墨痕，天地为之一新。早饭后，收拾好设备，启程前往苏州和松江。徐霞客在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暮色中，顺江从虎丘边经过，泊于半塘。三天后，他在松江佘山脚下见到了陈继儒。
九月二十四日
眉公远望客至，先趋避;询知余，复出，挽手入林。饮至深夜。余欲别，眉公欲為余作一书寄鸡足二僧，强为少留，遂不发舟。
4月23日星期五上海松江区晴
徐霞客《游记》里提到的眉公，就是明代艺术、思想界大名鼎鼎的陈继儒。尽管大明王朝一再强化国家的政治权威，但仍有士人把文化视为一种超越政治的力量，尤其明代后期，思想越来越多元，如黄宗羲所说：“有明学术，宗旨纷如。”?陈继儒就是最有影响的民间士人之一。
北宋时期就出现过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相分离的现象，北宋的政治中心汴梁，集中了朝廷主要的政治资源，而在咫尺之遥的洛阳，却是文化精英云集之地，北宋思想史特别是理学史上的几位重量级思想家，除周敦颐和张载之外，邵雍、程颢、程颐、司马光等，都同时居住在这里。在朝廷的权力之外，他们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王国，一个不受政治左右的文化、思想与信仰的王国。这一王国，一经建立，就遵循着自己的法则，有条不紊地发展着，坚韧，顽强。
陈继儒在东佘山隐居了几十年，我们找到了他隐居的江湾，原来山坡上的房子虽然没有了，但那里的情致还在。那里的水湾、山林，都那么适合文人停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了他的书画，许多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陈继儒对经、史、子、术、释、道等皆研究极深，编订有《宝颜堂秘籍》457卷。那时的松江县，政治上云淡风轻，文化上却波涛汹涌。松江有幸，收纳了许多像陈继儒这样的文化精英。
陈丹青说：“巴黎出了雨果与波德莱尔，巴黎所以风流;伦敦住着狄更斯与王尔德，伦敦所以风流;彼得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详详细细描述了，所以彼得堡风流;东京有过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于是东京风流;纽约有过伍迪·艾伦和安迪·沃霍尔，于是纽约风流……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城市不曾遭遇这样的人物……城市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地给他们想象的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一个没有出现过文化领袖的城市，无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是一堆由石头组成的垃圾。陈丹青说：“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如果没有鲁迅，就寂寞多了，失色多了，30年代的上海文化因为有鲁迅在，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分量，有了文化的制高点。”?
17世纪，上海还不存在，而松江县，则是大明帝国东部版图上一个优美富庶的小城。陈继儒的存在，令人对17世纪的松江县刮目相看。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如今不会有了，因为当今的知识分子，纵使居江湖之远，脸上仍然挂满谄媚的表情，老百姓不会热爱这样的表情，官场也会嫌弃他们。所以说，当时的松江人民是幸运的，他们也对这份幸运心知肚明，将陈继儒这等文化名人的画像，在茶楼酒肆这类消费场所广泛张贴，有点像今天的拥趸，把他们偶像的照片贴得到处都是。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这一称谓，是对民间士人文化权力的世俗表达，简明而透彻。严嵩的死敌、官至内阁首辅的松江人徐阶曾多次进山探访陈继儒，这位政治王国里的“宰相”与文化王国里的“宰相”会面，是明代历史中十分有趣、动人的一幕。
据《徐霞客游记》记载，身为布衣的徐霞客受到了同为布衣的陈继儒的厚待，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在松江拍了一些镜头，然后沿杭新景高速公路，向千岛湖、衢州方向行进。下午抵达杭州，天气晴好，在西湖拍摄，夜宿桐芦。
十月初九日
甫至峰头，适当落日沉渊，其下恰有水光一片承之，滉漾不定，想即衢江西来一曲，正当其处也。夕阳已坠，皓魄继晖，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即有登楼舒啸，酾酒临江，其视余辈独蹑万山之巅，径穷路绝，迥然尘界之表，不啻霄壤矣。虽山精海怪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而况寂然不动，与太虚同游也耶！
4月25日星期六浙江金华市阴
昨日黄昏，攀金华北山，看到一枚巨大通红的落日。浙江的西部，万山之上，落日隆重地出场，万般明亮。当它降落到接近山梁的高度时，我才敢直视它。四下无人，只有风声在耳。在这样苍茫的情境下，心里自然会想到徐霞客，想他是否会像我一样，站在这日落的山头。
夜宿农家，在半山，叫鹿田村，睡前翻读《徐霞客游记》，果然发现，曾有一枚落日，如一盏高悬的灯，照亮他的孤旅。他这样写“：夕阳已坠，皓魄继晖，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这文字，中国的作家，写不出来。
他几乎一生都没有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他给妻子的家书少得可怜。在徐霞客的时代里，他像一个哑巴，把所有的话藏在心底，写在纸上（据说他写了3000万字，留到今天的，只有60万字），等待他未来的读者，在很多年后的夜晚，枕着风声，掀动早已苍黄的纸页。
早上汪伟和两位摄影师四点起床，上山顶拍日出。我昨夜读书很晚，早上没有随他们上山，一直睡到七点多钟。下午由浙江常山县抵达江西玉山县，休整半日。
十月初十日
出（冰壶）洞，直下里许，得双龙洞。洞辟两门，瑞峰曰：“此洞初止一门。其南向者，乃万历间水倾崖石而成者。”一南向，一西向，俱为外洞。轩旷宏爽，如广履高穹，阊阖四启，非复曲房夹室之观。而石筋夭矫美丽，石乳下垂，作种种奇形异状，此“双龙”之名所由起。中有两碑最古，一立者，镌“双龙洞”三字，一仆倒状者，镌“冰壶洞”三字，俱用燥笔作飞白即书法中之飞白体，笔画枯槁而中多空白之形，而不著姓名，必非近代物也。流水自洞后穿内门西出，经外洞而去。俯视其所出处，低覆仅余尺五，正如洞庭左衽之墟，须帖地而入，第彼下以土，此下以水为异耳。4月26日星期日金华市晴
早上起床很早，拍摄晨曦中的富春江。富春江水量充沛，两岸草木葱茏，景色优美，但水面比较脏，像一面被弄脏的镜子，有树枝、杂木，甚至死猪从水面上接踵而至，没有人能把这面镜子擦干净。
下午拍摄金华岩洞。金华有八大岩洞，其中最有名的，是双龙洞和冰壶洞，中学课本中收有叶圣陶的文章《记金华的两个岩洞》，几乎使双龙洞和冰壶洞尽人皆知。如今，为了“整合旅游资源”，这两个岩洞已被打通，游人可以从内部穿越。双龙洞的洞口仿佛一张扁平的嘴，水面距离洞顶只有三四十厘米，站着是走不进去的，我们须平躺在船上，才能逆着水流漂进去。久辛躺在船上，把摄像机紧拢在怀里，镜头向上，洞口的上沿就贴着我们的鼻尖掠过去。可惜的是，剧组没有水下摄影机，不然就会从水底拍摄洞内，甚至可以把船底也拍进去。
进入双龙洞后，空间一下子变大，起承转合，仿佛巨大的地下宫殿。这是大自然的建筑，它的设计方案，时常超出我們的想象。
如果没有这些岩洞，我们几乎无法窥视大山内部的美景，如徐霞客所记：“石乳下垂，色润形幻，若琼柱宝幢，横列洞中。”我们仿佛进入大山的身体，在它的内部器官间游走，水流是它曲曲折折的血管，洞壁是它长满黏膜的胃，岩石是它坚实的心脏。在岩洞内我觉得山是世界上最大的怪兽，有呼吸，会咆哮，随时准备起身奔跑。
十月二十一日
龟峰三石攒起，兀立峰头，与双剑并列，而高顶有叠石，如龟三叠，为一山之主名。〔峰下裂隙分南北者为一线天，东西者为摩尼洞，其后即为四声谷。从其侧一呼，则声传宛转凡四，盖以峰东水帘谷石崖回环其上故也。峰东最高者即寨顶，西之最近者为含龟峰，其下即寨顶、含龟分脊处，而龟峰、双剑峭插于上，为含龟所掩，故其隙或显或合;合则并成一障，时亦陡露空明，昨遂疑为白云耳。〕双剑亦与龟峰并立，龟峰三剖其下而上合，双剑两岐其顶而本根基连。其南有大书“壁立万仞”者，指寨顶而言也。款已剥落，云是朱晦庵。此〔二峰〕为西南过脊之中，东北与香盒峰为对者也，而旧寺之向因之。
4月27日星期一江西弋阳县晴
进入江西以后，山形开始变幻，苏浙两省山地平缓稳定的线条开始动荡起来，像心电图的电波，起伏凶猛。田野远处的山影呈现出奇异的几何形状，形成一种夸张的美。一个地区的自然地貌，居然与民众性格神奇地对应。江西人的性格，平和的背后潜伏着刚毅、果决和壮烈的成分，不像苏浙人，连吵架都像平弹一样抑扬顿挫、文质彬彬。江西历史上盛产革命家，而苏浙一带江南水乡盛产艺术家，与这里的地理、人文密不可分。地理与命运，似乎存在着一条隐性的连线，我想起黑格尔有关地理环境是“历史的地理基础”的论述，也想起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有关“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的话，此二者乃探寻地理与历史之关联的“公例”的观点。
昨日早上从玉山县出发，在拍摄一段桔园的空镜后，过上饶，傍晚抵达龟峰（亦作“圭峰”）。龟峰位于江西省弋阳县城南信江南岸，东距上饶60公里，西距鹰潭35公里，地处三清山、龙虎山和武夷山之间。因其“无山不龟，无石不龟”，且整座山体就像一只硕大无朋的昂首巨龟而得名，如今是世界地质公园龙虎山——龟峰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的组成部分。
龟峰发育于距今1.35亿年的白垩纪晚期，是雨水侵蚀型老年期丹霞峰林地貌的典型代表。地貌形态以峰林、陡崖、方山、石墙、石柱、石峰为特征。龟峰共有36峰，集“奇、险、灵、巧”于一身，有“江上龟峰天下稀”和“天然盆景”之称。江西山脉放纵不羁的线条，在这里得到更加突出的表现。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感叹它：“盖龟峰峦嶂之奇，雁荡所无。”以发育丹霞洞穴群为特色，奇洞成群，共有大小28个岩洞，其中有始建于晋代的“中华第一佛洞”南岩石窟、“禅宗古寺”双岩、“飞来禹迹”龙门岩，等等。
为抢时间，拍摄分两组进行，我与汪伟、久辛走山脚，在巨大的石壁下拍摄山顶湖泊飞溅的水幕，旅游景点命名它为“天女散花”，相比之下，徐霞客的描写更加生动：“朔风舞泉，游漾乘空，声影俱异。”何方和甲笛上山，拍“好汉坡”。
拍摄完成后，我们经过贵溪，抵鹰潭市，在夜色朦胧中抵达龙虎山脚下。晚上看素材带时，发现好汉坡对面的石壁上，有一段徐霞客攀登过的栈道，那里几乎是九十度的绝壁，何方没有带脚架，所以画面很抖，决定明天拍完龙虎山后，返回龟峰重新拍摄。
① 〔明〕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6页。
② 〔清〕潘耒：《徐霞客游记序》，见《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8页。
③ ⑥《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6页，第1186页。
④ 《尚书》，见《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3页。
⑤ 见《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⑦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页。
⑧ 《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二，天启一年八月壬午，《明实录》缩印本，第13838页。
⑨ 《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⑩ 《高子遗书》卷七，《崇正学辟异说疏》，四库全书本，第2页。
? 〔明〕黄宗羲：《陈先生确墓志铭》，见钱仪吉：《碑传集》（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999页。
? ?陈丹青：《荒废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第77页。
下
十一月十三日
越岭而东，一里，复得坪焉。山溪潆洄，数家倚之，日章岭。竞坞一里，水东出峡间，下坠深坑，有路随之，想走南丰道也。其水东南去，必出南丰，则章岭一隙其为南丰属明矣。水口坠坑处，北有一径亦渐下北坑，则走下村道矣。亦渐有溪北自下村出七里坑，达枫林而下宜黄，则下村以北又俱宜黄之属。是水口北行一径，即板岭东度之脊也，但其脊甚平而狭，过时不觉耳。下脊，北五里，至下村。又北二里，水入山夹中，两山逼束形容两山相距很近，挤紧收敛，使中间非常狭窄甚隘，而长水倾底，路潆盘绕山半，山有凹凸，路亦随之，名日十八排，即七里坑也。已而下坑渡涧，复得平坞，始有人居，已明月在中流矣。
5月1日 星期五 南城县 晴
从麻姑山下来的时候，我们先后看到两个隐在半山里的村落。这些村子都建在高山之间的平地上，我们站在高处，可以清晰地看到村子齐整有序的规划，房子一律是白墙红瓦，有炊烟在房顶缭绕。周围是大面积的水梯田，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从山梁上到村子里还有很远的山路要走，我们没有时间进村了，否则，我们一定会拍下很好的纪录镜头。生命的痕迹无处不在，谁也不会想到，空寂的高山上，我们竟然能够闻到人间烟火的气息。这里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层层叠叠的大山把村落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它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了，成为一个遗世独立的世界。我相信这一定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在这些平静的村庄背后，一定隐藏着不同寻常的历史。
像这样与世隔绝的山中村落，许多都是专制和战乱时代的遗留物。在妙背村我们找到一户刘姓人家，无法断定他们就是当年向徐霞客赠马的那户刘姓人家的后裔，但他们是妙背村唯一的刘姓。据主人说，他们家族，就是因为避乱上山的，已经在山中居住了几百年，只是最近，由于山体滑坡，才不得不迁到山脚下。眼前的这些村庄，很可能是作為旧时代的遗物存在的。如果他们的先人是在明末乱世迁居于此，那么徐霞客一定会去探访这个村子并在其中停留。不论外界发生什么情况，这里都是一个可以安心睡觉的地方。
明代是一个以强化社会控制闻名的朝代，如前所述，它一方面不断强化政治权威，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密集的权力网络，将《御制大诰》《明皇祖训》的精神，贯彻到家家户户。明朝确立了最严格的里甲制度，帝国的每一个臣民，都像笼中之鸟，受到严格的约束，“于是，就像传说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帝国）采用'草格子固沙法，用一道道诏令来固化社会。”“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的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然后，他又要在民众的脑子里注射从历代思想库中精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大明帝国的臣民似乎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成为顺民。这换来了大明王朝三百年至少在表面上的稳定（它的负面效应是：所有被掩盖的社会矛盾，会积累成强大的势能，在某一个瞬间喷薄而出，势不可挡），因而这一制度三百多年没有动摇，到清代，顺治帝仍然对朱元璋给予极高评价：“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
我无法确认村民们迁徙至此的准确时间。在历史中的某一天，他们迁徙到这里，住下来休养生息，自给自足，家族气若游丝的血脉，因山的呵护而稳定和延续下来。
从高处看，那只是一些火柴盒似的民居，如果深入进去，我相信里面一定有一个完整的宗族社会，每一个生命，都有着清晰的来路，牵动着一个家族的浩瀚历史。所以，那不是一些单纯的房子，也不仅是旅途中的风景，它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样本、中国底层人民无言的史诗。
丁丑年（公元1637年）正月初三日
武功山东西横若屏列。正南为香炉峰，香炉西即门家坊尖峰，东即箕峰。三峰俱峭削。而香炉高悬独耸，并开武功南，若棂门然。其顶有路四达：由正南者，自风洞石柱，下至棋盘、集云，经相公岭出平田十八都为大道，余所从入山者也;由东南者，自观音崖下至江口，达安福;由东北者，二里出雷打石，又一里即为萍乡界，下至山口达萍乡;由西北者，自九龙抵攸县;由西南者，自九龙下钱山，抵荼陵州，为四境云。
5月3日 星期三 安福县 晴
昨天傍晚抵安吉市安福县。今天上罗霄山脉北支的武功山拍摄。
公元1637年正月初一，徐霞客从安福集云（今三天门龙潭瀑布、白马瀑布一带）上界。徐霞客第一次看到了南方瀑布被冰冻的壮观景象：“时见崖上白幌如拖瀑布，怪其无飞动之势，细玩之，俱僵冻成冰也。”徐霞客“躞蹀雨中”，不愿离去。初三夜宿金顶白鹤峰，次日一大早，白鹤峰雨停雾起，徐霞客一觉醒来，推门一看，但见大雪覆盖着的千山碧玉如簪，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如金在冶”，此情此景，徐霞客忍不住吟诗一首：
千峰嵯峨碧玉簪，
五岭堪比武功山。
观日景如金在冶，
游人履步彩云间。
武功山人文历史悠久，《水经注》说：“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纪功。”东汉葛玄、东晋葛洪曾来此炼丹，道教自三国时期在此开设道场至今已1700余年，武功山佛教开山则始于唐代。尤自南宋文天祥书赠“葛仙观”巨匾后，武功山更是名震千里，香火不断，古迹频增。延至明朝，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提倡信教，使武功山香火旺盛达到鼎盛时期。山南山北建起宫、观、寺、庙、庵、堂近百座，出家僧道数千人，形成了白法、集云、三天门、明月、九龙等道教、佛教系统，为当时湘赣著名道教、佛教圣地，吸引无数善男信女到此顶礼膜拜。2009年，《中国国家地理》把武功山评为中国十大“非著名”山峰之一。
我没有想到，攀登这座“非著名”山峰是如此艰难。我没有武功，武功山令我深感绝望。我们被望不到头的阔叶林包围着，根本无法知道山的顶部在哪里。在武功山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蚂蚁，随着我的攀爬，山顶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翻卷的山脊，令我仿佛置身巨大的旋涡，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吸进去。我看到了徐霞客的危险，他随时可能变成一粒尘埃，消失在群山之中。
但我们没有放弃，因为有徐霞客在前面引路，我们看得见他的影子，但我们永远无法超越他。我们先后穿越了茂密的阔叶林和针叶林，脚踏着松软的高山草甸，山的形状终于显露出来——它的曲线在天空下像水纹一样漫开，我的眼前无比空旷，只有远方的天际线，被层层叠叠的山影剪成波浪形的花边。那些遥远的群山，只有飞鸟可以抵达。
我站在风里，视野的辽阔令我感到激动。久辛要拍我登山的镜头，我于是向另一座山梁走去。那些山有着饱胀的腹部，从侧面看，它们的倾斜度大约为45度，但站在上面向下看，上千米的山坡却从脚下消失了，我可以直接看到脚下的深渊。如果我脚下一滑，或者踩空一块石头，我就会顺着坡道一路滑下去，变成自由落体，消失在大山深处。我们小心翼翼地完成了拍摄，然后继续向山顶攀登。终于，绵软的草甸褪成远景，岩石大面积地裸露出来，一条很陡的石路，仿佛天梯，直通山顶。
然而，当我们终于登上金顶，我发现远方还有更高的山顶。山是无穷的，如梦境般接踵而至。我们就这样走向那道悬崖。90度的悬崖，在中午的阳光下发出恐怖的白光，面目狰狞。我想起美国摄影家阿丹姆斯拍摄过的大峡谷，我最爱的一组地理照片，就在科罗拉多的悬崖上诞生。山路是徐霞客所说的“近尺”——山梁上一条一尺宽的小路，两边都是向下倾斜的光滑山崖，山崖的下面，是万丈深渊，一阵强风就可以把我吹成一片落叶，吹入深谷。从上面走过的时候，我觉得两边的山同时在走。我感到一阵晕眩，但我不能停，因为只有保持行走速度，人才能掌握平衡。“近尺”通向远处的绝壁，它的名字叫洲字崖。久辛停留在刚才经过的一座悬崖的边上，与我拉开了一段距离。他架好了摄影机，准备拍我攀登洲字崖的镜头。镜头犹如咒语，把我推向绝境，但除了向前，没有别的选择。我的手和腿都在颤抖，城市生活的稳定感和安全感消失了，命运突然变得不可预测。我就这样被推到悬崖边上，变成攀岩而上的一株植物。有十米——抵达崖顶之前的关键十米，我几乎上不去，因为上面是光秃的石壁，没有植物，石窝浅而且滑，我无法上去，也无法下去，甚至连往下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只能攒足力气，死气摆脸往上爬。我第一次知道，十米是一段多么漫长的距离，此时，它是一个临界点、一个极限，徐霞客是在超越了这样的极限之后抵达终点的，他有过无数次后退的机会，只要其中有一次止步不前，所有关于他的传奇都会荡然无存。
很多年后，我对我的朋友全勇先说到了他编剧的电视剧《悬崖》，我说你用这样片名真好，我曾经站在悬崖上，我知道站在悬崖上是什么感觉。
此时，在山顶上，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我没有翅膀，但我可以有近乎于鸟的视野，这得益于山的帮助，是山，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高度上观看我们的世界。山，它像一个严格的教练，不留情面地训导我们，让我们的身体趋于雄健，让我们的心走向勇敢。当我们的道路与山背道而驰，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就会一点点地消泯，一点点地虚弱下去。
对徐霞客来说，山就是诱惑，他从来没有厌倦过，也从来没有绝望过，用今天的话说，徐霞客绝对是一个感动中国的人，但在当时，他仅仅感动了妙背村一户刘姓人家。他们不仅留徐霞客在自己家中过夜，而且在第二天，徐霞客再度出发的时候，他们把家中仅有的一匹马送给徐霞客。
我们在黄昏时分从武功山上下来，在一望无际的山林里迷了路，误打误撞地与树林中一块长达三米的矩形巨石遭遇。我轻轻抚去上面的树枝，让那段镌刻于明代的文字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这段文字是：
古磐上人
身如磐石
心似月圆
元元起初
玄之又玄
明天启早子六月钱山贺安国为留愚上人题
当地的史学专家刘宗彬说，他们正在进行全市文物普查，这一天启年间的石碑，无疑是重大发现。我们的镜头记录了发现它的全过程，我相信汪伟一定会把这段镜头编进我们的片子里。我们的拍摄，居然为当地的文物普查做出了贡献（当地电视台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妙背村——这个现在称为“塘黎十四組”的村庄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徐霞客曾经到访过这里，并得到了刘姓人家的帮助。在当时，一匹马是一大笔资产，不亚于今天的一辆车。我们在《徐霞客游记》里看到了那匹马，但三百多年的岁月，已经抹去了往事的痕迹，那匹马早已不在原处，杳无音讯了。我们开着越野车追到了妙背村，但我们永远追不上那匹逝去的马。
正月二十一日
四鼓，月明，舟人即促下舟。二十里，至雷家埠，出湘江，鸡始鸣。又东北顺流十五里，低衡山县。江流在县东城下。自南门入，过县前，出西门。
5月5日星期三湖南衡阳市阴
今天下午奔赴衡山脚下的衡阳。为了拍摄方便，我们放弃了高速公路而沿村路行驶。湘江就是这样在颠簸的村路上突然出现。那条宽阔的大江，穿越了《楚辞》与《史记》流到我们面前，仿佛一条悠长的磁带，收藏了历史的声音。湘江的声音中，包含着水的声音、石头的声音、树枝的声音、水生物的声音，一个熟悉湘江的人会对它们明察秋毫，把它们一一分辨出来，但在我的耳中，它们已经浑然一体，在两岸山壁的加工下成为立体声，充满磁性地播放。
水是徐霞客真正的向导，江河能够抵达哪里，他的足迹就会延伸到哪里。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江河是一条穿越群山的天然道路，尤其在水网密布的中国南方，江河把大地切成若干局部，让混沌的大地有了精细的刻度，同时，平缓的南方水道也为他的行旅提供了便利，满足他对效率和安全的双重需求。所以，当我们搜寻徐霞客行踪的时候，会发现它与江河的走向基本吻合。只有在江河的怀抱里他才觉得妥帖和安全。徐霞客没有前往遥远荒凉的中国西北，抵达昆仑山这样重要的山系，原因或许正在这里。
二月十一日
迨暮，月色颇明。余念入春以来尚未见月，及入舟前晚，则潇湘夜雨，此夕则湘浦月明，两夕之间，各擅一胜，为之跃然。已而忽闻岸上涯边有啼号声，若幼童，又若妇女，更余不止。众舟寂然，皆不敢问。余闻之不能寐，枕上方作诗怜之，有“箫管孤舟悲赤壁，琵琶两袖湿青衫”之句，又有“滩惊回雁天方一，月叫杜鹃更已三”等句。
5月6日 星期四 永州市 阴雨
公元1636年的徐霞客不会想到，8年后，皇帝崇祯将吊死在北京景山的一棵大树下，1636年的大明王朝虽然还没有粉身碎骨，但我想帝国臣民们已经有了跌落时的失重感。这年正月，张献忠攻下准、扬地区，杀死明朝军官40余人，朝廷派来近万人，试图堵住张献忠这股洪水，张献忠的大军，向徐霞客正在游走的湖广地区蔓延而来。在徐霞客背后，无数黎民在奔跑，在呼喊，在死亡。徐霞客的旅途没有遭到战乱的直接袭扰，但湘江两岸的匪患，还是给了他致命一击，以至于很久以后，徐霞客还没有从这次创痛中完全复原。
农历二月十一日夜，有很好的月光。徐霞客夜宿船上。从《徐霞客游记》可以看出，徐霞客在沿途中很少投宿客栈，除了投宿寺庙，那条船，在白天是他的车马，夜晚就是他的客栈。前一天的晚上一直下着雨，而这天晚上，则是一个清明之夜。徐霞客坐在船上，写下了几行诗，其中有这样一句：
箫管孤舟悲赤壁，
琵琶两袖湿青衫。
一股土匪不期而至，还是败坏了徐霞客的诗兴。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对那群土匪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群盗喊杀人舟，火炬刀剑交丛而下。”那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失去理智的人，他们的刀刃不认识徐霞客，在船上胡乱地挥砍，木制的小舟不堪一击，很快倾覆，徐霞客也跌进了江水。对徐霞客来说，危机随时都可能降临，自从徐霞客迈出他的江阴家门，趁醉放舟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而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来自自然界，而是来自人群。自然界往往比人类更加理性，它有着自己的规律和法度，徐霞客是科学家，有能力认识和掌握它们，而在人的世界面前，徐霞客无能为力。那天还是江水帮助了徐霞客，他躲在冬日寒冷的江水里躲过了一劫，等他爬上来时，那群土匪早已去向不明。
经此一劫，徐霞客沦为彻底的无产者，不仅身无分文，而且“身无寸丝”，连衣服都没有了。他很快意识到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他随身携带的所有书籍资料全部丢失了，这份遗失清单包括：《大明一统志》《名胜志》《云南志》等资料典籍，尤其那部已被张宗琏的后裔珍藏200余年的张氏著作《南程续记》，是徐霞客向张氏后裔苦苦哀求才借到的，同时丢失的还有钱牧斋、黄石斋、文湛持等人给徐霞客的手札，陈继儒为徐霞客写给丽江木公的介绍信，以及此次出行以来徐霞客写下的所有手稿，等等。
黑暗中，徐霞客不知该把视线投向哪里。
二月十二日
邻舟客戴姓者，甚怜余，从身分里衣、单裤各一以畀余。余周身无一物，摸髻中犹存银耳挖一事，余素不用髻簪，此行至吴门，念二十年前从闽前返钱塘江浒，腰缠已尽，得髻中簪一枝，夹其半酬饭，以其半觅舆，乃达昭庆金心月房。此行因换耳挖一事，一以绾发，一以备不时之需。及此堕江，幸有此物，发得不散。艾行可披发而行，遂至不救。一物虽微，亦天也。遂以酬之，匆匆问其姓名而别。时顾仆赤身无蔽，余乃以所畀裤与之，而自著其里衣，然仅及腰而止。旁舟子又以衲破衣一幅畀予，用蔽其前，乃登涯。涯犹在湘之北东岸，乃循岸北行。
5月9日 星期日 永州市白水镇 晴
黑暗中，有一只手向徐霞客伸来。他把徐霞客从水里拉上来，把一件里衣和一条单裤递到他的面前，对当时已“身无寸丝”、在江水中战栗的徐霞客来说，那身衣服成为他所拥有的全部。徐霞客看不清那个人的脸，但他握住了那只手，对那只手的温暖记忆，他在以后的旅程中不停地反刍。
他只知道他姓戴，几天后，徐霞客前往一个名叫白水的古码头，去寻找那个姓戴的好心人。但是当他赶到白水，那个姓戴的陌生人已去向不明。
300多年后，我们来到白水的时候，这里几乎已经找不到一户姓戴的人家。这个因水上贸易而红火过的小城，如今只剩下一些斑驳的石码头，在荒草中时隐时现。
闰四月二十日
饭后，由桥北溯灵渠北岸东行，已折而稍北渡大溪，则湘江之本流也，上流已堰不通舟。即渡，又东[有]小溪，疏疏若带，舟道从之。盖堰湘分水，既西注为漓，又东浚湘支以通舟楫，稍下复与江身合矣。
5月12日 星期三 广西 兴安县 晴
我们到达灵渠的时候，天下着小雨，许多人坐在水边长廊里躲雨，神态安详。灵渠从兴安县城穿过，我相信他们很多人都是在灵渠的边上长大的，他们个人记忆的许多片断都与灵渠有关。
我们从湖南进入广西，从湘江流域进入漓江流域，湘江和漓江这两条大河，分属于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它们像枝桠纵横的老树，盤绕在大地上，我想起张锐锋的话：“河流之所以选择了弯曲，尽可能多的弯曲，乃是因为这样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展开自己优雅的长度，把自己的力量放置于最大的面积上。作为附带的意义，人类的生存在最大的面积上得到恩惠，也许这里有着至高者的慈悲用意。”
我查了很多史料，无法知道是谁最先向秦始皇提出用一条运河沟通两大水系的设想，我们只知道，在秦始皇的时代，一条名叫灵渠的运河将这两大水系历史性地联结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过。帝国的力量，于是通过灵渠，从长江流域向两广地区渗透，灵渠如一根导线，将帝国的意志传向最遥远的神经末梢，使帝国日益扩大的版图不致偏瘫。
如前所述，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江河是一条穿越群山的天然道路，尤其在水网密布的中国南方。两广地区的崇山峻岭所形成的天然迷阵，被一条灵渠轻松地化解了，对于秦代统治者来说，这无疑是神来的一笔，它的意义绝不逊于同时兴建的长城。北方的长城阻挡了草原部落汹涌的马蹄，而南方的灵渠则帮助秦始皇实现了权力的扩张。
宫殿仿佛山峰，耸立在黄土高原上。秦始皇站在上面，目光越过重峦叠嶂，看到了他遥远的南方边陲。他看到他国土的尽头，却看不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他的生命和他的王朝都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万寿无疆，到他儿子的手里就被断送了，但他留下的制度却历久弥新，历经汉唐宋元，一直到徐霞客生活的明代，被朱元璋全部笑纳，严刑峻法，变本加厉。有明一代，专制政权发展到最强大时期，“皇帝牢牢地掌握住了国家机器，不管文臣武将，都没人可以从皇帝手上夺下权力”。许倬云先生说：“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宠臣，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团体延续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政府，不过，上面向下选拔人才，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于是，虽然有新人进入这个小圈子，两三代以后，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也没有勇气做新的尝试。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两三代以后，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必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这是一个悖论——帝国越是要极权，帝国就越是危险，就像人们经常把爱情形容为沙子，在手里攥得越紧，沙子就流失得越多。
徐霞客目睹了帝国衰落的过程，他1636年开始的最后一次长旅，固然如他所說，有年龄的原因——那时他已年过天命之年，所谓“老病将至，必难再迟”，但是在我看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无法明说的原因，那就是“老病将至”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这个国度，所以，他急匆匆地上路，“必难再迟”。他通过他的西南之旅，向这个将行土崩瓦解的帝国行最后一次注目礼。在灵渠，他的心绪一定无比复杂。
我惊异于古人的空间感，尤其在测绘技术还不发达的秦代，他们竟然能够在湘江水域和漓江水域之间，准确地寻找到一条最佳路线，即使在卫星遥感技术发达的今天，若在两大流域之间开通一条运河，灵渠的位置仍然是不二之选。
5月15日 星期三 广西 兴安县 晴
徐霞客从江阴出发，他孤瘦的身影在穿越群山的围困之后，一路到达帝国版图的最南方——广西钦州，再往南，就是一望无际的南中国海了。如此巨大的帝国版图，普通人想一下就会被吓破了胆，它会让任何一个旅行者感到绝望，唯有徐霞客义无反顾。
几十年前（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广东肇庆，向肇庆知府王泮展示了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并在王泮的帮助下，在中国刻印了第一幅依照西洋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地“睁眼看世界”。利玛窦等西洋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包括地理知识），刺激了明代学术超出“四书五经”的限制，向“经世致用”的“有用”之学发展，尽管在当时，“有用”和“无用”完全是颠倒的，对大多数士人而言，“四书五经”中的僵死教条才“有用”（对科举有用），科学知识才“无用”。科举与科学，就这样成了对立面。但在明朝，还是不乏有先见之明的先行者。明末清初思想家、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就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几方面并重，反对自汉代以后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也不赞成学习者“重气节轻本领，重道德轻实用”的学习观。“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他对宋、元以后读书人德行的概括。意思是说，这些读书人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就把手抄在袖子里谈谈心性之学，在国家危亡之时就用死也不做贰臣的方式，来报答君王的知遇之恩，还被称为是上品的臣子。他说这还不如学点实用之学，成为经邦济世之才，使国家长治久安为好。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徐光启与其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其艰难过程，我以王阳明“岩中花树”的典故作比，在《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一书里曾详细讲述。对徐霞客来说，或许正是世界眼界的拓展，刺激了他向内探索的决心，让他重新审视“中国”，让“中国”“天下”的面貌，在实事求是、科学探索精神的指引下，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徐霞客通过亲身的考察（今天叫“田野调查”），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材料，否定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禹贡》中一些地理概念的错误，证明了岷江不是长江的源头（所谓“岷山导江”），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确的源头：
第见《禹贡》“岷山导江”之文，遂以江源归之，而不知禹之导，乃其为害于中国之始，非其滥觞发脉之始也。
同时，他还辨明了左江、右江、大盈江、澜沧江等许多水道的源流，纠正了《大明一统志》中有关这些水道记载的混乱和错误。
他认真地观察河水流经地带的地形情况，看到了水流对所经地带的侵蚀作用，并认识到在河岸凹处的侵蚀作用特别厉害。他还注意到植物与环境的关系，观察在不同的地形、气温、风速条件下，植物生态和种属的不同情况，认识到地面高度和地球纬度对气候和生态的影响。对温泉、地下水等，徐霞客也都有一定的科学认识。在徐霞客对地理学的一系列贡献中，最突出的是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他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考察的地理学家。欧洲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广泛考察和描述的是爱士培尔，时间是1774年;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分类的是罗曼，时间是1858年，都晚于徐霞客。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徐霞客远游至云南丽江。长期行走毁坏了他的双脚，他已无法行走，但仍在坚持编写《徐霞客游记》和《山志》。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他病况更加严重，云南地方官用车船送徐霞客回到江阴。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距离大明王朝彻底覆灭还剩下三年，五十六岁的徐霞客病逝于家中。他的遗作经季会明等整理成书。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说：“《徐霞客游记》读来并不像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查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徐霞客临终之际说：“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域），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意思是，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他们都曾游历天下，然而，他们都是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受命前往四方。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受命，只是穿着布衣，拿着拐杖，穿着草鞋，凭借自己，游历天下，故虽死，无憾。
他还是有憾的——2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已有200多万字遗失，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60多万字。
2010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