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旧事（三）

民国为何出大师？

© 汉嘉女｜编

民国能出大师，发端于环境之奇，此环境能容奇人、奇事、奇闻。

1929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此时的清华，刚刚由“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踌躇满志，准备打开一个新局面。他开始招收女学生，并淘汰了一批不合时宜的教员。为了延请名师，罗家伦事必躬亲。当时南开大学的蒋廷黻，颇有名望，罗想把他挖到清华，于是亲赴天津。然而清华虽好，蒋廷黻却是待惯了天津，无意北上。任罗家伦说破一张嘴，蒋就是岿然不动。逼迫罗家伦耍起了无赖：“先生若不去清华，我就不走，一直坐在你家。”当晚，罗家伦就在蒋家坐了一夜。蒋廷黻被弄得哭笑不得，只好答应去清华任教。

1938年，北京辅仁大学首届招收女生二十名，有三名取自天津，冯忠莲即其中之一。开学伊始，辅大美术系主任溥雪斋即跑进教室，连声追问：“谁是冯忠莲？”冯忠莲面颊含羞，惶然站起。溥雪斋走至冯忠莲座前，连声说道：“你的晋唐小楷太好了！太好了！”原来此次招考，考有绘画及书法，冯忠莲画的是竹子，并以唐人写经为基础，掺入倪云林笔意，写了“春眠不觉晓”等几首唐诗。溥雪斋看后极为赏识，因此忍不住突然跑进教室，当面称赞，把冯忠莲吓了一跳。

罗常培曾推荐得意门生汪曾祺给朱自清当助教，被朱一口回绝，理由是，他连我的课都不上。与朱自清不同的是，汪曾祺交了一篇作业《方车论》给杨震声，杨震声看后，对其短小精炼赞不绝口，于是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宣布：“汪曾祺一人可以不参加考试。”杨震声是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他识人目光高人一等。数十年后，汪曾祺以其代表作《大淖记事》《陈小手》享誉文坛，证明杨震声允许汪曾祺免试是正确的。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陈寅恪来清华后，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不久，邀请梁漱溟来北大讲印度哲学。梁当时24岁，初中毕业，自知学浅，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谁能教吗？”梁说不知道。蔡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此番来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来呢？你不要当是来做老师，教别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于是梁漱溟不再推辞。

傅斯年处事至严，公正无私，不讲人情，但以聘请教授而论，对学识渊博者，在可能范围内无不迁就。他很高兴能聘到李祁女士，李女士是国内第一位考取庚子赔款的留英学生，中英文造诣极深。有一天，李女士冲入校长室，傅斯年见她神色慌张，立即起身，询以何事如此紧张？她说：附近农民养的一只红脸番鸭，咬破了她的袜子，鸭嘴触及到她的腿上皮肤，她怕染上“狂鸭症”。傅斯年大笑说，只闻有狂犬症，未闻有“狂鸭症”也。李女士也笑了，但她坚持要傅斯年买下那只鸭，送到医院检验。傅斯年只得一切照办。鸭没有疯，李女士也心安了。

沈从文出国访问，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差，环境那么苦，联大八年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但他却不动声色地走上讲台，将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形成了一种环境，谁要不正经，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同学与同学，彼此碰面都是讲，某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个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找来看看。

1952年，山东大学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报告会上，学校礼堂座无虚席，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和一些校领导也出席了报告会。讲座中途，身穿蓝色长袍的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的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闻一多上课别有情趣。他身穿黑色长袍，从教室门外昂然而入，先掏出烟盒笑问学生：“哪位吸烟？”学生们笑而不答，他就自己点燃一支，青烟缭绕地吸起来，然后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美酒，熟读《离骚》，方为真名士！”这才精神抖擞地开始讲课。

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一次联欢会上，有人请他“训话”，他说：“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我不训话。”

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他强调：“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为维护大学的独立和学术自由，傅斯年拒绝权贵子弟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