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字的母亲

那是1961年，我读五年级。我在学校的成绩一塌糊涂。而且糟糕的是，我对此一点都不在乎。

我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我和哥哥克提斯与母亲住在底特律德尔雷一所邋遢的挤着许多人家的房子里。我们的家很窄，布置很差，但是整洁，桌上始终有食物。在孩子们自我封闭的无知中，我们不知道母亲在做着3份不同工作（都是做佣人）的同时，把里里外外侍弄得井井有条是多么不容易。

我们的世界基本上是这样的：上学，然后踢足球或打篮球，到邻居家后花园的树上偷苹果，也许用汽枪打老鼠；天黑后在家看电视。我们不需要《电视指南》。我和哥哥随时知道每个频道在播什么节目。我们四肢摊开躺在母亲床上，一连几小时地盯着电视屏幕。

可是，一天，母亲永远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她关掉电视。都是我们一塌糊涂的成绩惹的祸。我们的母亲，索亚·加森，文化水平只达到三年级，可是，她比我们这些男孩子更聪明，更有头脑。她在她打扫的那些郊区房子里，发现了一样东西——书。于是，她回到家里啪地关上电视，让我们坐好，解释说她的孩子们应该有出息。

“你们每周得看两本书。”她说，“然后写一篇读后感给我。”我们嘟嘟囔囔，抱怨说这太不公平，其他孩子都能看电视。当这些都不起作用时，我们心想，也许几天后她就会忘掉这个想法。况且，我们家除了母亲的圣经外，没有一本书。

但母亲说，我们将去有书的地方：“我开车送你们去图书馆。”于是，不久之后，她那辆白色的1959年出厂的奥尔兹车，载着两个烦躁的闷闷不乐的男孩子，行驶在底特律公共图书馆水门街的支路上。我勉为其难地翻看着那些儿童书籍。我喜欢动物，当我看到与动物有关的书时，我开始有些兴趣了。

我阅读的第一本书是《水坝建造者》。它是讲海狸的，说的是它们如何生活和建造它们的水坝。我生平第一次迷失在另一个世界里。电视节目不曾像书籍这样，让我似乎能身临其境地拜访森林中冰冷的溪流和那些建造房子的动物。而且，通过翻动书页我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回它们。

不久，我就盼着去那个安静的地方了。我发现了恐龙，发现了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之间的区别。我发现了更加重要的东西——我不仅喜欢看书，而且与声音或者图像相比，通过印刷的文字我能更快、更多地吸收信息。

我从动物转到植物。当我贪婪地阅读我能发现的每一本书时，我又对岩石发生了兴趣。我沿着铁轨走，用盒子装满岩石，然后把它们拖回家，想借助地质书识别它们。书里装着整个世界，我在里面想去哪就去哪。而且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开始明晓事理了。老师们也注意到了。回到家中我迫不及待找书看。我和克提斯没有缠住妈妈让她开车送我们去图书馆。我们发现了一条捷径。我们沿铁路而下，有时候顺路搭一辆慢车来到水门街支路附近。然后，我们跳下车，顺一座小山而下，就到了图书馆。

至于电视，妈妈最终有所让步，允许我们每周看几个小时。但电视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世界了，只是偶尔的娱乐方式。只是在数年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母亲不识字，看不懂我们每周胡乱写的那些简短的读后感。但是，最后她不仅学会了识字，而且还拿到了普教文凭。

如今，克提斯是一名工程师了，我则是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儿童中心的小儿神经外科医生。有时候，我仍然无法相信自己的生命历程：从底特律公共学校一个失败的且毫不在乎的学生到获耶鲁大学奖学金，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医学系，最终在世界各地讲学、主刀重大手术的医生。

但是，我知道这个历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母亲关掉电视，把我们放进她的奥尔兹车，前往图书馆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