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照丹青（连载）
波 吒 著
（接上期）
金华以前叫后乡，唐宪宗李纯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白居易因武元衡等诸事被贬江州司马，后为忠州刺史。在忠州劝农均赋租，省事宽刑书，废除苛捐杂税，鼓励开荒种粮，重视文化教育，发展蚕桑农业，新修道路石桥，勤政为民，立身清廉……有一天，他带着人来到后乡巡视，看到满山遍野荒芜的土地无人耕种，感到十分可惜，正要说点什么，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个中年农夫吆喝着牛在那里耕地，他便走上前去，想与这个农夫聊上几句，没想还没走拢，转眼间，这个农夫和牛都不见了，只留下一个犁头，犁头的铧是黄金铸的。白居易立即领悟这是神灵在暗示他，不要荒僻了这片土地，于是就把这片地区称为金华（铧的谐音）。在忠县，有“官坝无坝，拔山无山”之说，意思是官坝并不是一个地势平坦的地方，实际是一个山区，而拔山并不是一个多山的地方，实际上地势很平。拔山因其附近有一座寺庙叫“拔山庙”而取名。六中队的周指导员是官坝人，他家属来时，身边跟了个小女孩，人们拿饼干给她吃她不要，说只要吃生红苕，可想那时的忠县地界还是很穷的。金华因处三县交界，也是三县往来的交通要道，可通垫江，亦可到梁平，刘晓初不时会跟着管理人员到垫江的周家，晋顺和梁平的云龙去赶场，给中队挑生活物资和生活用品，走过的小路不少地方还很荒凉，人迹罕见。行走在那些山岭和峡谷中，的确有点阴森的感觉。不过他认为这里的自然生态保留得特别好。从金华到垫江的小路上，有一座小桥，以前叫“杀人桥”， 附近有孙二娘一样的黑店。许多过路客在这里惨遭不幸，死在桥上，以至桥上的石板上，还有留有几处大块的红褐色斑块。金华农场虽经犯人在那里开垦了不少荒地，但仍有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原始生态，所以时常会有野生动物出没，象野猪、土獾、刺猪、山羊等。野猪出来时，一般都是七八只，使得靠梁平地界的“红岩洞”和“石家槽”的稻谷常常棵粒无收。为此，四中队在收包谷时，专门组织犯人在夜间用火药枪围剿过一次野猪，有次一夜间就打到三只野猪，都在三四百斤左右，农场分给全场的千多犯人每人半斤野猪肉，算是打了个牙祭。山下农民也有持火药枪上山来打野猪的，刘晓初无意中发现这些抬下山的野猪，每每都是缺脚少腿的。一打听，原来按当地人的习惯，在打野猪时，路人只要是帮忙追赶过或帮忙吼了几声的，都会有份，打猎者一般会给他下一个猪腿或猪脚表示感谢，可见当地民风之纯朴。山下的农民，每天都有人上山来砍柴禾，中队为了搞好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专门安排人在路口上设了茶水站，免费供他们水喝，地点就在普顺垭口（因为这条路通梁平的普顺场）。山上出没的野猪，除糟蹋农场的庄稼，也给上山砍柴的农民带来威胁。一天，刘晓初和另一个犯人陈良术在山路口干活，忽然听到林子里传来惊叫声，他和陈良术立即寻声而去，看到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正与野猪对峙，男孩虽已受伤，但仍挥舞着手里砍柴禾的大砍刀不让野猪近身。他和陈良术奋力把野猪赶跑，赶紧将伤得不轻的小孩背到金华农场的医疗室里进行救治，。原来这个小孩在砍柴时误闯到了一个野猪窝旁，窝里有几只出生不久的小野猪，母野猪为了保护幼崽，用猪嘴拱了一下小孩的下颌，小孩下颌的皮肉都掀开了，还掉了两颗牙齿，鲜血直涌。送到医疗室里的小孩，医了个多月才出院。因小孩的家庭很困难，所有的费用都是农场承担的。由于表现好，又立过功，1967年底，监狱宣布对刘晓初提前释放，八年的刑期，他只坐了四年多，减刑近一半。成为自由人的刘晓初，正在不知该何去何从的时候，农场领导主动找到他，希望他能留在农场当工人，每月发工资，刘晓初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在这里，每月的工资是三十多元，每年有探亲假，可以结婚安家。刘晓初被安排在农场的图书室工作。图书室里有各种藏书二万六千多册，配有三个图书管理员，刘晓初是三个人中的组长。图书室里的各种图书，犯人只需凭借书证即可借阅。在这里，刘晓初的日子过得倒也清闲，而且，还有这么多的书可读，也是他求之不得的。在图书室工作后的某一天，农场的一位干部忽然对刘晓初说：图书室要暂时关闭，所有人员不得进入，包括他们管理人员在内。两天后，几个从万县来的工作人员，在图书室清理了好几天才离去。当刘晓初他们再次打开图书室的时候，这些工作人员已把百分之八十的书籍都清理走了，里面剩下的只是些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方面的书，还有一些工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书籍。刘晓初十分不解，就去问农场领导，领导告诉他：那些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以后不许再看，要看就认真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听了领导的话，刘晓初心里隐隐地感到，是不是又有什么政治运动要发生了。呆在闭塞农场里的刘晓初，的确不知道外面倒底发生什么事。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农场虽没有明显的派系斗争，但在大的政治环境影响下，批斗还是在农场管理阶层内部进行过，以前的政委和个别领导，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赶下了台。还有农场的犯人，与社会上一样，被要求每人必须买一本毛选，人人都要学习毛主席语录，每隔一段时间，要评选出毛选学习的积极分子。其次，凡在监狱服刑的犯人，即使刑满了，为了不让这些人出去后介入武斗的行业，也不许离开，而是暂时留在磺厂就业。这大概是监狱领导的自作主张，这样做，也在无形中也挽救了一些人。这期间，刘晓初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各处墙上写毛主席语录，还有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墙画和标语。在农场所管辖的几十公里范围内，到处都有石刻的语录碑。碑文不少是由刘晓初写的，也有由其他服刑人员写的。写语录，也是存有很大风险的。二中队一个叫陈实元的犯人，以前是教书的，因贪污判刑到金华农场，他对刘晓初说，自己在写语录时，由于没认真检查，险些出事。原来陈实元有一次在谢家湾山上写一块语录碑，写好后没有认真检查，第二天路过那里，偶然看到，碑上有人用木碳在下面写有几行歪歪扭扭的小字：“写语录的同志，你这语录写错了，请核对一下。”陈实元翻开随身带着的语录本，与碑文上的语录进行对照，这条语录的原文是：“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在这条语录中，陈实元写掉了“问题”两个字，虽不是大问题，但那时，弄不好就会被人污陷为“随意篡改毛主席语录”，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戴起。当时他吓得惊出了一身冷汗，好在还没有找人来雕刻，可以抹掉再写。陈实元说，能在那山上去的，应是砍柴的农民，他们都能对毛主席语录如此熟悉，可见在那特殊的时期，毛主席语录是如何深入人心了。在金华农场，刘晓初不时可以看到从梁平到忠县，垫江到忠县的造反派和其他派别的人举着红旗，浩浩荡荡从新华农场的小路上经过。出于政治运动的需要，农场专门设立了一个忠字室，主要陈列毛主席像章和语录本、著作等，是全场干部和工人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的地方。一天刘晓初和另外一个叫方建平的右派分子（他原是金华中学的美术老师），被领导喊去，说要交给他们一个政治任务，这个政治任务就是在忠字室里，利用业余间，教农场里的几百个管教干部画画，主要画毛主席像。按农场领导的要求，里面的管教干部，不管有没有绘画的基础和兴趣，都要学会画毛主席像，以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他和方建平接受任务后，便一批一批地组织起管教干部，两人各负其责，手把手地一笔一划教起这些老大不小的学员来。令他两欣慰的是，这些带着政治任务来学习的学员，虽急时抱佛脚，但都学得十分认真，对他两的态度也相当好。因为有领导干部的发话，对于这些管教干部的画，不管画得好与不好，像与不像，都不追究责任。所以他们在作画的时候，也放得开，一张画，画了涂，涂了再画，直到刘晓初和方建平认为可以了为止。一个月下来，两百多平方的忠字室里，挂满了几百幅经过挑选出来的肖像作品，有油画、水粉画、炭金素描、国画速写。就在领导准备再修一个忠字室时，上面来了指示，停止画像活动。在金华农场，有不少是劳改释放后留在农场就业的人，释放人员与释放人员就业后在农场恋爱结婚的，也有十几对，如刘晓初至今都能说出名字的有任茂新与管德香、王忠国与曹淑兰、周兴文与陈文芝等。在农场就业期间，也有好心人给刘晓初建议，说你年岁也已不小，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不如就在农场的释放就业人员中，找个合适的女子结个婚安个家吧。的确，在农场的女犯人中，也不乏年轻漂亮的女子，她们因各种原因被送到监狱来，女人的面子观点比男人更重，释放后很大一部份人就选择了在农场就业。就业队里的男人，茶余饭后聚在一起，谈得最起劲的，就是恋爱和婚姻上的事，只是一个姓陈的中队长提醒他们说：“你们想娶女人，是人之常情，但一定要深思熟虑，最好不要在释放就业人员中找女人，因为这些女人大多数是不正派的，有的还是残害自己的丈夫而犯罪的”。陈队长的话，说得虽有些道理，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刘晓初熟悉的一个姓张的女孩，判刑时才十七岁，她是因为给人当保姆，带着小孩在池塘边玩耍，小孩不幸掉到池塘里淹死了，家长报案硬说是被她有意害死的，结果判了七年刑，劳改减刑释放时才二十岁。她很喜欢刘晓初的画，对刘晓初也表示过爱慕之情。还有一个开县老乡，姓王，23岁，在校期间与一个同学打架，把人眼睛打瞎了，判了五年刑，刑满后自愿留在农场。刘晓初服刑期间，因为同是开县人，对他常有关照。与刘晓初同在六中队劳改的胡周祥，与王是亲戚关系，主动给他两作媒，王表示没有多少意见，只是刘晓初想到，如果在这里成了家，以后一辈子就只能呆在这深山里了，心里还是有点不甘，所以一直犹豫不决。金华农场就业不到一年，成都《新生报》的副主编邵不二知道刘晓初已被提前释放，于是他给新华农场发来个函，希望能将刘晓初调到他们报社去当美术编辑。经领导同意后，刘晓初辞掉农场工作，到成都《新生报》上班去了。《新生报》由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主办，主要是宣传国家有关劳动改造方面的方针、政策，对劳改犯人进行政策、形势、前途方面的教育。有法律法规的宣传，犯人积极改造的报道，管教人员的心得。还有散文、诗歌、连环画等专栏。报纸每周出版一期，二张八版。报纸的印刷与纸张的质量，不低于当时的《四川日报》。刘晓初到报社报道时，报社的编辑人员和印刷工人总计有十多个，除主编是国家正式编制外，其他人员均是零时工，有不少就是从劳改释放人员中请来的，这些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副主编叫邵不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以前是《四川日报》的编辑，不知什么原因也在监狱劳改过。刘晓初在报社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报刊图案设计，给标题、题字和文章插图，有时也制作连环画。在搞美编的同时，刘晓初也写过一些文字稿件，一篇题为《新生》的文稿，就是根据青龙磺厂的一位管教干部孙国林出差万县时，见到几个劳教人员刑满后，重新生活做人的真人真事而写的一篇长篇报道。孙国林是青龙磺厂一大队二中队的中队长，到万县出差主要是去了解一个即将刑满的犯人家庭情况（因为劳改机关有这样的政策，犯人刑满后能不能回归社会，有没有收容的地方，必须提前与当地政府或家人取得联系，作好安排。）从六十年代后，监狱工作以“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这一方针强调与突出了监狱的基本职能与基本任务，监狱的基本职能和任务是惩罚和改造罪犯。这两项基本职能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两项任务能否很好完成直接体现着监狱工作的成效。孙国林由奉节坐江轮到万县，下船后一登上扬家街口码头，就遇到个年轻人主动给他打招呼，他看了看这个年轻人，觉得有点面熟，但一时记不清他的名字。年轻人说“孙队长记不起来了啊，我以前在青龙磺厂坐过牢，叫向德武。”孙国林这才想起来，这个人劳改时，只有十七八岁，在监狱里两次逃跑，按规定是要加刑的，但孙国林觉得他人年轻，还是应以教育出发，请求厂部免于了他的刑事处分。对此向德武十分感谢他，从此安心改造，受到立功奖励，并提前出狱。向德武听说孙国林是因为了解一个犯人的家庭情况到万县出差，说啥也要拉孙队长到自己家里去坐一坐。向德武出狱后，在万县胜利路开了一个烟酒店，老老实实作起生意，还娶妻生子，妻子是一个小学老师，一家人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在向德武家，两口子办了很丰盛的一桌菜招待孙队长，感谢孙队长在磺厂对他的教育帮助。临走时，还拿了几瓶高级酒和几盒高级点心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孙队长坚决不要，说出差还有几天，带上这些不方便。第二天，孙队长到一个发廊去理发，一进门，觉得与他打照面的理发师似曾相识，正要发问，理发师也认出了他，说你不是青龙磺厂的孙队长嘛，孙国林说是啊，你昨认识我？那人说，自己叫周中华，以前与别人打架，将人致残，在青龙磺厂劳改过，就在你孙队长的中队服刑。周中华对孙队长说，在监狱时，有一次他下井在井下出了安全事故，住进医院，孙队长去看他，见他因流血过多而面色苍白，还把自己家里熬的鸡汤给他端来补身体。出院后，孙队长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安排他到理发室去学理发。劳改释放后，他就是凭着理发这一技之长，在万县二马路开了这家发廊。经过几年打拚，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还带了几个徙弟，现在他的理发手艺，在整个万县都有些名气。简单交谈了一下后，他便亲自动手，精心地给孙队长理了一个发，然后说好说歹把孙队长拉到餐馆去吃了顿饭。末了，还不顾店里的生意，将孙队长送出了半条街。临别时，一再叮嘱以后到万县，一定要到他店里来做客。看到自己曾经管教过的犯人，能够悔过自新，重新作人，没有辜负他们的一片心血，孙队长从心底里感到欣慰。同一年，孙队长又到万县出差。来到电报路旁的一家餐馆去吃饭，刚坐下，饭店的女老板从他身旁走过时，对他端详了一下，又在他身上嗅了嗅，问他：“你这个同志，是不是从青龙磺厂来的呀。”孙队长迷惑不解地问：“你昨知道？”老板娘说；“我闻到了你身上的硫磺气味，所以不好意思地问一句”。孙队长暗自佩服这个妇女的嗅觉，承认自己是磺厂的管教干部。妇女马上给他泡了一杯茶说，“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孙队长说：“磺厂有一万多人，你想打听的是哪一个”，妇女说：“他叫秦永权，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因为打架伤了人，被送到磺厂劳改。”孙队长说：“你问的这个人我认识，就在我们二中队，表现还不错，安排在井门口抽风房，很负责。今年还准备评他为积极分子。”旁边的几个女子听了，都凑了过来，原来他们和秦永权都是表兄妹关系。正谈话间，从室内走出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拉着孙队长的手不肯放，说她是秦永权的奶奶，这个孙儿是她一手带大的，从小很听话，没想在社会上跟着一帮朋友变坏了，她感谢孙队长在监狱里对孙儿的关心帮助，希望孙儿能立功受奖，尽快减刑出来，让她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孙儿变好后重新做人，说着说着，这个八十几的老人还要给他下跪，被孙队长双手扶住了。孙队长说，改造犯人是我们管教干部的责任，你不应感谢我，应感谢党，感谢政府。刘晓初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想告诉犯人，只要认真改造，出来还可以从新做人。文章登在《新生报》后，磺厂还专门组织了犯人对这篇文章的学习，因为里面写的都是磺厂的事，而作者，也是以前磺厂的犯人，更有帮助改造犯人的价值和意义。《新生报》多次受到相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刘晓初个人也获得两次优秀美编人员的奖状，《新人》连环画获得公安厅颁发的优秀作品奖。他把获得的奖状和奖金，全部寄回到开县的妹妹家，一是请家人放心，二是说明自己在外面过得还不错。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在大街上，刘晓初亲眼目睹了当时西南局书记李井泉被斗的场面。头发花白时年已六十多岁的他，被红卫兵押着、戴着高帽子，在一路的“打倒”声中，居然还在向人群中的熟人打着招呼。由于受文革的影响，报社的工作也处在半瘫痪状态，时办时停。有个家在重庆沙坪坝的编辑王先正，因耽心家里人参与武斗，便邀刘晓初陪他回家里去看一下。刘晓初也闲着没事，便同他一道回到他在重庆的家里。王先正的妻子是建筑社的勤杂人员，有个女儿嫁到乐山，儿子在西南师范学校读书，但他说现在学校基本上没上课了，到学校去，主要是开批斗会，批斗的人，除了校长外，还有老师。学校住有工人宣传队。听王先正的儿子说，这几天批斗的是他们的美术老师苏葆桢。对苏葆桢，刘晓初见过他的画，也晓得他是一位很有名气的画家，听说在批他，刘晓初不觉一惊。为了能够亲眼目睹这位画家的风采，第二天，他与王先正以家长的身份一同来到学校。校门口有红卫兵站岗，闲人是不允许进去的。校园里到处贴满了白纸写的“打倒西南地区学术权威”、“打倒资产阶级在西师的代理人”等标语。学校大礼堂正在召开的是批斗校长的大会，批斗苏葆桢则是在美术系的一间教室，刘晓初他们去时，里面已坐满了人，主持会议的是工人宣传队，四个红卫兵押着苏老师到讲台上，他约模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胸前挂着一块“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学生们先呼口号，接着是进行批斗，批斗的话题不外乎是他“身为无产阶级的教育工作者，不教学生画工农兵的光辉形象，不教学生画反映社会主义成就题材的宣传画，只教学生画一些资产阶级趣味的花鸟画，山水画，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说到激动时，有学生按着他的头，要他低头认罪，还把他挡住牌子的双手强行放下来。令刘晓初没想到的是，批斗会结束后，苏葆桢老师竟然摘掉胸前的牌子朝地上一摔，迅速拿起一支粉笔，从左至右，在黑板上画了一条直线，然后在直线当中，又画了一个脸盆大的圆圈。大声对学生说：“你们把这一条直线和这个圆圈画好了，再来批斗我……”批斗他的学生在惊诧之余，拿出直尺和圆规去量，苏老师画的直线和圆圈竟分毫不差。刘晓初不得不从心里暗自佩服这位艺术大师的深厚功底。刘晓初在《新生报》只呆了一年多，报社就接到上级指示，宣布《新生报》停刊。这天，闲着无事的刘晓初，出去想找几个熟人散散心，走了几家都关门插锁，来到青羊宫附近，他忽然想起，老家有一个堂兄，叫刘道中，就在成都住，来了年多时间，怎么就没有想到过他呢。虽然不知道堂兄的确切住址，刘晓初还是将青羊宫附近的大小巷子，将遇到的六七十来岁的老人问了个遍，最终未能打听到。就在刘晓初坐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他旁边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与他答讪，听说刘晓初是来找人，找一个叫刘道中的人，这个妇女说，我们厂里就有一个老工人叫刘道中，已退休多年了，不知是不是你要找的人。随后这个妇女站起来，指着前面说，就顺着这条路往前走一百米，有个巷子进去问问。刘晓初顺着这个妇女所指的地方去问，果然问到一个叫刘道中的，住在陈家巷128号。开门的是一个举止得体的老人，老人告诉他，老伴已于两月前不幸去世。原来接待他的是堂嫂，堂嫂姓戴，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侄女，出身书香门弟。刘晓初从她口中打听到不少堂兄的情况。聊着聊着，侄儿登恺，侄女登翔下班回来了，在他们的一再挽留下，刘晓初住了下来。第二天，侄儿侄女都没上班，专门陪他。刘道中的书房里，还保存着原貌，除了各种藏书，纸笔墨砚一应俱全。在侄儿侄女的要求下，刘晓初即兴给他们画了两幅山水画，一幅画的是敦好老家“七共碾”老屋外景，一幅是刘氏祖茔外景。晚上，想到过去听到过的有关刘道中的传闻，刘晓初躺在铺上怎么也睡不着。刘道中，字引直，生于民国三年（公元1904年），在开县敦草坝刘氏四大房三十多个道字辈排行中，他是老二。与刘晓初的么叔刘伟业一样，毕业于四川法学院。历任四川省长邓锡候秘书，四川省地方法院看守所所长，法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在刘晓初的记忆里，刘道中从小外出求学后，第一次回老家是给他父亲（刘晓初的四伯父）做六十大寿，逗留了二十余天。留下了一些趣闻。第一个趣闻是，他回家时走到开县县城，看到一个过路的女学生，立即叫住她，问：“你是不是敦好刘家的？”这个女学生诧意地望了望刘道中，“你是哪个哟，我不认识你”。刘道中说：“你莫怕，我也是敦好的，姓刘。”这个女学生才承认自己确实姓刘，敦好的，叫刘肇初（小名青青），在开县女中读书。女孩问刘道中是如何认出她是敦好刘氏子弟，刘道中说，主要是从你的长像特别是鼻子上看出来的，因为敦好刘氏子孙，鼻子都长得有点特别。第二个趣闻是，他回老家给父亲做寿时的表现。因为母亲早逝，父亲续娶了一个女女佣人（人称李大嫂），在封建等级观念强烈的旧时代，一个财主老爷与一个女佣人结婚，是要受到非议的，所以当父亲写信来问他时，他当时也是坚决不答应的。这次回来给父亲做寿，当叩头时面对左边滕椅上坐着父亲，右边滕椅上坐着的继母时，他只给父亲叩了头，而不给继母叩头。旁边的人见了，就给李大嫂附耳低语，李大嫂会意，便进屋去将四伯母的遗像拿出来抱在胸前，这下刘道中就不得不叩头了。后来这个继母为刘家生了两个孩子，长大后被刘道中接到了成都去读的书。成都解放后，刘道中没有去坐牢，而是当作一般人员保留了下来，在一个肥皂厂当工人直到退休。在刘道中家中，刘晓初脑子里又浮现一个人来，他叫陈克望。在敦好、正坝、紫水、高桥一带，说到陈克望不一定人人都晓得，但说到“陈博士”，几乎就无人不知了。在那山旮旯里，能认识几个字的人就不算不得了啦，而他能混到博士级别，在当地人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个翰林学士般的人物了。陈克望是他在家乡时的名字，外出求学后，他给自己重新取了一个名字，叫陈营生。陈营生曾有一段辉煌的过去，他先是就读于四川大学，后又就读于桂林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最初任教于川大，还兼任政府的一些工作。刘晓初在童年时，曾在一本《旅蓉同乡会刊》上读到过他的诗作，也曾在《西南日报》上看到他所写的一篇题为《遗产税探法》的文章，洋洋洋洒洒数千言。陈营生离开开县前，已是开县中学的教员，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他张罗着办了一桩婚事。但陈营生并不满意这桩婚事，在花烛之夜，他并没有与这个女孩子同床。一是对父母的包办婚姻心里不快，二是女孩的长象他也不太满意，婚后第二天，他就悄悄跑到成都去了，让这个女孩子在家里守了几年活寡。几年后陈营生从成都回来给父亲做六十大寿，令人没想到的是，当着众人的面，在做寿期间，他对这个冷落了多年的媳妇格外热情，让父母和前来祝寿的人都以为，陈营生对这个媳妇他已经回心转意了。可是做完寿的第二天，人们却发现陈营生不见了，来到他的卧室，发现他的媳妇躺在床上昏睡，经抢救两天多后才醒来。又过了几年，陈营生还没回来，为了不耽误那个女孩的终身，父母只好将她的退回给了女孩的娘家。后有人怀疑陈营生那晚是在媳妇身上使用了麻醉药。再后来有人对陈营生孤独一身，后半生凄惨的遭遇，归结于他在对待那个女孩的问题上，损德所造成的报应。陈营生离开开县后，先后读了两所大学，先在大学任教，后又作起报刊编辑，但一直没有找到个自己称心如意的女孩子。解放后在“省联社”（四川省合作总社）当了一个科长，并与一个女大学生相处了好长一段时间，正准备结婚的时候，上级通知他到北京商业部去学习，当他学了几个月回来时，那个女大学生却与另一个男人闪电结婚了。受此打击，陈营生彻底崩溃，从此精神失常。领导看到陈营生这个样子，便报上级批准，给了他一次性经济补偿，派人送他回到开县休养，补偿的钱交由当地民政部门保管，每月按时支付他的生活开支，他则被安排在西街谢林栋开的旅馆里，生活起居由旅馆的服务员照料。每天，路过西街旅馆的人，都会看到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坐在旅馆门口的藤椅上，时而哭，时而笑，时而开口骂人。如果遇到一个年轻漂亮点的女孩子，他就会走过去拉着她问：“你是大学生吗？你结过婚没有？你为什么不等我，要去嫁给别人？”。当地群众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后责成有关部门，将他送回到正坝老家，交给他的一个侄儿看管，民政部门也把那笔抚恤金全部交给了他侄儿。开始一段时间，侄儿对他倒还尽心尽力，请中医为他治疗，使他的病情得到一些好转，生活免强能自理，还能到处去串串门。后来侄儿起了歪心，说政府给他的钱已经用完，从此再不给他治疗，对他的生活也不管不问。陈营生成了一个无人看管的流浪汉，整天在村里村外到处乱转，遇到那家有红白喜事，帮写几幅对联，捡几颗火炮放一下，然后就去坐在席上。大多数人对他还是宽容的，偶尔也会有人把他从席上撵下来，叫他离开，但他只是对着主人笑笑，就又坐在席上去了。除此之外，他还到馆子去抹盘子（就是呆在馆子的某个角落，待到客人离开后，就去把客人没吃完的饭菜打扫干净）。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刘晓初听说，陈营生不再疯癫了，他自己搭建了个草蓬，生活已能自理，每天都到九岭八乡赶溜溜场摆地摊，干起算八字，看相占卜的营生，于是有人说他并不疯，以前是装疯的。后来又听人说，陈营生死了，死在道仙坪的一个水坑里，死后没人收尸，还是民政部门给埋了的。就在《新生报》停刊，人员即将解散时，有同事问他，绵阳地区川剧团你有没有熟人？听说那里要招聘美工。刘晓初说，绵阳川剧团里有好几个人也是从磺厂出来的，熟人当然有，而且作为《新生报》的编辑，他也曾到剧团去采访过，只是与剧团的领导不熟悉。这天，刘晓初收拾好行装，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去向一个当地的朋友告别，朋友听说刘晓初要走了，便把他拉到个酒店，为他饯行。饮酒间，这个朋友告诉刘晓初，自己的叔父是绵阳地区川剧团的团长，叫王忠文。他说叔父曾拜托过他，在社会上帮助物色一个有较高水平的画工，负责画舞台背景。以前因见刘晓初在报社干得好好的，所以没有与他提及，如今报社倒闭了，正好可以到他叔父的剧团去看看，现在还差不差美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刘晓初就持着这个朋友写给他叔父的信，坐车来到绵阳地区川剧团。在绵阳川剧团，当刘晓初找到那个团长时，双方都不觉一惊。你猜为何？原来这个团长王忠文，竟是十多年前的老熟人。十年前，刘晓初经堂兄刘道坤介绍到万县川剧团画舞台画时，王忠文就在这个剧团。当晚，王团长就在自己家里办了一桌酒席招待刘晓初，还将以前在万县地区一起共过事的几个人叫来作陪，他们是原万县川剧团唱小生的肖云生，原开县的袍哥大爷、唱花脸的杨厚贤，以及原万县地区文工团笛手周有文，打鼓的刘明成，吹黑管的周炳中，梁平县拉二胡的陶远贵。这些人基本上都曾因各种问题被判刑到磺厂劳改过，故友重逢，彼此谈起这十多年来的经历，自然是百感交集。王团长很热情地收留了刘晓初，还在剧团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寝室（不少剧团老成员还住的集体宿舍），不仅如此，还安排了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刘晓初叫她陈妈，是剧团职工的家属。），来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帮助收拾屋子，洗洗衣服。面对这样的特殊关照，刘晓初从内心十分感谢王团长，剧团的工资仍是每个月三十来元，与在报社的工资差不多，如果遇到剧团票房收入好，年终还有点奖金发放。绵阳地区川剧团，是四川省公安厅办的，里面的骨干人员，除省内劳改刑满人员，也招了一些社会上有声誉的民间人士，其演出阵营和实力不低于成都川剧团。成都的一些著名戏剧家如演《上游庵》的著名演员陈书舫，演川剧《杜十娘》（后拍成电影）的廖静秋，陈慕莲等都来过剧团作指导，与绵阳剧团协作演出的几部戏，还拍成过电影。川剧在绵阳已有近300年的历史，曾经有过无尽的荣耀和辉煌。据史料载，清乾隆至道光年代，是川剧在绵阳的兴起与成长阶段，那时，绵阳市各会馆和各地庙会都要演川剧，这种专门唱川的戏台在当时被称为“乐楼”，川剧是绵阳人的主流娱乐消遣形式。随着文革的深入，剧团的生存也开始受到威胁，一是不准演古装戏，不准演帝王将相，只能演现代戏，主要是《红灯记》、《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等。天天都是那几部样版戏，看的人就自然少了，再加上人人都在搞文攻武斗，剧团日渐冷落，最后被迫解散。带着失落的心情，刘晓初一个人在街上溜哒，正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刘晓初在奉节青龙磺厂劳改时，磺厂的一个管教干部，叫陈维新，打过招呼后，陈说他早已从磺厂调出来，如今在万县地区公安处电影队当队长。他问起刘晓初的近况，听说正在找事情做时，叹了一口气说：我有个表弟叫朱叔伦，是湖北宜昌电影院的领导，又是宜昌电影公司的支部书记。我给你写封信，你去找他试试，看在他那里能不能找点事情做。刘晓初怀揣着陈维新的信，来到宜昌，见到朱叔能时，朱已从陈维新打去的电话中，知道了刘晓初的到来的目的。他不无遗憾地说，以前宜昌电影院的确差一个美工，可如今已招到了，目前不差人。当看到刘晓初十分沮丧的样子，他想了想又说：我来打个电话问问葛州坝330职工电影队差不差美工。电话打通后，被告之正缺一个美工，刘晓初听了，大喜过望，带着朱叔能给他开的介绍信，脚不停歇地赶到330职工电影队。330是葛州坝工程处的代号，330职工电影队就是为葛州坝工程的建设者和家属服务的。因电影队属于宜昌电影公司领导，所以朱叔能说得起话。电影队里一共有七个人，一个队长，两个放映员，一个美工，一个灯光师和两个勤杂人员。队长叫陈亚辉，是重庆忠县人，他原来是宜昌市电影院的放映员，因工作积极肯干，提拔到这里当队长，他不仅负责这里的工作，还是宜昌西坝片区其他电影队的辅导员，为人真诚，业务能力强。刘晓初报到时，是陈队长亲自为他填的表，他向刘晓初询问了一些情况，听说刘晓初以前在监狱里呆过，也没有半点歧视，还勉励他说：“你还这么年轻，又有绘画的手艺，只要好好干，今后一样会有前途。”当听说刘晓初是开县人（忠县与开县那时同属万县地区），初来窄到，对本地一点也不熟悉，作为老乡，他还特地安排了一个姓李的勤杂人员，来照顾他的生活，给他分了一间十几平方左右的寝室，里面的铺陈罩被（床上用品），简单的办公桌，洗脸架，都由单位上安排。上班第一个月，还免去了在伙食团吃饭的伙食费。工作期间，陈队长还利用出差或学习的机会，从南京、上海、以及武汉等书店，买回有关“电影宣传画”方面的参考资料，供刘晓初学习。他对刘晓初说：“电影能否吸引观众，画好宣传画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对领导的关怀重视，刘晓初只有将一腔感激之情，倾注在工作上，在330职工电影队的第一年，他创作的故事片《姻脂》，武术片《少林寺》的宣传画，即被送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去参加了“电影宣传画”展览，获得了江苏与湖北的联展会上颁发的二等奖。同年在四川省举办的“电影宣传画创作展”，这是一次全国性征稿，由四川省广电局和峨嵋电影厂主办，展场设在成都市中心的蓉城电影院大厅，选出的参展作品共有两百多幅。他送去了两幅画《归心似箭》和《春眠不觉晓》参展，展出期间，刘晓初受邀来到成都，并在这里与陈曼殊再次见面。分别十多年，陈曼殊早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在文化馆有稳定的职业。交谈中，自然也谈到王亚玲，王亚玲同样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只是由于身体不好，一直在家休养。这次展出，所有的画都不评奖（为避奖金挂帅之嫌），只发了镜框参展证书，和一本精装笔记本作为纪念。他的那幅《归心似箭》宣传画，还是在《四川日报》的报道上，与其他几幅精选画作一同上了报。第二年，他绘制的幻灯片《洪水无情党有情》，获得宜昌地区电影宣传画优秀作品奖。330职工电影队，是专为建葛洲坝工程的建设者和家属服务的一支电影放映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我国万里长江上建设的第一个大坝，是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伟大的工程，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巨大水利枢纽工程之一。水利枢纽的设计水平和施工技术，都体现了我国当前水电建设的最新成就，是我国水电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放映队所在的葛州坝工程住宅区，工人和家属有好几千人，商店、饭馆、医院、子弟学校，一应俱全，由于人口更集中，所以比当时的宜昌市还要热闹。刘晓初在这里的工作比较轻松，就是每一周或半个月画一两幅大型的电影宣传画贴出去，其它时间就是写一些电影内容简介，报道要放映的影片目录。并且电影队也不是天天都有电影放，接到了新片子才放，每月大概放七八场，主要是周末这两天。那时没有什么娱乐，买电影票也需要开后门，天天都有人来找刘晓初问，近几天有没有电影放，放那些片子，还有人找他帮买位子好点的票。完成本职工作后，刘晓初偶尔也在外面给人画点画，最初是一些熟人介绍的业务，后来知道他的人多了，便有主动来找他的，有私人，也有单位，以至放映队的同事都不无羡慕地对刘晓初说：你们这些搞美工的，一天在外头吃香的喝辣的，除了工资还能找外水。从这时起，刘晓初才开始有了一点储蓄。宜昌地区电影公司办了一个影评刊物，叫《电影评论》，刘晓初多次在刊物上发表作品，他所写的《银幕与观众》在宜昌地区举办的影评文章中，获得优秀奖。因工作出色，电影队的陈队长曾多次作过努力，想把刘晓初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但均未能如愿。毕竟一个放影队的队长，关系和本事有限，还有，就是刘晓初的成份。尽管如此，刘晓初还是十分感激他，把他当恩人看。两年后，队长陈亚辉被提升离开了330职工电影队，为他饯行时，大家都依依不舍，因为他在当地的人缘很好，330工程处的领导也来了，还有当地有头脸的人物。几年交往，刘晓初已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认真地画了一幅题为《高山流水 》的山水画送给陈亚辉，陈队长拿着画，颇有些愧疚地对他说：“走之前很遗憾没能解决你的工作问题，随着年岁的增大，以后你要想成为正式员工就越来越困难了。”听到此，刘晓初为陈亚辉满满地倒上一杯酒，动情地说：“陈队长，莫这样说，你对我已经尽心了。”送陈亚辉离开放映队时，陈亚辉握着刘晓初的手：“天生一人，必有一路。以后不管怎样，我们都是朋友，有什么事来找我，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一定会帮忙。”多么温暖的话语，多么诚挚的情谊，使刘晓初至今仍念念不忘。新调来的队长叫廖静秋，是个女的，以前也是放映员，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刘晓初与她的关系同样相处得很好，廖是本地人，在当地的熟人自然很多，经常带一些女孩子来找刘晓初画袜底、枕头、背单之类的图案。看到刘晓初是单身，不时会送一些蔬菜、食品、或袜底、布鞋之类的物品给她。廖静秋的文化程度不及陈亚辉，但为人很谦逊，逢年过节，她都要将全体电影队的工作人员请到家里去吃饭。由于没有多少文化，廖静秋遇到写工作报告或总结时，都是找刘晓初代劳，遇到认不到的字，也是向刘晓初请教，因此在放映队里，大家都说刘晓初是廖队长的秘书。随着放映队的工作量增加（从以前只给单位放映，增加到附近的机关、工厂、学校、建筑工地和郊区农村去放。），工作人员也由原来的六个人增加到十多个人。放映员大多是调来又调去，只有程从碧一直没有调走，放映队的两个呆得最久的放映员，一个叫袁学梅，一个叫程从碧，都已成家。程从碧三十多岁，比刘晓初大不了多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性格开朗，与刘晓初在一起接触很合得来，刘晓初叫她程姐。在多年的接触中，逐渐发展成为亲如兄妹的感情。由于关系特别好，程从碧常请刘晓初到她家去教女儿画画。闲聊中，也开玩笑说：“你我年龄差不了多少，看我的孩子大的都九岁了，你也该认真考虑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刘晓初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家庭背景和自身的情况给程从碧讲了，程从碧很同情地说，原来是这样，找时间我拜托老家人，看能不能在那里给你找一个合适的。一天，刘晓初在教程从碧的女儿绘画时，小女孩问：“叔叔，咋没见到你的阿姨”刘晓初说：“叔叔没有阿姨？”，小女孩说：“我不信，你骗我，叔叔不小了，哪里会没有阿姨？”。听了小女孩的话，刘晓初显得有些不自在地说，“你妈妈不是正在给叔叔找阿姨吗。”不久，程从碧果真在自己的老家为他物色了一个女孩，程的老家是湖北秭归县，她介绍的这个女孩是秭归县香溪镇的，和程有点亲戚关系。得到刘晓初认可后，程从碧专门请了一个假，从老家把那个女孩带了来。女孩叫周莲碧，21岁，几年前初中毕业后，本来考上了高中的，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便在家里帮父母亲干农活。刘晓初与女孩见面时，双方都显得很拘束，一时找不到话说，坐在一旁的程从碧好不容易想出个话引子，她叫女儿“快去把刘叔叔的画拿出来给阿姨看”，女儿很快拿出好几张画来，这是刘晓初给她用于临募的画。这一招果然灵验，那女孩一下来了兴趣，在认真地看了刘晓初的画之后，对刘晓初说，其实她小时候也非常用喜欢画画，在家里绣的鞋底和枕头的花边都是自己画的。听到此，程从碧趁机对刘晓初说：既然她也喜欢，以后你可得好好教她。谈到画画，刘晓初自然不差话说，两人终于打开了话匣子，有了共同的语言。女孩在程从碧家住了四天，四天里，刘晓初只要一有空隙就会来到程从碧家来，通过交谈，彼此了解了个人身世和家里的的一些情况。刘晓初发现，这个女孩，虽是出身在边僻的山村，但言谈举止还是十分得体，思想也比较成熟，并不是他想像中的那种“山苞谷”。当然出了交谈，他也向女孩传授了不少绘画的基本知识，还给她画过一张人体素描，此时，他才认真地端详起这个女孩来，她穿着丝光蓝上衣，裤子是黑色的卡纪布，脚穿绣花布鞋，头上扎着两条短辩子。在刘晓初眼里，长得虽不算漂亮，但也还算过得去，接近一米六左右的个子，可能是长年在农村劳动的缘故，皮肤有点黑。那几天刘晓初几乎都是在程从碧家里吃饭，通过几天接触，两个人的心已靠得很近了，只是当刘晓初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征求女孩的意见时，她却为难地说，这是终身大事，她自己不敢作主，还得回家同父母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才能决定。听说女孩要走的头一天晚上，刘晓初才在饭馆里请了一次客，还把放映队的几个同事一齐叫去作了陪。吃完饭后，他们来到郊外散步。这是他两第一次以恋人的身份外出散步，一路上女孩也明确地说自己没意见，关键就是看父母答不答应了，不过她回去后，会尽量作父母的工作。以后如能在一起，还得向刘晓初好好学画。言语中，也显露出希望如有机会，刘晓初能帮忙把她弄到放映队来，能向程姐那样作个放映员。分手时，刘晓初将自己刚买不久的一块香港手表送给了她，还拿出二十元钱给她作路费，可她坚决不收。她也掏出一块自己亲手绣制的粉红色绣花手巾送给刘晓初。月光下，一对恋人的身影久久地站立着，没有亲吻，没有拥抱。第二天，刘晓初与程从碧一起把女孩送到轮船码头，临行时，她反复叮嘱刘晓初，要他尽早给单位上请个假，去她家与她的父母会一会面。女孩离开后，刘晓初从程从碧那里了解到，女孩对他还是相当满意的，有一种欣赏和崇拜的心理，重要的是，她说刘晓初人老实、实在，能将终身托付这样的人，作为一个山旮旯里的女孩，是自己的福份。
波吒，本名田小波，重庆市开州区人，事业单位管理干部，大学文化。重庆市作家协会、重庆市诗词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网签约作家，开州区评论家协会副会长。当地地方志协会理事，文化产业发展公司，农业科技开发公司文化顾问。
各类文章散见国内外三百余家报刊杂志，时有作品获奖入集。
参与编写、编辑出版的书籍二十余本，主编《开州田氏族谱》计八十余万字。作过多家内刊杂志编辑，文学网站、论坛副站长、常务理事、编辑、评论员。为单位和私企写过各类材料和软广告、策划书、专题片，演讲稿无数。出有微型诗集《豌豆苞谷》（团结出版社），另有长、中、短篇小说、散文、现代诗、古体诗、汉俳诗集等待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