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树一帜 力求脱却 标新立异 ——纵论杜牧诗文成就
文/肖旭
杜牧的诗在晚唐诗坛上，可说是独树一帜。其特征是在于不落寻常窠臼，力求脱却当时一派诗风的影响，是在有意在标新立异，磅礴澶漫，有奔腾澎湃之势。杜牧的文是那样的沉厚奇变，诗又是那样的英姿雄发，他的诗辞旖旎动人，拗峭过甚，正以如此，有时也就流入纤巧了。不过要知道，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等都是与他上下同时，他既不愿效风行一时的元白所创的元和体，又不愿效温李的晦涩；不得不自成一色，力矫时弊，立意必在奇闢。
杜牧的诗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豪迈的，一是香艳的，前者，或为遣愁，或为吊古，或为感怀之作，多是用一种拗峭的笔调写成，立意奇特；后者大半是用一种清新的笔调来轻描淡写的，所以便不至满纸都脂粉气了。
欲了解杜牧之诗，不难自两方面观之。一为牧之之性格，一为牧之背境。当晚唐之世，藩镇方张，朝廷多事，牧之既有用世之心，复目击生民之流离，故其伤时之作，慨乎言之，而辞意深切，体贴入微。牧之晚年不遇，壮志飘萧，故其悒郁之情，溢于辞表。牧之的才气，是纵横非常，下笔成咏。他不仅是一个绮靡的诗人而已，悲壮的诗，在他的集子中何止数十篇。写情写物也都入于上境，他的诗名似乎超过了他的文名。实在的，他不但是唐末的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个压阵的文豪哩！
我们论诗时，必须记住所论的是“诗”，不是散文论著，尽管思想性在诗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仍然不能只阐发它的思想性，不能只说明作者思想与意图的价值，而必须结合它的艺术性，说明诗的意境、风格、韵味，甚至于技巧方面的种种特点。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应着重分析杜牧独创的诗歌风格，杜牧诗中俊爽的风格，能在峭健之中而又有风华流美之致，在晚唐是杰出的，在整个唐代诗坛中是独创的。这是杜牧平生忧国忧民的壮怀伟抱与伤春伤别的绮思柔情交织在一起而以艺术天才表现出来的特征。
杜牧的诗歌之所以如此杰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杜牧积极进取的精神和豪迈不羁的气概使他选择了一条与追求形式技巧的晚唐诗人所不同的创作道路，也就是在遵守以内容和气势为主、艺术形式为辅的传统表现手法的基础上融合今古之长，创造自己的风格。对生活的乐观和有信心使杜牧像盛唐诗人一样执着于现实，因此他所创造的明快优美的意境基本上保持了传统诗歌寄思想感情于客观生活的鲜明画面之中的特点。渴望为国立功的理想给杜牧的诗歌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和豪放的气概，但他的务实精神又使他的想象和比喻从不带有神仙世界的险怪色彩。又由于杜牧在以直达的语言表现对生活美的敏锐感觉方面特具的天赋，他总是能从日常的景色中发现独特的美，并找到某一种与意境最相和谐的情调，通过画面的巧妙组织表现出来。
另外，杜牧善于运用各种诗歌表现手法，以增强诗歌的表现能力，以利于形成他的独特的诗歌风格。他的诗歌之所以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这与他采用比喻、拟人、寓情于景、以景表情、对比等手法有更密切的关系。而翻案法、掉尾一波、设问深入、应用典故等表现手法对于开拓他诗歌的新意境，深化思想内涵，也不无作用。直抒胸臆、语法句式的倒置改变，这对于他古诗的豪爽劲健，倜傥不羁的风格有直接影响，而含蓄婉转、掉尾一波、寓情于景，以景表情、设问深入等更明显地有助于他绝句的远韵远神、流情婉转风格特色的形成。
杜牧诗歌的艺术美在于具有豪爽健朗的形象美，强烈坦荡的诗情美，清新明洁的意境美，杜牧善于选取清新明朗，能给人以快感的景物来抒写他的情怀，创造出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优美意境，善于选择富于飞动流走、色彩鲜明的美的语言，来创造他独特的诗境。
杜牧的美学观，其核心是：生活美，功利美，艺术美。所谓生活美，即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给人以认识价值；功利美，诗人充满爱的激情，歌颂为国家为民族建树功业者，从而有益于社会前进的功利价值；艺术美，则是通过诗人塑造的艺术形象使人们获得审美快感的美学价值。
杜牧善于从政治、军事、社会历史的角度选择题材，以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以奔放豪爽的激情表达他那睥睨世俗的情思和见解；善于描写具有豪爽性格的人物，倾心歌颂建功立业的英雄；善于描写自然界有壮美的场景，创造壮丽意境，表现积极向上的昂扬情调。与这种选材范围及审美感受的独特行相适应，杜牧在表现上多用率真直赋；寓理于诗；用拗折法，而反说（翻案法）和设问则是杜牧拗变的主要手段，从而形成了豪爽俊健的风格。
从题材方面对杜牧诗歌进行研究，其实杜牧的很多诗篇是有较强的政治性的，他现存的四百来首诗中，古诗大都是政治社会题材；近体诗中，有的直接歌咏时事，有的以咏史方式寄托自己对时局的感慨，有的深寓对现实的不满和讽刺。反映了晚唐时期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及军事政治事件。杜牧往往以咏史的笔法，给与晚唐君主辛辣的讽刺，希望他们迷途知返，从谏如流，中兴帝业，还通过咏史诗对历史上的暴君进行揭露和鞭笞，这些又是和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分不开的。一般认为，“脂粉气”构成杜牧诗的主要特色。其实不然，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他的政治诗，通过对政局时事的深刻观察和思索，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杜牧政治诗的主要内容，他对黑暗的政治作了深刻的揭露和强烈的控诉，表现了可贵的批判精神。吴王夫差、陈后主、隋炀帝等都是他谴责的对象；对于本朝前皇帝玄宗，更是作了深刻大胆的揭露，如《过华清宫》《赤壁》《乌江亭》等。他的爱国诗篇有两大特色，一是热情歌颂祖国河山的壮美，二是对祖国命运的关切。诗人对山河之爱，总是深深地同时代、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而其以重视边防为内容的诗篇有一个特点，就是充满了关心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把爱国性与人民性水乳交融在一起。如《早雁》、《河湟》、《感怀诗》、《河湟》的前四句与后四句对比描写，一方面对河湟百姓虽然处境屈辱，却白发丹心永为汉臣的坚贞气节和高尚情操表钦敬，另一方面，又沉痛地揭露了内陆那些富贵闲人麻木不仁，犹自欣赏着从河湟凉州传来的轻歌曼舞的醉生梦死之态，表达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感怀诗》，极真实地指出：“夷狄日开张，黎元愈憔悴。邈矣远太平，萧然尽烦费”。并抒发感慨：“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书《感杯》韵，焚之遣贾生"。这些深刻的认识，一千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给人以启示和美的享受。
杜牧诗歌分体裁、分题材研究其绝句艺术的占绝大多数，杜牧七言绝句的特色在于意境优美、诗情画意、妙在拗峭、工在三句等。在杜牧七绝中，最能代表他的诗歌成就的是写景抒情诗，而其艺术性又表现在画意浓、明丽的画面给人美妙的艺术感受，和那富有“立体感”的语言传出了自然景物的“神”。如《江南春》、《清明》、《山行》、《秋夕》等。杜牧的七绝是其“本求高绝”的创作追求的最佳成果，“尤其可称者是以下两点：一、七绝咏史，以议论入诗而于拗峭之中见风华掩映之美，开拓了七绝歌咏题材的范围。二，在七绝写景抒情中，兼明快与含蓄之美，把两种不同的相矛盾的艺术风格成功地统一了起来，从而提高了七绝这种文艺形式的表现力。
杜牧写景七绝的成功，首先在于重视诗的色彩，他通过不同色素的对比以及各种色调和光线的变化，烘托出渲染出诗歌主题所决定的特定画面，从而呈现出色彩缤纷的意境美，其次还能通过语言文字的“锻炼”，使画面情态逼真。《盆池》：“凿破苍苔地，偷他一片天。自云生镜里，明月落阶前。”全诗用三个比喻意形容一个小池塘：镜天、白云、明月，清新、静穆、幽美。这是一幅画，又是一首诗。是画是诗，令人莫辨了！又如《登乐游原》：“长空淡淡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似业，五陵无树起秋风。”从一只失群的鸟儿隐隐约约地消失在辽阔的长空之中，到汉代五个皇帝陵墓的萧索荒凉，最后发出盛衰兴亡的慨叹，从而表达诗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这种深沉的炽热的感情，通过有纵有横，有近远，有天空有地面，有孤鸟有荒陵，有淡淡的长空，有凄凉的秋风，这些孤立的单独的景，经过诗人巧妙的艺术勾勒，立刻呈现出一个个画面，创造出一种诗意，产生—种忧国忧思之美。再如《紫薇花》：“晓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桃李无言又何在？向风偏笑艳阳人。”在桃李满园的百花园里，紫薇花自然不占优势。可是到秋天晨露时，紫薇花却笑那些只知道欣赏艳阳春色的人们！整个诗篇是抒写一个清新优美的意境。诗人是在写景，但更是在抒情。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诗人多么激情地歌颂着紫薇花的高洁、美好。尽管，在百花园中她不去争艳，她不去称雄，但到关键时刻，到恶劣气候袭来时，却显出她的高洁、美丽。与其说这是在写紫薇花，不如说是写诗人自己以及怀才不遇的同命运的志士们。正如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可谓一语中的。这种寄情于景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自然的形象所构成的画面来形成作品的意境美的。
杜牧的咏史七绝成就最高，它不追求文辞的华美，诗意的含蓄，而惨淡经营于立意的高奇，议论的警策，因而显得气势雄放豪宕，格调爽朗明快。其七绝咏史与李商隐的七绝咏史蕴藉深析的艺术风格互相媲美，双峰对峙，代表了唐人的咏史七绝的最高成就。杜牧的咏史诗寓褒贬议论于含蓄蕴藉的诗味之中，极大地发挥了绝句诗体的妙用。《泊秦淮》是诗人夜泊秦淮河，听到对岸传来歌女所唱的《后庭花》的歌声。本来这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常事，但一经诗人涉笔，通过描写、联想、抒情、烘托，就把生活中的现象，升华到忧国忧时的高度，迸发出对现实不满的强烈感情，点燃起爱国主义的思想火花。“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诗之所以千百年来交口传唱，历久不衰，就因为诗人杜牧所揭示的“不知亡国恨”的命题，正是关系到唐王朝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一方面，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依然严重地存在着，国家在受难，人民在痛苦，而封建统治者却醉生梦死，沉溺声色，不思朝政，国家、民族处在极大的危险中。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人并未认识到这种危险，仍在麻木着、混沌着。诗人以火一般的感情，唱出了“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强音。这是时代的强音，这是历史的强音，这是人民心灵深处的强音！事实上，不知亡国恨的情况，总是在不同的朝代一些人的心中存在着，可见诗人观察问题之敏锐，所谓揭示问题之深邃。
与盛中唐相比，小李杜的咏史诗更加强史论成分和写景成分；变叙述为描绘渲染；借古讽今；现实性强；善作翻案文章，创意新奇；有意识的虚构。深入分析李杜二人咏史诗之异会发现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在艺术构思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在观察问题的立场、视点和心态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李商隐写咏史诗是为正在醉生梦死的君主敲起警钟，他借历史写现实，用咏史诗来推动改革现实的进程，因此李诗显得含蓄蕴藉，感情深挚，往往是跌宕起伏的唱叹；而杜牧则以咏史诗讽刺现实，抒写怀抱，往往有立意高绝的议论，表现出横溢的才气。因此，李商隐的咏史诗是诗的史，杜牧的咏史诗是论的诗，二者殊途同归，均达到了批判现实、讽喻时政的目的。将杜牧的咏史诗放在唐代咏史诗的发展史中进行考察，在晚唐诗人中，第一个大量采用七绝形式写作咏史诗者，正是杜牧。从诗旨看，杜牧的这类作品已经突破了演绎史事、褒贬人物，被誉作“二十八字史论”式的优秀作品。基于此，尽管史论式咏史七绝不始于杜牧，但以如此大量的七言绝句形式，以如此鲜明的史论笔法，创作出如此格调迥异前人的咏史诗，当推杜牧为第一人。杜牧咏史七绝的出现，标志着史论式七绝咏史诗经过中唐时代的酝酿和发展至此已臻成熟，杜牧也因此而成为咏史诗发展长途中一座新的里程碑。
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轮明月，一片云霞，一声乡音，一把故土，一经杜牧涉笔，便立刻富有活力，充满生机，洋溢着执着、深沉的感情。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传统品格。有“清明时节雨纷纷”，“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的杏花春雨；有“似火石榴映小山，綮中能薄艳中闲”(《山石榴》)的夏日石榴花；有“楼倚霜树外，锁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高”(《长安秋望》)的长安秋景；有“别后竹窗风雪夜，一灯明暗覆吴图”(《重送绝句》)的冬夜寒寂；有“翠屏山对风城开，碧落摇光霁后来”(《长安晴望》）的终南岚翠；有“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汉江》)的汉江风姿；有“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泊秦淮》)的秦淮夜泊，有“马放平沙夜不收”(《边上晚秋》)和“寒垣高鸟没狼烟”(《边上闻胡笳》)的边塞苍壮。这一切，在杜牧笔下，视之如画，闻之有声，呼之欲出，触之呈形，全活了。诗人把祖国的山河描画得这样壮美、绮丽，生动地说明了杜牧的审美情趣，深蕴着一种炽热的爱，写出人们想说而没有说出的共同心声。给人美的陶冶，使人们产生崇高感，神圣感，献身感。
杜牧的文和赋的主要特点是：一、笔锋犀利，寓意深刻；二、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说理充分；三、议论和抒情相结合，议论中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四、善于形象地描写、叙述，鲜明生动，富于真切感。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看出他的文章从唐向宋过渡的印迹：一是开宋文明白晓畅之先河，二是奠定了骈散结合的文赋基础。通过对杜牧文与韩愈的古文的对比，杜牧的散文在思想内容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论政谈兵的长篇政论文之中，它们的艺术特点是：纵横设辩，文势充沛。结构谨严，推理周密。巧用偶句，散骈相辉。而他的一些记人叙事抒情状物的文章在艺术上也别开生面，独具匠心，其中有以构思巧妙、叙议结合见长者，有以韵致深婉、辞情悱恻见长者，有以比拟确切、形象生动见长者。他的第一篇赋《阿房宫赋》，提出了“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并进一步指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观点精辟，为人耳目一新。
杜牧在继承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优良传统的同时，又能独辟蹊径，自成一家。若从杜牧的家学渊源、师承关系以及政治思想、创作主张及实践等方面考察，对杜牧与韩柳古文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从杜牧的创作主张及创作实践看，他与韩柳、特别是韩愈的渊源关系是明显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对待文章的意、气、辞的关系上，杜牧既继承了韩柳的观点，又有所发展。二、杜牧提出的文以气辅的主张，也与韩愈所说的“气”的概念大体相同。三、在对待文章的词采章句、文体的形式上，也可看出杜牧对韩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在晚唐时代，骈文随着文风的浮艳有所发展的情况下，杜牧却能反浮艳，坚持散体文的方向，力避用骈，实在比韩愈彻底。
杜牧有进步的文学观，他反对无病呻吟，主张写诗作文要有的放矢。《答庄充书》是很有见解的文论。在《李贺集序》中，他一方面肯定李贺是“骚之苗裔”，赞美李诗的高度艺术成就，同时也指出李诗有内容不够充实而讲究辞藻的缺点。杜牧的文学思想具有“以意为主”的理论价值，关于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诗文的特点、文学修养等文体的论述，杜牧对李贺诗“理虽不足”的“理”，有不同理解。他认为“理”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谈内容与形式关系时应占主要地位的'意’，亦非指在诗中应该直接发议论，而是另有所指。即如骚中，“时有以激发人意”的“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这一类的具体内容。我认为杜牧文学思想中的主“意”的观点，“见志”、“极情”的观点，讲求华美而又“遒壮”、“杰逸”的文辞的观点，推崇“鲸海动”、“鹤天寒”、“摩苍苍、”的阳刚之美的观点，以及复兴风骨兼备、繁盛的文学局面的文学理想，或对传统的文学理论，或对当时的文学思潮带有某种补弊纠偏的性质，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进步的时代意义。
杜牧美学观的核心是生活美、功利美、艺术美，从杜牧所热烈赞颂和深深热爱的人物、事物看，是同人民大众的阶级利益相一致或基本相同的，他正是赞颂了体现社会前进方向的人物、事物，并选择最恰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创造了一些性格真实的人物形象，为文学的功利美作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杜牧《李长吉歌诗序》的“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序》中之“理”宜解作情理事理，亦即诗歌创作应当遵循的章法规矩。其理由是：第一，从李贺诗歌的艺术形式看，瑰诡奇谲是其主要特色。但流于幽奥诞幻、酸涩难懂，以致悖于情理事理之真却是贺诗的最大缺点；第二，从贺诗的思想内容看，不乏“藏哀愤孤激之思于片章短什”，亦有“诗史”之誉，因此，单以“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不及于骚来谈其诗思想内容的不足，似乎欠妥，故杜牧所谓“少加以理”应是针对贺诗最明显的缺点，即诗歌艺术章法规矩未臻圆熟浑成而提出的。第三，从诗歌艺术的时代审美特点及杜牧的审美观念来看，杜牧虽注重思想情蕴的抒发，然于章法技巧、风格形成似乎更为讲究。他对元白的攻讦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杜牧论贺诗，虽能从形式和内容的总体风貌上予以概括和赞美，却又着重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指出其诡幻太甚，悖于情理事理之真，以致难以索解的缺点。
可以说“高绝”是杜牧美学观的核心。高，主要从思想内容说，指立意高、气韵高、格调高；绝，主要从艺术美说，指绝妙、绝顶。即要求文艺创作、文艺作品要有高深的思想，绝妙完好的艺术形式。在这一总体美学理想的支配下，其具体美学主张体现在文与质、情与理、作与用等三个方面。
将杜牧和李商隐放在一起来论述，我认为他们的文学思想都是反功利主义的，杜牧用“以意为主”去取代韩柳提出的“文以明道”，强调的是“意”而不是“道”，而这个“意”只是一个较广泛的思想内容的概念，与明道说差别是很大的，实质上是对文以明道说的修正，是用一个一般的重内容而轻形式的主张，去取代有严格规定性的功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