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第一名将，把武则天打得连亲妈都不认识｜文史宴
文/王子木
武则天上位过程中杀人无数，作恶多端，上位之后大部分时间也政治败坏，民生困苦。在武则天对解除武装的内陆人民穷凶极恶的同时，周边武德尚存的各族却不买武则天的帐，突厥、契丹、吐蕃各族对武则天轮番打脸，其中契丹首领孙万荣令武则天颜面尽失，着实为内陆人民出了一口恶气。
十多年前，国产剧《神探狄仁杰》火遍神州。该剧第二部第一个案子崇州案，开篇叙述的故事背景为：契丹军队犯边，大唐的边关烽烟四起。这一历史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史称“营州事变”。
剧中武周皇帝武则天闻报大怒，训斥“契丹族长李尽忠，世受天恩，不思还报，竟行谋反逆天之举”。历史上此时与李尽忠一同在营州举兵反唐的，还有一位台词中未被提及的重要人物，他就是本文将介绍的主角——契丹族名将孙万荣。
武则天引发的危机
契丹源出于宇文鲜卑，宇文鲜卑是匈奴人冒充鲜卑，属于匈奴与东胡系鲜卑的混合而成的民族。作为宇文鲜卑的后裔，契丹最早兴起于西辽河的上游区域。
契丹早期主要生活在今内蒙古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北魏时受北方草原民族柔然侵袭，其一部迁至白狼水东（今辽宁阜新、彰武一带）。后受北齐王朝打击，契丹部落离散，分居北齐边境、突厥、高句丽等各处。至隋朝统一天下后，契丹先后分批归附，大部分得以迁回故地白狼水东。
隋开皇六年（586年），原东依高句丽的部分契丹人，在归附隋朝后被安置于玄州，此地隶属于营州。所谓营州位于辽西地区，其治所柳城，即今辽宁朝阳。
开皇十九年（599年），北投突厥的契丹人四千余户举部内附。有学者考证, 这部分人为契丹孙敖曹部，隋文帝诏令其安置于营州城傍。孙万荣即孙敖曹的曾孙，事变时为唐朝的归诚州刺史。
这次惊天事变前，营州附近的民族构成与关系十分复杂。当地既居住着内附的突厥人、契丹人、库莫奚人，又包括唐灭高句丽后，强迁而来的高句丽和靺鞨上层分子及其家属，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汉人。如此多民族杂居之处，一旦处置不当，极容易发生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堪称盛唐版的“巴尔干火药桶”。
唐朝立国之初，突厥为帝国在北方的头号劲敌。因此，争取像契丹这样当时尚属弱小的少数民族支持，便成为唐与突厥战争的重要战略筹码。唐太宗就曾坚决阻止了突厥对契丹的染指，并为后者提供政治保护。
突厥与契丹形势图
但当武则天上台之后，由于其内政的一系列举措，唐朝的边境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为了篡夺唐朝皇位以及巩固个人统治，武则天采取了诸如东迁国都、兴用酷吏、大肆佞佛、杀戮唐宗室旧臣等政治手段，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局面。自高宗时代后期，便以皇后身份干政的武则天，其施政措施导致原本大好的民族融合形势开起了历史的倒车，东突厥等势力不断侵扰边形成了边患。
一场饥荒引爆火药桶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发生了饥荒，时任营州都督的赵文翙“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且待李尽忠等契丹首领犹如奴仆。因此李尽忠联合其妻兄孙万荣举兵反唐，点燃了“营州事变”的边关烽烟。
若将此次事变完全归罪于赵文翙的个人行径，视为偶然因素是不妥的。根据唐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凡遇到灾荒，地方行政长官需上报朝廷，待批准后方可开仓赈给。因此面对契丹的饥荒，赵文翙只有奏报之责，而无擅自赈灾的权力。营州离长安距离遥远，其中手续未免繁杂，反映出当时中央赈给制度的弊端。
赵文翙平日对内附的少数民族采取歧视、缺少必要的安抚，固然是激起事变的因素，但这与武则天时期对少数民族将领迫害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公元689和692年，在武则天任用的酷吏周兴、来俊臣的陷害下，唐百济族名将黑齿常之、高句丽将领泉献诚、突厥族将领阿史那元庆，先后遭陷害而殒命。曾在武后时期有入侍经历的孙万荣，切身感受过武则天的恐怖统治，难免因此树立起反唐自保的决心。
武则天的政治极其恐怖
696年五月，孙万荣与李尽忠率部攻陷营州，诛杀赵文翙，俘虏唐军数百人。深知唐朝内部武、李两股势力斗争虚实的孙万荣，利用这一点大做政治宣传，曾移檄责朝廷曰：“何不归我庐陵王？”
庐陵王即武则天第三子李显，683年即大唐皇帝位，次年遭武氏废黜，被贬为庐陵王。这虽只是一句政治口号，却表明了孙万荣争取李唐皇室旧臣支持、反武助己的政治智慧。
李尽忠、孙万荣起兵后，契丹军迅速发展至数万人规模，号称十万，遂挥师进攻崇州，俘唐龙山军讨击副使许钦寂，声势益壮。之后，契丹军虽也有在安东、檀州等地的挫败，但整体上处于战略进攻态势，充分暴露出武周时期致力于内争而导致的边备废弛。
武则天闻变大怒，诏命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28将，率兵征讨欲一举剪灭契丹。七月，又派出武三思为首统兵防御。同时，武则天下诏改李尽忠名为李尽灭，改孙万荣名为孙万斩，以泄其愤。
武周这一次出兵的具体人数，相关史料未予记载。但从其任将规模之大，加上对敌契丹数万人采取反攻态势的需求推断，曹仁师等攻击部队至少当在十万人以上，处于兵力劣势的契丹兵，在孙万荣的指挥下，选择了在山地作战，设伏诱歼武周军队的策略。
为诱使唐军上钩，孙万荣首先在营州制造缺粮的舆论，并故意放纵被俘唐军离去。驻幽州的曹仁师等统帅见逃回的唐兵面黄肌瘦，并从其口中获知了营州严重缺粮、契丹军心不稳的假情报。急于立功的唐军遂火速进军营州。
军至黄獐谷，契丹又以老弱迎降，令唐军坚信敌人已不堪一击，弃行动迟缓的步兵于后，只率精锐骑兵先行抢功。轻敌深入的唐军遭遇契丹伏击，张玄遇和麻仁节皆被生擒，唐军死者填积山谷，侥幸逃脱者寥寥无几。
随后，孙万荣利用在唐军中搜出的军印，以张玄遇等人的名义作伪书报告唐军后续人马，谎称已攻克营州，要求其速来营州处置被俘的契丹头人。早就轻视契丹的唐军统帅深信不疑，率部急进昼夜兼行，士马疲弊。结果再遭契丹军的伏击，全军覆没。
这场被称为西硖石大战的失利，极大鼓舞了契丹的士气。契丹趁机兵锋指向平州，经恶战后攻城不克而还。孙万荣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的机谋通变，令其名垂青史。这一战也被某些版本的线装书《三十六计》，援引为第十七计“抛砖引玉”的代表性战例。
注水名将王孝杰的末日
获知败报的武则天，于当年九月发布总动员令，命“天下系囚及士庶家奴骁勇者，官偿其直，发以击契丹”，将家奴和囚徒都绑上了战车。这一年十月李尽忠去世，孙万荣继承其位统领契丹，他将独自面对武周军队即将发起的第二波攻击。
就在此时，曾与唐朝长期敌对的突厥，乘契丹大举南下的后方空虚，暂与武周政权联合，突袭契丹令其部众溃散、家小被俘。
好在这一次突厥的进犯并未持久，孙万荣组织起契丹余部，又对武周发起新一轮的猛攻，攻克冀州、兵困瀛州，令河北震动。狄仁杰在此时被任命为魏州刺史，在前线主持守备缮修、安定民心。
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年）春，武周军队对契丹的第二次征讨打响，武则天这一次兵分两路，一路由清边道总管王孝杰、羽林卫将军苏宏晖统兵直赴契丹，另一路由清边道行军大总管武攸宜率军进驻渔阳，以策应前军。
名将王孝杰所统帅担任主攻任务的唐军，数量多少不同史料记载有出入。《旧唐书》和《新唐书》“北狄传”均载为七万，“王孝杰传”载为十八万，《资治通鉴》记载为十七万。三月，王孝杰所部抵达东硖石谷，与在此故技重施、设伏待敌已久的契丹军遭遇。
这一次战斗的战场通道狭隘，武周军大队人马难以展开。王孝杰率精锐部队为先锋，且战且前杀出山谷，列阵以拒敌，但担任后军的苏宏晖畏契丹如虎，放弃接应任务率先逃离战场。
后继无援的王孝杰在战斗中坠崖而死，手下军士在契丹的攻势下战死殆尽。武攸宜听到王孝杰败没的消息，“军中震恐，不敢进。”
注水名将王孝杰
以上武周对契丹的两次征讨，进程有很多类似之处。
武则天皆以外姓将领担任深入敌境的攻坚重任，而只派遣武氏宗族子弟担任第二道防线的接应任务，处在比较安全的大后方。
而契丹方面，在孙万荣的指挥下，契丹军以寡敌众，连续在山谷地带设伏，迫使武周军队进入隘道作战，首尾难顾无法发挥兵力数量的优势，进而两度被契丹军所围歼。
被突厥与武周联合击灭
公元697年四月，东硖石刚结束不久，武则天组织的对契丹的第三次征讨，接踵而至。这一次武则天派出了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五月，又增派清边道副大总管娄师德、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领兵二十万开赴战场。
为确保此战告捷，痴迷于佛教的武则天，还大办佛事为军队保佑，“有敕祈五岳恩请神兵冥助，尊师衔命衡霍，遂致昭感”，显示出其军事上的无能。
武周大军压境，契丹主力注意力被引向南面的同时，其虚弱的后方令突厥又有了可乘之机。
孙万荣曾试图先稳住突厥，以破王孝杰部之胜势，联络突厥首领共同攻取唐之幽州。不想其派出的使者五人，三人先至而二人后至，突厥首领因后二人迟缓怒欲杀之，为了求生，这二人吐露了契丹的实际军情。
最终突厥杀前三人而赐后二人绯袍，并以其为向导，发兵取契丹新城，与武周形成南北夹击契丹之势。
六月，契丹军与武周大军相持于河北大平原上，这一次武周军队得以展开阵型，体现其人数优势，同时利用充裕的后勤补给，“高垒深沟，卧营而不动”。
后勤资源匮乏的契丹，在对方保守状态下的持久战中，露出了后勤的软肋而处于劣势。加上突厥对契丹后方的突袭，新城被攻陷，导致前后受敌的孙万荣终于支持不住。
种种不利条件下，本与契丹结盟作虞的奚人更临阵倒戈，助武周军攻契丹，在战场上给了孙万荣致命一击。面对完全劣势局面，孙万荣仍能聚众数万，排列前后九阵奋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只得率数千骑兵逃走。
孙万荣战绩相当惊艳
697年六月三十日，穷蹙至极的孙万荣，与家奴轻装逃至潞水东。在树林休息时，他哀叹道：“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见大势已去的家奴乘其不备，将孙万荣杀死，传首于洛阳。孙万荣的人生轨迹，就此划上了休止符。
武周内政弊端的暴露与后续
孙万荣与李尽忠起兵反唐，前后虽只历一年多时间，但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出武周时期唐军的战斗力严重退化，面对不过数万契丹叛军，武则天竟要先后三次举兵征伐，前后挥军数十万，加上突厥的背刺协助，才收获了决定性胜果。
孙万荣起兵期间，在其政治口号的蛊惑下，何阿小、马行慰、杨奉节、王宏允、刘伏念、李怀璧、杨志寂等河北地区的汉人将领300余人，协助其对抗武周军队，足见武则天篡夺李唐皇位之举的人心未附。
此外，营州事变还摧毁了唐朝的东北边防体系，营州就此落入了突厥之手，整个武则天统治时期都未收复。后唐玄宗虽恢复了营州都督府，但营州地区的防备再也难以稳固，辽东地区逐渐脱离唐朝统治。
原营州都督府下辖的18个羁縻州，其人口被武周内迁到了幽州地区，其中大量的少数民族到来，改变了幽州的人口构成，令其日后成为安禄山叛军的主力部队，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远因。
著名历史学者吕思勉曾评述道: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武后使李楷固、骆务整讨其余党，平之，然奚、契丹遂臣突厥，营州不复可理，耶律氏之坐大，兆于此矣。方事之殷，营州境内诸'夷州’，多内迁河南，神龙时乃还治幽州，又为安史造乱及乱平后河北诸镇负固不服之由。故李尽忠之乱，虽不久勘定，其关系实绝大也。”又有言道：“不仅此也，因契丹之动荡，靺鞨之内属者，亦不得安其居，而走归故土，遂开满族兴起之端。”
自孙万荣反唐事败之后，契丹虽偶有对唐边境的侵犯，但整体已式微，长期处于历史低谷期。直至唐末，契丹一代枭雄耶律阿保机率部崛起，才重新成为中原政权的心腹大患，形成了后来宋辽南北对峙的局面。民众耳熟能详的杨家将抗辽事迹，以及金庸先生笔下契丹英雄萧峰的故事，为这一时期历史文学采之不竭的富矿。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今祖国55个少数民族中，不再有契丹这个民族的存在，其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但自清代直至现今数百年来的历史研究成果表明，达斡尔族即契丹的后裔。
今日之达斡尔族
作为一个政权的契丹，消失于12世纪初，而关于达斡尔族的正式记述，源自17世纪中叶。尽管这期间存在近500年的代差，但从生活习俗、服饰习惯等详细考证来看，两者极为接近。现代大部分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达斡尔族就是历史上曾经的契丹族。
如今的达斡尔族，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和黑龙江地区，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在中国境内的总人数超过13万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达斡尔族人曾积极投身于抗日事业，其为国为民而战所奔腾的热血，尽显其先祖英武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