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我来到釆桑,来到养心湖畔鲁班像前,双眼就会不由自主地向西张望,我望着釆桑中学发呆,望着学校东侧的一棵柿树发楞,就象见到了久违的亲人,心中有一种别样的感觉。那是一九六五年的夏天,我如愿考上了釆桑中学。入学后的第一天上午,学校还没分班,早先认识的几位同学邀我到校门囗东侧的一棵大柿树底下去玩。玩到兴浓时,有位同学给出了个主意,说要我们爬到树上去摸瞎糊。“摸瞎糊”是一种游戏,就是几位同学上树后各自找到自已的位置,然后让一位同学用布或衣服包上眼睛去摸,先摸到谁,谁就是输家。然后再让这位输家用布蒙上眼睛继续去摸,依次循环。我是第一位被蒙上眼晴的人,眼晴被蒙上后,我好像进入了一个恐怖的世界,心跳开始加速,全身不住地打颤。但怕同学们笑话,我只好壮了壮胆,顺着一根树枝朝前摸去。这时,爬在树梢的那位同学动了,那根树枝开始摇晃,我吓得身上出了一层冷汗。一不小心,我从树上摔了下来,正好摔在树下的一块石头上。血顺着我的面颊往下流,粘糊糊一片。不知是哪位同学喊来了老师,这位老师二话没说,快步把我扛到了采桑卫生院。经一位医生包扎后,又把我带回了校园。在返回的途中,我打量了这位老师:个高,消瘦,国字脸。巧的是第二天分班后,这位老师竟成了我的班主任,自我介绍说,他姓崔名叫进国。他任命我为班长,协助他做班上的工作。一个月后,班上举行了一次摸底考试,我考了个第一名。尤其是作文成绩斐然。崔老师特意在课堂上作了朗诵。我高兴极了,心中充满了自豪感。中午饭后,我独自一人走出校门,又一次来到了曾经摔我的那棵柿树底下。这时的天空蔚蓝如洗,周围的群山景色宜人。蝉在树上鸣笛,鸟在树上高歌。我陶醉了。情感迅速升温,我爬到了树上,靠着一根树枝闭目养神,就象一个快乐的王子。这时意外又一次发生了。朦胧中,我从树上摔了下来,摔了个底朝天。庆幸的是这次我并没伤着筋骨,反倒把插在上衣口袋里的一支金星钢笔给压碎了。我无比痛心,因为当时金星钢笔可是名牌啊,并且价格不菲。以前上五六年级时,我常为能用上金星钢笔沾沾自喜。我知道,为买这支笔母亲特意卖了一只母鸡,父亲特意上了一趟县城。下午第一节课时,我无精打采,情绪一直停留在对钢笔损坏的惋惜中。崔老师见情况有异,就走到我身边,得知情况后,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支笔交给我,我的情绪才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这支笔并没有物归原主,我倒成了这支笔永久的主人。日历翻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了全国,采桑中学也未能幸免,崔老师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带着高帽游街。由于我擅长文学,特别会写大批判之类型的文章,红卫兵头头看中了我。在一次批判会上,我违心地批判了我的恩师崔进国。此时的恩师就像一个囚徒,弯腰弓膝,身上沾满了纸条。我不敢正视他,批判的声音也有点苍凉。但崔老师却没恼,趁别人不注意时,却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批判会结束后,我上了趟厕所,在厕所里我遇到了崔老师。见四下无人,崔老师走近了我,悄悄夸我今天的批判稿写得不错,但有几个词语用得不当,需要修改。他要我把批判稿保存好,趁明天是星期天,学校人少,他会抽空帮我修改。正象崔老师所预料的那样,第二天造反派们都回去了,学校里只剩下了几名老师、一名炊事员和我。还是中午饭后,还是在岸边的那棵柿树下,乘着习习凉风,崔老师和我促膝长谈。他把批判稿放在膝盖上,一句句读,一字字看,需要改的地方他在下面划了条红道,并标上批语。看着这一切,我的眼在流泪,心在泣血,多好的一位老师啊!我向他投入的是匕首,他却回赠我的是阳光,是温暖。半年后我辍学了,辍学的原因是因村上的召唤,我回村当了一名赤脚医生,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临走时,崔老师把我送出了校园外,又到那棵柿树底下作了一次长谈。不久崔老师捎来口信,说他也离开了釆桑中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滑县。我常常望着东南方向发呆。透过蓝天白云,我看见了崔老师。他没老,还是那样的年轻,意气奋发。在一座教室里,他手持教鞭,正在给学生上课……我愿高山常在,我愿采桑中学常新,更愿校外的那棵柿树常绿,我和崔老师之间浓厚的师生情如清风长存,直至永远。——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