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文凭里少了人文精神

离开大学校门三十四年了,我的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都是货真价实的,不比那些假的真文凭或真的假文凭。但近日,读了徐贲教授的《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我恍然发现,自己的大学文凭里,少了样很重要的东西——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自人文教育而来。徐贲教授在美国大学从事人文教育二十余年。他认为,“人文教育是人的理性教育,人的理性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人与他人交谈、对话、说理的意愿与能力。人文教育课上的讨论是围绕经典阅读文本为话题的对话,遵守的是公共说理的规则”(《序言我亲历的人文教育》)。

作者引用最早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开展人文教育的列奥·施特劳斯的话说,阅读经典就是把经典作家当作特殊的老师,这样的老师往往是学生“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到的,而是只能在伟大的著作中遇上”。因此,“人文教育就是仔细阅读伟大心灵留下的伟大著作”(《什么是人文教育》)。

那么,是那些伟大的心灵?又都留下了些什么样的伟大著作呢?

施特劳斯讲解过的经典作家与文本有:

色诺芬的《希耶罗》或《僭政论》《家政》《回忆录》《远征记》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柏拉图的《理想国》《法义》《申辩》《克力同》《游叙弗伦》

阿里斯托芬的作品。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卢克莱修《物性论》

作者在《前言》中介绍了他所任教的学校人文教育的情况:

人文教育的所有课程是每个学生都必修的……人文教育包括两种核心课程:经典阅读和写作。阅读是两学年的课程,写作是一学年的课程……

人文教育以阅读和讨论为本,目的是培养学生思考、提问、讨论、表述的能力……

人文阅读培养学生提问的能力,一开始就会向学生们介绍三种基本的提问方式,提出有关事实、阐释、评价的问题,并要求他们每堂课至少带两个问题来参加讨论。

接下来,作者在第一部分《人文教育的课堂思考》中,介绍了他带领学生们进行经典阅读时的一些情况,从中即可窥一斑而见全豹了。

在阅读索福克勒斯的《菲罗克忒忒斯》中,重点探讨了“出卖朋友的羞耻”之问题。菲罗克忒忒斯是希腊远征军的一员,在远征特洛伊途中被毒蛇咬伤,伤口发出恶臭,日夜哭喊,故而被遗弃在一个无人荒岛上,一过十年。其间特洛伊城久攻不下,有预言说必须要菲罗克忒忒斯手中的弓箭不可。奥德修斯奉命和涅奥普托勒摩斯去请菲罗克忒忒斯回来。十年前正是奥德修斯奉命遗弃了菲罗克忒忒斯,所以奥就劝说涅奥普托勒摩斯编一个故事,将菲罗克忒忒斯手中的弓箭骗到手。

涅奥普托勒摩斯对此十分矛盾——

他问奥德修斯:“说谎你不觉得羞耻吗?”奥德修斯说:“不,如果说谎可以得救。”他又问:“人怎么可以说假话?”奥德修斯说:“如果你的行为能带来利益,就不应该犹豫不前。”在奥德修斯的再三“开导”下,涅奥普托勒摩斯下了决心:“行,我干,抛开一切羞耻。”

对此,学生们持有不同的看法。作者接着又介绍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斯多葛学派对友情的看法。并由此引出友情和义务的冲突来。“涅奥普托勒摩斯一次又一次为自己欺骗和背叛菲罗克忒忒斯而感到‘羞耻’,但一次又一次以奥德修斯待人处世的观点和方式来化解自己的羞耻,克服心中的不安。奥德修斯代表的是希腊社会的普遍价值……古希腊社会开始时是一个讲究结果的社会,后来基本上一直如此。在这样的社会里,决定荣誉的是事业的成败……”“这个荣誉观与我的学生们的荣誉观并不完全符合”。

其实,何止古希腊辱,我们不也是这样么,“胜者王侯败者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苏秦的两次回家,其嫂嫂便以其失败与成功而“前倨后恭”便是明证。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美 国学生们的荣誉观与此并不相同。

我不由得要问:我们的大学生之荣誉观又如何呢?

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一节中,学生们探讨了“幸福、节制和诚实”。亚里士多德说,“政 治学考察高尚和正 义,伦理学考察的是善,善是政 治与伦理的纽带”“行为所能达到的一切善的顶点又是什么呢?从名称上说,几乎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是幸福”。而“幸福就是一种合乎德性的灵魂的现实活动,其他一切或者是它的必然附属品,或者是为它本性所有的手段和运用”。“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只有那些行为高尚的人才能赢得生活中的美好和善良”。

学生们又是如何进行讨论得呢?

有学生问,人怎么才能幸福呢?我们觉得开好车、住大房子、周游世界非常快乐。而亚里士多德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幸福,为什么……

有学生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不是命运的赏赐,而是通过德性学习得来的,学习比命运更能把我幸福。他在第一卷第九章里说:“幸福是学到的,获得的,以什么办法培养出来的,还是某个神的恩赐或机遇呢……显而易见,即或幸福不是神的赠礼,而是通过德性,通过学习和培养得到的……人们有充足理由主张,通过努力获得幸福比通过机遇更好。”

学生们都同意,没有德性和善的目的不能算是幸福。

有学生说,只知道感官、肉体快乐的成人并不懂得什么是幸福,他们只要快乐就行,根本不在乎什么是幸福……

有学生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快乐不等于幸福,是从节制和纵欲来说的……他说:“把灵魂的快乐和肉体的快乐加以区别……”

有学生提出,即使对非肉体的快乐也是需要节制的,例如,过度追求荣誉会导致虚荣和沽名钓誉,人也会因为某些非肉体的快乐而“玩物丧志”……

还有学生说,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所有的肉体快乐都是同样需要节制的……

有学生说,亚里士多德说肉体快乐有的要节制,有的不要节制,虽有道理,但分析并不周全,因此并不很有说服力……

但是,也有学生说,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我们在生活中也不必奉行禁欲主义,关键还在于“节制”……

学生们对亚里士多德说的“人不到死不要轻言自己幸福”感到意外……

只有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才能提出这些问题,而如此讨论无疑又会增进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在阅读了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 争史》之《关于密提林的辩论》后,学生们由此而引发到对现实问题的讨论,“课堂讨论似乎成为公民论坛”。

这场辩论发生在公元前427年,雅典军 队平息了密提林城邦的叛 乱后,公 民大会起先决议处 死密提林所有的公 民。第二天,“雅典人民的情绪有了突然的改变,他们开始想到这样一个决议是多么残酷和史无前例”。于是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会上,克里昂还是主张处决所有的密提林人,但戴奥多都斯主张只处决“有罪的人”,两人间展开了辩论……

作者介绍道,“这场发生在两千四百多年前的辩论引发了学生们对美国在海外战争的一些思考”——

有学生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用 兵,有一种类似的“被出卖心结”,因为美 国以前支持塔 利班抵抗苏 联,但塔利 班却帮助基地恐 怖组织,使美 国遭受了9.11事件的巨大灾祸……这与克里昂认为雅典有权严惩密提林是一样的……

有学生提出,美 国出兵阿富汗与雅典在密提林平乱,这两个军事行动的惩罚适度性是不同的,美国比雅典有所进步……

接着有学生提出,美 国调整策略不是因为“报复正义观”发生了变化或者有所加强,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美 国的“自我利益”……

有学生说,雅典在密提林的行为可以为美 国在当今世界中应有的行为提供一个有用的经验教训,让美 国知道,一个强国应当如何对待别国,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尊敬和合作……

作者总结道,“《关于密提林的辩论》为我班上的学生思考国际政 治中的正义和自我利益提供了一些启示,让他们联想到美 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尤其是出兵阿富汗”。

作者认为,“启发的作用在于激发学生们,一方面让他们对自己关心的现实问题有所独立思考,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把他们的思考纳入一个‘伟大著作’的思考传统,因为古人或前人已经有过类似、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

阅读至此,不禁废书而叹,不错,我在三十多年前读的是中文系,徐贲教授对他的美 国弟子所讲的一些著作,如伏尔泰的《老实人》,我们在外国文学课上也学过,但那是从文学的角度,而非人文学科的角度,更何况课堂上缺少了这种人人参与、各抒己见、引发独立思考之讨论!至于那些修理工科的学生,恐怕连从文学的角度接触这些伟大著作的机会也没有了!

耶鲁大学的前校长吉亚玛提言,“人文教育是公 民社会的关键,而教学行动则又是人文教育的关键”。有人感叹我们的国民素质太低,我想,在这些年高等教育大跃 进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人文教育跟上了吗?假如能够跟上,是不是也有助于提高国民的素质?

该书的封面是十八九位同学围着一张大圆桌在进行讨论的照片。这样的大圆桌,我只在浦东口口学院参观就餐时见识过。很明显,我不是徐贲教授的学生,连旁听生也算不上,至多至多,算是听听徐教授的说课罢了。我虽阅读不辍,但孤学无友,有多少因阅读而生发之问题,多么需要及时在这样的课堂上提出来并进行讨论啊!比如读是书,就又生发出一些问题来——

读了《帕斯卡尔〈思想录〉——公共生活中的“原罪”》后,里面介绍了帕斯卡尔遇到的问题:“要当下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类为他们六千年以前的先人承担原罪,这是公 正和正 义的吗?”由此引发了学生的探讨——

一旦这个恶(非正义)进入了这个世界,并且开始存在在那里,它就在起破坏作用了,这个世界也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在这个处境中,每个人都参与了恶,都在影响或鼓励其他人像他自己那样参与罪和做恶事,没有一个人是与其他人隔离的……在美国,奴隶制就是这样一种原罪。

我就在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不信神的民族来说,中华民族有原 罪吗?如有,又是什么?“文 革”是不是一种原罪?

在第二部分《列奥·施特劳斯与人文教育》中,有这样的表述——

他把现代性比喻成“第二洞穴”,这个洞穴是由现代的历史主义形成的。历史主义坚持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产物,摆脱历史的限制是不可能的,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走出这个洞穴。施特劳斯要给这个洞穴中的人带来洞外的认知光亮,那就是,人有可能探寻不完全受历史制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知识,那便是古典的政治学知识。这种复古“要复归的不是一套清楚规定的(古代)教义,而是一种探索性的生活方式”。

我想问的是:我们今日是否也生活在“五千年传统的洞穴”之中?如是,有无走出之可能?又如何走出?像林毓生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吗?

还有,公 民德性、人格与共和制 度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普遍的国民性由什么而造成?文化传统?抑或G体 制?

……

二O一八年十二月廿九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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