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零的武人—李广,李敢,李陵三代人的悲剧|读嘉

文/苏则 (原创)

这是 读嘉 的第 108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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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画像砖《双骑吏画像砖》

引子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史料和文学作品表露出这样的观点:汉人——或者东亚大陆人——是文弱的。一些人认为这是农耕文明的通病,其实未必如此,古罗马就以农业立国,仍然能够建立惊人的武功。在冷兵器时代,古代汉人相对文弱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古代汉人往往不熟悉军事训练,而古代的匈奴人在儿童时期就能骑着羊,拉弓射鸟、射老鼠了①;第二,古代汉人相对缺乏战斗的勇气。清代笔记《啸亭杂录》,记录过在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清军与准噶尔的和通泊之战中,一个旗人武将的这么一段话:

“我们国家之所以所向无敌,就是因为武官不怕死罢了!你们怎么能学汉人的习惯,自己弱了自己的声势呢?”②

在冷兵器时代,武技和勇敢确实是文明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契丹、女真、蒙古、满清能够以少胜多,统治中原的关键所在。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汉人的形象并非一贯如此文弱,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汉之飞将军”李广,就是这样的反例——不但如此,李广不仅是某个个体,某个孤例,他也象征了一个家族,甚至一个阶层的时代形象。我们今天就通过对他和他的生平、家族与时代的介绍,来看看古代汉人的武技和武德,以及这些武技和武德是如何退化的。

武技和武德的结合:李广其人

我们前面说,冷兵器时代,在技术国力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决定两个文明军事力量强弱的,第一是自卫的战斗训练;第二是不畏死的勇武精神。这两点也是中央帝国史晚期,蛮族人引以为豪,并看不起东亚大陆人的缘故。但在李广身上,这两种歧视其实都不能成立。李广(前184年-前119年,陇西成纪人),出身军人世家。他的家族世代传习射箭之术,习惯渗透到生活之中,所以李广个人的兴趣爱好就是射箭,一直到死都是如此,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地上画军阵,比划射箭来决定罚谁喝酒③。

一切带有目的性的训练,都不会比传统氛围和个人兴趣的带动作用更大,再加上个人的天赋,即便在胡人当中,李广的箭术也是非常高明的。在汉景帝时代,匈奴人曾大举进入上郡。汉景帝派遣一个中贵人——宦官,但不一定是阉人——前来跟随李广学习战事,抗击匈奴。中贵人带了几十名骑兵,纵马驰骋,遇上了三个匈奴人,就与他们交战。这三个匈奴人竟能以三敌数十,他们回身放箭,射伤了中贵人,几乎杀光了他身边的那些骑兵。中贵人逃归李广处,李广判断他是遇上了匈奴之中箭术一流的“射雕者”,于是带着一百名骑兵前去追赶。三个匈奴射雕者弃马徒步前行,走了几十里,终于被李广军发现。李广于是命令他的骑兵左右散开,自己则亲自去射杀那三个匈奴人,最终射死两个,活捉一个,一加审问,果然是匈奴的射雕者④。从这里我们可见李广本人的射术,是可以和匈奴中的佼佼者相比的。

《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身材高大,两臂如猿,他善于射箭也是天赋,即便是他的子孙或外人向他学习,也没人能赶上他。他射箭的方法是,看见敌人逼近,如果不在数十步之内,估计射不中,就不发射。只要一发射,敌人立即随弓弦之声倒地。

第二点,也就是勇武精神,在李广身上也非常突出。他个人可以勇敢到什么程度呢?李广在北部边境上谷郡做太守,在一线和匈奴对抗的时候,他的朋友,负责对外事务的典属国公孙昆邪(húnyé)甚至向汉景帝哭求——“李广才气,天下无双,他自恃本领高强,屡次和敌人正面作战,恐怕我们会失去这员良将。”于是汉景帝把他转去战争压力不那么大的地方做太守了⑤。

公孙昆邪是胡人,在他眼里,汉人李广的勇敢也已经到了让他感到吃惊的程度。他对李广的担忧,非常接近孔子对子路的担忧(虽然公孙昆邪和李广大概只是朋友关系)。孔子曾经两次担心子路的死亡。在弟子们随侍在孔子身边的时候,其他弟子们都显示出温和快乐的神情,唯有子路是一副刚强勇武的样子。孔子评论说:“像子路这个样子,恐怕是没有办法善终的吧!”这是在其乐融融的师生聚会中的小玩笑。而在另一次,子路在政局动荡的卫国从政。当时,晚年的孔子正在鲁国休养,某一天,孔子听说卫国发生了动乱,就想起这位勇敢正直的学生,叹息说:“啊,子路一定要为此而死了!”事实果然如此。⑥孔子和公孙昆邪的担忧,都是深厚情感的体现,但这种担忧,实际上同时也是对子路和李广的褒奖。传统的正义道德不分文武,在此基础上,一个武者最高的荣誉,不在于能够始终战胜,而是在于始终敢于为了维护自己的理念而战斗。子路为礼义捐躯,李广为卫国奋战,都是他们的荣耀。

《论语·宪问》:仁者必有勇。《中庸》:子路问强。子曰:“……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子路实践了夫子的理想。

李广敢于战斗,因此历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各郡的太守——都是匈奴可能频繁来犯的边境之地——他都以力战成名。前面提到李广射杀匈奴射雕手,虽然可见他出众的箭术,毕竟不免有以多欺少之嫌,但在李广活捉了其中一个射雕手之后,匈奴几千骑兵随即就赶到了,力量对比转眼逆转。李广是怎么对付这个局面的呢?他没有下令逃跑——他们一逃跑,匈奴必然追击,将他们全部射杀。唯有停留不走,让匈奴认为这是诱兵之计,背后有大批伏兵,才能得以生还。所以李广下令部队前进到离匈奴阵地还有大约二里的地方,还要全体下马,解下马鞍,让匈奴更加怀疑他们就是诱敌之兵。

这个军事决策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很像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空城计,但空城计这个典故的史料来源就不可靠。而且一方面,空城计与其说显示的是智慧,不如说是勇敢——而历史上的诸葛亮“一生惟谨慎”,不大可能冒这样的风险;另一方面,从实战角度上,即使怀疑对方有伏兵,也可以用佯攻的方式去试探,但司马懿在空城计的传说里就这么直接跑掉了,是很不合理的。在李广这次战斗过程中,匈奴人就做了类似佯攻的动作,派一个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李广见状立即上马,和十几名骑兵一起奔驰,射死了那个骑白马的匈奴将领,接着回到骑兵队中,解下马鞍,让士兵们继续随便躺卧,行若无事。匈奴人无法试探出虚实,最后只好就这么回去了。⑦

诸葛亮空城退司马,典出裴注《三国志》引的郭冲五事,但这五个故事都不太可信。裴松之已经认为:“冲之所说,实皆可疑”,并逐条加以驳斥。但空城计类型的传说仍然广布各种历史故事中。

中国历史中,对战争的记述往往缺乏具体细节,传说故事中的细节是充分了,大多却是文人想象出来的。李广这次战斗的全过程,具体显示在西汉正史《史记》、《汉书》中,比较细致可靠,可以说正是空城计传说的一个历史原型。和小说传奇中奇谋秘策一出,万事都能顺利解决不同的是,真实的战争是残酷危险的。真要以少数兵力吓阻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非常困难。也只有像李广这样的,精湛的战斗技艺和勇敢的武士精神兼具一身的人,可以做到这样艰难的事。也正因为此,李广本人在胡汉之间都享重名。在李广驻守右北平的时候,匈奴称他为“汉之飞将军”,躲避他好多年,不敢入侵右北平。

但在历史上,和李广的勇武一样有名的,还有李广糟糕的命运。即便是李广这样的勇武和威名、几十年的军旅奋战,也没有让他得到汉朝的爵位。反倒是李广过去的部分部下亲友,才能大多不及李广,却比李广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李广的堂弟李蔡,大致就是和李广同时间段开始为汉室服务的。到汉武帝的时候,李蔡已经做到了诸侯国代国的国相。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他跟随大将军卫青征讨匈奴右贤王有功,被封为乐安侯。在元狩二年(前121年)间,李蔡又代公孙弘做了丞相。《史记》、《汉书》公认,李蔡的才干不过是下等的水准,声名比李广也差得很远⑧,可是李蔡被封为列侯,官位达到三公,李广却得不到封爵和封地,官位没超过九卿。这就是王勃《滕王阁序》中著名的“李广难封”的典故。

古代文人对这种现象,一般就用“运气差”、“命不好”之类的话来解释。譬如说唐人王维的《老将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宋人饶节的《次韵答曾仲成二首》其二则说:“某或李广奇,某或卫青幸”(世界上有些人倒霉得像李广那样;有些人走运得像卫青那样)。这种不公平的命运甚至让李广本人都对自己的运气产生了怀疑,他私下找一个星象家请教说:

“自从汉朝攻打匈奴以来,我没有一次不参加。可是各部队校尉以下的军官,才能还不如中等人而有军功被封侯的有几十人。我李广不算比别人差,但就没能得到封地,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我命该如此吗?”⑨

这种命运,似乎还是可以遗传的:李广本人征战一生,无尺寸之封,最终竟然郁愤自杀而死;他的儿子李敢遭霍去病射死,汉武帝对外则宣称是被鹿撞死,掩饰过去了;他的长孙李陵,也以勇武出名,能以五千步兵跋涉千里“横挑强胡”,但战败后有家难回,其家人最终竟被汉武帝灭族。——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李家命运不济吗?我们不妨翻检史料,略作辩证。

二、一时辉煌的代价:汉武帝时代的武功

从已有史料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李广难封并不全是因为运气,其中是有人为干预成分的。试举一例: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朝军队在卫青和霍去病等人的率领下,对匈奴的心脏地带发起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取得汉匈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这就是著名的“漠北之战”。李广作为前将军也参与了这次战争,却无功而返,原因不是他作战不力,而是因为他被卫青刻意安排到了迂回绕远的路线上。在漠北之战前,卫青捉到匈奴俘虏,知道了匈奴单于的位置,就带领精兵前往袭击,他遵照汉武帝认为李广年老、运气不好的嘱咐,命令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yìjī)去绕远路——东路进军,实际上就是不希望李广参与到对匈奴的主战场上。李广认为自己的职务是前将军,现在却被要求从东路出兵,于理不合,向卫青提出抗议。但卫青仍然不答应他的请求。

卫青之所以要把前将军李广调开,是为了带上中将军公孙敖和自己一起和单于作战。公孙敖是何许人也?他是卫青发迹前的救命恩人和好友。当时公孙敖刚刚丢掉了侯爵,卫青为了帮助公孙敖拿回封爵,因此故意把前将军李广调开而把公孙敖带在身边。李广被迫绕了远路,军队又没有向导,终于迷失道路,没有参与到卫青和匈奴单于的大战。卫青没有擒获单于,战事结束后,他派手下的幕僚责令李广部队的将领前去受审对质。李广自愿代替部下亲自前去受审,最终在愤激之下拔刀自刎了。

李广前去受审时说:“我从少年起与匈奴打过大小七十多仗,如今有幸跟随大将军出征,同单于军队交战,可是大将军又调我的部队去走远路,我偏偏还迷失了道路,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我已六十多岁了,毕竟不能再受那些刀笔吏的侮辱。”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广的失败,并不完全是运气的缘故,最重要的是他缺少必要的军事资源——在漠北之战中,他和长官卫青不睦,因此只得到了最为糟糕的行军路线,而且又缺乏必要的向导;而在他参与的其他战斗中,李广普遍是以少敌多、以弱对强。如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他曾以四千骑兵出右北平,入匈奴境内数百里,被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兵围困,僵持一天一夜,结果竟是打了个旗鼓相当,但最终也不过是功过相抵,没有封赏。而李广的孙子李陵,在恶战后战败、投降匈奴,也实在不是因为他和他的部属们怯懦软弱,实在是因为实力强弱过于悬殊,是以五千步兵和十余万匈奴骑兵对抗——“非战之罪”是对李家命运最好的形容词。

而反过来,我们还可以看到,汉武帝时代战绩较好、爵位较高的其他名将,在具体的军事才能和战术上,其实少有史料记录,我们能够看到的,主要是他们得到了帝国更多的军事资源。我们就以被很多文人用来和李广对比,运气较好的卫青为例:在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卫青第一次参与军事行动,就是车骑将军,领兵万人,地位已在宿将李广、公孙贺、公孙敖之上;到第二年,即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卫青就带三万骑兵出雁门。他所拥有的军事资源,从一开始就是李广可望不可即的。正因为汉武帝在汉匈战争前期,把军事资源集中到卫青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得战功、享封侯的西汉将领,几乎都是通过“从大将军”(跟从大将军)作战得来——如果不跟随卫青,不依赖卫青所拥有的军事资源,他们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

将军公孙贺……以骑将军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南窌侯。将军公孙敖……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合骑侯。将军李蔡……以轻车将军从大将军有功,封为乐安侯。将军张次公……以校尉从卫将军青有功,封为岸头侯。将军苏建,……以校尉从卫将军青,有功,为平陵侯……(《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几乎所有汉将都要通过跟随卫青才能获爵。

正因为卫青的军事成就主要建立在西汉帝国对他的军事资源倾斜上面,所以一旦这种资源倾斜无法维持,卫青也就神奇不再了。武帝时代汉匈战争的后半段,是霍去病的天下,这是因为汉武帝刻意将军事资源向霍去病倾斜。就在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中,汉武帝让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自统领五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及转运物资的人跟随其后。两军看似平分秋色,但那些敢于奋力作战和勇于深入的人,都被汉武帝派去霍去病的麾下了。所以在卫青部和匈奴人的战场上,汉军以优势兵力,不过达成歼敌一万九千,敌我伤亡大致相当的战果。霍去病则“翻越离侯山,渡过弓闾河,捕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匈奴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军队直达翰海,捕获俘虏和杀敌共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

在漠北之战中,这种刻意的资源倾斜还有一个最明白不过的例证。原先汉武帝打算让霍去病从定襄郡北上,这是为了让霍去病直接和单于作战,以便获得更大的功绩,但在他们出发前,汉武帝又从抓到的匈奴俘虏那里得到了单于向东而去的消息,于是他就让霍去病从东边的代郡出兵,改让卫青从定襄郡出发⑩,这样就能把和单于作战的机会从卫青那里夺下来送给霍去病。虽然最后汉军发现,这个匈奴俘虏提供的情报大概是虚假的,单于仍然在定襄西北方与卫青部相遇。但是,对于在这次战役中归属于卫青部的李广来说,一个可笑又可悲的真相就是:当时已经年过六十的他心心念念,甚至不惜恳求和他并不友好的上级卫青,要和单于决一死战,但其实自一开始,在汉武帝的规划中,他就从来没有过和匈奴单于直接作战的机会。

漠北之战示意图。汉武帝在得知匈奴单于东进的情报后,让霍去病也改从东方的代郡进兵。这显示了他对霍去病的资源倾斜(《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去病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虏言单于东,乃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

这里深究下去,当然还有另一个问题:帝国分配军事资源的逻辑是什么?根据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安排这些资源分配的是汉武帝。他为什么要先后超拔卫青为车骑将军、大将军,又为什么要抑制卫青,转而把霍去病捧上高位?这里就涉及到汉武帝时代一个重要的历史公案,即“内朝”的崛起。所谓内朝,指的是皇帝的亲信侍从组成的决策班子,他们相对于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员,和皇帝的联系更为紧密,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宫禁。卫青先后担任过侍中、车骑将军、大将军、大司马;霍去病先后担任过侍中、票姚校尉、骠骑将军、大司马,都属于内朝系统,也就是汉武帝直接提拔的亲信私兵,用于制衡外朝。卫青是汉武帝宠爱的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是卫子夫的姨甥,卫青的外甥,都是汉武帝的外戚亲信。

汉武帝设置内朝,是为了侵夺外朝的权力,压制相权,加强君权。汉武帝是个有意识的集权者,算计精明。所以对他而言,要提拔的人,必须是容易控制的人,如果不好控制,那其实就是用另一个强大的丞相替换原来的丞相而已,达不到中央集权的效果。所以汉武帝提拔的内朝官员,大多是出身卑贱的人——卫青是平阳侯府中奴仆卫媪与平阳县吏郑季的私生子,原先是在平阳公主门下做骑奴的,性格非常恭顺阴柔,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我生为别人的奴隶,不挨打挨骂就心满意足了。”⑪所以即使在他做了大将军之后,也还是用奴仆的方式侍奉汉武帝——汉武帝是可以蹲在厕所里会见卫青的,卫青也没有什么意见:君臣之间的关系主奴化到了这种程度。这是外朝的官员们不能接受的⑫。所以卫青虽然得到汉武帝的扶持,地位极为尊贵,但天下的贤士大夫却不愿称赞他。司马迁《史记》评价卫青“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是有嘲讽之意的(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卫青(?-前106年),字仲卿,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异父弟,任大司马大将军,他虽累有高功,却柔顺媚上,士大夫们希望他负担重臣的责任,招选贤者,卫青认为这会遭致汉武帝的猜忌,表示拒绝。“当臣子的只须遵守法度干好本职的事情就行了。何必参与招选贤士的事情呢!”霍去病也仿效这种做法。(《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即使卫青再怎么谨慎恭顺,但他军功渐高,地位日隆,大概仍然不能不引起汉武帝的疑忌,这是汉武帝扶植霍去病,打压卫青的合理理由。卫青的功名地位既然多由帝国军事资源的大量投入得到,也可以因为军事资源的重新分配改变。在漠北之战,霍去病以精兵取得大胜,但卫青独当单于,绝不是没有功劳。然而汉武帝封赏的结果是:卫青部下军吏士卒,没有一个得到封侯;霍去病属下的军吏士卒则封官受赏,为数甚多。从这以后,卫青的权势江河日下,霍去病日日显贵,卫青的老友和门客,大都跑去侍奉霍去病了⑬。

卫青和霍去病的成就虽然主要源于汉武帝对他们的军事资源倾斜,但他们确实立有较大的军功,可以在历史上称为名将。但问题是:提拔和重用他们的路径和方式,是由汉武帝专制欲望驱动,用大量军事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砸出来的。这种方式也许能够瞎猫碰到死耗子,遇上一两个卫青、霍去病,总体上却会产生大量浪费资源的劣帅,埋没许多李广这样优秀的武士。汉武帝用提拔卫青、霍去病的方式,后来还提拔出了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汉武帝像对待卫、霍那样,一开始就交给他大量军事资源,给他六千属国骑兵、数万军队攻伐大宛,为他夺取汗血宝马。结果两年间大宛没有打下来,士兵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汉武帝前后继续给李广利补充二十四万军队,战马牲畜数以万计,使得全国骚扰动荡,这才迫使大宛有条件地屈服。李广利手下将吏贪财、侵吞军饷,使士卒死亡甚多,但汉武帝置之不理,仍然给李广利极高规格的封赏。但汉武帝在他身上集中的军事资源最终还是所托非人: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率七万人北伐匈奴,结果数次失败,全部投降。

李广利(?-前89年),西汉中期将领,外戚,汉武帝宠姬李夫人和宠臣李延年的长兄,李广利数次出征大宛及匈奴等地,战绩平庸,堪称常败将军。

我们不能只看到漠北之战击败匈奴的战功,却忘记了这一战集中了汉朝官私马匹十四万,归来不过三万的资源消耗;我们不能只看到汉武帝选拔卫、霍的成功,却忘记了他选拔李广利的失败。史家雷海宗说:“汉武帝时代武功的伟大是显然的,是人人能看到的。但若把内幕揭穿,我们就知道这个伟大时代是建筑在极不健全的基础之上。”⑭诚哉斯言。

三、李家的毁灭:武人的逆向淘汰机制

汉武时代的李广,可以说是东亚大陆历史上最早的“怀才不遇”的武人形象。这多少不完全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名将遭遇悲惨的命运,如乐毅不见用于燕国,李牧被赵王诛杀,韩信、彭越死于汉高祖的杀戮,但这些例子,基本属于将领在已经建立功名后,因为功高震主而被定点清除的情况;文景时代,“冯唐易老”,是因为他生在偃武修文的时代,不能有大展拳脚的机会。但李广与前面的将领都不相同,他才华卓越,人尽皆知,又遇上了一个追求武功的帝王,可就是始终无法建立功名。这就意味着,武人的选拔机制,到这里可能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

很多人会理直气壮地指出:李广不能建立功名,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他自己,汉代的军功制度,按照战功给予爵位,李广的战功确实不够封侯的条件。汉代的军功制度基本承袭秦代,以商鞅的法家理论为支撑,根据这一理论,帝王专制一切,只要他作为裁判给予足够的赏罚激励,民众就会勇于作战,整个社会就会不断产生精兵强将。

但这个理论的一大问题在于,商鞅之流自以为极为务实,但他们对于最高统治者却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给予赏罚的裁判真的是完美和公平的,那么民众确实可能在这种公平的赏罚激励下拼死作战。而问题就在于:这些作为裁判的最高统治者不可能是完美和公平的,他们有自己的私心和偏爱,所以汉武帝因为一己之私,不惜用全国资源帮助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建立军功;因为个人偏爱,给卫青三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封侯,在元朔六年(前123年)卫青出征无功的情况下仍然赏赐千金给他。卫青明白:自己之所以得到这种不对等的待遇,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姐姐卫子夫受宠,因此将其中的五百金送给汉武帝的另一个宠妃王夫人,汉武帝对此深表满意。⑮

所以我们细勘李家三代人的悲剧命运,可以发现李家真正的敌人不是外敌,正是汉武帝的宠臣和私心。李广无功自杀,部分是因为卫青的掣肘;李敢继承了父亲的勇武,在汉匈战争中以力战夺取左贤王的鼓旗。他为父亲的命运感到怨恨,击伤了卫青,加剧了李家和汉武帝宠臣的仇恨。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借跟从汉武帝甘泉宫狩猎的机会,射死了李敢。汉武帝因为霍去病当时正是自己的红人,就隐瞒了事件的真相,掩饰说是鹿撞死了李敢。李陵的五千步兵军队,是为了给李广利的三万骑兵部队吸引匈奴兵力,为李广利分担军事压力,这才被八万匈奴骑兵围攻。

在这种情况下,李广、李敢和李陵的军功爵位比不上卫青、霍去病、李广利,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私的专制者独掌赏罚升沉的大权,一味提拔容易控制的软弱亲信,而抑制真正的勇者,终将毁掉普通民众的尚武精神。李广家族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他们属于当时已经比较少见的良家子(出身良家的子女)世代从军的例子。在汉武帝的时代,大量流民、罪犯、恶少和外族部队已经被征召入伍、充当兵力,这是未来的流寇战争和蛮族入侵的先声。蛮族军队和本土民众缺乏血肉联系;流民和恶少组成的军队,单纯用劫掠杀戮换取地位和财富,其战斗力源于他们的破坏性和对人性的漠视;良家子组成的军队,互相的信任、扶助和关爱是他们力量的源泉。

因此我们容易发现,李广和李陵都以爱护士卒著称。李广对待士兵宽厚,因此他的士卒安逸快乐,甘心为他拼死。遇到缺粮断水的地方,士兵没有全喝到水,李广不接近水;士兵没有全吃上饭,李广一口饭也不尝。这和霍去病一从军就可以获得无尽的优质军事资源,因此不知体恤士兵,即使士卒缺粮饿得要死还要踢球取乐是完全相反的模式⑯。高适《燕歌行》写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描述的就是这种平民士兵和高级军官脱节的状况。

宠臣率领的军队,主要凭借充足的军事资源取胜,良家子组成的军队依靠上下一体的信赖和忠诚,却能在军事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仍然打出过硬的战绩。元狩三年,李广以四千骑兵被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兵包围的时候,李广首先派出的是自己的儿子。他让李敢带几十名骑兵冲击敌阵,直贯匈奴骑兵阵,从其左右两翼突出,回来报告:“匈奴不难对付。”士兵因此安心。汉军箭快用完了,李广命令士兵拉满弓,不要放箭,自己则用大黄弩弓射死几名匈奴的副将,最终支持到援军到来⑰。更著名的是,他的孙子李陵,凭借部下五千死士,和匈奴八万骑兵对抗,十多天内竟然不落下风,甚至杀伤敌人万余。他们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留下了这样壮烈的影像,在此后两千年中央帝国史上,这样的英雄、这样的兵将关系并不多见:

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直抵单于王庭,好像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他们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的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他们连救死扶伤也顾不上。匈奴君长贵族震惊恐怖,于是征调左右贤王,出动所有能够开弓放箭的人,举全国之力,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已射完,进退之路早已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士兵们还是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浴血饮泣,拉开已空的弓弦,冒着锐利的刀锋,向北争先拼死战斗。⑱

和他的祖父李广那样,在汉武帝的伟大统治下,李陵的奋战不会得到报偿。战斗到最后十余人的他已经竭尽全力报效汉室,投降匈奴并非他的耻辱。但汉武帝先是怀疑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为了贬低自己全力提拔的李广利,因此将司马迁处以宫刑;此后又听信李陵帮助匈奴练兵的流言,竟然族灭了李陵母弟妻子全家。反倒是匈奴人怀着武士惺惺相惜的情感,善待这位昔日的强敌。匈奴单于认为李陵是壮士,将女儿嫁给他,封他为右校王。在汉武帝死去之后,汉朝使节一度希望用功名富贵劝诱李陵回归故国,李陵踌躇良久——他并非考虑功名富贵,只是不愿再蒙受过去汉武帝赐给他的羞辱——“丈夫不能再辱”,李陵回绝汉使的方式,令人想起他不愿对刀笔小吏低身下气,最终自杀明志的祖父。李陵在匈奴二十年,终于死在对勇士更为宽厚的异乡⑲。

从李广到李陵,李家的没落和毁灭,是一个社会里武人命运的缩影。它意味着:勇敢和武技不再成为建功立业的必要条件;阴险狡诈、谄媚奴性,反倒成为了青云直上的台阶。雷海宗说:“(汉)武帝后兵制的发展,一日千里地顺序退步……到王莽时用的就只有募兵、囚犯,与外族兵,旧日正式的军队已经绝迹。”⑳真正的良民不再愿意为国从军死战,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开始启动,这是古代华夏武人传统终结的开始。


注    释

①   《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兒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②   《啸亭杂录·记辛亥败兵事》:傅赧然曰:“我国家之所以无敌者,以武臣不畏死耳!君等安可蹈汉儿之习,自弱其势哉?”因命整军以进。

③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

④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

⑤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徙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於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後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

⑥   《论语·先进》:“闵子侍侧,唁唁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

⑦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於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馀骑饹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

⑧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汉书》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⑨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⑩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

⑪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⑫   《史记》汲郑列传第六十: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⑬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霍去病部)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而大将军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後,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⑭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上编《中国的兵》六、汉武帝。

⑮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第五十五:是岁失两将军,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苏建至,上弗诛,赎为庶人。青赐千金。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甯乘说青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家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青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亲寿。上闻,问青,青以实对。上乃拜甯乘为东海都尉。

⑯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然(霍去病)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

⑰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乡,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

⑱   《汉书》司马迁传第三十二: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

⑲   《汉书》李广苏建传第二十一: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曰:“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恐再辱,奈何!”……立政随谓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⑳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上编《中国的兵》七、武帝以后——光武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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