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钩沉】长阳古县衙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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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9日，长阳粮食局（粮食商业城）东侧。（向家舟摄）
初冬时节，寒意渐重，可长阳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粮食局片）丝毫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北邻龙舟大道的一栋两层楼房已经拆除，另一栋四层老式居民楼正在拆除中；项目部办公室内，有关部门和其他待拆楼栋房屋业主还在就拆迁补偿事宜进行磋商。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这处长阳明清时期县衙旧址，又将呈现新的面貌。
△2020年11月29日，长阳粮食商业城内（向家舟摄）
县衙，是封建社会一县司法、行政机关的办公场所（建筑）。长阳建县始于西汉初期，始名“佷山”，县城在今都镇湾、鸭子口两乡镇的清江沿岸，随时代播迁，具体地点不一；隋唐之际，佷山改名“长阳”后，县城东迁龙舟坪，县名及城址相沿至今，但县城风貌仍因时代不同而各异。因此，在2000多年间，长阳县衙经过了多次变迁。因代远年湮、文献无征，明代以前的长阳县衙详情已不可考。可考者，惟明清衙署，五百余年未易址。
据地方旧志记载，明清民国时期的长阳县城范围，大体相当，东起今龙舟大道与黄龙路交汇处，俗称“东门口”；西至今桂花园路与老街交汇处，俗称“西门口”；北依今黄龙岗；南临清江（明代前期县城南界跨江延伸至江南）。洪武（1368—1398）初年，长阳县丞曹元善在长阳县城中心（即今粮食局处）创修县衙。县衙建筑坐北朝南，前邻大街，东近儒学，西近城隍庙及公馆（正统年间知县杨琮创建）。至景泰年间（1450—1457），因年久失修，衙署倾圮，知县台鼎（安徽当涂人）于原址对县衙进行重建。
△明嘉靖年间时的长阳县城及县衙（图片来自嘉靖《荆州府志》）
明正德（1505—1521）年间，知县赵祥（浙江兰溪人，贡生）、彭球（福建莆田人，举人），先后重修县衙。重修后的县衙，有正厅三间、后堂三间、幕厅一间、东西六房（即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六间、戒石亭一座、仪门三间、正门二间、架阁库一间。衙内按功能，划分为知县衙、典史衙及监房（即监狱）三大区域。这一建筑格局，一直延续到明末，其间衙署也未进行大修大改。有明一代，常年在县衙内办公的官员，除知县外，主要还有典史（1人）、六房司吏（2人）及典吏（6人）、铺长（1人）、承发典吏（1人）等官员。清代入驻县衙官员，与明代略同。
明代中后期时，县衙前的街道名曰“大街”，衙后街道名曰“仁厚街”（赵祥开筑），是明代长阳县城两条主街。县衙正门左右（东西），分别建有旌善亭及申明亭（均为彭球创建），二亭旁，分别是承流坊与宣化坊两座牌坊。县衙前方清江边的渡口称为“县前渡”（清代易名“县河渡”），是明清民国时期长阳通往渔洋关（清乾隆元年前属长阳）及澧州石门县的要津。
明崇祯十七年（1644），即明朝灭亡之年，容美宣抚司属下水浕安抚使司土官唐镇邦趁乱，率蛮兵攻陷县城；其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部队又先后滋扰长阳。至此，县衙与县城一同沦为丘墟。清代顺治年间，由于长阳县内战乱频仍，五任知县均驻夷陵州城遥领县事。
△乾隆《长阳县志》中的《县署图》
康熙三年（1664），长阳战事初平，局势趋于稳定，新任长阳知县樊维翰（河北藁城人，供事）“单骑至县”。因驻邑视事所需，樊修复城墙，“始构舍于县〔署〕旧址”“披荆斩棘，结草为庐”。由于县内经济凋敝，加上随后被卷入“三藩之乱”，县衙从此维持了多年为“草屋”的状况。后来，由于条件好转，县衙房舍逐渐被改为瓦屋，至康熙三十年左右，长阳县衙初步恢复为“头门—仪门—大堂—二堂”的总体建筑格局。黄应魁（奉天人，荫生）为知县时（康熙二十八年署），题大堂额为“双桂堂”。康熙三十六年（1697），知县朱登俊于二堂东侧再建瓦屋五楹，西侧空地作为花园，筑“环翠亭”于上，亭旁浚池养鱼，与民同乐。康熙末、雍正初，知县徐又达（江南金坛人，捐贡）、李恂（山西人，捐贡），先后对县衙进行了小规模修理。
乾隆十七年（1752），知县李拔（四川犍为人，进士）对县衙进行较大规模修理，奠定有清一代长阳县衙的建筑格局。据李拔本人主修的乾隆《长阳县志》记载，他在县衙大门前竖立左右二牌坊，以其题额文字，左为“佷山古地坊”，右称“彝水名疆坊”。当时县衙内的建筑：进大门后，是仪门；再进，为大堂，李增修暖阁（榜曰“天理国法人情”）于内；又进为宅门；再进为二堂，李额其堂为“寅畏堂”；二堂堂东为“上房”（李题额“家政肃严”），堂西为“斑娱堂”，二房屋为李拔孝亲（当时李将父母迎养于长阳）场所；二堂西侧开有小门通往花园，花园中有曲径池水，李将原环翠亭更名为“后乐亭”，并新建“百寿亭”于前，还在花园空地处垒石为假山，栽植“青林翠竹”于旁。李拔于假山上，还题刻了“臣心如水”及“半潭秋水一房山”的文字。李拔所缔造的县衙建筑格局及景观，一直延续至清末。这期间，仅经历了三次修复，即：乾隆五十三年大水，衙内数处建筑坍塌，知县杨于果（甘肃秦安人，进士）详请修复；嘉庆三年，二堂东偏房毁于火，知县李维本（甘肃人，拔贡）捐廉修复；道光二十二年，知县杨嘉运（涿州人，监生）捐廉修复二堂。
△同治《长阳县志》中的《县署图》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长阳县衙内，题写有众多楹联，作者均为长阳历史上著名廉吏，联语文字大多体现了作者爱民勤政的执政思想，是长阳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其中，大门、仪门、大堂暖阁、二堂、上房、斑娱堂、后乐亭等处联，为李拔所题；大堂处联，为其前任张荣伦（湖南衡阳县人，进士，乾隆七年至九年任）题。大门联云：“法重如山，纵狡黠难移铁案；心清似水，愿僚属共饮廉泉”。仪门联云：“当轻徭薄赋之朝，耕鑿无惊，万姓群歌帝德；值宽文解纲之代，桁杨不迫，千秋永戴皇仁。”大堂联云：“既受朝廷五斗米，当思殿陛间自联背指，何妨折腰；若贪百姓一文钱，不怕堂阶下如见肺肝，漫说强项。”暖阁联云：“权一邑之纪纲，宽则民慢，猛则民残，惟是慈严并用，庶百圻封同登寿域；作兆民之父母，困须我养，蒙须我教，务在立达兼施，俾万家童叟共乐春台。”二堂联云：“想当年志大言高，谓学欲匡时功欲济世，敢或忘此襟期；念兹地土瘠民贫，惟勤以补拙俭以养廉，庶无惭于夙夜。”上房联云：“家国同源，家齐而后国治；忠孝一理，忠君即是孝亲。”斑娱堂联云：“椿萱并茂蒙天佑，定省时亲尽子心。”堂西有小门，由曲径绕池而下为百寿亭，知县李拔篆额。后乐亭，有联云：新筑翼然凌碧水，画轩洞若靦青山。又刻记于壁，联云：“体敬事后食之心，量而后出，量而后入，须知报称匪易；推保赤诚求之念，饥犹已饥，溺犹已溺，敢云抚字维艰。”
明清两朝，有不少官员、文人写作了关于长阳县衙的诗文，限于篇幅，在此不赘录。与县衙有关的人和故事，笔者将在今后有关长阳古城的文字中展开记述。
△2020年11月29日，粮食局地块临龙舟大道一侧（向家舟摄）
宣统辛亥（1911年）冬武昌起义后，宜昌司令唐牺支派员来长阳，更换民国知事印，委任清知县严天骏（云南玉溪人，举人）为民国首任长阳知事，仍就清县衙办公。从民国元年（1912）元月至民国十八年（1929）六月，清代长阳县衙作为民国长阳县政府驻所长达17年之久，其间有20任长阳县知事（县长）先后在此办公。
民国十八年六月，共产党员陈泽南、向泉三等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暴行、发动武装起义，率领人民自卫团攻陷县城。恰好正在此时，旧县衙建筑突然被火烧毁，随之焚毁的还有保存其中的大量清代至民国初期长阳官方档案文卷。衙署焚毁的真实原因，因缺乏详细而令人信服的调查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再难得知。尽管民国二十五年《长阳县志稿》中，将县衙焚毁的责任完全推给人民自卫团，但鉴于此志书出自国民党长阳县政府之手，也许是栽赃诬陷之语，故而不可偏信。
△民国二十八年绘制的长阳县城街市图中，标记有“公共体育场”
由于县衙被毁严重，不再适合办公，有关方面又无心无力在原地重建办公场所，民国二十二年（1933），长阳县政府迁至城隍庙（约今长阳歌舞剧团一带）内办公。其后，县衙原址被推平，改建为“公共体育场”。据现年90岁的居民何世培老人回忆：当时，民众称其为“大操场”。每逢政府举行大型集会或是学校组织大型活动（包括体育活动），这座“操场”就派上了用场。1949年以后，这里被作为粮食部门用地，先后建起了县粮食局（包括城关粮管所、粮食仓库）办公及业务、住宿用房。笔者小时，正逢粮食“凭票计划供应”后期，常随父母到这里排队购买粮食。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里的大部分土地上，又建起了以经营百货、服装为主的商业市场，人们称之为“粮食商业城”，对繁荣市场经济、丰富人民物质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长阳古县衙遗址上即将呈现的新变化，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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