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林密 | 磁悬浮的汪曾祺
总第14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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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开创了一个时代。这部作品是打破文学完全为政治服务的当代小说的开拓之作，当然也是老先生文学创作的代表之作。轻松闲适、唯美、诗意的表达，深层人性揭示的艺术手法，迥异于同时期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
刘心武、卢新华们勇敢地向刚刚过去的混乱年代杀了个回马枪，勇敢地把时代的伤痛撕开，鲜血淋漓。刘、卢的书写，舍弃了当时文学作品惯常的英雄人物、宏大场景的描述，把叙述视角，转向了日常的普通大众，回到了现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觉悟。他们创作意识的新锐，值得肯定。不过，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刘心武、卢新华们引领的“伤痕”主流创作，揭开时代的伤疤之后，并没有“发觉”造成这些伤痛的根源，作品的结构模式，实际上还是“假大空”“高大全”“伟光正”的“填空”。作品的升华，还是大呼口号。整体的创作，仍然没有摆脱之前僵化死板的文字模式。比如刘心武在《班主任》里褒扬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
卢新华的《伤痕》里，王晓华读完母亲的遗书，苦痛而激愤，心中一字一句的默念：“妈妈，亲爱的妈妈！您放心吧，女儿永远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作品的升华部分，“她猛地一把拉住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汪曾祺先生的《受戒》，把那些伤痛，隐藏在了文字背后，躲开了纷纷攘攘，表面上看与当时的文学创作主流不大相干，把读者的视线，带到了与世无争的静谧田野，带到了“四十三年前的梦”里，给读者展示了一幅意味隽永、丰富淋漓的田园风景水墨画。给人的感觉是你们“伤”你们的，我就是出来打酱油的。
但这并不是说汪先生对时代的伤痛无动于衷，况且，老先生自己也顶了二十多年的政治帽子。在其他作品里，他实际也向那个过往，进行了痛疾的声讨。
但是更多的时候，汪先生避开了直白的批判，把更多的表达，换了一种方式，在诗样的叙述中，对人物的描写，老先生摆脱了当时主流文学创作模式的桎梏，完全放弃了脸谱化、格式化，努力追求人性刻画，把人性和世俗做了更深层次的揭示。也就是说，汪先生的从容淡定，只是个表象。
还以《受戒》为例。其实《受戒》开篇就向世俗发起了挑战。明子家弟兄四人，明子最小，家里的田三个兄长种，人手已经够了，因此父母决定叫明子出家当和尚。其实是家里养活不了了。明子出家，中介人是明子的舅舅，这个中介，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
“帮”、“关系”维系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构架。国人更是如此，况且国人更善于“站队”，不管哪个，只要分出个三六九等的人群，总有明着暗着的“谁谁是谁的人”、“谁谁是谁的人”。汪先生的温和表达，是一把软剑，直刺深入骨髓，人类社会根本无法剔除的积习。
《受戒》里对小英子家境的描述，反映出了小农经济状态下底层大众极易满足的生存要求——只要人不得病，牛不生灾，鸡鸭都好，天底下的“赵大伯”“赵大娘”们，甘愿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一刻不停；煮猪食、腌咸菜、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毫无怨言。这是底层大众安于现状、要求极低的真实的生存诉求。
明子进了荸荠庵，舅舅告诫：“嗓子要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要练丹田气！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和尚里也有状元、榜眼、探花！”
做人上人，也是民族人性里的劣根之一。
看看周围就知道，眼下国人的攀比之风更甚。一边儿喊着人人平等，一边儿却是有仕途的，比谁的官儿大；没地位的，看谁被上头领导器重；经商的看谁挣的钱多；学生看谁赢在了起跑线上。炫富、拼爹、拜金。好像处处高人一头，才算“活得有价值”。这些可怕的思维意识，是真正意义上的腐朽思想残孽。
明子拿着常到荸荠庵打牌的那个打兔子的人的铜蜻蜓，跑到小英子家门口，一试，果然灵验！“要死了！儿子！你怎么到我家来玩铜蜻蜓了！”英子娘大骂明子的时候，好奇的小英子把铜蜻蜓要过来，一下子就把一只黑母鸡的嘴给撑住了。至少，荸荠庵僧众、小英子一家、收鸭毛的，全都知道这位打兔子的偷鸡。这说明打兔子的并不隐瞒自己的偷鸡摸狗，“君子坦荡荡”。因此汪先生说他和收鸭毛的都是“正经人”。
那谁不正经呢？具体到荸荠庵，最不正经的是三师傅仁渡。他不单单唱“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而且“据说他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但是“他平常可是很规矩，看到姑娘媳妇总是老老实实的，连一句玩笑话都不说，一句小调山歌都不唱。”仁渡善于隐藏。可以说，这家伙表里不一。
现实中落马的“三师傅”，在位的时候，每一个都在台上喊过廉政、反腐；底层的“三师傅”们，为了一己私利，或为了自保，阳奉阴违，不惜无中生有，污蔑构陷，互揭乱撕；“童叟无欺”的“三师傅”们，多数在缺斤短两，甚至为财害命。（三聚氰胺、瘦肉精等事件都是如此。）
膳堂吃粥，有身穿大红满金绣袈裟的和尚手拿戒尺“监吃”。哪个和尚吃出了声音，他下来就是一戒尺。“不过他不是真的打人，只是做个样子。”“做个样子”的事儿太多了。最叫老百姓诟病的是政坛上的人犯了错误甚至违了法，自己这一队里的领导，抛开法律，至多用纪律来个“记过”“警告”“免职”“书面检查”。完了挪挪窝儿，平调甚至高升。“捋捋毛儿，吓不着。”
“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没有清规，荸荠庵的和尚赌钱、唱荤调儿、找相好的，习以为常。别人也见怪不怪。
小说里，善因寺方丈石桥是佛教界最高级别的代表，“他的方丈比小姐的绣房还讲究，什么东西都是绣花的。他烧的伽楠香，贵得很。”他的奢侈豪华自不必说，关键是他还养着一个十九岁的很好看的小老婆。
“清规”的缺位，没有了约束，任何在位的人都可能作恶。“清规”不健全，俗世里的众生也有可能陷入迷乱和无序——“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汪曾祺《八月骄阳》）因而汪先生“无所谓清规”这一笔，主要是在社会经历了混乱和苦难之后，提醒人们重视“清规”的重建，提醒“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汪曾祺《随遇而安》）
明子要到善因寺去受戒。小英子问“好好的头皮烧十二个洞，那不疼死了，不受戒不行吗？”明子说：“咬咬牙。舅舅说这是当和尚的一大关，总要过的。不受戒的是野和尚。”小英子顿悟：“闹半天，受戒就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呀！”
时至今日，“受戒”更是用人行业必须检验的硬件。“没受戒”，对不住，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纵使你有天大的本事，那也是“野和尚”。只要受了戒，专业对不对口，无所谓。留过洋的，野鸡大学，也没人追究，只要有文凭，有“帮”，照样能做“方丈”。
以上种种人性中的弊端，都是社会生活里的真实存在。汪曾祺先生以一种委婉含蓄的笔法，通过《受戒》，完成了书写。《受戒》里的人物，都是普通众生，日常中举目能见，触手可及，因而来不得一点儿虚假，必须“真实”，必须叫人一看就感觉到“致秋这张像拍得很像。”（汪曾祺《云致秋行状》）明子聪明好奇，小英子天真纯洁，英子父母憨厚朴实，仁渡师傅精明隐晦……《受戒》里的人物，汪先生以他特有的真诚，都“拍得很像”。
汪先生对《受戒》里人物的生存状态，理性地剖析，深入揭示，意在警醒人们意识到民族人性的劣根，渴望经历了混乱和人性磨难的民族，痛定思痛，摒弃陋习，完成民族重塑，尽快回到淳朴民风的正轨。
汪先生的这种思想表达，在他的《沈从文的寂寞》里，可以略见一斑。先生在文中提到，沈先生曾经感慨“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汪先生说：“沈先生的重塑民族的思想，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来不被理解。”作为沈从文先生的高足，汪先生坦承自己的《受戒》受了沈从文先生创作思想的影响，《受戒》有点儿像《边城》。汪先生朴实地写下《受戒》，其实也有意叫人们读出“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汪曾祺先生以他特有的真诚，“真实”地记录下了庵里庵外的众生相。
从对待江青的态度，也能够看到汪曾祺先生性格的真诚。他在《随遇而安》里说“江青似乎很赏识我。”说到当年《沙家浜》剧本的创作，汪先生说：“从剧本方面来说，她（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智斗’一场，原来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背供’唱。江青提出要把胡传奎拉进矛盾里来，这样不但可以展开三个人之间的心理活动，舞台调度也可以出点新东西——'智斗’的舞台调度是创造性的。”（汪曾祺《关于<沙家浜>》）跟郭沫若在江青倒台前称江青“亲爱的同志”“文化战线好榜样”，倒台后称其为“精生白骨”的势利不同，汪先生并没有因为江青的政治倒台而黑了她，更没有见风使舵，落井下石，而是公允地肯定了江青的艺术修养。
明子烧完戒疤，受了戒，最高级别寺庙里的老和尚看中了明子的相貌和聪明，也有意选他做将来有较高几率做方丈的沙弥尾。明子成了有文凭的合格和尚。小英子却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当小英子趴在明子耳边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的时候，明子先是眼睛鼓得大大的，然后在小英子的催问下大声地说“要！”
故事到此结束。汪先生用小英子对明子庄重受戒的不屑，启迪人们觉醒，启迪人们向世俗和礼教挑战。至此，汪先生以真诚幽默而又带着唯美和一点儿狡黠的语言，完成了对人性最深层次的揭示和挖掘。这种语言是汪曾祺先生所独有的。
《受戒》诗样的田园风光描述，与刘心武、卢新华等伤痕文学对伤痛的直接揭露大相径庭，这实际上是汪先生采取了一个比较含蓄委婉的叙写，对人性进行了实质上的揭示。事实上，这种揭示，比单一的伤痛揭露更加深刻。他的表达，就像眼下高科技的磁悬浮列车，表面看，运动状态下车体脱离了轨道，实际上仅仅是小小的十毫米，而且车体的运动，自始至终与轨道平行。也就是说，汪先生《受戒》的文学表达，并没有与现实“脱轨”，而是以一种不同于刘、卢，不同于自己《天鹅之死》《云致秋行状》的独特的语言风格，以特有的汪氏姿态，离轨“十毫米”，稳稳地在当代文学的轨道之上，引领着创作风向，特立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