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证，医者日用而不知 —— 看看这些推崇“方证”的名医们
叶橘泉
叶橘泉先生（1896～1989），是现代非常有影响的中医学家，也是方证学说的倡导者、实践者。他在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重视方证，并不断地向中医界呼吁“应该重视中医方证学的研究”。
1956年在《中医杂志》第7、8期上翻译了日本医家矢数道明的文章《中医学骨干——“方”与“证”的研究（上、下）》。
1958年在《中医杂志》第12期上发表《辨证论治的关键——“证”与“方”》，文章中说：
“中医诊断，不是以病名为对象，而是以患者具体的个体为对象，所以如果要求一个对任何人所患的某一种疾病（例如肺结核或肾脏病等）都有效的药方是没有的。
但是任何疾病具有对某一药方和适应证时，应用这个药方，都能治愈，换句话说，“证”与“方”相适应，则这个“方”可对任何疾病都有效。
所谓辨证论治，不是漫无边际的，肯定疗效，推广应用，对主要的证候群和适应证的主要方剂必须固定下来，当然必要时应随证加减。
这种事例在张仲景的《伤寒论》经典方剂的应用上，体现得最为突出。”
文章中还列举了桃核承气汤方证的运用规律和病例，有理有据。
叶先生的地位很高，影响很大，但是，对于叶先生所倡导的方证，中医界并没有太多的响应，依然自顾自坚持着漫无边际地辨证论治。
胡希恕
胡希恕先生（1898～1984），著名的临床家，胡先生的学术在当下非常火热地流行着。
胡希恕先生强调的是，“方证是辨证论治的尖端”，“有是证用是方，有是药征用是药”，重点学好用好“常遭遇的方证”。这才是能抓住《伤寒论》要点的临床家的有得之言。
学好、掌握好张仲景为我们提供的方证，根据张仲景的理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总结探索常用的方证，是获得疗效的前提，对尚无方证可用的情况，就用辨证论治。这是胡先生获得疗效，获得赞誉的原因。
刘渡舟先生曾赞扬胡希恕先生说：“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聚，高手如云，唯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似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料，此皆得力于仲景之学也。”
能得到刘渡舟先生如此评价，胡先生在学界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江尔逊
江尔逊先生（1917～1999），四川名医，现代著名的伤寒临床家。临床奉行病证合勘，方证相应。
江先生在临证中发现，辨证论治并非完美，辨证的质量不仅要受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影响，更难免受一些主观因素，如医者的学术水平、见解及临床思维状态等的制约。
这样，对同一患者的同一疾病阶段，不同的医者就可能作出不同的辨证及诊断。
临床还可见到学验俱丰，且难分轩轾的几位名老中医，在会诊时出现这种局面，试问哪一位更臻于“认证无差”的化境呢？辩证法认为，差异就是矛盾。
他们由于学术见解与临床思维的不同，而在提取和利用四诊信息时所显示出的差异，乃是辨证论治体系无法解决的矛盾。
纵然辨证无困惑，而选方时亦能产生困惑。因为根据辨证结论而确立了相应的治法之后，可供遣选的方剂绝不止一首，一种治法可统率多首方剂。
例如最常见的风寒咳嗽，其治法为疏风散寒，宣肺止咳，可选用金沸草散、杏苏散、止嗽散等，到底哪一首是高效方呢？或谓只要化裁惬当，每一首都是高效方。
果真如此吗？江先生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并非每一条都是捷径。
如此看来，在实施辨证论治时，由于在辨证和选方两个关键环节上都有可能产生困惑，医生有时颇难预测疗效，更遑论追求高效矣。
江先生认为，大约仲景当年亦曾顾虑及此吧，故他在创立辨证论治的同时，又推出了方证对应。
江先生60多年的临床经验证明，辨证论治鞭长莫及或捉襟见肘之处，便能显示出方证对应的优越性来。
江先生强调，方证对应，即“有是证用是方”的治疗原则。
临床证候只要与仲景的描述契合，有时“但见一证便是”，即可信手拈来，而不必受八纲、脏腑、病因等辨证方法的限制。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仲景当年的治病实践，颇有执简驭繁、驾轻就熟之妙。
并且认为，方证对应是准确运用经方的一条捷径，有助于发掘运用高效经方。
除了运用仲景的方证，江先生还在临床中摸索总结了不少高效的方证。
刘渡舟
刘渡舟先生（1917～2001），是现代伤寒学界绝对的大咖，刘先生也在晚年对《伤寒论》中的方证予以了高度重视。
1980年在《北京中医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运用经方的关键在于抓主证”；1981年在《辽宁中医杂志》第9期发表了“《伤寒论》方证概述”；
1983年出版了《新编伤寒论类方》。
下面是刘渡舟先生对方证的论述：
《伤寒论》这堵墙很厚，怎样才能穿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不遗余力地为之上下求索，有一次看到晋代皇甫谧的《甲乙经序》，才得到了答案。
宋林亿《伤寒论序》云：“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
我从“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两个“本”字中悟出了中医是有学派之分的，张仲景乃是神农学派的传人，所以，要想穿入《伤寒论》这堵墙，必须从方证的大门而入。
《伤寒论》的方，叫做“经方”，《伤寒论》的证，又叫“证候”。认识疾病在于证，治疗疾病则在于方。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而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所以“方证相对论”的提出，起到了非凡的积极作用。
其中，刘渡舟先生说“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是准确的，但说“而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则应改为“为历代有见识的医家所重视”。
因为历代都是少数顶尖的医家重视方证，大多数的人并不认为方证重要，现在依旧如此。
黄煌
黄煌先生（1954年生人），江苏省江阴市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的伤寒学家、临床学家，也仲景学说传播学家。
黄先生在中医界影响巨大，学《伤寒论》的人可能都对黄先生熟悉且崇拜，那么，大家要注意啦，黄先生是倡导方证的。
黄先生认为，方证相应说是探讨临床处方药物应用规律的学说之一，该学说首见于《伤寒论》，后经众多医家的发挥，成为中医临床的原则和方法。
方证相应说强调方与证的对应性，证以方名，方为证立，方随证转；临床上重视抓主证，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去是药，而不受病名的约束。
方证相应说在理论上有鲜明的特色，在临床上也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是中医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
方证相应说的研究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的必要途径，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应当引起中医界的重视。
黄先生强调，明确的应用指征对于方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方必有证，有证方能成方。
历代中医的方剂数量是惊人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收方10万余首，但真正有明确应用指征的方剂却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唐宋方书中。这些方剂配伍严谨，指征明确，只要对证用药，临床疗效比较肯定。
有是证，用是方，方与证的关系，是相对应的，两者浑然一体。方证相应是取效的前提和条件。方证相应了，就是特效方，就是必效方；不对应，就是无效方。
所以，一个中医临床医生的实际工作能力的标志，就在于能否识别方证或药证。
黄先生强调，“对经方派中医来说，'方证相应’永远是临证始终追求的最高境界。”
任应秋、冯世纶......
任应秋先生说：我看到过一些有经验的老先生，使用经方的疗效都非常好，其关键还是“方证相合”。
胡希恕先生的弟子冯世纶先生说：历代运用经方或时方的名医，虽然学术体系各异，但都能应用其方药治好疾病，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暗合“方证对应”。
倡导方证的名家还有曹颖甫、陆渊雷、祝味菊、恽铁樵、包识生、范文甫、岳美中、吴佩衡、范中林等等。
吉益东洞、矢数道明
除了中国的一些名家，还有日本的名医也有倡导方证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与徐灵胎同时代的，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东洞。
他对仲景方证相应的思想推崇到了极致，认为“医之学也，方焉耳”; “《伤寒论》唯方与证耳”；“医之方也，随证而变，其于证同也，万病一方，其于证变也，一病万方”。
其著作《类聚方》只述方证，不及方意药理，识证更重视实证。
前面在介绍叶橘泉先生时提到过的日本医家矢数道明（1905～2001）是倡导方证的现代医家。
虽然有这些疗效好的、著名的医家倡导方证，但是，从现况来看，认为方证重要的医生还是极少数的，不承认、不支持甚至反对方证的医生仍占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