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清康熙的臧窑、郎窑和安窑之别!

“郎窑”名称的由来及其主角——郎廷极
“郎窑”是康熙一朝最耐人寻味的一段窑事,至今依然扑朔迷离。
“郎窑”的主角为郎廷极,字紫衡,号北轩, 盛京广宁(今辽宁北镇)人,家世显赫,隶镶黄旗汉军籍。
郎氏19岁即以门荫授江宁同知,官至两江总督,卒于1715年任内。
从文献记载可知,“郎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高超的仿古技术,
尤其 是在仿制明代宣德、成化官窑方面,达到了“仿古暗合,与真无二”的程度。
清康熙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北京故宫藏

郎窑是否为官窑?对此一直众说纷纭。
有认为是“半官 窑”有视之为“官私合一窑”。
康熙六十大寿与郎窑之声名鹊起
康熙官窑当中有一类器皿个性鲜明,纹饰特异。
器形多见盘碗类,以五彩装 饰为主,矾红彩使用突出。
胎釉细薄莹润,丽质非凡,且款识风格比较统一。
清康熙斗彩山水人物纹菱花口花盆-北京故宫藏

是甚么导致了“郎窑”突然间的名声大振呢?
翻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历史和用瓷情况,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郎窑”与上述康熙贺寿御瓷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是“郎窑”承办了康熙六十大寿的贺寿御瓷这一重大项目。
由于这批贺寿瓷器深获康熙皇帝的赞赏,得到朝廷上下一致好评,特别是受到了当时官宦阶层的大力推崇,如此才有了“近复 郎窑为贵”、“迩来杰出推郎窑”的现象。
  清康熙郎窑红釉观音尊-北京故宫
清康熙 仿宣德宝石红釉僧帽壶 H19cm “大明宣德年制”款
“郎窑”之前康熙官窑的烧造模式——名闻遐迩的“臧窑”
事实上,康熙一朝长达61年,其官窑烧造模式并非 一成不变。
从现有资料看,康熙官窑的第一次正式烧造始于康熙十九年,结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0-1688年)。
此次 烧造在正史、地方志书中均有详细记载。
例如:《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广储司》卷一·“烧造磁器”条曰:“康熙十九年十月,遵旨派内务府官、工部官各一员,笔帖式各一员,动用江西藩库正项钱粮烧造成磁器,以 供内用。所用钱粮由工部奏销。”
这次烧造目前仅知的有关康熙官窑的明确烧造记录,
因由工部官员臧应选监造之故,传统称之为“臧窑”。
清康熙豇豆红太白尊(臧窑)
“臧窑”的烧造模式是由代表中央政府的工部、代表皇室的内务府与地方官员三者一起协调烧造,烧造经费由江西 行省(藩库)负责。
臧应选是第一位进驻景德镇督办烧造瓷器的督陶官。
他在位督造时,其窑称为'臧窑'。
“臧窑”瓷器风格比较清爽,而且做得非常细致。 
清康熙珐琅彩黄地缠枝牡丹纹碗-北京故宫

清康熙粉彩花卉纹马蹄尊
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安窑”
据档案史实记载可知,在康熙一朝 61年里,官窑的烧造并不仅限于“臧窑”。
“臧窑”之后尚有“郎窑”,
而在“郎窑”之后,还有一个长期 被忽视的“安窑”,三者的烧造模式并不统一。
在康熙五十五年到雍正初期的七八年中,还有一个人以私人身份为朝廷烧造瓷器,这个人叫安尚义。
他监督烧造的瓷器,也就是民间所称的“安窑”。
安尚义,或称安尚仁,安三,字易 之,康熙朝重臣明珠的大管家,
其子为康雍时期著名书画鉴藏家安歧,朝鲜族人,隶明珠所属之正黄旗。
有意思的是,安尚义在负责为清宫烧造之时并无任何官方身份,而且只是一个家奴,但这种烧造竟持续了七年之久。
那么 “安窑”又是以怎样的模式烧造的呢?
“安窑”的模式是安尚义派家人马自弘、杨宗、伙计俞登朝三人“在景德镇置买材料, 雇工烧磁”,每年用银九千两。
形式简单,远远没有前述“臧窑”那么兴师动众。
安氏虽无任何官方身份却为清宫服务, 其经费并非来自官方,只有这样,雍正皇帝才不关心经费花销情况。
另一方面,到了雍正五年才觉得“安尚义效力处可以 不要了”。
康熙安窑款识
安尚义所烧制的官窑瓷器中,“月”字里面是一竖一横,这个安窑是特有的写法。
康熙安窑款识
“安窑”并非是朝廷委派,但“安窑” 其产品确实为清宫所用。
“安窑”的性质应该如何归属呢?
笔者以为,“安窑”亦属于康熙官窑,只不过是一种低调的官窑烧造模式而已。
“安窑”的烧造模式应与“郎窑”有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
“郎窑”一定没有像“臧窑”那样动用大量的行政资源,否则档案中不会 没有记载;
其最大的可能烧造模式就是如“安窑”一样派遣其幕僚或家奴“在景 德镇置买材料,雇工烧磁”,
依循官方的烧造要求承接烧造任务,所用材料以 及工匠价值,俱预行给发,一切遵循市场经济原则。
“郎窑”以低调的模式进行烧造,经费则来自官方(很可能是出自内务府)。
清康熙青花赤壁赋山水诗文方棒槌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郎窑红的问号

“郎窑红”是康熙瓷器中的一类名品,为仿宣德宝石红釉而成,其鲜亮厚润的宝石釉色和高难度的工艺技术, 使得其起身价不菲,深受近代鉴赏家、古玩商的推崇。
不过,近年来“郎窑红”是否属于“郎窑”作品则备受质疑。
质疑的理由归结起来有二:
一是“郎窑红”在清前期(嘉庆以前)的文献中不见记载,直至嘉道以后,方为诸 家著录,声名远扬;
二是“郎窑红”均无款识。
因此,质疑者认为这类俗称“郎窑红”的器物被视为“郎窑”之物是古玩商攀龙附凤以求牟利的结果。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持审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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