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生命的形上性、形上意识 (包括理论的、实践的和生命的以及感性的、想象的和理论的) 到形上精神 (包括艺术的、信仰的和哲学的) 构成一个连续体, 形而上学是这个连续体的最高环节。从形而上学在这一连续体中的定位来看, 形而上学植根于形上信仰, 而信仰植根于形上艺术;形上的理论意识植根于实践意识, 而实践意识则植根于生命意识;与此相应, 形上之知基于形上之意, 而形上之意又基于形上之情。按照这种关系, 形而上学的确立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自下而上的过程。针对中国形而上学衰落、形上信仰缺失的状况, 形而上学的重建过程可以大略分为三个环节:形上情感的养护 (艺术精神) , 形上信仰的培育 (信仰精神) , 形上理论的确立 (哲学) 。
如果说, 10年以前随着对思想解放的渴望人们对形而上学的消解更为注重的话, 那么近几年来, 随着学者对民族道德根基和信仰缺失的忧虑, 形而上学的重建又成为时代话题。本文试图谈谈形而上学的重建问题。但是, 谈论形而上学需要预先考虑两个前提, 一个就是什么是形而上学, 另一个就是在什么平台上谈论形而上学。什么是形而上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要合并这些理解为一种理解, 似乎很难做到, 所以我只能规定, 本文所谈论的形而上学是作为哲学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关于谈论形而上学的平台, 以往人们往往仅从它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本身的合理性来考虑其利弊得失。这种讨论尽管很有意义, 但缺乏追根溯源, 最终往往陷于片面。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不仅是一群智者的理论创制, 在其前理论形态中有着它的胚芽, 而这胚芽又植根于生命本性之中。本文试图从低到高划分出一些形态, 将形而上学放在这些形态之中进行定位和讨论。这就形成一个连续体:生命的形上性→形上意识 (包括理论的、实践的和生命的以及感性的、想象的和理论的) →形上精神 (包括艺术的、信仰的和哲学的) 。形而上学作为这个连续体的最高环节, 即哲学的形上精神, 它的建立有赖于信仰和艺术形态的形上精神以及不同等级和类型的形上意识, 而整个的形上精神和形上意识都以生命的形上性为前提。所以缺乏前面的诸形态, 无论学者如何费尽心思, 其形而上学也无法得到真正的确立。本文试图对这样一个连续体作一说明, 并通过这一连续体检视一下我们的民族究竟缺失了什么, 在此前提下探讨重建形而上学的路径, 以便建立一种形上意识和形上精神健全的形而上学。
尽管不同民族的文化有诸多的差异, 但都存在着和形而上学相关的内容, 这说明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有着内在的关联。康德曾断言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倾向, 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内在关联。形而上学和人的本性究竟有何种关联?人们的回答似乎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 一般说来, 生命哲学往往和形而上学有着某种亲缘关系, 这似乎也预示了形而上学的源泉置于生命本性的可能。在几篇文章中我曾说到过这个想法, 这里谈形而上学我仍然从生命开始。谈的过程依次是:生命的形上性、形上意识、形上精神和形而上学。本节谈论着重于前两者, 所谈的内容不求面面俱到, 而是仅限于说明本节主题:形而上学植根于生命的形上性及形上意识之中。生命就性质来说关乎两个极点, 一个是生命的有限性, 另一个就是有限的生命活动所趋向的永恒性。生命活动是有限趋向永恒的一种运动。尽管这两个极点缺一不可并内在联系着, 但我们仍可以相对区分开来进而从两个极端来看待生命。一个就是以有限为主体、永恒为背景, 它表现为生命个体的自我保存。另一个就是以永恒为主体、有限为背景, 它表现为种的自我延续或繁殖。个体的自我保存和繁殖都关乎生命本性, 但二者有对立和冲突。个体的自我保存尽管也是有限与永恒的统一, 但具有试图将有限直接变为永恒的惯性。既然个体本身可以直接变为永恒, 繁殖就失去了意义。这就像如果每个人都长生不老, 人的繁衍就停止了。繁殖与个体的自我保存相反, 它是以永恒性为基点, 通过吸引个体性并最终扬弃个体有限性而实现永恒性自身, 所以繁殖是一种张力。这个张力也可以叫做永恒对有限个体在对立中的召唤。在这种召唤中, 永恒性作为一种宿命 (或本能) 对有限的生命个体显现出来, 这种以永恒性为主体对生命体的显现可以称为生命的形上性, 它以繁殖作为其基本形态。与此相应, 永恒性在这种显现中也成为形而上者, 这形而上者当然不是一种现成的东西, 而是一种繁殖的本能。我们在对植物和动物的观察中也可以看到, 繁殖的本能强于个体自我保存的本能,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命的本能具有形上性。意识到生命的形上性就是形上意识, 一般说来人是具有形上意识的典型生命形态。按上述对形上性的理解, 生命的形上性是永恒对有限生命个体的显现, 那么形上意识就是永恒作为形而上者在意识中对意识者的自身显现。在这里, 永恒作为形而上者是显现者、给予者, 而意识主体是被给予者。所以我用形而上者“自身显现”这个词。如果我们用近代人学和认识论的说法, 将意识者规定成所谓“主体”, 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成了“客体”或“对象”这是近代人学及其认识论的说法。主体原初亦有承载者 (实体) 之义。由于近代人学将意识者规定为主体, 因而造成了极大的误解, 导致人们认为一些对象、客体都是人创造的, 从而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但由于这对范畴已经为人们所接受, 故而沿用。'>①1, 那么, 在意识中自身显现的形而上者可以称为形上对象, 对应形上对象的就是有限的意识主体或自我。这样, 生命的两极在意识所具有的新的主客体关系中变成了有限主体和形上对象的张力关系。形上意识十分复杂, 涉及方方面面, 这里主要谈论两个问题, 一个是其性质问题, 一个就是其层次类型问题。为了便于清楚, 我们的讨论借助三组概念。第一组是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 第二组是感觉、想象和思维, 第三组就是理论意识、实践意识和生命意识。按近代认识论, 意识总是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统一。在这种模式中, 形上意识首先就是一种对象意识, 是形上对象自身在意识中的显现。由于对象意识离不开自我意识, 所以形上对象自我显现的同时, 在自我意识极便产生一种被给予的体验, 从而意识到主体自身的有限性。形上对象的自身显现和主体自身有限性的自觉是同一形上意识的两面, 缺一不可。比如在日常生活经验中, 对永恒的关注和对人生苦短的感叹是同一形上意识的两面, 它们处于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中。但应该注意的是, 在形上意识中, 是形上对象的自身显现造成了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 而不是相反。所以, 尽管二者在时间中可能同时出现, 但从逻辑上说, 先有显现, 后有有限性的自觉, 没有前者, 也就没有后者。原因在于, 单纯的自我意识是生命冲动的升华, 一种无限扩张的欲望, 它甚至可以将对象否定掉而成就这种无限扩张。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抽象扩张的欲望就会不自觉地冒充为永恒, 而从低级到高级的事物一直到形上对象, 都会被主体认为是为我之物, 甚至是主体所创造的东西。这样, 自我作为有限者就冒充成了永恒和绝对。正如生命个体的自我保存与繁殖有冲突, 它的绝对化即是生命的终止一样, 自我意识作为自我保存的欲望一旦冒充为绝对, 生命的意义也就终结了。欲望恰如一团火, 当它变成了绝对的时候就会丧失任何可燃物, 当然也就自消自灭了。所以, 事实上这种自我冒充绝对的哲学并不是人们所称道的“主体形而上学”, 而是相反, 从近代到当代, 它的逐步强化和泛滥过程对应的恰恰是真正的形而上学的衰微过程。只有有限者面对形而上者才可能产生形而上学, 如果有限者变成了永恒, 他还要“学”干什么呢?综合上述, 形上意识首先便是形上对象的自身显现, 它是给予自我的, 正是在这种被给予性中, 自我产生有限性的意识。以形上对象的显现为主、以自我有限性意识为辅的二者的统一, 构成形上意识的最根本的性质。现在的问题是, 形上意识中形上对象的显现有些什么层次和类型?与此相应的自我的有限性意识有些什么层次和类型?我们结合表征意识的机能和类型的第二、第三组概念来简要说明。前面说到, 形上者的意识显现与生命显现是不同的, 生命显现内化于生命本能中, 而意识显现总是对象化的, 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形上对象。永恒者一旦成为对象, 就被空间化和距离化了, 因而变成了主体之外的东西。如果接受意识具有感性意识、想象、概念意识 (思维) 之划分, 那么形上对象在感性意识中就会变成感性对象, 在想象中就会变成意象, 在概念思维中就会变为理念。按照西方传统哲学主流的说法, 感性最不靠谱, 意象次之, 概念最靠谱, 但实质上, 哪个都不靠谱。原因在于, 尽管形上意识是永恒的形上对象的自身显现, 但人所具有的显现功能却总是有限的。在西方, 以前人们认为感性形象和意象有限, 所以主张用概念构筑形而上学, 因为这些形而上学家认为概念具有无限性。但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家, 大多都意识到了从前形而上学 (他们称其为独断论) 使用的都是有限概念。黑格尔试图通过思辨的方法达到无限概念, 但成了西方传统中的另类, 并没有被人普遍接受。关于黑格尔对“有限概念”的批评见其《哲学全书》导言。黑格尔的概念学说是概念的生命化, 包含有很深刻的思想。文题所限, 这里不详述。'>①2这样, 人就只能用有限的东西来彰显形上对象, 这似乎是人类意识的宿命。怎么彰显, 唯一的办法就是象征, 人总是通过象征的方式来彰显形上对象的。可参见王天成、李晓勇:《形而上学的审美意蕴》, 《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4期。'>②3实际上, 这种象征包含着意识主体的不同层次的感悟, 并将这种感悟对象化。形上意识的这种象征性, 使许多人认为形上对象是意识主体以象征的手法造出来的, 其实不然。即使我们以神秘的体验来通达绝对, 用艺术品来表达绝对, 绝对仍然都是一个显现者。如果这显现者是意识主体造出来的东西, 不仅形上意识, 而且连意识也不会存在了。正因为形上对象借以显现自身的显现物是有限的, 所以它可以变换, 但是它们无论如何变换, 其所象征的形上对象的意义及其显现性却是稳固的。现在的问题是, 究竟是那个层次的意识机能对于表现形上对象来说更为真切呢?这就看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从西方式的逻辑知识的角度思考, 或者说从狭义的理性来思考, 黑格尔的说法就正确, 即承认从感性到概念越来越真切。我这里不想讨论黑格尔, 我只是说, 概念从想象来, 想象从感性来, 而感性直接触及的是生命, 所以从生命的角度看真实性或切身性, 概念弱于想象, 而想象又弱于感性。一个人所持的概念可以消解, 意象就不容易消解, 而感性则无法消解。在此意义上, 如果我们说到形而上学的根源, 它的直接根源就是形上概念, 而形上概念源于形上意象, 形上意象又源于生命的形上体验, 而形上体验又源于生命的形上性形态 (繁殖) 。形上意识不仅有其层次亦有其类型, 这就是生命的、实践的和理论的。在理论意识中, 形上对象对意识者显现为一种绝对必然的存在, 在实践意识中则显现为一种绝对自由的存在, 在生命意识中则显现为一种自由贯通必然、精神贯通万物的和谐的生命存在。与此相对应的自我的有限性意识则分别表现为面对绝对必然性显现的主体的“惊异”、面对显现的自由体的主体对欲望的克制以及面对宇宙大生命而感叹自身有限而又融于其中的崇高感。我们知道, 古希腊自然哲学家面对宇宙的惊异, 恰恰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最高智慧的缘起, 而在实践活动中对自身欲望的克制, 则称为中西方道德哲学家的共识, 不仅如此, 伴随着惊羡之感的天人和谐、物我和谐的境界, 也称为中西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惊异”、“克制”、“境界”往往和人心的三种官能联系起来, 这就是理论兴趣、意志和情感, 惊异 (有人也称“好奇心”) 与理论兴趣一体, 克制与意志一体, 而境界则与情感一体。这样一种勾连不是本文的发明, 康德批判哲学的三个部分, 可以说是在理性的层面上对这三个方面的很好的说明, 并且这三个方面是与知、意、情分别融为一体的。'>③4这里应注意的是, 无论是“惊异”、“克制”、“境界”还是与它们相联系的知、意、情等等, 自身都是一些主观的样态, 它们的产生是以形上对象作为绝对必然性的实体、绝对自由体和宇宙大生命的显现为前提的, 而不是相反。换句话说, 没有形上对象的显现, 这些主观的样态无法自动出现。与对形上意识层次的探讨一样, 在此我们也必须接触这样一个问题:在形上意识的不同类型中哪一种对于表现形上对象来说更为真切?如果按照抽象知识论的逻辑真理标准, 理论意识高于实践意识, 而实践意识高于生命意识, 当然理论意识更高、更真。但从生命的角度看, 顺序恰恰相反。不仅如此, 形上意识中的理论意识的根源在于实践意识, 而实践意识的根源在于生命意识。如果从历史看, 原始人的物我合一、万物有灵的意识恰恰是原初的生命意识, 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活动产生的一系列形上创制包括风俗习惯、礼法制度及与此相应的物质形态的设施, 都是在这种生命意识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 而对形上对象的理论把握则是更为晚近的升华。所以生命意识离生命的形上性更近, 对人更真切、更根本, 其次是实践意识和理论意识。在此意义上, 如果我们说形而上学的根源, 它的直接根源就是形上的实践意识, 而实践的形上意识又源于生命意识, 而生命意识又植根于生命的形上性。形上意识本身是抽象的东西, 形上意识的不同层次和类型也是一些抽象的分析。在现实中, 形上意识中感性的、想象的以及概念的不同层之间总是发生着一些互相融合渗透, 各层次本身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形上意识中的不同类型也是如此。不仅如此, 形上意识的出现总是与人的生存活动相伴随, 与人的风俗习惯、礼法制度以及服饰、建筑、雕刻等一切生存活动的物品相伴随。更有甚者, 不同的自然状况 (有人称之为地理条件) 也会影响人的生存活动和意识的特点。形上意识与这些表征形上对象的客观化的东西 (也可以称为软件和硬件、文化的精神形式和物化形式) 的统一, 就是形上精神。形上精神具有高度复杂性、极强的民族性、顽固的历史性和稳定性, 它构成民族精神的制高点。形上意识与形上精神的区别在于, 形上意识尽管也是形上对象自身的显现, 但它总是借助于个人的心理活动而显现的, 但是在形上精神中, 它的显现却表现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客观的事物中。原来在意识中作为形上对象的东西, 在这些客观事物中变成了人置身于其中的客观的东西, 这就使它更为稳定。一般说来, 按照中西方抽象人学的思路, 人们会认为形上精神是形上意识创造的, 其实并不是如此。中西方的抽象人学往往把这种客观的东西看成是个人所为, 比如宣称人创造文化、组成家庭、社会、国家等伦理实体等等, 其实相反的说法一样成立:人没有抽象的意识, 意识总是在文化的熏陶中建立的, 家庭、社会和国家也不是个人契约的产物, 而是相反, 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①5在人的活动中, 人的形上意识与形上精神中那些客观的建制是交互作用的。一方面, 形上意识促进了这些建制的产生;另一方面, 这些客观的建制也使形上意识得到升华, 变成普遍的群体意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线关系, 而是十分复杂的缠绕关系。各民族的形上精神有着极为纷繁的形态, 比如, 在西方, 教会及其组织承载着信仰精神的大部分, 而世俗国家与教会具有明显的对立, 但在中国, 对天道的信仰是一直贯通到家庭、社会和国家之中的, 因此家庭、社会、国家一体化承载着人们的信仰精神。这样, 在中国, 主流的形上信仰精神的建制就不是西方的所谓“宗教”组织, 而是家国一体的伦理实体及其礼乐制度。又比如, 法在西方具有神圣性, 而在中国, 礼乐则更有神圣性, 而法并不是像西方那样来确立自由及独立人格的, 而是一种责罚的机制, 因而它的形上意义就弱得多。所以孔子讲:“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这只是一些例子, 要总结各民族形上精神的特质, 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在这里, 我们只能按照前人的一些思路抽出几种共有的形态, 这就是黑格尔所称之为“绝对精神”的东西, 即艺术的、宗教的和哲学的 (形而上学) 的精神。由于黑格尔的抽象所依据的是西方世界的精神状况, 所以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分法。比如宗教, 如果按照黑格尔所说的宗教, 中国传统中没有典型的宗教, 但中国并不是没有信仰。所以在这里我称之为信仰的精神。这样, 艺术的精神、信仰的精神和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精神就成为形上精神的三种重要的形式。其实正像前面所说的, 形上精神极为复杂, 以至于会有许多的形式无法纳入到这三种精神中去, 但它们在形上精神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艺术精神中, 艺术品是显现者, 形上对象通过艺术品与人照面;在信仰的精神中, 人通过不同的制度及信仰仪式和形上对象照面, 因此信仰的制度、节庆、仪式就是形上对象的显现者;而在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中, 抽象的概念往往变成显现者, 人通过概念实现与形上对象的照面。但是, 无论是艺术品、信仰的制度、节庆、仪式还是概念, 在不同的民族中会产生巨大差别, 但其作为形上对象的显现者却是相同的。如果为形上精神的这三种形式排序, 由于艺术在情感中实现着人与形上对象的直接照面, 它是最为真实和确定的;信仰的精神往往通过某种制度而彰显形上对象, 因此它的真实性要弱于艺术的精神。不仅如此, 意志和善往往成为人与形上对象的联系中介, 因而和情感相比, 它所形成的人与形上对象的联系更弱一些。至于在哲学或形而上学中, 概念的切身性既不及形象也不及意象, 并且人与形上对象的理智联系又会弱于以意志为中介的联系。按照这种对比, 在形上精神中, 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变换和消解速度快于信仰形式的变换和消解速度, 而信仰形式的变换和消解速度快于艺术形式的变换与消解速度。关于形上精神的方方面面我们无力全部涉及, 现在的问题是: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形上精神形式是否可以消解?我们前面说过, 在形上意识层次中,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较高的意识总是源于较低的意识, 因此, 形上对象的概念显现可以消解, 其意象形式难以消解, 而其感性形式则无法消解。由于概念植根于意象, 而意象又植根于感性, 感性又直接与生命相连, 所以即使破除了形上对象的概念显现, 它的生长发育之根还是无法消解掉。在形上意识的类型中也是如此, 形上对象的理论形态可以消解, 但它植根于难以消解和无法消解的实践意识和生命意识之中。与此相似, 在形上精神中, 哲学和形而上学是最容易消解的, 但它植根于信仰的精神中, 信仰的精神主要不是由概念构成, 而是由各种信仰的风俗、习惯、制度、仪式、组织等硬件和软件构成, 就这一点说, 它的消解难度堪比登天。至于艺术形式的形上精神, 由于它和生命活动及其情感一体化了, 至今人们还没有消解的愿望。所以单就形上精神来说, 作为哲学知识的形而上学可以消解, 但它必然从其植根处重新生长出来, 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你只能消解某种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 而无法消解形而上学植根于其上的形上精神, 因而无法彻底消解形而上学。与此相应, 你也许可以勉为其难消解某种形式的信仰, 但无法消解信仰本身。等等。其实, 这个结论在康德哲学中已经初见端倪, 只不过是以人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我们反对形而上学往往仅从知性或知识方面着眼, 拿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辩证论”中的一些知性结论作为反对的证据。其实这是只见树木未见森林。我们知道, 康德说过:“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 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 是不能采取的。”参见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年, 第163页。'>①6而他所说的被休谟所打破的“独断论的迷梦”, 所针对的也是形而上学的独断性, 而不是形而上学本身, 对这种形而上学独断论的批评在黑格尔那里也是很严厉的。参见黑格尔《小逻辑》“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一种态度;形而上学”一节,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年, 第94-110页。'>②7这样, 康德的哲学成为了一种为新的形而上学奠基的哲学。在这里, 旧形而上学的独断性得到了清理, 而新的形而上学得到了萌发。这里所萌发的绝不是指康德所使用的形而上学概念, 而是在于他的三大批判隐含着的一种将我们逐步引向以“至善”为核心的形上精神的前进过程, 在于这个过程最后实现的以上帝显现为特征的道德神学。所以康德哲学的形而上学结论是这样的——形而上学是认知的调节者, 是实践的充分条件, 是生命理性 (本性) 的真实反思和显现。前者是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 中者是内在形而上学, 后者是显现的形而上学 (神的启示) 。以后的德国观念论者正是从这里出发, 建立了不同于以往的形而上学系统, 最后在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达到了顶峰。值得一提的是, 上面我们所得出的结论, 即作为形上精神之一的形而上学的具体知识形式可以消解, 但消解成功的只是康德和黑格尔所谓的独断论的形而上学, 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至今还没有被消解, 只是被有意地漠视了。为什么?因为黑格尔把哲学看成了艺术与宗教的统一, 看成了知情意的统一。因此, 如果说知植根于意、意植根于情、哲学植根于信仰进一步又植根于艺术的话, 黑格尔的哲学作为形而上学本身就植根于自身之中。我们知道, 当前随着近代的人学无以复加的泛滥, 形而上学也日渐衰微, 中西方都有一批哲学家在不遗余力地消解着形而上学。这些消解在西方大多停留于学者的抽象争论, 而在中国却并不是这么简单。西方的消解并没有动摇形上之根, 而中国的消解在精神层面已经动摇了形上之根。鉴于此, 我们需要简要地检讨一下中西形而上学消解的基本程度。要实现这种检讨, 需要对中西方形上精神的不同特点作一概述。前面说到, 形上精神分为艺术的、信仰的和哲学 (形而上学) 的。哲学以概念显现形上对象, 但中西方的所谓“概念”是有巨大差别的。概括说来, 概念源出于意象, 而意象作为形象与意义的统一体升华为概念的时候便有两个方向, 从而形成形象概念和意义概念两种概念。详细可见张弓长、张连良、王天成:《创造思维心理机能的哲学阐解》,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58-160页。'>③8中国的形上概念类似于形象概念, 往往以象征、描述的手法来彰显形上对象, 而西方则更注重其意义的逻辑关联。与此相似, 中西方信仰的精神也是有差别的。它们的差别并不在于有无信仰, 而是在于信仰方式的区别。在西方, 形上对象和人具有很强的空间疏离和异化的倾向, 作为神被超越出去成为彼岸的东西, 与此相应, 人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十分强烈, 他的得救源于神的指导和启示;而在中国, 形上对象是内在于人性之中的, 因此人性达到极致就变成了神性, 也称为圣王。圣王作为一种理想, 在现实中的显现往往是通过溯源的方式实现的, 而这种溯源又脱离不开宗族血亲的平台。所以有两个基本因素在中国人的信仰精神中构成一种奇妙的组合, 一个就是向内的超越从而达到圣, 另一个就是建立于血亲意识之上的追寻和溯源, 当然它的最高环节就是王。这样, 中国的信仰精神中就有了强烈的道德和宗亲的意味, 家庭作为伦理实体一直扩大到天下, 从祖先一直到天下的共主也就成为天道及道德理想的承载者。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所出现的是一种信仰关系而不是事实关系。在信仰关系中出场的祖先及君王, 事实上并不是某种全知全能的“至善”, 他们所引发的效应是形而上的, 使人在意识到自身有限性的同时而有所忌惮。按照上述各条来检索可见:西方自近代以来, 尽管知识形式的形而上学逐步衰落, 但是其以宗教为形式的信仰精神却一直延续下来并保持着活力, 而这恰恰是形而上学重新萌生的根基。所以, 如果仅仅从西方某些学者反形而上学的观点中就得出西方形而上学寿终正寝的结论, 未免过于乐观了。在中国, 传统的天人、性道合一的形而上学系统已经瓦解, 不仅如此, 形而上学植根于其上的信仰精神也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这种破坏是渐进式的, 并且延续了百年。首先就是理论的破坏, 包括语言文字的破坏, 进而就是礼法制度以及风俗习惯的破坏, 再者就是硬件或者叫做物质文明形态的破坏。这几方面的破坏致使构成信仰精神的软硬件全都遭到重创。传统信仰的缺失使一些有识之士试图移植外来的文化, 但舶来品却往往是近代人学中最为破坏信仰精神的东西, 这些东西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普遍的功利主义。所以在中国, 不仅形而上学已经衰微, 而且作为形而上学之根的信仰精神也遭到了整体上的破坏, 从而陷入了信仰缺失的状态。最后所残存下来的形上精神只剩下了与民族的直观和情感相连的、因而渗透于老百姓生活中作为民族习俗的微弱的艺术精神。在这里, 人们在节庆、祭祀等丰富的礼乐活动中仍然可能与某种形上者照面, 从而持续着生命意识。前面说过, 在民族精神中, 形上精神是制高点。如果失去了这个制高点, 民族的精神就进入了危机之中。如果不是自甘生活于生命的无意义状态和生活的无根状态, 形上意识的增强、形上精神及其形而上学的重建就是十分必要的。说起形而上学的重建, 人们大多往往理解为建立某种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以教化人们确立某种形上意识,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尽管有作用, 但并不会产生什么大的效果。从上述形而上学在由生命形上性达至形上精神的这一连续体中的定位来看, 形而上学植根于形上信仰中, 而信仰则植根于艺术中;形上理论植根于实践, 而实践则植根于生活;与此相应, 知基于意, 而意又基于情。按照这种定位, 形而上学的确立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自下而上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大略分为三个环节, 即形上情感的养护 (艺术精神) , 形上信仰的培育 (信仰精神) , 形上理论的确立 (哲学) 。形上情感的养护就是养护我们民族生活中激发出来的直接彰显生命形上性的精神形态, 它表现为原初广义的形上艺术。其形式众多, 如最早人们所注重的乐 (包括现在所说的音乐、舞蹈和诗等) 、建筑、雕塑、绘画、服饰等等, 主要表现在民风、宗教、节庆、祭奠等不同环节中, 它们的风格表达了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人对生命之形上性的感悟。可以说, 正是在这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中, 人才能够直面和融入构成其生命意义的形而上者, 与其实现直接沟通, 这种沟通因其具有直接性因而是最为真切的。我们在宗祠、宗庙的建筑和祭奠的仪式中与祖先沟通, 在节庆中与相应的神灵沟通, 如果我们不注重养护这些神圣的情感, 甚至拆毁宗祠宗庙等一切形上建筑, 那么, 赖其形成的神圣情感就会消失。由于形上信仰建基于这种情感之上, 因而信仰精神也会随之消弱。形上信仰的培育建立在艺术精神的健全之上, 它的确立不能依靠移植外来的普世价值和信仰对象, 而只能通过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从内化于中华民族生活的艺术精神中升华出来, 这样才能够形成一种有根的信仰精神, 而适应中华民族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形式又是在这种信仰精神之上升华出来的。当然, 上述的形上情感的养护、形上信仰的培育以及形上理论的确立, 尽管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但也是需要因势利导的。所以, 作为不同层次的文化学者, 如果他想提升民族的形上意识、强化民族的形上精神以期建立一种适合中华民族的、稳固的形而上学的话, 应该在艺术、信仰、哲学等不同的领域存正去邪。注释
1 这是近代人学及其认识论的说法。主体原初亦有承载者 (实体) 之义。由于近代人学将意识者规定为主体, 因而造成了极大的误解, 导致人们认为一些对象、客体都是人创造的, 从而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但由于这对范畴已经为人们所接受, 故而沿用。
2 关于黑格尔对“有限概念”的批评见其《哲学全书》导言。黑格尔的概念学说是概念的生命化, 包含有很深刻的思想。文题所限, 这里不详述。
3 可参见王天成、李晓勇:《形而上学的审美意蕴》, 《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4期。
4 这样一种勾连不是本文的发明, 康德批判哲学的三个部分, 可以说是在理性的层面上对这三个方面的很好的说明, 并且这三个方面是与知、意、情分别融为一体的。
5 中西方的抽象人学往往把这种客观的东西看成是个人所为, 比如宣称人创造文化、组成家庭、社会、国家等伦理实体等等, 其实相反的说法一样成立:人没有抽象的意识, 意识总是在文化的熏陶中建立的, 家庭、社会和国家也不是个人契约的产物, 而是相反, 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6 参见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年, 第163页。
7 参见黑格尔《小逻辑》“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一种态度;形而上学”一节,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年, 第94-110页。
8 详细可见张弓长、张连良、王天成:《创造思维心理机能的哲学阐解》,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58-160页。
（本文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