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志平：贵阳城的城南旧事

贵阳城的城南旧事

文/蹇志平

在祖国大西南，海拔2000米左右的云贵高原上，有一个四周环山的省会城市，叫贵阳。我的幼年，青年时代都与她息息相关。贵阳是一座凹凸有致的山城。

一

我记得从商业中心大十字到大西门，就是一条约两三百米长的中山西路，走七八分钟即走完；从大西门到次南门也不复如此。不过，虽是老街，然而街面是水泥路面，中山西路两边还有狭长的吊脚楼。那是一种二三层的小高层，人行街道穿行在楼的底层一部分，夏时遮阳，遇雨挡风避雨，很方便和情感上的温暖。虽然房屋已经日渐破旧，但终究是我们童年的记忆，回忆起来只是亲切，未曾有什么比较意义下的好坏。

上世纪70年代初的贵阳

地处贵阳城南的大西门往次南门中间有条路，叫瑞金路，气势与中山西路的小商业街氛围截然不同，下有市西河穿越而过，上有公路桥，叫金桥。旁边有一个当时在贵阳有名的酒店，叫金桥饭店，那里曾是重要的接待贵宾之处，我家就住在它的旁边。

也因这地利之便，我们在那里看到过来访的邓小平同志；看到过被造反派揪来批斗的原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原贵州省委书记贾启允，副书记苗春亭，还有当时贵阳市领导张一樵等人；也在金桥饭店的墙外见过中央芭蕾舞剧团《红色娘子军》，中国京剧团《沙家浜》剧组下榻此地。

早上起来练功练身，吹拉弹唱等悠然有序练功之众多演员；也偷偷跑到三楼看过专为一部分领导演出的折子戏。所以金桥饭店是一个承载很多历史，很多故事的重地。再往下走，分别是省轻工业斤，省手工业管理局，省新华书店，沿街对面的建筑有省级机关宿舍，贵阳市妇产医院，省建设银行等，所以瑞金路是一个凝聚新闻与人气，经常有重要人物到访，治安保卫人员重岗坚守，政府机关，大型医院集中驻扎的地方。

我就在这条街长大，一些有趣的事儿铭刻在脑海里，影响与刺激着，启蒙着我混沌的身体……。

二

小时候我上的学校是贵溪小学。从家到学校，总要经过次南门的一个转弯口，那里有瑞金理发店，照相馆，还有一个糖烟酒公司零售店叫服务商店。

我很喜欢闻理发店里蒸煮毛巾发出的那种服皂味。那时我每月一次去这家店理发，都要排长队，在电推子与头上的日光灯启辉器呜呜叫着，让你昏昏欲睡时，偶尔一位阿姨搂着一筐新鲜出炉，滚烫热气蒸腾向上的毛巾经过时，我觉得不仅整个身体会苏醒过来，就是灵魂也鲜活地站了起来，我会贪婪地吮吸着那种皂香气息，让它一直吸进我的肺里，仿佛有瘾似的

或许有的小孩小时候把剪头发等同于上医院打针，拼命地抵抗，拒绝去理发，我却很乐意地去这家理发店，浸润于店里的氛围，寻找吸入那种蒸煮后的皂香艳味。

瑞金像馆也是我记忆深刻的一个地方。照相馆那时没有彩色照，都是黑白照，墙上挂的彩色照也是黑白照加上水彩描绘的，我的各种毕业照什么的都在那儿照。甚至有一天我已经长大了，姐姐的女儿那时四五岁，我因为怀念这家像馆，还带着她来照了一张合影照。

呵呵。我记得，那时的像机是一个下面有四个轮子，上面有一些可以转换木匣子的照相机，清一色的在上面要蒙一块黑布，仿佛藏有很多重要的机密。那时候，我人小好奇心强，不知那黑布内藏着什么宝贝，怎么咔嚓一声，就把人的半身留了下来。所以，在陪人家照相时，总是不动声色地站在黑布后，观察师傅们怎么样操作。

结果发现，他们总是先把坐着的人姿态调好，口中不停告诫：不动，不动，马上就好，捏一捏手中的空气囊，有着灯光衬映的人像就会出现在镜头里，然后师傅微调成像到满意，再从旁边的黑屋里，拿一个木匣子出来，按尺寸大小套住，拉开感光防泄漏纸，嘴上说，看着我，看着我，轻轻的笑一点，收一点，头再向里面靠一点，同时脸上做着各种友爱搞笑的表情，说时迟那时快，咔嚓一声，一张照片就算照完了。

我这么叙述，主要是90以后的年轻人对此绝不知道。以为社会天然就是那反应极快，极大方便的苹果手机相机浏览器等等。当然，现在年青人熟练地使用手机自我照相或给人照相，和各种傻瓜相机日益普及，几乎家家都有，已经是好些城市的常态。

包括照相不用底片胶卷，储荐量这个G，那个G，居然可以超过旧时一个照相馆的总和，这些特点说明历史正在沧海巨变，科枝进步带给人们生活之便利，是多么多么的巨大，说翻天覆地也不过分。

然而，我的记忆中，总有那么一块怀旧燃烧我的心灵。因为它与我的成长熔为一体。我至今记得瑞金像馆门口橱窗前，有我一个儿时的玩伴，外号小胖大名安冉小朋友的大头照，被店里放大成32寸照，与一个白胡须老人，也是我景仰的邻居，一位叫李树森的老师，展示在橱窗里。

艺术照带给人们的那种美感，质地细腻，色彩饱满，精美绝伦地展示了店内师傅们匠心，或独到的艺术摄影后面商业招牌的一面，激励驻足观看这一老一少人物肖像的人群：“走，进去了拍它一张，希望也象他们那样照得好看。”

促使我记忆的还有服务商店。因为无论中午放学还是下午回家，都是肚子饿了的时刻，途径那家糖果店的，闻到那里的糕点发出的那个香啊，真是难以名状。记得那时店内内外两隔，没有自由选购的超市，而是用玻璃食品柜圈成一溜。

一些糕点用圆形玻璃瓶装着，贴上标价，让你看得到拿不着，馋眼贪婪地看着那一个个漂亮的食品，秀色可餐，在饥饿的搅拌下，撬动着心里的决定，希望有钱可以买来吃。

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普遍远离富裕，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家孩子五个，父母虽工作，但工资得用来保证七口人的基本吃穿，当然也基本没问题。但要吃得饱，吃得好，穿得好，同时还可以抵御突如其来的风险，如自然灾害，疾病，红白喜事的应付等，并非易事。

谁家父母要是挥霍成性，置家里的现在未来于不屑，那生活就会马鞍型摇摆，日子必定难以为继。加上我母亲一贯的敲打我们：国家都要勤俭建国，我们家勤俭持家更重要。所以我们基本上做到不添乱，不随意向父母开口要钱买糕点吃。

因而，在放学回家前，看看这家糖果店的糕点，想象我们以后有钱后，怎样无所顾忌地的买“洒其马，鸡蛋糕，上海小白兔奶糖”等，然后快快乐乐的跑回家，爸爸妈妈与每个成员各拿上一袋糕点，细细的吃，津津有味的品尝，就成为我当时经常的奢想。

至今，我也忘不了那家店内刚运来的鸡蛋糕飘散出来的香味，多么好闻！又甜又松软的蛋糕烤香味！呵呵，现在想起来，如今城市人绝不会觉得吃个蛋糕有什么大不了的，但那时在一个没有什么供应的年代，饿是生活的大敌，吃得饱已是不错，还敢遑想吃好？！！

记得那时的泡饼是七分钱一个，也是我希冀占有它的目标之一。我的父亲是一个勤劳不多言的人，他每天早起，就为我们做早餐。但有时，烧煤块的火炉不争气，缓慢的燃，我父亲又喜欢在炉桥下面捅，结果往往上学的时间不够了，要迟到了，火也燃不起来。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让我们心里受急，就会拿一毛钱，让我们顺路买个泡饼吃。终于有钱去买东西吃，心里别提有多么的高兴！

这个泡饼今天深圳这些地方已经没有了，它实际上就是面发酵了后加上一点糖或糖精，然后上笼蒸，冷却后洒上一些干粉，在圆中心盖上一个红点，成为块状的圆型糕点。但我们的心里，吃到那已经是很好了，并不敢，也不愿多花大人的钱去买这些吃。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还想吃比泡饼好点的，比如上面有一层黄色糖颗粒奶油味的面包，比如桃酥这种糕点，因为它在正中间镶嵌有一个核桃仁，油亮油亮。在我放学回家经常看它的时候，它也在玻璃瓶里骄傲地看着我，仿佛说，想我了吧？我是最好吃的，我身上那么多油，炸得又脆又酥，你哪天可以把我送进口中呢？真他妈的！那时候想吃不可吃是常态，天天经过店内看着它们，真是太诱惑我们了，太想吃到它了。

我们小时候的年代，是一个以为革命可以代替一切，革命可以自生一切的年代，光搞经济不仅没有出息，还极有可能挨批受斗，所以钱少，没有多大发展，生活也只是低水平循环。

今天，经济富裕了，城市里比这些好吃的太多了，给小孩买这些糕点也不是问题。顺便说一搞笑的话，前几天见北京卫视频道播出的于康说养生节目，居然把饼干与烧烤，腌制品，油炸品等归为同类，说这些是大家养生的大敌，经常吃它们，容易得癌症，叫大家远离这些食品。你说这新旧对比，前后需求的变化，够大不够大？玄乎不玄乎？！

三

中国1966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把那个时代的人几乎全体动员了。“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批黑帮”；“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歌声此起彼伏；“打倒党内一小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幅标语触目惊心处处可见。

不仅可以随意把人名写上，还要打上红叉叉，不过瘾，还要把人名颠倒过来，大批判的气势势如长虹，势不可挡。人人投入到运动中，按照最高领导的意志精神与最新指示办，是那个时候考验人们是否具有起码的政治觉悟，起码的阶段斗争是非观念的“试金石”。

哪个不想革命？问今天的年青人，可能回答我就不想闹革命的人还不少，但那时，要有这样想法并公开表达无疑是个人生命完结，死路一条。因为不革命即意味着承认自己是革命的阻力，是革命的对立面。

所以男女老少齐唱革命歌曲，一起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一起半夜三更起来，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毛的最新指示发表，一起口诛笔伐，坚决打退资产阶级与反革命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是那时全国上下政治生活中天天念兹的大事，也是普通百姓生活中的“红色”经典内容。

有一次我发现，在刷写大幅标语的人群中，我们宿舍的一个美髯公，年约七旬的李树森老人也赫然在列。他有厚实的书法功底，写起一米见方的大字来，气不虚，腰不软，饱蕉墨汁，口含真气，笔力一运，手中的排笔一气呵成的舞将起来，写出来的字那真是个个好！引来许多路过围观的群众观看。

这位长期一个人居住在我们宿舍的老人，无论平时，还是刷标语时，都穿着他的蓝布马褂，好象《青春之歌》林道静他们的师友一般，你想遇着刷下半幅字需要弯腰时，马褂拖地怎么办？只见他左手撩起马褂于手肘处，右面操排笔刷，摆开马步，刷它个战马犹酣。

我的记忆中，市妇产医院临街的墙上，金桥饭店院前的围墙上，与我们宿舍前面区隔街道与宿舍墙上，都留下了他年迈参加文化大革命身体力行的印迹。这也是造反派的一个功绩，把一个年约七旬的老人动员上街，在烈日下，在寒风中替他们刷写唯恐不革的左左左标语。

实际上李树森老人并非凡人，手中技艺非常了得，功韵深厚，多才多艺。他毛笔字以柳体见长，无论对柳公权的临摹，还是创新，都颇见风骨，他写隶书，可以中国古代各种流派的风格来写，也可综合于一体中。

我在小时候，冬天来临之际，家家户户围坐火炉旁烤火时，常常透过他的窗户，看到他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习字，写得物我颠倒，百毒不侵。他绘画以梅花，楠竹，对虾与山势的铺远为最，常常一幅小画纸习作，奔来眼底，你看到的是以少胜多，以小见大，其表达意境源远流长。常常他作画时，会在两张写字桌拼合的台面上铺上画纸，然后点缀天远地尽的梅花开花景象，天一簇，地一簇，看似随意洒就，无心寻柳。

我们这些不懂写形写意的人常常不明就理，咋会如此布局，到他画了七七八八，才看出个端倪：原来他画了随意在地上的一段枯老的梅花枝，在冬天来临之际，也不顾自己已经扬不起身，曲里八拐的斜躺地上的窘态，一样绽放出鲜艳的花簇来！

他的绝活，还有核雕技术。夏天，他常去河滨公园，寻觅地上人们随意丢弃的桃子核，选哪些易于造型的回来，百十枚的洗净晾干，用小牙刷将污秽物清走。

我多次一动不动趴在窗台前看他雕刻，他的桌边，由于长期利用桌子边来固定桃核，已经是斑痕累累，他左右手的食指中指，早已是老茧铸就，一个是为固定雕刻物而被夹具压迫，另外一个则是右手持刀，长期用力所致。

他雕塑的作品据说有上千，创作题材以猴子见多。有时用一个桃核的侧面来雕猴子准备扑向食物的瞬间情状，那个占三分之一局面的猴头神气得不得了。那双眼睛，那个唯恐不及，打算猛然出手的姿势，那半蹲半跃的身躯，可以让你想象很多，把个猴子的精气神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有时是几只猴在嬉戏，有时又是人猴共玩，或者狮虎怒决，猴子劝场。总之怡情怡性的创新很多。正因为他的精湛手艺，中国工艺美术业界1964年召开群英会时，李树森在全省工艺美术能人的争逐中脱颖而出，出席了北京的群英大会。后来国家与省里为了保护，抢救一些快要失传的手工工艺，就把他留在贵阳，从此他与遵义市的家属分隔，与我们住在了同一幢楼。

我见过他雕的《花果山》桃核，上面有108只猴子在欢呼他们的大王孙悟空归来，那真的是密密麻麻，神态各异，有小猴到悟空面前卖乖表演的，也有一些猴子在远处准备送山果的，还有一些在假寐，在想孙悟空在时自己怎样动作，孙悟空走后怎样争权夺利，及时收回自己的领地。不仅有猴，还有山，有果树，雕得个激情四处，繁星点点，不用放大镜你看不出这生动活泼的团结景象。

另一作品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画面是春天中的大山下，有一小船，船东在掌舵，在下游的宽阔河道中急速行进。那个船东在整个画面的布局中非常之小，但他还为船东穿上了蓑衣，逆风而起的，逐浪升高而产生的卷卷发丝仿佛也能看得见，丝丝见其功力。

据说这枚曾得到国家领导人喜爱，获得国家工艺美术大奖，但他给我看的这个是原件还是另外刻的，还是复制品，我不清楚。现在想起来，在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这个获奖精品，不知可以卖个什么价，从而改善其生活呢。

有个比较好玩的现象是，他雕好作品后，会反复用放大镜照看，然后仔细刷净。最后一道工序是上色油，你道他怎的做？他就用鼻子两侧的油来抹擦，我问这为什么，他呵呵笑称，这最好的上色油呀。的确，抹了几次，作品就会红，降红，或深红起来，比今天那些机器配色的红木家具还好看。

李树森老师一生是清贫的。长期孤苦的一个人住在这里，吃的东西，洗漱都不大方便。小时候我不懂，长大后才知道，长期分居是很不人道的一种活法，有时候寒风腊烈，呼啸阵阵，他还要一个人在我们宿舍前面的洗衣台上洗衣，其情景我今天也未能忘怀。

文化革命中，粮油米面，生活物资全面紧张，靠发放票据来控制人们的需求。奈何僧多粥少，你要想得到那些凭票购买的生活品，只有彻夜排队购买。那么李树森老人怎么办？我们这些小孩子，想到他连夜排队的不便，就向他提出替他排队，进而帮他买这些物品。

我记得我为他排过买猪油的队，买冻带鱼的队，呵呵。这使我们后来走得近，他也提出过教我与我的姐姐学习写大字，方法是他布置一篇，我们完成一篇，然后点评。现在想起来，我以玩乐的心态对待，没有很好地汲其要点与精华。这真怪我当时过于贪玩，始终没有意识到与他为师的后面可以学到至为宝贵的技艺与精神层面的东西。

他送我过几枚猴雕，也送我过几方他篆刻的印章，可惜我搬家的次数太多，现在也不知在老家的什么地方安静睡觉呢。

李树森老人后来在“备战备荒”，准备打仗，疏散下放的清队中，被当时省二轻局一个孙姓女士安排回原籍了。

临走的那天我清早起来送他。他坐在车头，眼神中流露出不舍，不愿走的表情，但有文革当权的代表在场，他也不敢更多表露，所以就在矛盾的心情中，我们挥手告别。留下了搞不清的诸多惆怅……。多年后，我有机会去遵义，到遵义地区工艺美术社找他，但遍问已无此人。

然而车子驶离遵义时，我在路过的一家橱窗前看到了他的大幅人物肖像，长长的白胡子，大而圆润的眼睛，圆圆的头颅，和蔼的微笑，你走哪他都随你的方向而转的“万人迷”眼神。

四

1969年7月29日，在贵阳紫林庵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枪炮武斗，这事怎么引起的，我一直没有弄清。但从内容与结果看，它是贵阳的411造反派，与支红派造反派之间发生的一场枪战。

那个年代，全国好些省，尤其是是四川，重庆都发生过武斗，据说重庆还把兵工厂的武器，甚至坦克都拿出来使用了。贵州这场武斗之所以在全国出名，是军队支左的人员公开介入与参加了战斗。

这场战斗表现为支红派据守在省计委大楼内，周边的高层楼群由411派的控制。双方激烈交战，枪声大作，偶尔零星有手榴弹爆炸声与重型机枪的点射：“轰隆！咣当！达达达，扣丝……”把我们附近的平民吓得拼命躲起来。

紫林庵离大西门也就大约200米左右，所以我记得那天约在下午四五点钟，金桥饭店也被武装的造反派劫持，后来听说他们是七冶（中国有色第七冶金建设公司）与302厂（贵州铝厂）的造反派。他们爬上顶层，朝紫林庵方向架起了重机枪等武器，还间或射击几枪。

在金桥饭店的楼下，他们实施戒严，不准任何人进入。因为我家就紧邻金桥饭店，并且在一楼，从交战对方飞来的子弹，掠过金桥饭店后，就可能射向我家临街的两扇窗户。

一些有经验者好心告诉我父亲，赶紧回家去准备防弹，否则有生命危险。结果我家因此大动起来，五个孩子女的去剪纸条，在玻璃窗的里面每一幅都贴成米字格，据说可以防空与避免玻璃震碎；男的则坚固窗户与门的锁扣。在枪声不断的环境下，全家人召集在一起，躲在里面的一间屋。

因为传言中流弹打死了很多无辜的人，我们不想也不愿做这样的冤魂；这样做担心还不够，我父母接受单位一些人的建议，用家里的被子将两个窗户，整个儿堵起来。

那是充满恐惧与喧嚣的一晚，在我们家也看到了兵荒马乱之际，平民无奈选择躲避，草木皆兵的一幕。也还好，省轻工业厅的群众与家属，对面省级机关的小孩子们，没有听到哪个被这场战斗中流弹误伤，打死的消息。阿弥陀佛。

事后，那场武斗的死者，被造反派的战友们抬着游街，游完后，也来到金桥饭店，他们架起高音喇叭，反复呼喊口号，要为死难者报仇。金桥饭店前面的坝子上，到处是荷枪的工人造反派们，有多少个组织我记不清，但写上某某某战斗队标志的红旗就是一个组织，是那时识别他们是什么政治派别的标志。

实际上，这场腥烈的武斗，因什么而起，用了哪些武器，死伤人数多少，是个什么性质的事件等等，似乎从来没有任何组织，个人系统统计过，权威地公开发表过。是大家都选择集体失忆？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超级雍容大度所致？我不得而知。但谨向那些死于非命的平民致以哀悼，是我们凭良心可作之事。

这件事的结果，是中央在事件发生后，电召一百多人上京，由中央直接解决问题。上京的人中，就有当时贵州的一哥，省革委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李再含。

当时的中央经过询问，调查，认为李再含犯了支一派打一派的严重政治错误，当场就留在了北京，不能回贵阳。同时，决定由昆明军区派出蓝亦农，张荣森为首的支左班子，接管贵州的革委会与党政军权。军队支左的部队也迅速调换，将原来的0276部队与7578部队换防，改派6908部队进入贵州……。

历史在这天开了天大的玩笑，“729”一场战斗，把李再含先从军，再从政的仕途嘎然中止。在文化大革命抢班夺权的最初几把火中，贵州紧接上海，也去夺省市党政财文大权，人民日报因此也专发《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为贵州省的夺权大声叫好，李再含因逼当时的省委书记贾启允交权让路有功，当上了第一任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但好景不长，不过三年余，他贵州省第一“伟哥”的政治生涯，因此一役，一下子还原到原点，荒唐下台。从此，他消失在社会的视野中，消失在人们的记忆空间里。

历史就是这样，象小溪的流水一样，一刻不停的汩汩而过。今天与30年前的贵阳相比，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的心里有一块良田一点儿没有变，那就是记忆支撑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组合起来的生活画景。

它忠实地，客观地抒写历史的画卷，记录那些应该与不该发生的事情，承载那未必完全冰凉的感人情怀，启迪人们感受历史的伟力——那博大的沧桑感。

作者简介：蹇志平，贵阳人，生于1950年，中学毕业后下乡黔东南，1978年考入贵州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201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