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我自己加上我的环境”
顾文君 摄
当代西班牙大哲奥德嘉·贾塞特言：“我就是我自己加上我的环境。”“周遭的现实形成了我的另一半。”诚哉斯言!
早晨翻《文汇读书周报》，便发现了两个好例，正好可以拿来佐证奥德嘉的观点。
一个是北宋的刘恕（字道原，1032~1079）。他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三位助手之一，主要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部分。
书成，司马光为刘恕请功上《乞官刘恕一子札子》说：“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所以攽等众共推先，以为功力最多。”（陈尚君《读书种子刘恕》，刊《文汇读书周报》2019.6.24）。
另一个是当代的张遵骝 (1916～1992)，河北南皮人，张之洞曾孙。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历任华西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讲师、副教授。1953年起为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平生专攻思想史。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先生编撰《中国通史》时，特从复旦大学把张遵骝先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协助范文澜编著《中国通史简编》《唐代佛教》等。张遵骝先生所编制的《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其材料收集多达39种之多，很有文献价值（据“搜狗百科”）。
范文澜先生于1965年4月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中这样写道：
本书（第三编）第七章中第一、第二两节是张遵骝同志费五、六年功夫，分类录出上百万字的佛教资料，我才有凭借写成这两节。（陈铁健《范文澜晚年对辟佛之论确无悔意》刊《文汇报读书周报》2019.7.1）
这两位相隔900余年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个性又如何呢？黄庭坚撰《刘道原墓志铭》中，录有死者生前的自省文字：
佻易卞急，遇事辄发；狷介刚直，忿不思难；泥古非今，不达时变；疑滞少断，劳而无功；高自标置，拟伦胜己；疾恶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简，御下苛察；直语自信，不远嫌疑；执守小节，坚确不移；求备于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节，高谈无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过恶；立事违众，好更革应事；不揣己度德，过望无纪；交浅而言深，戏谑不知止；任性不避祸，议论多讥刺；临事无机械，行己无规矩；人不忤己，而随众毁誉；事非祸患，而忧虞太过；以君子行义责望小人。
“狷介刚直”“疾恶太甚”“事上方简”“臧否品藻，不掩人过恶”“任性不避祸”……何其有个性的一个人呀!
那么，当代的张遵骝先生又如何呢？“搜狗百科”中这样写道：
牟宗三先生在《五十自述》中多处提到张遵骝先生。牟先生这样描述张先生：
“遵骝， 张文襄公之曾孙， 广交游， 美风仪，慷慨好义，彬彬有礼。家国天下之意识特强， 好善乐施唯恐不及，恶恶则疾首痛心。”
陈铁健先生在上文中也写道：
张遵骝旧学根柢深厚，富有才华。青年时代美风仪，慷慨好义，乐善好施，嫉恶如仇，家国情怀强烈。但在经历鼎革之后历次政治运动，已经完全变样。低眉顺眼，谨小慎微，言行常带惊悚状，没有留下多少著述。政治学习时，偶尔发言，多为随风表态。（参见李大兴《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三联书店）。
据此，作者推断出——显而易见，范老通史中佛教文字，断非几乎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张先生手笔。
从这两位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之盖棺论定来看，则北宋的刘恕个性鲜明而完整；当代的张遵骝，年青时“慷慨好义，彬彬有礼。家国天下之意识特强， 好善乐施唯恐不及，恶恶则疾首痛心。”他生于1916年，到1949年33岁，我想，年青时代当指解放以前的他吧。然到了晚年，则变成“低眉顺眼，谨小慎微，言行常带惊悚状，没有留下多少著述。政治学习时，偶尔发言，多为随风表态”，完全是一幅夹着尾巴做人的模样，能不令人慨叹乎。
按照奥德嘉的理论，则刘恕就是“他自己加上他的环境”，他的环境即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年代了。
张遵骝则是“他自己加上他的环境”，他的环境即民国5年至新中国这段时间了。因为“周遭的现实形成了我的另一半”，所以，离开了俩人所生存之具体社会现实，是无法理解其个性的。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当一片地的小麦丰收了，除了品种优良、农人付出辛勤劳作外，我们还可推断出丰收必与肥沃土地、风调雨顺有关；反过来，如果一片土地上的小麦歉收了，假如品种与农人情况同前，则我们也可推断出歉收必与土地贫瘠或大旱、大涝有关。如此看来，刘恕与张遵骝无疑是两粒非常优良之品种，然前者结出了丰硕之果实，后者以干瘪收场，则不能不说与“我的环境”即土地的肥沃与贫瘠、风调雨顺或大旱水涝有关了!
也就是说，根据俩人之盖棺论定，我们就可大致推断出另外一半——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是个什么样子的!
钱学森晚年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要问的，其实就是奥德嘉所说的形成人才的另外一半——社会现实。
其实，根本不需要找这两位前人的例子，身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以我自己为例，步出大学校门后，一直在大学、中学、报刊社之间打转，在教师与编辑之间转换，也就是说，都是事业编制，属于体制之内的人。据我的十分有限之观察，则体制之内的人，相当一部分，虽男女有别，长幼有差，然存在共性，即在职称、升迁等强力束缚下，比较的谨小慎微，或者是胆子相对的比较小一点，个性比较平庸一点，许多真相，明明知道，也不敢说；许多真话，明知是对的，也不便讲。总之，是勤勤恳恳工作，夹起尾巴做人，以求安安稳稳退休。
相反，那些未入体制，或从体制之内退出而自主创业者，则胆子要大许多，干劲要足许多，个性要鲜明许多，整个人生要显得丰满、多姿多彩许多!
体制之内的人，而个性鲜明、敢讲敢做者，少之又少耳。体制之内的狭仄之生存环境，与体制之外的广阔天地，构成了这两类人生命中全然不同的另外一半!
正因如此，奥德嘉这样说——
我们必须寻求我们的环境，确切地了解它的限度、它的独特性，它在世界无限远景中所获得的地位，总而言之：人类最具体的命运便是重新吸收他的环境。
因此对每一个人而言生命的意义无他，只是去接受他那冷酷无情的环境，并且在接受的过程中，把它转变成为我们自己想创造的一种环境（《哲学与生活》 志文出版社）。
问题是：将环境转变成为“我们自己想创造的一种环境”，又谈何容易啊!
二0一九年七月三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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