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报
□北京赵树丛
我知道石楠老师，已经有40年了。
1982年，我在山东医学院工作，在《清明》杂志上读到了石楠撰写的长篇传记文学《张玉良传》。主人翁张玉良苦难曲折的经历，深深地震撼了我，我用了一个通宵，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随后，《张玉良传》被许多报纸刊物转载，还被多家电台改编为广播剧连续播出。张玉良的故事，成为那个时期我们青年人热烈讨论的话题。
《张玉良传》描写了一个被时代和生活逼入青楼的女画家，和一个老同盟会会员、民国旧官僚的情爱故事。它是那样生动、曲折、出奇，还励志。我十分佩服作者的勇气和才气。从此，我记住了安徽有一个女作家，名字叫石楠。
1998年，中央大规模异地交流干部，我从山东泰安市交流到安徽安庆市工作。安庆是石楠的家乡，也是她工作的城市。《张玉良传》就是她在安庆图书馆做管理员时创作的。到了安庆，我才真正结识了仰慕已久的石楠老师。
那年，石楠60岁了，仍处在创作的旺盛时期，在省市作协都有职务，还是全国作协的会员。写作、讲课、会议，各类活动应接不暇，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但她总是对读者，对各类报纸杂志的要求十分热情，对那些青年文学爱好者来者不拒。我第一次见到她，就像学生见到了老师，而她则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和石楠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读她的作品就更多了，也让我更加理解了真正的石楠。
她是当之无愧的著名作家。但她既不是出身书香门第，也不是大家小姐，而是一颗苦难的种子，在大别山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出的爱的花朵。
石楠的苦是与生俱来的。她出生在大别山深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在她之前已经连生了4个女孩，都因养育不起送给了别人。其实，那时在极度贫困的乡村，弃婴送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家境极为困难，生下来的又是女孩，父母就会把婴儿包好，放在那些没有孩子的人家门口，然后点燃一挂爆竹，迅速躲到暗处含泪偷看，等待别人把孩子捡走，黯然回家，痛心不已。
石楠一出生，父亲对她的选择依然如此。
母亲急了，哀求她的父亲和祖父，留下这个可怜的孩子吧。祖母也帮着说话，一家人艰难地决定把她留下了。取名纯男，小名男伢，全家人都盼着母亲再生的是一个男孩。石楠应该是老五，但在石家成了老大，对待之后出生的弟弟妹妹，她一直作为长姐去担当，不到8岁就去捡木梓、放牛、割草、砍柴……
石楠的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生下孩子都要送人的贫苦农家，会成为专政的对象。但石楠的家庭确实就是这样。
石楠的祖父是一个铁匠，常年辗转在东流、贵池、青阳一带，打铁为生。他一锤一锤地打下去，一分一厘地省下来，就是想买几亩田养家传后。机会终于来了。1948年，那些被1947年刘邓大军建立的民主政权赶跑了的地主、富农，在黄伯韬兵团的大军压境下又回来了，但这些有钱人到底还是聪明，他们已经深知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纷纷把土地廉价卖出去。石楠的祖父做梦也没想到，他一生打铁的积蓄能买下几十亩好田。当他把田契攥在手心里的时候，喜极而泣，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不到一年，太湖就解放了，她的祖父留下的土地，几乎还没有见到什么收成，就成了父亲地主分子的帽子，石楠也就成了地主的女儿。此后，石楠的苦可想而知。
石楠的苦也是那些过往的时代共有的。她出生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下的旧中国，新的人民政府重整山河时，她因贫穷和地主女儿的身份无缘学堂。十六岁时，在别人高中毕业的年龄，她才进入太湖中学，中学一毕业就赶上了那个特殊时期。她在中学的成绩是极好的，却还是只能选择到安庆市的一家集体小厂就业。当时一个月只有12元钱的工资，她还要拿出5元寄回家，帮助父母维持生计。安庆离太湖一百公里，她为了节省车票，甚至好多年都不能回家过春节。
石楠的苦也有自我加压的苦。孩童时期，她无缘书桌，但学校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她。她常常站在学校围墙外听读学字，还参加过扫盲班。有一次放牛时赶读借来的《水浒传》，牛吃了人家的秧苗，还挨了父亲的棍棒。参加工作后工资微薄，还要雷打不动地寄钱补贴父母，自己所剩无几，她首要的还是买书，经常是填了脑子，饿了肚子。
后来，她被调入安庆市图书馆当古籍管理员。已经是要养护三个孩子的家庭主妇，依然苦学古汉语，苦读经典名篇，几乎每天都做卡片、背诗文，还会时常写一写自己看书的感想体会。她的时间，都渗透到一本又一本的书籍中去了。
她写出处女作《张玉良传》后，一发不可收，又相继写出了几百万字的小说散文。近年，因视力减退，又开始学习中国画。在她的笔下，墨荷、绿竹、粉桃、红桔、腊梅，都充满了灵气。有一年她来北京，送我一幅“寿桃图”，至今挂在我的书房里，每每看到它，就仿佛看到了奋斗者的力量。
人性的力量就是生命的力量。苦难入心要发芽。石楠越苦越向上，越苦越向善。而文学就是一盏明灯在引导着她。苏联大文豪高尔基说过，“事业是栏杆，我们扶着它在深渊的边沿上走路”。对石楠来讲，读书就是她爱心的发源，文学事业就是她生命的栏杆。爱，对人的爱，对苦难者的爱，几乎渗透到她的全部作品中，贯穿于她的人生之路。
石楠爱她笔下的那些苦难者。她许多次文学报告的题目就叫《我为苦难者立传》。她的文学开山作品是《张玉良传》，张玉良是苦难的，又是传奇的。她写历史上的苦难者《寒柳——柳如是传》，她写有革命生涯的苦难者《美神——刘苇传》，她写生活中的苦难者《她被遗弃了吗》。她不仅写那些和她命运相近的女性，还写有名气但命运并不顺畅的名家刘海粟、张恨水、亚明，等等。毛姆说过，“作家更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断人生”，石楠就是通过作品中主人翁的苦难挖掘，去展示她对人、对人性的爱。
石楠爱那些喜欢她文学作品的读者。石楠每一部作品面世，就会引来众多的“石粉”，每天都会收到粉丝的来信，单《张玉良传》的信件就有上万封。她会尽可能地去回复，书信是她和读者间的桥梁。尽管她写的是小说，但是有些读者对书中人物情况往往打破砂锅问到底，每一次发问，她都会细心研究，后续再不断改进。我的老同事郑春林同志，在石楠家乡太湖任过县委书记，后来又是石楠的邻居，他向我讲过，对那些来拜访的读者，石楠老师都像亲人一样接待关心帮助。
其实，我也是一个受石楠鼓励帮助的读者。我是石楠文学作品的第一批读者，来安庆工作又结识了石楠老师，我们经常见面，每次聊得最多的还是一些关于文学的话题。2018年清明期间，我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回老家为父亲扫墓之后，想到自己几十年在外奔波，不禁思绪万千，连夜写了一篇《清明·父亲》，发给了石楠老师。她说，情是散文之魂，你把对父亲的感情和对家乡的感情写出来了，这就是好文章。她还鼓励我要多写，要在刊物上公开发表。
后来，一位好朋友把我的一些并不成熟的散文推荐给安徽一家叫”同步悦读“的网络平台。这个平台聚集着一批知名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也有很多是石楠老师的粉丝，我每次有文章发出，她都点赞，还给予热情的鼓励。在和我微信私聊中，还会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去年，我写长江大水，用了在网上查阅的安庆长江水文数据，她的朋友告诉她说数字有误，她第一时间转告我，我及时做了纠正。她现在视力较差，不便看太多文字，但我每次给她发东西，她都极其认真地回复、评价，让我十分感动。
石楠热爱生活和生养她的故乡故土。知道石楠苦难经历的人，都认为生活对她是不幸的，甚至是不公的，但她对故乡、对安庆、对太湖，充满着热爱和深情。用她的笔墨讴歌她，赞美她。我就是在她笔下知道了天华尖，知道了笔架村，还知道了太湖有一种野生乌桕树，它的种子叫木梓，可以榨油点灯。还结识了太湖的一批批创业者，和一些极富爱心的山村教师。去年，我为太湖的一位青年创业者汪福建写了一篇短文，石楠看后给予赞许，还推荐给《安庆日报》副刊发表。
石楠爱安庆，更爱安庆的文化事业。我在安庆工作时，整天为安庆的发展着急，从城市建设，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大工程推进，到下岗职工再就业，农村灾后恢复重建，几乎是用尽全力。但每每见到石楠老师，她总是会对我说，文化是安庆的一大优势，文化方面要多做一些事情。这些朴实的叮嘱，也让我全方位地审视安庆、思考安庆。这里是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历史悠久，文人荟萃。方苞、姚鼐、刘大櫆、陈独秀、赵朴初、张恨水、朱光潜，都是安庆人。改革开放以后，这里也出现过“天云山传奇”，有过“月亮湾的笑声”，还有划破夜空一样的诗歌流星——海子。
历史的底蕴和安庆人民的文化情怀，推动我们在世纪之交做成了一批文化工程，如黄梅戏《徽州女人》《我是你的一双眼睛》《知府黄干》《孔雀东南飞》，还有陈独秀墓的修缮和独秀园的建设，赵朴初旧居修复开放，安庆师范大学的建设申报，等等。
我喜欢石楠的作品，保存有她许多作品的不同版本，特别收藏着石楠的丈夫程必先生，为她用小楷抄写的画魂影印本，我尤其珍爱。她出版过三本散文集，《寻芳集》和《心海漫游》都是她签名送给我的，但我没有她的第一本散文集《爱之歌》。前几天，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一本。最让我惊喜的是这本书虽然旧了，但上面有石楠的亲笔签名“朱瑛同学，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石楠，九四年十月。”
石楠老师曾经说过：贫穷是我的财富，苦难是我的老师，没有坎坷磨难，就不能算完美的人生！
苦难不是石楠的选择，她是无奈的，但对爱的追求是石楠选择的，她的爱是深沉的，真诚的，厚重的。这是她创作的力量源泉，也是她的文学作品的根本价值！