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哲学之争：古希腊时期的诗人与哲学家

“诗与哲学的论争”从公元前6—前5世纪以来就贯穿始终，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论争的内容和焦点也不同，其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

在西方历史上，公元前6—前5世纪之前，诗与哲学之间并不存在论争。在诗与哲学发生论争之前。“人们尊敬诗人，诗人是人类生活的导师，诗和戏剧占据着人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

沃拉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指出：“在西方，最早的诗人被敬为神的儿子，荷马是人类的导师，史诗和悲剧是生活的教科书。颂诗和演剧属于全民性的活动。甚至抒情诗也具有公共宴乐歌曲的性质而不供个人阅读。阿那克利翁的歌在宫廷上演唱，萨福的歌用于宴会之中。”

吉尔伯特和库恩说：“对当时普通的希腊人来说，荷马史诗不仅是叙述生动而有节奏的动人故事，超然于假想世界的事实之上，而且它是神学、战争艺术和管理国家技能的指南。对于无批判力的柏拉图的同代人来说，有关神和未来生活的真理仅仅存在于荷马、赫西俄德和一些剧作家的著作中，绝无他处。不存在特别好的《圣经》，也不存在编纂教条的学问高深的神学家们的指令，可给柏拉图的同代人以宗教性的指导。人们就从伟大的诗篇中学习神的行为及神的欢乐。”

西方在公元前6—前5世纪之前，诗人和哲学家、诗与哲学之间还没有形成一种对抗的张力。

色诺芬说：“相对于诗人们在宴会和剧场的歌声来说，哲人们的声音显然太微弱了，因而这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古希腊的早期，哲学不但不能和诗论争，反而在诗人的光环下面，哲学家要向诗人学习。哲学家即使是谈论哲学问题，也要借用诗的形式。最早对诗和诗人提出批评的是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

赫拉克利特认为诗人没有智慧，不是智者，他说：“大多数人认赫西俄德为导师。他们认为，他最富于智慧，但他甚至连昼与夜都不晓得。其实昼夜本是一个整体。”“'但愿神与人之间的纠纷能够消失！’诗人这句话说错了。因为，没有高低之分便没有和谐，没有雌雄之分便没有动物。”

色诺芬批评诗人神灵的不敬与亵渎：“荷马与赫西俄德把人类身上该受谴责的东西，全部赋予神灵，这其中包括盗窃、通奸和相互欺骗等等恶行。”

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对诗及诗人的指责，标志着诗与哲学、诗人与哲学家之间论争序幕的开启。

柏拉图将哲学家称为爱智者，其灵魂属于第一等人，而摹仿者诗人则属于第六等灵魂。柏拉图说：“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模仿德行，或是模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柏拉图得出结论：“我清楚地认识到，诗人的创作不是通过智慧而是通过天性，是由于他们得到了灵感，这就像宣示神喻的预言家一样，他们讲了许多美妙的东西，可惜，对于这些东西，他们自己一点也不懂。” 柏拉图从本体论上确立了哲学的真理性。

柏拉图对诗和诗人的诋毁意味着哲学对艺术权力的剥夺”。怀特海认为，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哲学是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

此后黑格尔艺术终结论均肇始于此。黑格尔宣称：“我们现在已不再把艺术看作体现真实的最高方式。浪漫型艺术到了它发展的终点，外在方面和内在方面一般都变成偶然的，而这两方面又是彼此分割的。由于这种情况，艺术就否定了它自己，就显示出意识有必要找出比艺术更高的形式去掌握真实。” 黑格尔以绝对理念重立了古希腊时期的理性，指出文学必将走向哲学的重大命题。

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哲学被称为真理的知识自属确当。”但继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率先为诗辩护。

亚里士多德指出：“诗的摹仿是对事物的真实再现。”他通过比较诗与历史的真实性认为，历史只是描写个别的已经发生的事情，事情的前后之间不一定见出必然性；而诗所描写的虽然也是带有姓名的个别人物，但诗的描述却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合乎可然律或必然律的。诗和哲学具有相似性。

“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亚里士多德把诗放在了一个和哲学同等的地位，诗不但没有远离真理，反而是人们接近真理的一条途径。

亚里士多德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诗辩护，肯定了诗的知识真理性。但亚里士多德预示诗的最终实现形式是向哲学靠拢以达成真理。这无疑是延续了柏拉图的理性窠臼。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公开与哲学抗衡。维柯强调所谓的“原始思维”，指出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为世界提供一个理性本体之前，就已存在着神话与诗。从起源上看，文学和诗早于哲学。浪漫主义诗派亦将诗置于哲学的起始位置。诺瓦利斯称：“诗歌是一种完全绝对的真实，越是富有诗意的就越是真实的。诗通过与整体的一种奇特的联系来高扬每一个个别，如果说哲学通过自己的立法使理念的效能广被世界，那么诗是哲学的钥匙。” 雪莱称：“自有人类以来就有诗的存在。” 这些文论家们都是从时序上来考察文学与哲学的地位，在为文学正名的进程中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源头上强调哲学来自于文学，为文学正名。

诗与哲学之争由古希腊肇始其端。阿瑟·丹托说：“这场复杂的侵犯是哲学从未有过、以后也未曾见到的意义深远的胜利，自此以后，哲学史便在两种选择中跳来跳去：一是试图作分析，使艺术认识论化，继而诋毁艺术；一是允许艺术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即承认艺术做着哲学自身所做的事情，不过做得笨手笨脚而已。”

继古希腊之后的中世纪时期，“诗和哲学之争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是表现为诗与神学之间的论争。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宗教、哲学和诗三者之间开始形成了对立相抗，新一轮的争论较量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