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1】从慈禧到“清流”:同光中兴中的“声”与“色”（王维江）
[摘要]中兴时代的官员是需要宣泄快感的。带给他们快感的是京戏及其名角儿。皮簧是声，名角是色。由于法律严禁宿娼狎妓，官员便以狎优为替代品。最高统治者慈禧喜好京戏。本为寻常的耳目之娱。但官员则借助于“上有所好”，不断将精神层面的娱乐向物欲层面转变。从同治皇帝到王公大臣。从封疆大吏到以年轻的翰詹词臣为主体的“清流”们，“选歌”为表，“征色”为实。绕过律例的约束而合法腐败。以声色为媒介而夤缘攀援。这是纵情声色的实质。尽管“清流”以其文学才华为狎优贴上了风雅的标签，将燕饮赏戏和问学议政混为一体，形成了京师官场的新风尚，但风尚的背后，仍掩盖不住法纪松懈、人心无定的新现实。中兴的同光。也是“声”与“色”的同光。
一、慈禧与京戏
从清初诸帝到同冶幼主，文本上的严防声色诏令，从未有过间断。煌煌《大清律例》，厉禁文武官员“娶乐人（妓者）为妻妾”、严惩文武官员“宿娼”，哪怕“挟妓饮酒”，律亦不许。这也就是说，狎妓狎优，宿娼纳妾，都在严打之列。其效应，自是不坏。如果皇帝不带头破坏规矩，清代官场要比以往干净许多。然而，那位风流天子乾隆开启了清代放纵声色之风。这股风气至咸丰达到高潮。咸丰帝本人“以醇酒妇人自戕”。表征出宫廷以声色废政务的高度；而外臣“挟优宿娼，日夜纵酒”的狂欢场景，又呈现出其的广度。
作为咸丰的遗孀之一，慈禧应该深知声色对政务的危害；作为年轻的女主，她宫闱严谨，政务不废，也有能力整饬积习。奇怪的是，正是在慈禧实际秉政的同光两朝，轰饮征歌反而愈演愈烈，狎优狎妓成为不合法下的“合理”存在。
一切都是源于慈禧的个人爱好——她是个戏迷。最高统治者爱看戏。看戏就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娱乐享受；女主沉醉京剧皮簧而不能自拔，便引发了整个官场娱乐消遣趋向的转变，进一步引发了官员交往奔竞方式的改变。同光中兴，首先导致的竟然是声色之兴！这恐怕是喜听京戏的慈禧所始料未及的。
清代供男性享乐的，有妓，还有优，妓为女性，优为男性。女人的身份，杜绝了慈禧狎妓宿娼的可能性；要有，也只剩面首一途。慈禧不置面首，那么，看戏赏优，就是很正常的有声有色的耳目之娱。对于二十六岁就守了寡、同时又登上权力顶峰的慈禧来说，看戏，是一种娱乐；与优的近距离接触，则是一种享乐。享乐而不加节制，必然引人瞩目，带来官场娱乐的新风气：
自慈禧秉政。乃大变其例，一月之中传演至数次之多，并自编《小梨园》一部于内教坊。慈禧观戏处名“阅是楼”。在“养心殿”右，距慈禧寝官约数十步。……厅廊四壁被以金色缎，录《万寿赋》，字如胡桃大，皆南书房翰林手笔。
其实，康熙、乾隆已经为皇家娱乐设立了一套制度：“南府”——作为政府部门正式的戏曲管理机构，“内学”和“外学”——即太监戏班和外边召进的优伶——定期为宫内演出。道光改“南府”为“升平署”，咸丰因国难而削减“外学”规模。多少年来，帝王之乐，都是在有组织有纪律的体制内进行。慈禧好观剧本无可厚非，祖制在前，不算逾越；再说呢，皮簧二调的风头逐渐盖过雅部昆腔，这也是民间娱乐的趋势。慈禧利用“外学”力量推动官场欣赏趣味由雅向俗的转变，多少也算是顺应民意之举。
问题出在“大变其例”上。追溯“大变”的源头，始于咸丰十年（1860年）, 慈禧酷嗜俗乐，
“取都中各戏班角色之佳者，使之授其技于内监，而美其名日教习”。到了光绪九年（1883年）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慈禧又两次变更康熙帝的规矩：“盖自光绪九年恢复民籍教习后，演戏始繁，但仍只挑选数十名辈。进内应差，迄十九年六月，更有命外边全班人内承应之例。”
将整个戏班召入宫内，这是对康乾“南府”制度的根本性变更。清代重祖制，破坏祖制是要担负巨大政治风险的。垂帘听政，已经破坏了一次祖制，为了大权在握，慈禧不得不如此；而仅是为了耳目之娱，再次破坏祖制，就有些不同寻常。作为枢臣的翁同稣，已经感觉到这一异常：
自初五日起，长春官日日演剧，近支王公内府诸公皆与。医者薛福辰，汪守正来祝，特命赐膳赐观长春之剧也。即宁寿宫赏戏面中官搋笛，近侍登场。亦罕事也。此数目长春官戏八点钟方散。
此为翁同稣在光绪十年（1884）的一则日记。该年他还多次记到慈禧看戏，字里行间，颇有微词。这一年。中法危机逐步加深，兵戎相见之势难免。而此时慈禧正忙于张罗五十岁的万寿节庆典，庆典的重点，正是外班的京戏演出。好热闹的慈禧，不甘一人乐，于是广召王公枢臣同乐：
查内务府关于在宁寿官听戏的王大臣名单，光绪十年十月初一日由妻事处抄出，九月二十日奏准，十月初八、初九、初十、十一日进宁寿宫听戏的王大臣。东边照料有：悼亲王、醇亲王、惠郡王奕祥、载澄、载滢、戟澍、奕谟、溥伦、载泽、溥侗、礼亲王世铎、壤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许庚身、灵桂、恩承、徐桐、崇绮、毕道元、乌拉喜崇阿、翁同辑、松淮、孙家鼐、张家骧
……
名单实在太长，这里不作全引。过度谓之淫。慈禧的过度“耳目之娱”，虽尚不致引起宫闱秽乱，但外班名优宫内走红，同时意味着太监内班遭冷落。慈禧身边的内侍红人李莲英就以精通音律，“号称第一”。这是慈禧好花部曲调在宫内的效应，李莲英的走红，还有皮簧助力。现外来优伶势头大盛，自然招致包括李莲荚在内的太监内班的不满和怨恨，各种传闻相继而起：
慈禧既立光绪帝，权力浸炽，驯至公然与诸伶谈宴，恬不为怪，惟尚不敢使憨安知。……（慈安）既入，慈禧横卧榻上。一男子似伶人服装者，为之抚膺捶腰，意甚狎亵。
以京戏为媒介，与男性优伶接触，是女性最正常不过的心理。但宫闱之内年轻女主与俊美男优的周旋应酬，自然要引起人们过多的联想。上述引文所描述的情形，是否为受冷落太监的造谣，已不可考。此文的作者许指严曾为南社会员，晚年卖文为生，其政治态度和经济状况，决定了他所描述的晚清掌故，很难保持客观中允的立场。传闻在民国的继续，就是慈禧不断被丑化的继续：
她爱看的戏，大部分是低级下流的淫戏。……这些戏，如《翠屏山》《盘丝洞》，并不全是坏的，但慈禧只欣赏其中色情的表演，只要演员对其中低级下流的语言和动作表演得越露骨、越细致她就越高兴。
此文的作者为20世纪3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冯叔鸾。引文内容的确如“鸳鸯”与“蝴蝶”，不知从何说起。民国时期报刊杂志界普遍存在的晚清掌故热，推动了作家的文学想象和编造热情。其实慈禧看戏只“选歌”而未“征色”，或者说是重艺轻色。从现存档案看，慈禧在光绪前期首次传差进宫的名优，李燕云二十四岁，陈得林（德霖）二十九岁，时小福三十八岁，孙菊仙四十岁。杨月楼四十岁，谭金（应为鑫）培四十二岁——如果是为了“征色”，慈禧所选的，应当是二十岁左右青涩俊美的优伶才对。
再说，清官所演剧目有严格规定，也不容慈禧为所欲为：
在前清时代。凡淫靡斗狠各戏，均在禁演之列，其禁演情形，则定自道光二年。……余只存有同治二年内务府之告示两件，一系关于淫靡斗狠者，一系关于奸邪残忍者，均在禁止之列。
引文中的“余”，为京剧史研究权威齐如山。他收藏了由主管戏曲的内务府所颁布的两件告示，告示的年代：一为同治二年（1863年），另一为光绪二十年（1894）。这是京戏在京城走红的时代，也是朝廷重视规范和管制戏曲的时代。光绪年间的告示，明确开列了禁演的剧目：
梨园演戏，优孟衣冠。原使贞淫美刺，触目惊心，有裨风化也。如徽目中之逼官等戏，久经禁演。至如昆目中之所演建文逊国故事，惨睹、搜山、打车等戏，一并禁演。
娱乐而不忘政治，历代如此。与其说慈禧关注戏曲的移风易俗功能，毋宁说她更警惕戏曲特有的借古讽今功效。正因为观剧关乎政治，慈禧看戏从来都不马虎，而且越到晚年越认真，光绪后期京剧大腕如王瑶卿和杨小楼都有幸进宫当差，慈禧在享受“耳目之娱”的同时，还显示出丰厚的戏剧教养和才能。听到技痒难熬，甚至亲自动手改剧本、定唱腔。据孙菊仙回忆：
老佛爷（叶赫那拉氏）非常懂行，别说文戏唱错了听得出来。武戏少打几下，少翻一下，她也瞧得出，因此常有演员受责的事。
问题不是出在慈禧看了什么戏，而是慈禧酷好皮簧所引起的效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这是王朝政治源远流长的大传统。女主痴迷于京戏，王公大臣以及近侍书吏能不起哄跟进吗？当时在京的大名士、浙江人李慈铭，就观察到了这种异常：
都中向有梆子腔，多市井郡秽之剧，惟舆隶贾竖听之。一二年来诸邸有好之者，士大夫遂相率盛行，其价顿贵数倍，衣冠宴会非此不欢。优人益变其音为促急繁乱以娱众耳。其声噍杀以悲，非祥征也。闻道光以前朝士燕集。无不演昆腔者，后渐尚摊黄腔，谓之二簧，其音嚣俗，爨演亦恶。元、明院本已成雅乐，今则二黄为立部伎臭。风气愈下，即此一事，而变迁如此。
弃雅从俗，这是慈禧的文化程度所决定的。官场趋好，总是自上而下。先有王公“诸邸”的热衷，再有士大夫的“相率盛行”。“风气愈下”，李慈铭所指，还只是欣赏的“风气”，实际上官场逢迎的“风气”，又何尝不是“愈下”呢？而“非祥征”的异样感觉，似乎在预言即将到来的政治灾难。
感受到这一变化的不仅仅是来自南方、对昆腔有天然亲近感的李慈铭，比李慈铭稍晚出道的满族文士震钧，则发现皮簧、梆子的流行，已经从慈禧的内官蔓延到了整个士大夫圈子：
光绪初忽竟尚梆子腔，其声至急而繁，有如悲泣，闻者生哀。余初从南方归，闻之大赋，然士大夫好之，竟难以口舌争。
无论是南方人李慈铭还是北方人震钧，都流露出对“士大夫好之”的不屑和厌恶。但他们没有悟出，弃雅趋俗的娱乐选择，正好照射出捐纳和军功出身的各级官员的文化程度和欣赏品位；而唯上是从的官场积习。又将新宠皮簧二调迅速推广到官员的日常娱乐之中。慈禧的个人享乐口味，竟然影响到整个官场士大夫的趋好。
二、同治帝的声色生活
在慈禧的熏陶下，同冶也成为花部曲迷，这是京剧史已经认定的事实。而成人之后的同洽，带着青春期的叛逆精神，由好皮簧而狎优伶，由狎优伶而养成断袖之好，这是慈禧所始料未及的：
又花旦某。具国色，某御史姬之甚。一日，穆宗召花旦入官已数日矣，不令外出。某御史遂折奏至尊不应与优伶戏，穆宗于其折上批狗夺骨头，其言也丑云云。盖穆宗亦知御史之媛某旦也。
这仿佛是宋代徽宗与周彦邦。君臣醋”一幕的重演，只是狎妓狎优的法律环境和君臣的文学修养有所不同，与宋代相比，同治帝显得过于直露和粗俗。正因为没有艺术情调。同治的叛逆就变成了赤裸裸的纵欲：把优伶请进来，着夜行衣走出去，宿妓狎优，如家常便饭。乾隆偶尔出宫冶游，民间已传得沸沸扬扬；同治频繁光顾下等妓院，把冶游的成果——梅毒——也带进了紫禁城中。官场无人敢言，个别人只好私下发点感慨：
“弘德殿，广德殿，德行何居？惯唱曲儿钞曲本；献春方，进春册，春光能几？可怜天子出天花。”指王庆祺也。庆祺之召入弘德殿，外间传言以尝在广德楼歌院唱曲，遇穆宗微行识之。又素与内监交结，遂得供奉。惟日写里俗曲本进御，且时以市画春册献。既圣躬不豫，人无不归咎庆祺者。
同时代人李慈铭的记载表明，同冶帝的堕落，是从享受“唱曲”——皮簧二调——开始的，
“声”为诱饵。“色”是正果。既然皇上有此一好，翰詹词臣就觅得拍马的途径，文学才华自然也就用到“写里俗曲本”上了，接着再献“春册”。于是，从广德楼到弘德殿。王庆祺一步登天，升官的奥秘就在于此。
皇帝的老师竟然导天子以淫，这算得上是天大的丑闻了。从乾隆到嘉庆，尽管狎妓狎优之风不断，但作为文学精英和公辅储备的翰林尚不至于闹出大的生活丑闻。翰林的声色享受，要顾及法纪约束。还要兼具文士雅趣，他们绝对不会涉足下等娼妓麋集的八大胡同。王庆祺导淫事件表征出，同冶朝的法纪松弛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妓优双狎，一堂同欢，反映出声色享受的狂热程度。王庆祺在声色场所邂逅皇帝并得不次之擢，当然不能作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例证。恰恰相反，它所指向的，是庸才夤缘奔竞的事实：在职位紧缺、仕途拥挤的同冶朝，官员的升迁已不再单凭文学才华和政治才干。
王庆祺并不具备政治和文学上的优势。同冶五年（1866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他在翰詹大考中位列三等，被罚俸半年，就是明证。但他的两大优势。却是可以傲视同僚的：“美丰仪，工度曲，擅谄媚之术。”在一个皮簧二调风行的时代。“丰仪”和“度曲”都是夤缘进取的绝佳条件，更何况此人还兼具“谄媚之术”呢！这就不奇怪，王庆祺竟然在翌年获膺湖南乡试正考官。更令人咂舌的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王庆祺终获弘德殿行走之差，名列担当同一职位的翁同稣之后。
优伶只会唱曲，写曲还得依赖文学侍臣，所谓“顾曲者亦多文人雅士一。说得就是京剧走红宫廷之后，文人雅士跟进献曲的情形。官场如戏场。官员如倡优，历史总是重复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王庆祺给天下官员和士子的示范效应是：欲升官发财，要走捷径。
王庆祺与同治帝故事反映出新形势下声色追逐的新特点：狎妓的粗俗化和甲优的精致化。换句话说，狎妓成为粗才俗吏的宣泄渠道，狎优则成为词曹清秩的特别爱好。这里，既有政策上的考虑
——狎妓毕竟违法，还有情趣上的追求——唐宋官人文士的风流倜傥仍然是晚清翰林企羡的对象。
“清流”热衷狎优，即是这个道理。
同冶微行冶游引发的病和死，无疑是给“中兴”招牌泼墨涂黑。如何遮掩此污点，并力争把污点修饰为亮点，就成为摆在慈禧面前的难题。目前学术界对同治死于梅毒还是天花尚有争议。可能性非常大的是，慈禧有意将亲生独子冶死了。这是无可奈何之举，谁让他是皇帝呢！皇帝家丑尤其不可外扬，天下耳目更需努力掩盖。慈禧不来掩盖，谁还敢掩盖？谁还有能力掩盖？
既然要掩盖，行事就不免心虚，躲躲闪闪。同治死后，王庆祺立遭整肃：“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可是，他被革职的理由，却与同治的病与死无关。这是官场惯用的掩盖真相的手法，也说明积习已久，难以扭转，朝廷的本意，只在掩盖真相，无意整饬吏治。于是，在同冶皇帝死后，甲妓狎优之风未见熄灭，相反愈来愈炽，至于光绪，伴随着“清流”在政坛的崛起，官场又掀起新一轮的声色征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