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张载的“变化气质”之道

​社会教化思想是张载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抱负密切相关。正如诗圣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所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生活在北宋中期的张载，强烈地感受到唐末以来的乱世对社会道德、社会风俗造成的巨大流弊，他将自己一生的思想精华集结成册而名之为《正蒙》，即订正愚昧之意，就是针对唐末以来日趋沦丧的社会道德与风俗而发，集中体现了张载推行社会教化、重建社会秩序，以唤起人们对儒家道德规范的普遍认同和自觉践行的强烈愿望。

张载认为人是可以教育和教化的。他赞同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但对孔子所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苟同，他提出了“变化气质”的基本理论，认为人同世间万物一样，均来自于天地宇宙，一方面禀赋太虚的本质属性——至善的“天地之性”，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人性本善；另一方面禀赋阴阳二气的属性——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因此产生了人性中的“恶”，现实中从而有了圣贤、凡人和不肖之人的存在。

他在《正蒙·诫明》中指出：“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要获得原本至善的本性，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矫正气质之偏。这就是张载的“变化气质”之道。

那么，如何“变化气质”呢？

张载提出了通过“善反之”的途径变化气质的观点，他以为，人之所以不善，人的“天地之性”之所以得不到充分地完全地发挥，是由于“气质之性”的遮蔽。“善反之”就是要善于发现“气质之性”中的“天地之性”成分，从而认识到“天地之性”才是完美的人性，他在《正蒙·诚明篇》中指出：“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气质之性”不被有学问的人看作是完美的人性。因此，“变化气质”就是以“天地之性”改造“气质之性”，把人的生理和生活欲望置于某种道德观念的控制之下，使所谓的气质“变好”。

同时，张载指出：“学”以变化气质。这里的“学”实质上就是接受儒家价值理念的熏陶，对儒家道德进行学习和实践。必须注意这里的“学”不仅指读书学习，而且包含修养实践。张载认为，气质之善恶虽是人与生俱来所受的定分，但人的善恶所成却取决于人的后天努力——禀气之偏者，可以通过后天不断的“学”，逐渐摒除和矫正“气质之性”中的“恶”，从而最终返归到至善的本性。

他在《经学理窟·气质》中指出：“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之所以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这就是张载的“学以变化气质”的基本理论，从而为社会教化活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确立了先天的合理依据，对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和孟子的“性善论”思想做出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对其“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传统观点做出了必要的修正，为理学的社会教化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有了理论指导，如何实施呢？

张载认为社会教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敦本”，即通过立志在先、虚心诚意、深求义理、笃行实践、勤勉不息等措施，唤起人们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在自觉，通过“变化气质”之道把儒家伦理道德内化为人的内在德性，其目标就是要使人成为至善的君子或圣贤。

二是“善俗”，即通过重在启发、因材施教、适时渐进、以身为教、重视儿童德育等举措，使儒家的伦理道德为社会普遍认同与遵守，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从而构建起理想的社会秩序。

在张载弟子子孙的推广下，张载的哲学思想和家规家训还泽被关中大地，教化着当地的民风、社风。张载的弟子吕大临兄弟受其影响编制了我国第一部完善的成文的乡规民约《吕氏乡约》，移风易俗。乡规民约是放大了的家训家规，使张载推行礼教、教化风俗的思想更加系统和具体。在张载家训家规及《吕氏乡约》的熏染影响下，关中乃至三秦“再使风俗淳”，正如明代教育家冯从吾所言：“自是关中风俗为之一变”，或如《宋元学案》所称“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

张载自己也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