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姐姐们”不信安然

安然很好，但“姐姐们”不好。

作者 | 佳璇

编辑 | 石灿 

（本文涉及剧透）

距电影《我的姐姐》首映已过一周，关于这部作品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

票房方面，《我的姐姐》是清明档TOP1，突破5亿大关且还在上涨。在表演方面，《我的姐姐》的角色配置和演员发挥都很不错，尤其是姑妈与姐姐对话的一场戏，朱媛媛与张子枫的眼神和台词，配合着情节的发展让影片升至高潮。而口碑方面，《我的姐姐》却持续下跌，豆瓣开分7.9，目前跌至7.2。

电影设置了一个两难困局。

姐姐安然（张子枫饰）长期面临“重男轻女”带来的痛苦。父母为了要一个男孩，不惜谎报安然身有残疾；因为认为“女孩要早点赚钱养家”，私自修改了安然的高考志愿。而在安然独立养活自己、并打算通过考研去北京改变现状时，父母却意外身亡，留下了一个和姐姐面都没见过几次、年仅六岁的弟弟。

图源官博

早在《我的姐姐》上映前，不少看过预告片的观众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希望影片最后是一个“都挺好”的happy ending。而影片最后，姐姐拒绝签署“不见弟弟”的协议，拉着弟弟逃离送养家庭的开放式结局，将主创团队推上了风口浪尖。

部分观众认为这已经是故事发展下最好的结局，姐姐实现了某种和解，观众也拥有了想象的空间。而另一部分观众则指责其为“和稀泥”“心灵鸡汤”“弱化现实和刻意煽情”，甚至还有人表示：“对女性充满恶意”“拒绝观看”。

一部编剧和导演皆为女性，以“姐姐”为主人公的现实题材电影，如何引起了如此两极分化的评价？观众们为何而争吵不休？

不拒绝爱

在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的社会大背景下，影视作品中因原生家庭而陷入困境的女性形象，总是颇受大众关注。

无论是《欢乐颂》中被哥哥吸血的樊胜美、《都挺好》中早早脱离家庭的苏明玉、《安家》中被父母逼着要钱的房似锦，还是《我的姐姐》里面临幼弟扶养难题的安然，都戳中了不少多子女家庭中女性地位低下的现实。

在成长历程中，安然和苏明玉有一些共通之处。比如，遭受父母冷待、被父母强行修改高考志愿、与父母决裂从此不拿家里一分钱、在遭遇父/母死亡意外时与原生家庭再度建立链接。甚至在《我的姐姐》前半段，安然也很有向“大女主”苏明玉发展的趋势：与亲戚对抗、准备将弟弟送养、考研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但在《我的姐姐》后半部分，剧情走向发生扭转，姐姐似乎从强硬逐渐变得柔软。她开始纠结犹豫，甚至在故事结尾拒绝在送养协议上签字，拉着弟弟逃离，为观众留下了一个带着问号的难题。

编剧对这种结局的解释是：“姐姐在不拒绝爱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走自己的道路。”

影片中对这种“不拒绝爱”，有多处颇为重要且细腻的刻画。一是姐弟之间从敌对到依赖的感情培养过程；二是姐姐与姑妈边吃西瓜边进行的对话；三是姐姐在墓地对父母的一次单方面的倾诉。

姐姐与弟弟

这种爱首先来自弟弟。长期与父母分离、独立生活的安然，虽有强硬冷漠的外在性格，却并非真的不渴望亲情。父母双亡后，她与弟弟站上同一座孤岛。内心极为孤独的安然，在弟弟身上感受到了被需要、被信任、被依赖的幸福感。

姐姐与姑妈的对话更是场重头戏。姑妈与安然是隔代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多年前的姑妈，人已经到了莫斯科，却被母亲叫回家照顾弟弟和侄女，放弃了在国外做生意的机会。在家庭资源分配上，姑妈也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这场对话中，长期得不到外界认同的安然，终于获得了来自姑妈的理解和支持。一句“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姑妈没有带好你，以后的路，你自己走哈”，让安然的痛苦和压抑被姑妈“看见”。安然流下泪水，向姑妈鞠了一躬，骑上自行车驶向远方，整个世界都明亮了许多。

在这些温暖中，安然心中的坚冰一点点被软化，她摆脱了对弟弟的敌视，同时始终没有放弃思考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影片前半段，观众可以感受到安然对这个家庭的冷淡。她并未在父母双亡后流露出极度悲痛，而是卖掉家里许多物品、售卖房产、还击亲戚的情绪，展现出强势果决的态度。但在细节里，安然找到了家中自己唯一的一张照片，还留下了父亲的皮衣。

到了影片后半段，她开始直面自己在父母临死前未能接起电话的自责和痛苦，回忆起为数不多快乐的童年记忆。在父母的墓前，她坦诚了自己对父母的思念，表达了内心对于得到父母认同的渴求。安然敲碎了表面坚硬的外壳，袒露出了脆弱敏感、遍布伤痕的内心，勇敢提出了永远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问题。

在拒绝逃避和直面自己的过程里，安然实现了个人的和解，也就是编剧口中的“不拒绝爱”，这也直接导致了她在面对“永远不见弟弟”的要求时，最终选择了拒绝。

影片之外

按常理，观众似乎可以实现一个影片的理解闭环，但对于现实中真正的“姐姐们”，这种理解存在巨大的障碍。

在豆瓣上，最高赞长评的标题为《作为一个姐姐，我为什么讨厌这部电影？》，点赞数近6000，远超过另一篇点赞数刚过1000的主创团队专访。影片中的安然可以不拒绝爱，但在影片之外，伤痛远比作品中所展现的更加深重。

豌豆也是一位姐姐，甚至同样拥有一位身为家族长姐的姑妈，但她并不能共情《我的姐姐》，在看到一半时就已经感受十分不适。

她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她六岁，在家里二胎降生那一天，母亲做出送走她的决定。原因是：这一胎又是女孩，而母亲要继续备孕生男丁，无暇照料她。

当时的豌豆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她在姑妈家待了一段时间后想要回家时，才发现回不去了。两年后，姑妈家搬到了城区，离亲生父母家很近。豌豆经常隔着窗户看家的方向，却等不来父母的探望。“有一次，他们拎着水果来了，我以为是来看我的，非常高兴，结果发现他们是来借钱。”豌豆说。

她的姑妈、也是她的养母，同样面临着身为长姐的巨大压力。豌豆的亲生父亲经营公司不善，向姐姐求助，而在姐姐起早贪黑终于收拾好烂摊子，让公司还清债务转亏为盈后，弟弟却理所应当地认为这是姐姐的义务，甚至会质问姐姐：“你为什么不早帮我解决这些问题？”而后夺回了公司。

安然的姑妈

即便是豌豆也看不过去，她劝姑妈不要再管弟弟的事，姑妈却始终放不下。在漫长的岁月里，整个家族和社会系统对姑妈的“长姐”规训，早已使其丧失了抗争的意愿，在痛苦中被同化为系统的一员。

在观影时，豌豆觉得有几处情节难以理解。首先是弟弟的性格转换，她并不认为一个“小魔王”弟弟可以在短期内变成给姐姐送温暖的“小天使”。在“重男轻女”家庭里长大的男孩，更容易感知到自己享有某种特权，认为家庭资源理所应当由自己独享。在父母双亡的情况下，弟弟可能会变乖巧，但这种变化更有可能是出于生存危机感的无奈之举，而非对姐姐的爱。

弟弟发脾气

其次，豌豆认为影片有刻意煽情之嫌，在一个以情感为核心推动力的故事里，这种用力过猛让影片失真。比如，舅舅的女儿在婚礼上收到红包时，突然难以抑制地哭泣；舅舅与安然之间产生的近似于“父女”的情感；电影里姐弟的难舍难分与温情脉脉的结尾。

在豌豆看来，对于一个长期遭受剥削的“姐姐”来说，现实中突如其来的关怀并不会带来温暖，反而更让人警惕，是不是身上又有哪些价值可以被父母和弟弟榨取。影片中刻意追求的转变，只是经过粉饰的“圆满”。

谁被绑架？

《我的姐姐》面临一种个体叙事和集体叙事之间的矛盾。

从创作出发，编剧可以讲圆这样一个“姐姐”的故事，电影情节有头有尾，完成度很高。但在电影的语境之外，安然却无法被社会中更广泛的“姐姐们”相信。

观众们吵的很凶。一方认为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局依然回避了现实问题，“姐姐”继续为家庭牺牲；一方则质疑难道送养才是独立女性的唯一选择，这是不是另一种对女性的绑架？

在这部影片的讨论区，观众们总难以避免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姐姐吗？你是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吗？

人与人的悲喜并不全然相通。更多现实中的“姐姐”无法被《我的姐姐》抚慰，却发现它抚慰了一些远离话题中心的人们。这些流泪的观众在一个理想化的故事里，感慨于姐姐的不易，感动于姐姐的和解，却在现实里很难切身感受她们的抗拒和愤怒。

更重要的是，大众市场对于主流情感以外的表达包容度较低，导致一旦涉及这类现实中一地鸡毛的问题，影视剧总不得不去做调整和处理，弱化现实中冰冷艰难的抗争过程，以迎合更广泛的受众。

在电影《我的姐姐》中，外在冲突是幼弟的扶养问题，但内在冲突实则是父母突然离世，让安然的一切爱与恨都没有了源头。她永远无法得知“父母到底爱不爱我”，只能去拼凑一个自己想要的答案。

在影视剧《都挺好》中，苏明玉最终在父亲老年痴呆的情节中实现和解，导致该剧评分大跌。原著中对于苏明玉父母那一代人的深入挖掘，也在影视剧改编中被大量删减。

在故事创作中，疾病和死亡，总是可以制造冲突同时又能回避冲突的重要桥段。

一位深受其害的“姐姐”齐语说，她已经对这类作品产生“PTSD”。她心里清楚，所有的作品最后依然会落到对亲情的呼吁，或者按修复亲情的方向发展。这可能会感动许多人，但她反而会更加痛苦。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情况是，“姐姐们”已经听够了这种教育，受够了这些绑架。她更希望影片能够告诉观众：姐姐不肯为弟弟牺牲、抗拒融入大家庭，不是孤僻和冷血，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正当诉求。

客观上说，《我的姐姐》只是一部电影，电影并不必须承担给出问题答案、抚慰特定人群的义务。有影视从业人员表示，这种希望剧情必须走向一个极端的想法太刻板了，并不利于创作和生产。在缺乏“姐姐”视角的电影市场，观众对《我的姐姐》的高期待和内心诉求，的确让这部电影遭遇了其他题材无须面对的巨大舆论压力。

然而，从更宏观的视角上看，《我的姐姐》难以平息的争议，本身也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它只是现实汪洋的一滴水，折射出了在影片展现的两难之外，还有更复杂无解、根植在乡缘社会中的伦理困局。

集体式的驯化，贯穿在许多地区的生活习惯之中，建构了一个远比想象中要更加庞大和沉重的系统。

在影片中，安然回忆起了不少来自母亲的温情和疼惜。但在豌豆的家乡，母亲们对男孩的看重并不会低于父亲，甚至为了获得认同，母亲们积极求子，心甘情愿不停地生下去，有时还会出现遗弃女婴的现象。

而在齐语的家乡，大人们之间也会流行一些不太善意的玩笑。在母亲怀二胎时，他们会让齐语去猜母亲怀的是男是女，如果齐语猜弟弟，他们就会夸赞“生了之后给你吃鸡腿”；如果齐语猜妹妹，大人们就会说：“那就只能给你吃鸡屁股了。”

就在电影上映期间，齐语的父母建议她到离弟弟更近、更容易照顾弟弟的地区工作。齐语向父母发表了一番言论，表明自己与弟弟划清界限、不要指望她为弟弟负责的态度。父亲因此骂了她。

齐语说：“我得在他们面前立一个'人设’，以摆脱这样的规训。”但事实上，在父母不知道的地方，她偶尔也会关心弟弟的生活，不希望他的青春期过得像自己那样潮湿和痛苦。

观众们在观影时流下泪水后，除了因温情结局而感动、对姐姐遭遇的同情之外，能否有更多对父母、多子女家庭乃至“重男轻女”观念的反省。齐语希望，姐弟之间的亲密，不是因为父母口中的那句“你是姐姐”，而是双方自由选择下一种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在亲密的另一端，她也同样拥有保持独立个体和拒绝亲密的权利。

在残酷现实的冰山之下，“姐姐们”也在渴望一个属于她们的开放式结局，从这个角度来说，她们虽然不信安然，却与她“殊途同归”。

注：文中豌豆和齐语为化名。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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